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理论主题来看，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显然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蕴，它关系到人的解放何以可能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展开了清算，着力揭开了德国哲学对人进行抽象理解的面纱。德国哲学为何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人，这既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原则有莫大的关系，也与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做辩护有关，德国哲学通过对人的抽象理解，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俘虏。在揭露德国哲学理论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真正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才能发现现实的人，才能使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境况，并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理想社会制度，展开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
[关键词]德国哲学；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人的解放
袁贵仁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现实性原则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人，具有现实性。一切旧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在人学理论上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把人抽象化，而马克思则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把人看作从事现实活动的人。”[1](p286-287)可以说，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贡献。学界对该著作中现实的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有的成果认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前提和核心范畴，其他的研究成果也从唯物史观、发展向度、人学理论、异化思想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上述这些研究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对于深入理解现实的人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通过深入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以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主题的背景下，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现实的人的政治意蕴。也就是说，需要在“人的解放如何可能”这一宏大理论主题之下，更为深入地思考现实的人对于人的解放的重大政治意义，这是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的时候，应该保有的一个重要政治维度。只有在这样一种重要维度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更好地体会改变世界的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从而真正在应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上感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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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揭开德国哲学对人进行抽象理解的面纱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早地确定了他们的研究出发点，这就是“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p30)。他们对这个研究出发点的确定，已经从根本上颠倒了德国古典哲学所确立的思辨哲学轨迹，更确切地说是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及其变种哲学的轨迹，将哲学研究的问题从玄思遐想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颠倒不是简单的倒置过程，而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基点。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说：“这里不再是一般地把黑格尔‘倒过来’，即不是把思辨哲学倒过来。自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以来，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3](p77)正因为如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已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主张，尤其是在第十一条中，确立了对哲学家们的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家们的重要分水岭。当然我们不完全否认解释世界的重要性，对哲学家们更多的是在解释世界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在着力展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逐渐明确起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在着力批判哲学家们，这些哲学家们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等。初看起来，把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布·鲍威尔、施蒂纳等并列似乎不太合适，但费尔巴哈并未真正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窠臼。《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这就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费尔巴哈放在德国哲学之列来进行批判。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德国哲学被统称为德国哲学，德国哲学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人，这种对人的理解更为注重的是解释世界，虽然有改变世界的设想，但因其理论观点的限制，很难实现对现存世界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黑格尔哲学以来，短时期内出现了很多思想英雄，“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就1842年至1845年的哲学演变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委婉地认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2](p19)。
马克思恩格斯在随后的论述中对此做了说明：“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2](p21)在这段重要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问题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成为以后其他变种哲学的一般前提。尽管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进行了反叛，但是这些反叛始终没有真正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包括这些变种哲学的提问和回答本身都带有神秘主义，他们所使用的“类”“唯一者”“人”等概念都未真正超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黑格尔哲学的幽灵始终存在，思辨哲学所导致的神秘主义始终存在，对人的抽象理解也注定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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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之所以陷入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命题“实体即主体”有莫大的关系。黑格尔将哲学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展开与实现过程，从而将主体性哲学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实体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地位，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自然界成了依赖于精神而存在的实体，一切都被纳入思维自身发展、变异与复归的过程之中。由于实体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地位，自我意识以及各种意识形态被赋予了独立性的外观，凝聚在个人身上的各种现实社会关系被抽象化了，被纳入精神自我演绎的冰冷逻辑体系之中。