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群众路线自创立至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回应民富国强的呼唤探索出的根本工作路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是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文化原点。群众路线的文化生成进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经验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的互动结合下展开的，群众路线是革命需要、革命利益和群众需要、群众利益相结合的产物，是它自身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工作方法所具有的文化优势竞争胜利的产物。
关键词：群众路线；文化；逻辑
群众路线自创立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它倡导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理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工作方法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发展，[注]《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因具有相对稳定的呈现模式和广泛的承载人群，且经历一代又一代党员和群众的传承与发展，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着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且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这昭示着群众路线持续的生命力，也再次重申群众路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群众路线的文化生成逻辑研究旨在探悉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生成的文化进路和内在规律，以期在文化视域深刻认识群众路线，进而将群众路线深入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她知道，妈是觉得自家条件不好，想快点把生米煮成熟饭，好让向南安定下来。而现在的熟饭，意义已经不同了，不是一次两次就能煮好的！
一、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
文化应时代呼唤而生，顺时代呼唤而长。群众路线酝酿和生成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民族的使命和时代的呼唤。囿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相对松散，要回应时代呼唤就必须把人民群众分散的、潜含的智慧和力量高效地汇聚起来，形成磅礴的合力建立新中国。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之后生机勃发，中国共产党在没有真正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之前屡经坎坷，所展示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群众路线就是应此而生顺此而长的，回应推翻压迫、民富国强的时代呼唤就是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
《闲思》（高艺伟）：朗朗书声里，悠悠思绪飞。疏治鸟空探，墨夜星黯垂。灯冷催寒近，笔僵伴泪随。薄情云中月，遥期照我归。
以往已经出现过不少由于护理管理制度存在不足而导致的医疗差错甚至医疗事故,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制度没有明确的工作标准,缺乏到位的岗位职责[1]。因此为了提升护理管理质量,有必要建立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将岗位具体职责明确,落实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同时应该建立评审各项工作质量的标准,对产科工作的具体流程进行明确优化,并且要保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以实现护理纠纷的最大程度避免,实现产科护理质量的逐步提升。
面对时代的呼唤，从已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是最基本的路径选择。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回应时代呼唤的现成答案，也缺乏形成答案的文化基因。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其实现方式被认为是最接近的答案，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 ’，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注]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6页。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历程。民本思想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注]黄怀信注训：《尚书注训》，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74页。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将民本思想理论化，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极大地深化了民本思想的内涵。汉代贾谊、董仲舒，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王守仁等思想家进一步完善民本思想，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明末清初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发展出民主君客的观点，使民本思想中的民权意识得到有效挖掘，推动了民本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的转变。不仅古代的思想家重视、发展民本思想，历代的统治者也大多认同、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施行民本思想。但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在于维护君主对于国家的统治，而不是“以民为本”。“民意上达”的各种方式并不具有制度应有的强制性、稳定性，更多的是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而难以一以贯之地在各个时期施行；“民意上达”的内容也具有选择性，主要集中在民众疾苦和民风变化方面，而非国家治理的改进等。由此可见，民本思想在文化理念上没有承认民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在施行方法上没有超越上级命令的范围，因此不可能真正承担高效汇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历史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回应时代呼唤的现成答案，文化生成生长的历史经验还提供了两条寻找答案的路径：一是向内寻找，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中生成答案。这条路径是回溯过去，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能够启迪人们思考回应时代呼唤的价值内涵或行为模式的文化基因或文化片段，以这些文化基因或文化片段为新的文化生成的原点，按照时代需要重新阐释、重新设计，从而创新发展生成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新的文化样态。这条路径强调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或文化片段的时代化或当代化。前文所述明末清初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由以民为本的思想创新发展出“民主君客”的观点，就是这种文化生成路径的一个趋向。一是向外寻找，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创造性转化生成答案。这条路径是视野向外，在外来文化中发现能够启迪人们思考回应时代呼唤的价值内涵或行为模式的文化成分、文化基因和文化片段，以此作为新的文化生成的原点，按照时代需要，按照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文化样态、文化路径和所提供的文化元素予以转化、发展生成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新的文化样态。这条路径强调的是外来文化中的文化成分、文化基因和文化片段的本土化或地域化。佛教传入中国最终本土化而成禅宗就是这条路径的典型实例。
面对时代的呼唤，不同群体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寻找不同的答案。新儒学是第一条路径探索的典型代表，虽然他们提出了返本开新的主张并力图实践，但是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封建制度对内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对外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已经被人民群众所唾弃，另一方面持有返本开新观点的新儒家主要是文化精英而没有包含政治精英，这一主张还停留在理论初步建构的层面，没有进入到实质性操作的层面。历史并没有留给这条路径更多的时间进行试错和探索，它失去了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生成生长新的文化样态回应时代呼唤的可能。与此同时，第二条路径越来越展现旺盛的生命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思想已经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这些思想、理论、观念都是比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先进的现代文化，它们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对人的尊重和解放，它们实现价值理念的方式更科学和务实，因此回应时代呼唤的重任就落在了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创造性转化生成答案这条路径上来。
二、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文化原点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13页。因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努力创新一种方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回应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破解时代难题的思想资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回应时代呼唤、高效汇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必然选择。
