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斯特提出的空间理论对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空间理论包括：三种空间的新形式（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和网络空间），城市问题与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与城市政治。卡斯特空间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包括：生产力层面上新变革产生信息流空间与流动空间；生产关系层面上新的城市形式，霸权阶级和新劳工形式；上层建筑层面上政治、文化、艺术上的新变化。
［关键词］卡斯特；空间；新马克思主义；信息；网络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2年出版《都市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奠定了他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的基础，随后他陆续发表《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和《千年的终结》（1998），从此被誉为网络空间社会学家。在这三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以网络为媒介，比如网上购物、电子银行、大学里的网络教育等，通过这些网络交流方式构成的网络社会，并提出了“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等的概念。他认为网络使地域这一现实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而虚拟的功能网络产生了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域空间”。卡斯特的空间概念与列斐伏尔有分歧，他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过于强调人文，而忽视在物理距离的否定语境中去揭示社会关系。他不满列斐伏尔过于缥缈地阐述空间的概念，尤其是撇开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来谈空间。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特意在他的著作《城市问题》上添加一个副标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表达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这部著作中，卡斯特笃定城市并没有创造什么东西，只是把所有的创造者汇集在一起（不过这一点曾遭到列斐伏尔的批评，认为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空间，并且认为他只是机械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1](p475)）。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由不同的社会交往构成的社会结构，比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是一个历史交汇处，是从社会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形态，通过这种社会形态同时基于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空间能够产生特殊的表达形式[2](p430)。
对于卡斯特空间理论，学术上研究的还不是很多。其中，谢俊贵（2002）指出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的性质、构成和功能[3](p191-203)。李彦、李伟（2004）探讨了卡斯特提出网络文化的实质和特征，即多元化、平面化、去中心化等，指出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特性[4](p15-18)。夏铸九（2008）论述卡斯特空间概念的同时指出解答空间本质问题在于规划与设计等空间实践，极具有现实启发意义[5](p136-143)。王志刚（2014）研究了卡斯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意义。闫婧（2018）探讨了卡斯特的“全球性城市”的观点，其他学者也对卡斯特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探讨。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信息化、网络化都是卡斯特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标签，本文不去论证卡斯特空间理论的合理性，而是试图探索卡斯特在空间理论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一、卡斯特空间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空间的新形式：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和网络社会
技术变革和信息时代引起空间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推进了城市理论的发展，城市由空间过程和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什么是空间？卡斯特认为，空间并不是某一个地域，而是对同时性和选定时间的物质支持[6](p359-360)。卡斯特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空间新形式，即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
朋友圈有句话：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同学过暑假。因为高二结束进入高三的暑假太重要了，我希望每个人都对这两个月有很好的规划。于是在七月底，我们开始写《写给九月的自己》。
从此我再也无法面对你，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你，不能带给你快乐。可是你却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反而宽慰我说：“不管我们将来怎么样，但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快乐！你有没有没关系，只要我拥有就行了！”听了你的话，我更是伤心难过，发誓一定要加倍地对你好，忘记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重新回归宁静的生活！
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对经济、社会和空间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得服务行业产生巨大革新。信息经济异军突起，以及办公自动化对于雇佣制度造成影响——信息服务型工作的增加、以妇女为新型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等，这种以电信、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处理活动的空间形式被卡斯特称之为“信息流空间”。