主体性哲学以巨大的逻各斯吞噬着一切，各种物质性、偶然性等仅构成了逻各斯展开自我的必然性环节。黑格尔哲学及其之后的变种哲学，无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他们竭力宣扬‘实体’对‘主体’的依赖，并且把支配‘主体’的‘实体’贬低为只不过是这种主体的偶性，这一切实际上是‘空洞的废话’。”[2](p460)与黑格尔哲学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承认人的意识，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但不同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人的意识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紧密相关的，人的意识是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物质生产活动相对于人的意识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就意味着现实的人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而现实的人就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得到切实的体现。这就摆脱了黑格尔主体性哲学造成的人的意识的过度膨胀，将人从冷冰冰的思维过程中拯救出来，切实关注人的生活境况，尤其是造成这种境况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起关注和改变现存世界的哲学，进而使人的解放获得了真实可靠的现实基础。
因此，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现代德国哲学，都没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理解人，缺乏人之为人的真正现实基础，在对人的理解上陷入了抽象化的境地。德国哲学家们尽管也看到了现存世界中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但在最为根本的解释原则上是一致的，这就是理解人的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观。他们以哲学家的应有理论自觉把握到现实的人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但在解决问题方面仍然陷入了思辨哲学和神秘主义的泥潭，体现了德国哲学的软弱无力，至多是对贫困可怜的灵魂的一点点安慰而已。除此之外，德国哲学的巨大保守性充当了维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支柱。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重要结论：“德国人是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的。”[2](p544-545)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判断，既指出了德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也为他们自己求解人的解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对现实的人的发现为求解人的解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无此前提，便不能走出德国哲学的窠臼，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哲学史上实现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
二、对人的抽象理解变相肯定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
黑格尔哲学所做的努力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一批哲学家们，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他虽然极力要走出黑格尔哲学的羁绊，但这种羁绊并未被消除。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所导致的抽象性，现实的人被概念化、抽象化了，他想恢复对人的现实化理解，这种致思取向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人是有血肉、情感、欲望的生命个体，这是现实的人得以挺立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的现实的人，当然要立足于这个基础，否则人本身就难免有被抽象化的危险。但是当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之后，对人的现实化理解已经不可能，因为费尔巴哈只是诉诸外在直观化的方法，他看到了围绕于个体身上的亲情、友情等各种现实化的情感，并把这些围绕于个体的社会关系静态化。他没有看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重要性及其现实历史基础，而这才是现实的人的真正历史前提，任何斩断人的现实历史关联的做法，都难免会造成对人的抽象化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对象推进到感性活动，从而将人的血肉、情感、欲望等感性置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赋予它们动态的、历史性的特征，这就成为理解现实的人所不可缺少的步骤。由于费尔巴哈在狭小的地域内过着隐居的生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他没有看到工业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现实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当现实与理想发生不和谐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让现实屈从于理想，即把问题的关键看作是“人的本质”，让人的存在去满足“人的本质”，至于人的存在本身以及任何例外，都被放置在不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不应该发生的不幸。当费尔巴哈过于抬高“人的本质”之后，他也就更多地在“人的本质”上做文章，而完全忽视了其现实前提，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复归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与黑格尔哲学的异化理论如出一辙。最终仍不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人的本质，异化现实与理想本质的和解也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循着这样的路径，费尔巴哈哲学逐渐转向了道德哲学，以所谓应然的“类本质”来规范现实的人，为人们建立起“爱的宗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费尔巴哈，笔者注）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2](p50)费尔巴哈不去着力批判和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而是以理想的“类本质”来处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只能是在理想的“类的平等化”等道德外衣的掩盖下，间接达到了肯定现存社会关系的效果，肯定了现存的社会关系就等于肯定了现存社会，而不关注现存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及人的真正解放。因而，费尔巴哈最终是以一个为现存社会辩护的“道德说教者”的身份出现的，即安于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通过道德说教来改善现状，而不是真正地去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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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试图立足于现实的人和自然，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神秘主义，为德国古典哲学开辟新的哲学道路。但从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来看，他并未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他对人的理解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抓住的仅是感性形象，不了解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他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醉心于去探讨所谓的“人的本质”。他虽然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但却醉心于在人类个体之上寻找人的共同性——类本质。这就说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而如何理解人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自然，对人的抽象理解导致他所理解的自然也不可能是现实的。