1937—1945年是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理论形态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出发，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归纳提炼出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方法内涵，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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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认识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认识主体不是泛指一般的人，而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认识活动的人。认识主体要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如列宁所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注]《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和反复循环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必须让认识主体掌握科学理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中国共产党高效汇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中国共产党破解时代难题提供了思想资源，构成了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文化原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呼唤也是世界上各内忧外患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共同面临的难题，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在世界的传播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世界境遇，那么为什么群众路线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产生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如何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各国实践，也就是民族化、地域化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工作方法，提供行动指南，也就是实践化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作为文化原点创造性转化生成回应时代呼唤的新的文化样态，才能由应然转化为实然。
三、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历史进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是现代中国“吸收外来”创造性转化生成群众路线文化样态的文化原点。但是群众路线的文化生成路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样的文化原点展开的。它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实践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的中国化、实践化的反复互动、相继提升的过程，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创新出群众路线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样态。
1921—1937年是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自发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朴素认知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认识到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不断总结按照这种思路开展工作的实践经验，为群众路线的文化生成展开早期的实践探索。
Ts为采样周期，T为滤波器时间常数，y(k)为本次滤波器输出值，x(k)为本次采集输入值，y(k-1)为上次滤波器输出值。Ts和T根据信号的频谱来选择[17]。
1921年党的一大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0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对时代呼唤做出的最初回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朴素的群众观念。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 “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注]《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39页。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概念。虽然此时“群众路线”概念的内涵主要是革命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群众参与，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概念基础，同时从党的工作视角强调发动群众和群众参与的重要性，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发展基础。1930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3年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工作中发动群众、群众参与的重要性。
1937年毛泽东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彰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具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探索的能力。以毛泽东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5年《论联合政府》为标志，在一系列理论文章、重要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化、系统化，使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彻底脱离了发动群众、群众参与的初始内涵，具有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899页。的价值内涵和方法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上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基本特征和客观存在。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路线中的深刻阐释和实践样式，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向有效的工作模式的成功转化。
新中国成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由于群众路线价值内涵的先进性、行为模式的科学性、施行效果的显著性，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传承了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回应民富国强的时代呼唤而创立的群众路线，而且还在理论上、实践中继续发展群众路线。1956年党的八大邓小平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并且提出通过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来确保群众路线的实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2页。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坚持群众路线，这一论断进一步突出了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有助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传承和发展群众路线。1982年党的十三大修改党章，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2页。写入群众路线的内涵表述，这是自1945年以后群众路线内涵表述成形后一次重大的增补修订，它明确了群众路线行为方式的目的和归宿，使群众路线的内涵表述更加完整和明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之一，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基础理论。它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理论论断出发，推导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的科学论断。唯物史观肯定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根本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变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发现，在影响求职的因素中，81%的学生认为实践经验最重要，56%的认为家庭社会关系最重要，其他分别为较好的心理素质、各级各项获奖、等级证书，学习成绩由第一位下降为第六位。建议学校对毕业生进行求职培训，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选聘要求，学会成功推销自己。
1945年党的七大对群众路线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并修订进七大通过的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概括了群众观点的四点内涵：“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注]《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并且突出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论党的群众路线》，北京：大地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由此，群众路线的理论阐释初步完成，理论形态初步确认，凭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章这两个重要平台，群众路线获得了制度保障，并被全体党员和普通群众普遍接受。
要高效汇聚人民群众分散的、潜含的智慧和力量，组织者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人民群众的个体愿意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二是把人民群众个体分散、无序的智慧和力量凝练、汇聚在一起，成为破解难题的智慧和攻坚克难的力量。要实现第一点就必须承认、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潜含的智慧喷涌而出；要实现第二点就必须创新工作方法，优化“选项、规划、执行、纠错”等工作的各个环节，克服简单命令、简单盲从群众意见的工作方法。