流动空间构成空间的另外一种形式，通俗来讲，比如两个人通过网络进行聊天，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域空间的范围内，但却是在一种新形式的空间之内。新技术的发展、电子通信的运用及快速交通体系的建立形成了非接触性的共同实践当中，并且这种实践会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之中。跨文化、跨地域、跨历史等都是流动空间的创造，这也恰恰证明了空间的无地方性。不同于以信息作为主体的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的主体是针对有特定办公地点和工作场所而言的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将流动空间望文生义误解为由于信息的流动形成的流动空间，事实上，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和网络社会是卡斯特提出的三种空间新形式，其中信息流空间和流动空间所指的含义不同，流动空间是针对传统的拥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公司而言的，现代网络信息公司依赖于互联网存在，处于流动空间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企业依赖于互联网存在，这些企业的组织关系是无地点的，处于流动的空间之中。由流动空间彻底转变了人们传统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地域性的解体意味着传统有形的地方空间被流动空间所取代。流动空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面由电子交换回路构成的网络中心；第二个层面是由各个终端和网络中心组成；第三个层面是指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各类精英人士构成的空间组织[7](p506-507)。与此同时，卡斯特也担心，由于流动空间造成的虚拟符码，这种令人怀疑的可交流性割裂了代表着特定文化的地方的整体性，城市文化不再拥有传播符号，分割的城市文化变成了都市部落，随之遭殃的便是城市文明。因此，一种由流动空间和地域空间共同构成的新的城市文化呼之欲出，它是空间的、技术的、制度的，是将传统的交流方式扩展到21世纪的技术范式当中。总之，空间的概念是要打破传统的城市社会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形成的整体性，尽管这个城市社会被誉为现代历史的重要结晶。城市文化既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理论，它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历史上人类种族的发展[2](p83)。正因为如此，卡斯特创造性地提出传统的城市空间被一种空间的新形式——网络社会取代，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卡斯特在《城市问题》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世界各国城市人口的增加，从其他地方迁往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然而，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悖论：为什么人们不断涌向城市，然而城市中诸如自杀、犯罪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为此，卡斯特呼吁人们重视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城市问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地理范围，也并不能够简化为一个经济过程的表达式，比如用工业化或是资本主义来揭示城市问题。从社会学的范畴可以这样定义城市——相对大且密集的社会异质个体构成的一个相对长时间居住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生成一个新的城市社会的三个特征：规模、密度、异质性。城市越大，个人活动范围越广，社会差异也越大。而且这三个特征相互作用，频繁地相互摩擦导致社会关系产生分裂，进而会酿成城市人格分裂的悲剧。卡斯特认为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包括城市环境的原因，以及大量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群的人格分裂，这就解释另外犯罪增多、自杀、腐败和狂躁症的大都市病[2](p77-78)。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要从几个方面着手重建城市：第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建立一种更加包容的城市社会；第二，对于性别平等的希望，城市要可以包容女性，与此同时，女性城市也要能够容纳男性城市的概念；第三，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都市管理和规划设计，为人们提供表达和参与信息网络的平台；第四，构建一个沟通顺畅、意愿表达有效，以及反馈及时、有用的新的城市文化[6](p356-362)。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具体是指物质生产力，代表着社会生产过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由生产的经济条件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表明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体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包括法律、政治、精神生活、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等在内的，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意识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412)而处于后现代的卡斯特空间理论指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的新变化。
此外，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还对生产关系产生三种影响：第一，让拥有信息垄断的一部分人利用房地产市场把特定的空间霸占并为自己创造价值的最大资产，这种统治阶级变成了霸权阶级；第二，让拥有血肉之躯的各种资本家和资本家群体变成了没有面目的资本家集体，这个集体是由电子网络操纵的金融流动所构成；第三，形成了新劳工阶级，模糊了劳动者的集体认同。比如新技术形成公司经纪人、硅谷芯片设计师、东南亚工厂生产线上的年轻妇女等联合形成新劳工阶级，劳动者在能力、工作条件和计划上日益个体化和个性化，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社会形式下，生产系统中的生产者、劳动者、雇佣者等都逐渐被模糊化了。与此同时，资本和劳动存属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资本存在于流动空间，劳动存在于地方空间，新技术带来空间异化。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被囊括在资本逻辑和文化价值以及其本身的阶级对抗之中[7](p576)。
（二）城市问题与城市社会学
网络社会是指由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支配并由网络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以网络形式存在于其他时空当中，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形式，为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卡斯特曾预言：“一旦网络社会空间成熟之后，整个社会空间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问：曹教授在文章中还提到，“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诗性的民族’，这是比汉民族的‘围墙’――长城,伟大得多的民族根基和至尊灵魂，不用砖就可以垒得起来。”请谈一谈中华民族代代传唱的诗歌是如何体现民族根基和灵魂的。
（三）城市规划与城市政治