既然费尔巴哈还在寻求人的类本质，他就仍然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来把握“人”，这样的“人”虽然有血有肉，但也只能是单个人可感的意义上的，难以显现出个人的更加丰富而全面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2](p48)这种直观使得费尔巴哈的视野极为狭小，他难以从整个人类现实历史的发展中把握具体的个人，而是力求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去理解“人自身”，这就决定了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理解也必然是抽象的，从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其试图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与费尔巴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布·鲍威尔、施蒂纳等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者，明显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极力维护者，在看似与费尔巴哈的竞争中，沿用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类”“爱的原则”等概念。他们关心的是生活在想象、观念、怪影中的人，探讨的是一般人的本质，力图与幻想的人的观念做斗争，来解除现存世界的苦难。但这里所说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人，只能在与观念、怪影等的斗争中获得暂时性的精神胜利，而对于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来说，他们的境况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对词句、观念等的批判代替不了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非批判的赞美诗”。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桑乔所说的那样：“对桑乔来说，类在这里正就是其他资产者称之为事物本性的那种神秘力量，这些资产者把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因而他们也不了解其相互联系的一切关系推到这种力量身上。”[2](p499)所以，桑乔等人尽情展现着自己的“思维绝技”，通过把观念、词句等人的创造物颠倒为“创造者”，不顾作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本身，在思辨演绎的道路上极尽能事，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其引发的后果仍然不过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粉饰与维护。
黑格尔哲学以它的思辨抽象为典型特点，这种思辨抽象以坚强的理论逻辑展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所经受的抽象统治。黑格尔哲学以及它之后的变种哲学，都在进一步强化着这种抽象统治。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2](p22)对人的抽象理解的保守方面，即把人仅仅作为理论和幻想中的人，撇开了人须臾不能离开的现实生活世界，所能得到的至多是对一般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更多的具有解释世界乃至维护现存世界的作用，改变世界的目标只能诉诸理论和幻想的层面，然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却是于事无补的。
黑格尔哲学将思辨形而上学推进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种思辨哲学是在唯心主义的大背景下实现的理论与现实的和解，但其和解的策略却是让现实屈从于理论。黑格尔把现实的人变为“自我意识”逻辑展开中的环节，并试图在思想内容的自我运动中，把现实的人所面临的矛盾解决掉，这可以看作在康德哲学之后的一个重要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然而，只是试图通过思想内容自身运动的辩证逻辑来解决矛盾，却脱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离开这个最为关键的现实前提，即使自由驰骋的思想内容具有坚强的理论逻辑，但却始终与现实保持着遥远的距离，无法真正通达现存世界。在让现实屈从于理论方面，黑格尔哲学做到了极致，它决不允许现实违背“自我意识”的自我辩证演进。在将现实的人转变为“自我意识”中的人这一点来看，黑格尔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上确实占有重要一席之地。黑格尔通过构建“自我意识”中的人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现实的人的境况，他虽然也想改变世界，但在强大的历史唯心主义体系之下是难以实现的，甚至具有了相当大的保守性。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在于黑格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碍于现存的统治关系，黑格尔哲学通过在理论中实现理论与现实和解的办法，来解决现存世界中出现的矛盾。结果在理论层面矛盾似乎得到了解决，但现存世界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无产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并未得到丝毫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申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2](p55)也就是说，黑格尔思辨哲学通过概念之网来把握现实的人的各种关系，思辨的唯心主义外衣之下是保守的内核，它难以产生真正的现实性力量。
式 （2） 中，LNTWit为自变量，LNPOPit、LNINCit、LNINDit为因变量，各变量含义同式 （1）；αi为常数项； β1i、 β2i、 β3i分别为对应 3 个因变量的待估计回归系数；uit为误差项；N为截面成员数；T为样本时间数。
施蒂纳等人不仅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等概念，而且也对费尔巴哈所阐发的道德哲学很感兴趣。他们所讲的道德哲学仍然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生活条件，变成了空洞、虚伪的道德说教，即只是要求人们用理想的甚至是幻想的词句来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而不反对现存世界本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他们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2](p22)这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通过创造虚假的观念、词句等方式，并将其升华到道德的高度，要求人们应该具有这种理想的道德，进而来去批判和否定原来具有的道德意识，人们就会消除束缚、获得解放。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这些道德说教充当了“对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在禁欲主义中寻求道德上的享乐，而现实社会关系依然照旧，空洞的道德说教变成了对现存世界的辩护。
因此，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布·鲍威尔、施蒂纳等，他们都试图从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视角来去思考和理解人，把人理解为一般人，即抽象的人，这种人被排除在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之外，并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从而只有借助于理论家和哲学家的抽象思维才能得以把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出发点称作“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2](p505)他们的这一高度概括，准确击中了德国哲学的要害，即作为现实的人被掩盖起来，转而是从纯粹思想层面所把握到的“人”，这种人离开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就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人自身”就只能存在于理论和想象当中，所获得的只能是关于现实的人的最抽象的表达。在揭露与批判德国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他们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这就是必须把人放到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中进行理解，分析考察人在现实生产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全面把握人在这些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处境，进而实现对具体社会制度的理解与把握。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理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哲学所蕴含的政治意图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三、改变世界与实现人的解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哲学的一般特点：作为解释现存世界的理论哲学，拘泥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框架，脱离开既定的历史前提，只是以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在对现存世界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中变相肯定了现存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理论家和哲学家是书斋式的，他们通过抽象的理论活动，仅仅把握住了抽象的人，而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各种社会关系，他们始终与之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他们所理解的“人”仅仅是头脑中的人、概念中的人、理想中的人，是所谓的“一般人”“人的本质”“类”等。因此，在对待“人”本身方面，德国哲学采取了异化与复归的模式，事先确立好了人的抽象理想本质，从而把人类社会以后的历史看作向抽象理想本质复归的过程。其实质不过是以应然的道德哲学作为规范的依据，而不顾现实的、历史的各种事实，导致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这种道德哲学本身成为可怜之人的心灵安慰，企图在所谓的“爱的宗教”里寻求自我解脱和救赎，以此表现出对现存世界的无可奈何与无力改变，陷入与宗教信仰相类似的精神鸦片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人们的普遍的爱了。”[2](p537)对抽象的人的理解，使得德国哲学的理论家和哲学家成了现存世界的辩护者，即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俘虏。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人的发现，开启了扭转德国哲学方向的崭新哲学道路。
