【摘要】本文通过对郑观应学术思想发生时代的价值思考，对比其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提出了对于郑观应的研究应注重其唤醒时代的方法以及国家治理的创新规律问题。
【关键词】郑观应研究；焦点；唤醒；创新
每见论青年毛泽东的成长道路，总离不开一本其从表兄文咏昌处借得，激起其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并促使其萌生到外地读书念头的书，这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湖南长沙一师的展室里，在韶山冲毛主席纪念馆的橱窗里，翻印的毛泽东借阅此书的借条和《盛世危言》的影印篇章不仅揭示了郑观应学术思想的影响力，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观应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著名商人值得称道的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探寻。一个买办出身的成功商人能哀叹国家实力之不盛而千方百计为国家开出药方，不仅显示了其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受的外敌侵轧已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战的地步。虽然清王朝最终并未采纳郑观应的意见和建议，但当时（1893年）仍印书2000部，分发给各类高官，以致坊间即刻盗版翻印达十万部之巨，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远在湖南大山里的少年毛泽东能读到它，并深受震撼，足见它在启发民智、传播新的改良思想上的历史价值。
它曾给中国以时代的启迪，但它也验证了一个向西方学器物、学制度时代的没落；它启发了中国，但中国并未因此直接成就。它是近代中国思想史变迁中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互利与共赢成为时代主题，在全球化、多极化共同推进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奋斗目标的背景下再看郑观应的学术思想，探讨其当代价值，更多的是寻找其思想中创新的规律、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昔日商战对今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启示，而不是简单复制他当年的观点和建议将其依样画葫芦地应用到现实中。因为，时、地、人早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中国绝不是简单复制郑观应思想就能成就的。因此，研究郑观应思想，挖掘其当代价值必须秉承时代化、科学化、人民性、历史性的统一，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因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抓住郑观应学术思想解决时代问题、思路唤醒成功而实践寥寥的关键，才能更好地体现郑观应研究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时代价值。
比较温和的方式是把生理盐水滴到宝宝鼻孔里，用来帮助宝宝保持鼻孔滋润和清洁鼻腔，帮他们通气。这里说的生理盐水指的是医院输液时使用的灭菌生理性氯化钠，用灭菌的小滴管吸出来，滴一滴到宝宝的鼻孔。也可以把生理盐水滴到灭菌棉棒上，然后小心地塞进宝宝的鼻孔，刺激他的鼻子，让他打喷嚏，这样就可以把堵鼻子的东西喷出来，鼻塞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你嫌去医院里开生理盐水麻烦的话，可以去药店买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剂，这个价格稍微贵些，但使用方便。
一、它以改良药方唤醒了世人，同时也启发了革命
也许郑观应本人并没有想到《盛世危言》会成为一本启发革命的书，其本意应是唤醒改良。但当改良的方法不被晚清政府采纳，商战的思想本身却激发了无数青年的革命热情。
在研究温度对stokes光输出特性的影响时,激光器自身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先观察实验用多波长布里渊掺铒光纤激光器在室温下stokes光输出的稳定性。在一小时内间隔10 min连续观察stokes光输出,其中SP功率固定在0.5 mW,得到图5波长稳定性曲线。在实验中观察到从第1阶stokes光BS1到第25阶BS25,未发现明显波长偏移,且功率波动在1 dBm以内。从BS26到BS30,功率波动较大,最高达2.5 dBm。因此,在研究stokes输出特性时只选取稳定部分波长stokes光,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郑观应为晚清开出的第一剂药方“实业救国”思想中，以对轮船招商局的激烈批判揭示了国富与民富的辩证关系。在共敌外国轮船公司的商战中，官办洋务必须和民间商船业互相补充，才能由民富到国富，国富到国强。所以要鼓励百姓经商，改变轻商观念，政府要加强对我国商船业的保护，勿再遍地关卡，勿再苛捐杂税。这对于当时仍以儒教为意识形态正统的晚清封建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危言耸听”。
郑观应看到西方列强对沿海的瓜分，急于开启民智，凝聚民心，寄希望于议院制度；看到科举浮华无实汨没灵性虚费时日，则寄希望于广建西式学校，培养各类人才；看到国防和外交的困顿，寄希望于武器要精、将士要谋、外交要善于用国际法。郑观应的学术思想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一不显示其对国家治理整体设计的创新。他站在整个中国甚至世界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所有的关注都涉及制度的整体性思考。虽然他还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兴新学、反旧学的极端，但他对新学的传播，的确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成长。郑观应所处的年代和他的社会身份与经历决定了他只能走到向西方学制度这一层，而这一层，恰恰是当时向西方学习承上启下的关键。
郑观应的学术思想代表了李鸿章、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以后，孙中山、黄兴以前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特定阶层的特有眼光和呼声。他代表了一群有识之士救国图强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审视到当时整个中国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所深受的封建主义的剥削。特殊的经历和交往范畴决定了他还不能代表当时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同时他也并没有庞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后盾，因此也没有建成比较广泛的民意支持。