不同于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主要表现在城市这个载体，甚至把空间等同于城市。卡斯特认为城市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来源于社会性的不同，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城市取决于先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内部结构运行过程。只要有劳动力的再生产，就会有城市单元的复制，一个又一个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单元是把生产过程和整体过程的其它单位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城市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它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的经济实践，生产空间作为地区、区域发展空间，而再生产的结果形成了城市空间[2](p431)。相比城市，空间并不是一种地域，而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组成的集合。城市问题的核心是对城市政治的研究，具体研究过程中包括对城市中阶级斗争，并且与之相关的政治实例（国家机器）的干预，以及政治斗争中心等问题的研究[2](p245)。这里的国家干预可认为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被认为是与政治阶级斗争、城市社会运动相关的，正如研究政治过程是社会形态科学的基础一样，城市政治学被认为是分析所有城市问题的核心[2](p432)。只有通过对城市规划的分析，我们才能够更确切了解在特定社会形式的不同实践下的政治干预情况。这种特定社会形式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确保延长再生产的时间、调节已经出现的非对抗性矛盾，来压制对抗性矛盾，从而确保主流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形态和城市体系组织之中的利益，从而确保这种占主导性的生产模式的再生产过程持续进行。
由表 7可知，3次测定取平均值为（1.63±0.03）μg/g，与理论值1.61相近（相对误差1.22%），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响应面法确定的最佳提取方法下，实际叶黄素提取量比单因素条件下有所提高，这与杨秋明等[30]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在实际操作中优化各因素条件，最终叶黄素提取量与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对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决社会问题，在他的《信息化城市》中也有涉及，卡斯特认为重构城市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文化、经济和政治，此外还要同步配套社会和空间规划。但是从经济上，重振经济目标在有地域特定性的社会再生产面前变得十分困难。从政治上，他鼓励地方政府要担任中心角色，因为只有政府拥有强势角色，才能够对经济和政治组织施压来恢复本地区在实用逻辑下的作用，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作用的弱化和美国自由主义倾向下，政府往往是无力的，为此，卡斯特呼吁一种灵活的政治机构——城邦①城邦出现在14世纪到16世纪，是由于世界经济形成的，是一种灵活的政治机构，城邦能参与世界范围内和超国家的经济力量的谈判及解决冲突。见[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94页。的复苏，用来取代地方政府功能萎缩以及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在政治和经济都无力的前提下，唯有从文化层面上对重构城市能够起到作用，文化上要保留城市个性、历史根基和符号标记，便于人们的文化个性表达和识别，克服过分强调地方个性这种“部落主义”的危险。
新技术革命使得信息这种无形的东西变成产品，逐渐形成了以信息技术生产为先导的新产业空间，进而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景观。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空间规划对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空间布局，用来刺激经济增长。卡斯特认为虽然资金流没有空间偏向，但是高风险投资的条件对空间的选择却显得格外严苛，政府合同和军费开支偏向于某些特定的大都市区，比如研发中心的设定，洛杉矶排在第一位，单独居于一个层次[9](p105)。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再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都依赖于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在这种频繁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了信息流空间。信息流空间带来许多影响，比如催生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信息产业的繁荣，简化办公流程，实现办公自动化，优化大企业和公共机构等组织关系等。而许多企业依赖于互联网存在，这些企业的组织关系是无地点的，处于流动的空间之中。而这种流动空间并不是没有方向性的，它拥有特定的流动结构，比如，在拥有高级金融机构的纽约设立公司总部，一定程度上符合本地的经济条件和人才条件。由此，卡斯特认为这种流动的方向性所体现的“权力的流动”正逐渐转变为“流动的权力”[9](p186)。
二、卡斯特空间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采用服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方式来进行项目融资PPP模式重要的运作方式，这就需要复杂财务、法律和金融等方面的知识。一方面，为了提供具体的专业化服务，需要专业化的融资服务机构。另一方面，为了对项目的运作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要求政策制定参与方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PPP交易流程。然而，我国在PPP模式应用方面起步较晚，许多政府和企业对PPP模式认识不足，特别是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严重缺乏PPP模式的专业化机构和人才。
（一）生产力变化：信息流空间与流动空间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夏铸九认为：“关于空间本质的哲学式的问题，解答的过程在于人类的实践。”[5](p136-143)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间规划的实践，社会政治过程也就是空间形式与社会利益关系之间相互构建的过程，空间规划是在国家与资本的权力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空间的布局和再生产是社会运动、阶级对抗、体制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变化的结果，而这种空间实践的变化，都基于卡斯特所说的特殊的信息发展方式——信息时代的最新创造，在资本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信息时代创造了社会空间组织的新形式，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流动空间取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体现在都市形式被转化成信息化城市和流动的交换网络的形成。第二，网络空间取代了城市社会空间，比如电子购物补充了商业区实体店的消费，网络教育补充了学校与大学教育机构，还有网络办公弱化了工作地点的重要性。这两种变化的结果使得在网络社会空间里出现“无时间之时间”①“无时间之时间”是卡斯特提出的时间的新形式，用卡斯特的原话来表述即是：“社会支配的运作乃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架构里选择性地吸纳和排除某些功能与人群而得以达成的。”比如，新技术形成了网络企业和弹性时间，传统的劳动由工种来计算报酬，现在则是计算工作时间付报酬，现代的弹性工作时间和兼职改变了传统按工作时间的契约结构，在工作空间不定的情况下，网络社会、信息社会让时间变成了“无时间”。另外，新技术延长了人类生命，以及技术革命和科学野心试图消灭死亡，让人类的有限的生命时间延长，尽可能的达到“无时间”（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525、535、540、552页）。。