（一）对现实的人的发现超越了德国哲学关于实体与主体的关系理解
与费尔巴哈试图通过恢复唯物主义来走出德国古典哲学不同，作为现代德国哲学代表的布·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仍然企图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寻求开辟新的哲学道路，但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并未开辟出来。他们沿着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继续前行，将神秘主义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哲学英雄们”通过某些幻想出来的“观念”“怪影”“词句”等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他们只是把人看作是某种在概念的抽象表达中存在的人，把词句、观念、想象中的人当作现实的人，从而把在现存生活世界中的人看作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他们认为现存世界中出现的问题都是词句、观念等领域中的问题，从而他们就以道德说教者的角色来教导人们与这些虚幻的词句、观念等做斗争，以达到改变现存世界的哲学目标。初看起来，这些哲学家似乎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但事实证明这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把本来是现实的人的创造物看作是“创造者”，鼓动人们与作为“创造者”的词句、观念等做斗争。正如法国哲学家科尔纽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运动纳入观念的运动，以想象的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4](p93)因此，批判幻想、抛掉幻想成为他们从事理论活动的主要任务，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关于人的真正的科学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预先把宗教的人当作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来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2](p45)这就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人的理解，首先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将从事物质生产作为现实的人的重要依据，这与通过观念、想象等把握到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将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奠立在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上，成为发现现实的人的关键所在。
（二）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有利于驱除德国哲学的保守性
德国哲学从根本上来讲，是资产阶级不想失去已有“天堂”的竭力挽救方式，但是德国哲学家们又似乎在坚持着改变世界的哲学追求，在这种矛盾的思想背后，隐藏着他们内心的纠葛和哲学理论的无奈。德国哲学家们以理论家的身份，将所有世俗世界的问题归结为理论问题，在纯粹的哲学理论研究中，保持着学院派哲学家的应有姿态，将各种世俗问题编织到思辨的“概念之网”中去，在“自我意识”中去试图解决各种矛盾，并以此来回应现存世界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它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形成并难以通达，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他们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要着力揭露德国哲学造成的意识形态幻象，即这些意识形态只能浮在虚空之中，难以真正落实下来并解决现存世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哲学造就的意识形态幻象，成了阻碍人们认清社会现状以及改变现存世界的巨大精神枷锁，其消极性、保守性暴露无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p43)在这段重要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遭受抽象统治，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恰是德国哲学的重要特点，通过对德国哲学展开的尖锐批判，将处于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人们解脱出来，驱除抽象对人的统治，即不是从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人出发，而是从处于一定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人出发，将人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关系还给人本身，让受抽象统治的人成为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人。当人们真正看到自己是意识、观念的创造者的时候，进而看清统治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的时候，就会真实地感受到现存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的本质，即这些社会关系都维护现存社会的统治秩序。人们也将会认识到德国哲学宣扬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并认识到这种虚幻性所导致的保守性，进而将斗争的对象从意识形态转向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有利于打破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禁锢，驱除德国哲学的保守性，唤醒人们反抗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只有剥除意识形态的幻象，发现处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才能让革命性驱除保守性，改变世界和实现人的解放才具有了动力来源。
（三）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有利于找到可以依靠的实际担纲者——无产阶级
德国哲学通过“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类”“唯一性”等概念，在寻找所谓的“一般人”“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一般本质”，从而将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个人，不加分析地、笼统地称之为“人”。它剥离了存在于现实个人身上的各种社会关系，不管这些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剧烈社会分化，甚至不管处于社会中极端不利者的现实境况，一味地去追求剥离了具体个人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将现实化的个人沦为词句、观念、幻想等的玩偶。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现实个人不见了，凝结在现实个人身上的独特情感、身份地位、利益需求、社会关系等，都被抽象的人吞噬殆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便于资产阶级弱化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安于“一般人”所构筑起的“人类共同体”，进而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而不去关心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自身不利状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着力批判德国哲学所构筑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象，竭力解除德国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所造成的抽象统治。通过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现存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得以重见天日，人们得以回归现存社会之中，进而去发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特殊性，有益于将人们的视线从“人的本质”拉回到现实个人的实际存在，激发人们真正地去考察自己的实际生活境况。