但是他的学术思想的意义贵在创新和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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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的唤醒功能是因其立足于国家，以传统道德的家国情怀为基础，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出发，鼓励学习西方的器物和制度，鼓励兴办教育，符合当时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的道德取向，所以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从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起始，进而提出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亦是合情合理的呼吁。而它之所以不能最终成为赶走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关键原因在于它虽唤醒了斗志，但运用他的方法却不能将利益惠及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它的救民的意义无法进一步加深，人民要获得利益，还必须革命。因此，它是先唤醒了世人，然后才间接地唤起了革命。
二、它上承向西方学器物、学制度，下承向西方学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郑观应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危言”，恐怕正有振臂一呼、猛然唤醒之意。但他把时局称为“盛世”，似乎与其著作中对中国的判断有些距离。这部其实已经是为抢救“危世”的劝言，最终也没能救下那岌岌可危的所谓“危世”，由于它越是不被采纳就越是反衬清政府的无可救药，越是让人民丧失对它的信心，所以在该书出版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清政府就土崩瓦解，不再留存。尽管在它灭亡的最后一年，它开始想要进行所谓的纳谏式的努力，而这“危世”中的人们，已经受到“危言”的唤醒，认识到和看清了期待清政府学制度的不可成功，转而开始纷纷走上向西方学习文化的道路，开始走上街头，选择革命，最终见证和促使了危世的灭亡。
郑观应循序渐进的哲学思想适合的是和平年代的改良进程。这也许和他商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但那个年代，毕竟不是一个商人占大多数的时代。尽管他的思想没能占据和引领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它承上启下的意义是明显的，对比的特色是鲜明的，回味的意蕴也是悠长的。
然而当新文化运动一来，郑观应在哲学上所倡导的循序渐进的思想立刻受到冲击而显得不合时宜。虽然今人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看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有矫枉过正之嫌疑，然而事实是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以及立宪的主张即刻被淹没在历史的大浪中。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急需改变的年代，已经完全没有时间等待一个循序渐进的相对创新的发生。
三、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郑观应商业和民主思想研究的关键在创新
《盛世危言》是一种启蒙，它启蒙了当时人们民主的心志，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人们的革命意识就不会被唤醒。毛泽东等人也就不会走出大山，不会有后来的继续探讨和革命。因此，从唤醒过程中所包含的历史发展规律视角看待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的时代价值，首先要关注其如何唤醒的方法功能。
今天的中国国力兴盛，于商战而言，彼时是疲于奔命和防守，而今已是我国联合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走向世界。于人民而言，当时仅是被郑观应同情，今天已是国家的主人。于民主而言，郑观应要建的议会是君主立宪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议会，而议会制在当今中国已毫无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正方兴未艾。然而，郑观应的学术思想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其历史意义就在于启发了国家治理的创新，唤醒了商人也爱国的豪情壮志，唤醒了人人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救国、卫国、强国情怀。
今天再看郑观应的一生，从学徒到买办再到官商督办，印刻着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和中西文化结合的印痕，智慧也好，精明也罢，其学术思想中总归体现了大爱与小我并存，商论与政论融合、国学与西学交汇、修齐治平的思想本位。郑观应的所有创新都有一个根本，那就是在传统文化以及君主制度基础上的相对创新。他的具体创新做法有些已经无需复制，但其创新理念和目的，方法和规律依然值得我们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总结和提升。
总之，我们的研究必须抓住其历史定位的根本，才能分清真伪和良莠，区别精华与糟粕，站在人民的立场，用好前人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人民做研究，为人民做学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
可是，有人幸福感还是不甚高，有的甚至比较低，原因不同，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所谓主观原因就是很少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尽管他已经从社会公共产品中获得了不少红利，却还是认为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他的帮助和关怀很不够，这，大概也就是常言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吧。（类似的人和事屡见不鲜，兹不赘述）须知，如果一门心思地把着眼点放在靠他人靠社会上，肯定是“靠”不出来自己所期望实现的人生目标的。幸运之神只会降临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者的头上，她怎会眷顾那些依赖心太强的人呢？从这个角度说，钱思进教授所言“主要靠自己”，实乃人生铁律。
参考文献：
[1]葛群:郑观应经济思想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4(11):11-13.
[2]蔡旭:郑观应新学思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3]徐松荣: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1):83-90.
作者简介：高星，汉族，河南邓州人，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责任编辑/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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