（二）生产关系变化：二元化城市，霸权阶级和新劳工形式
新技术对城市的影响形成了城市“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变革，卡斯特称之为“二元化城市”。城市中的二元结构有别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由于高科技、就业和职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在城市内部出现两级就业结构，具体在美国，一级是专业人员、工程师和专业技师，他们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另一级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人，他们是妇女和少数旅裔人员。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引起了不同工种之间阶层和人种的分离。
除了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和网络社会这三种基本的空间新形式，卡斯特还由这三种衍生出其他空间形式，包括巨型城市和全球城市。人口集中在一个大规模的地区单位开创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卡斯特称之为“都市地区”，这样的都市地区有几个特点:第一，人口稠密和集中；第二，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城市与郊区之间，即多个地区之间的跨区域合作，比如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亚洲的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东京—横滨—名古屋地区等；第三，通过高速公路、航线或者铁路干线连接，以及拥有诸如生产、管理、市场等城市便利设施[6](p352-353)。所有这些特点都淡化了地理区别，这类似于中国的城市群，卡斯特又称这种空间形式为“巨型城市”[7](p496)。卡斯特认为：“全球化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6](p351)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城市网络，它的地域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而是全球性城市所构成的全球空间。“全球城市”的概念不是指一个城市，比如纽约或是伦敦，而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是一种流动空间，通过信息处理和决策的全球网络连接起来的，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区连在一个准同步合作的网络之中，把过程、人、建筑、零散地区集中开展合作的全球空间体系。
采用美国麦克公司Au-toPoreⅣ9510型全自动压汞仪，将实验样品在110℃条件下真空脱气2h后进行压汞实验，汞的表面张力为485.0mN/m，汞与煤样的接触角为140°，仪器的压力范围为0.1～60000Pa，测量的孔径范围为3.0nm～1000μm。
（三）上层建筑变化：媒体空间，视听超文本和部落主义
卡斯特认为，在新技术形成网络社会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与沟通是经过综合性的媒体传播，政治逐渐在媒体空间里显现。比如领导人选举通过媒体的力量大于其他力量，领袖通过媒体的美化塑造个性，创造媒体形象就是创造权力，在这过程中，主角逐渐演变成政治演员，而政治一定要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才能在权力游戏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网络、信息技术对于政治过程，政治行动，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远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前提下也深远地影响了文化，文化上由电子传播网络中介与观众以多样化的符号和价值互动形成了数字化、媒体形式的视听超文本。在艺术表达上，比如城市的符号标记、识别符以及实际交流中集体意志的表达，过分突出了地方个性，有陷入部落主义的危险。
卡斯特空间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如图1所示，当信息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流动形成当今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这个网络逻辑背景下，信息时代成为历史的新纪元，信息技术、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等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结构和价值组成也因此发生变化。卡斯特称：“在网络看不见的逻辑之中，价值被生产，文化符号被创造，而权力被决定。”[7](p577)
图1 ：卡斯特空间理论中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三、对卡斯特空间理论的评析
从学术渊源来看，列斐伏尔可以称得上是哈维和卡斯特的老师。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概念，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后来者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披荆斩棘，扩宽了这条道路的宽度和长度。哈维增加了地理的概念，提出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念，卡斯特增加了信息技术的元素，提出了“信息流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等概念。卡斯特运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空间中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干预等问题，认为城市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但是他又指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要重视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不同社会阶层、种族的尊重，对性别平衡的要求，对公民参与的落实等。
一方面，卡斯特拓展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内涵。卡斯特在新世纪中寻找空间的新形式，指出由网络技术形成的网络社会空间，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打破了空间的地理限制。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网络新技术的运用，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通信网络设备，沉迷在有电子通信技术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之中，而可见的物质现实地区却被人们不自觉地抛在了脑后。比如，你也许不认识与你共同生活了几年的邻居，但是你非常熟悉微信朋友圈中每个人的性格和语言风格。再比如，你也许习惯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却不知晓你家附近已经开设了多家购物超市。