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现实的人，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他不仅具有意识、观念等精神性因素，当然也有血肉、情感、欲望等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人是处于一定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精神性因素与感性因素在实践中获得了统一，人通过实践得以生存与发展，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主要是指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德国哲学通过将人归结为抽象的“类”，将社会矛盾转移到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将充满具体丰富性的现存社会关系掩盖起来，进而将无产阶级遭受剥削与压迫的现存境况掩盖起来。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有助于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现实处境，从而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和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主体。正如法国哲学家科尔纽所说：“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它的历史作用不只像以前的其他剥削阶级那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它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需要捍卫而去牺牲其他任何阶级。”[4](p91)
（四）在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
德国哲学所呈现出来的思辨抽象和神秘主义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哲学带有浓重的神学色彩，在神秘主义外衣掩盖下充当了解释现存世界和维护现存世界的力量。它运用类似宗教信仰的道德说教，来宣传现世的禁欲主义，完全不顾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阶级统治的现实境况，在这种哲学看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成了神秘力量的玩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的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2](p630)在德国哲学那里颠倒了神秘力量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它们把神秘主义当作了现存世界的基础，并试图通过施展“思维绝技”的方式来解决现存世界的矛盾，然而这却是本末倒置的方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整个人类社会是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不断演进的历史，人类社会制度发生改变的依据只能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中去寻找，从而人类社会发展就有可以追溯的历史规律，而非可以通过神秘力量任意支配的玩偶。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必须诉诸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来寻求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格律恩时说：“他没有想到，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2](p612)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发现，逻辑性地追溯到其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并进而确立要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奥秘的任务。他们以还原历史原貌的方式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展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描绘出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的美好未来。现实性和超越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获得了真正统一，这就与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界限。因而，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才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探寻资本主义社会奥秘，并建立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理论原点。马克思恩格斯把人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有关现实的人的真实境况。以此为前提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符合现实和历史的考察与批判，进而才能为改造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未来理想社会跃进，照亮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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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我们虽然不太认可阿尔都塞所主张的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存在“认识论断裂”，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较之早期文本有着较大的思想转变，这就是对现实的人的发现，这一发现引导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现实的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德国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有利于人们向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回归，将德国哲学醉心于思辨演绎和神秘主义并存的思想基础，拉回到充满现实联系的历史基础，进而确立了探索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奥秘的理论任务。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要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以理论方式真实而客观地透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解释世界的上升过程，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仅仅是要解释世界，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改变世界。在上升过程之后转而进入下降过程，这就是在使现实的人——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现存社会关系加诸自己的束缚和苦难后，切实展开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革命实践活动，在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中逐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人的发现，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真正接地气的开始，即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同时追溯到造成无产阶级现存生活状况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激发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活动改变现存世界的斗争意识，为切实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发挥重要的哲学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M].王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1.00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11-0032-08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施米特与马克思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ZX011）；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哲学理念创新”（18JJD720002）；2016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论坛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中的运用研究”；2014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经验研究”（14YBA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增明（1980—），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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