1945年至今是群众路线的传承发展阶段。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使它由一种工作思路和方法转变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持续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样式，从而以新的文化样态的方式呈现出来。
毛泽东在1933年的《必须重视经济工作》和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对实践中的群众路线做了初步的理论总结：第一，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历史作用，“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认识到实现群众路线，必须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第三，认识到实现群众路线，应当把革命需要、革命利益和群众需要、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在不断实现群众的个体利益、眼前利益中实现群众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23-124、119页。这些归纳和总结极大地提高了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识，同时明确了党的群众路线被人民群众接受的内在逻辑：实现革命需要、革命利益和群众需要、群众利益的统一。
1990年江泽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了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胡锦涛站在时代发展维度高度重视对群众路线的传承，指出“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注]胡锦涛：《做好当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同时强调“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35页。建立践行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这为我的党不断传承和发展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群众路线的现实价值和巨大作用，更加重视群众路线的传承和发展。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专项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工作方法。针对互联网的兴起、移动终端的出现，习近平多次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注]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网络上群众路线的观点和实践探索，契合时代的发展，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承载形式。在群众观念层面，习近平守正创新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进一步深化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这些具体措施和理论探索，推动了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发展，焕发了新时代群众路线文化样态的生机。
大数据时代，“知识服务”将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重要功能。秦晓珠等[20]提出了大数据知识服务使信息服务智能化。医学图书馆在未来发展中，要面临以复杂海量数据为对象、以深度数据挖掘为应用、以数据分析应用为目的的严峻挑战[21]。医学图书馆的服务途径要转变成管理知识和发现知识，要不断学习数据挖掘分析和存储的知识技能。构建数据仓库，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积极帮助和协助用户应用到科研或者是实验中。
四、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比较优势
一种思想生成为一种文化样态，不仅要淬炼承载的实践形式，而且必须经历时间的检验。群众路线不是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面对时代呼唤的唯一回应。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民粹主义思想等都登上历史舞台，回应时代呼唤。群众路线能够被党和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最终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是因为它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具有价值理念的先进性和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具有施行效率，存在比较优势。
群众路线的施行效率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划优势。群众路线工作规划和政策制定的起点来自于群众的意见，是群众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工作规划和政策制定体现的“党的正确主张”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分散的、不系统的群众意见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进行分析提炼，形成全面的、系统的、全局性的整体考量，这样的规划和政策是革命需要、革命利益和群众需要、群众利益的统一，体现出统筹兼顾的规划优势。二是执行优势。这些工作规划和政策制定是为了实现群众利益，群众有充分的热情执行这些“党的正确主张”；它本身就是由群众提出、群众参与的，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执行过程中容易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它由群众参与制定，群众了解相关内容，贯彻执行时就会因熟悉而顺畅。三是纠错效率。群众路线贯穿工作的全过程，是反复持续的过程。执行过程中政策的偏差和情况的变化都会得到及时反馈，便于及时纠错，使群众路线产生良好的纠错效率。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其实现、民粹主义思想及其实现等具有相对效率劣势，可以借用毛泽东批评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予以分析。命令主义一般指不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只凭上级命令强制推动工作的作风。就最终的施行效果而言，命令主义在以下三个方面落后于群众路线：第一，命令主义在价值理念上不认可、不尊重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不可能像群众路线那样激发人民群众在政策执行过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造成效率受损；第二，命令主义由于是简单的由上而下下达命令的方式推动工作，人民群众对政策的理解不深刻，政策的执行也常常不到位。毛泽东曾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第三，命令主义缺乏发动群众、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难以发挥。尾巴主义是指工作中放弃思考、放弃领导，一味迎合群众的观点主张，甚至迎合群众中错误和落后意见的工作作风。就最终的施行效果而言，尾巴主义在以下两方面落后于群众路线：一是规划制定缺乏整体设计。群众说什么就是什么，貌似尊重群众，但没有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和提升，从更全面、更本质的角度审视群众意见、吸收群众建议，没有抓住事物的全局和本质。二是工作执行违反领导原则。按照群众说的办，自己不做深入认真的思考，违背了领导规律，必然导致组织涣散、效率低下。
五、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传承和发展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保持传统和不忘初心的内在需要，也是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传承和发展群众路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深刻认识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先导。新时代传承和发展群众路线，必须传承和创新群众路线新的实现形态，既要坚持“面对面”的传统实现形态，又要因时而新探索网络群众路线等新的实现形态，不断在实现形态上为群众路线注入时代的亮色；要在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上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群众路线文化生成的逻辑，发挥出群众路线文化样态的文化力量。
OntheCulturalOriginofthe“MassLine”
Li Zhengchi, He Hongbing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Mass Line” has become a cultural phenomenon. It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work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making the people rich and country strong in the era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Mass Line” is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pistemology.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merely generated by such two basic principles. Indeed, it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ts practice of Marxism; it is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those of the people; it is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advantages.
Keywords: Mass Line, culture, logic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4-00106-07
作者简介：李正赤，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洪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红色文化的生活化传承研究”(19XJA710001)、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红色文化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及推进机制研究”(2019JDR0175)、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群众路线的文化基础研究”(ztzx201309)
(责任编辑:邱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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