这就是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空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影响空间发展的要素角度来看，包括卡斯特在内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扩展了马克思的空间理论的内容，使马克思的空间理论获得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所隐含的空间理论中的空间要素，包括：影响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影响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在《资本论》中蕴含着时空转化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和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空间缺场”，只是在历史决定论和重视时间的光环掩盖下被边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和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的空间批判体系的形成，空间问题逐渐被人们正视并重视起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开创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先河，他们的作用在于从空间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并且给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增添了更多的内容。比如，即使是已经被马克思列为影响流通空间要素之一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当代也呈现不同的形式，为此，卡斯特特别提醒人们，现代交通体系不同于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诸如飞机、火车和轮船都是计算机化的交通体系[10](p5)。犹如交通工具的变化一样，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向前推移，空间的内涵和外延都因此发生了变化。然而，无论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政治，认为城市规划师是空间的生产者，还是哈维倡导的城市权利，抑或是卡斯特把城市作为劳动能力再生产的空间单元，以及后来者，诸如马克·戈特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加里·布里奇和索菲·沃森的《城市公众空间综览》等。空间的概念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演绎成城市的专享，而空间理论的作用是为了对现代城市进行救助[11](p122)，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重塑。
另一方面，卡斯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城市问题时存在不足。卡斯特指出，解决城市问题要靠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比如对于城市问题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住房问题。住房问题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形式，包括缺乏适合人舒适居住的设施，过度拥挤的环境、危房建筑、不健康的周边环境等，如2/5的法国人生活在过于拥挤的住房里。这场住房危机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社会底层以及中等阶层想要拥有更好的房屋消费条件，但是由于城市集中导致的住房短缺而不得不作罢。卡斯特认为住房商品的供需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区位，并不是生产关系范畴。他认为正如同知道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危机是一般性的，那么会影响到所有人群，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因为危机并不是来源于剥削关系，而是来源于特定商品的分配机制[2](p146)。这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生产而非分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支配着其他要素，分配并不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12](p40)。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也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代表了不同的住房境遇，这个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生产形式不改变，如何强求伪善的资产阶级放弃追求利润的机会去为穷苦的工人阶级分配免费享用的住房呢？！恩格斯列举了一个地区资本家免费为工人提供住房的例子，但是伴随着的是工资的下降，而且下降工资的数额基本上等于房租的平均数量。这样一来，工人的房屋实际上还是自己付了租金，不同的是，以前是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现在是以无酬劳动的形式付给资本家[13](p221)。另外，卡斯特提出用城市社会学的办法解决城市问题，因为基于此的城市意识形态和城市文化描绘了不同人群的各种日常困难，从而不会有敌对阶级的出现，相反能够产生一种特别的力量，社会大同，一片和谐，大家共同面对困难[6](p287)。通过城市社会学，从冲突中寻找合作，用统一转移分歧，在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天生不足”，似乎城市问题靠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等人群的包容就能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的情况。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到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极端不公平，以及生产不合理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挑起社会矛盾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并不能通过分配的调整根治，正所谓“根不正苗歪”，这个根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制度本身。因此，马克思要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王国，在这个新的王国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并且合理调节生产，节约下来的工作日时间用于每个人自身的发展，通过共产主义第一阶级的调整，最终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体现在分配上，更体现在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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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03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7-0020-07
作者简介：林承园（1987—），女，湖北汉川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孝感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空间论文; 城市论文; 卡斯特论文; 社会论文; 网络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7期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