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摘 要 二战结束之后，沙特与邻国的边界争端成为了影响阿拉伯半岛稳定和英沙关系的主要因素。伊本·沙特为了抵制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而主动要求后者归还亚喀巴和马安，这引发了沙约两国之间的边界矛盾。英国不但拒绝对沙特的领土要求提供支持，还将约旦籍教官引入到特鲁西尔酋长国新组建的边防警察部队中。达曼会议的召开未能缓和英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使之前悬而未决的沙特与特鲁西尔酋长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英沙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达曼会议破裂之后，英沙双方主要围绕着布赖米绿洲的归属展开了激烈争夺，甚至一度走向战争的边缘。虽然后来沙特政府由于英国的强势态度以及伊本·沙特的病情恶化而被迫做出妥协，但是战前亲密无间的英沙关系就此终结。
关键词伊本·沙特 “大叙利亚计划” 达曼会议 布赖米危机
自从20世纪初期现代沙特王国建立以来，沙特就和英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1915年《卡提夫条约》的签署开启了两国正式合作的序幕，然而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英国和沙特的关系却急转直下。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沙特外交的研究集中于美沙关系的探讨，对于英国和沙特关系缺乏细致的研究，一般倾向于用美国的介入以及美沙关系的建立来解释英国和沙特两国关系疏远的原因，但这难以解释在1952年到1953年期间英沙两国之间近乎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国外学术界关于英沙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缺少以边界冲突为视角对该问题的探讨。[注] 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Abdulrahman Al-Shamlan, TheEvolutionofNationalBoundariesintheSoutheasternArabianPeninsula:1934-195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 Shafi Aldamer. SaudiArabiaandBritain:ChangingRelations,1939-1953, Reading, UK:Ithaca Press, 2003; David Devereux, TheFormulationofBritishDefencePolicyTowardstheMiddleEast:1948-56, London:Macmillan, 1990; Safran Nadav, SaudiArabia:TheCeaselessQuestforSecurity,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Michael Quentin Morton, Buraimi:TheStruggleforPower,InfluenceandOilinArabia, London; New York:I.B. Tauris, 2013。本文试图通过对1946年到1953年期间沙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入手，结合英国外交部出版的关于沙特边界问题的相关档案材料，[注] 英国外交部出版的主要相关外交档案包括：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Oxford:Archive Editions, 1992;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London:Archive Editions, 1992; Richard N. Schofield, ArabianBoundaryDisputes, Slough:Archive Editions, 1992。探究英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所秉持的立场以及对该时期英沙关系变化的影响。
一、英国、沙特与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
在1945年之前，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联系紧密，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一战结束之后，英国不仅帮助伊本·沙特实现了复国计划，还帮助后者夺取了汉志，拥有了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管理权。此外，为了减少半岛内部的贝都因人对波斯湾沿岸地区的袭扰，也为了获得来自于沙特家族的忠诚，英国还每年提供给沙特一定的“补助金”，这成为伊本·沙特巩固统治的重要经济来源。复国伊始的伊本·沙特也投桃报李，主动选择与英国合作，在一战结束之后积极支持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稳定了英国在当地的统治；在二战期间，沙特实施了有利于同盟国的“善意”的中立政策，在中东战场给英国带来稳定的支援，这些都是英沙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良好关系的体现。
二战之后，英国由于实力的下降而减弱了对中东部分地区的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局势出现动荡，一些国家之间传统的边界问题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中对沙特王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由哈西姆家族的阿卜杜拉国王统治下的外约旦[注]外约旦是1921年在英国在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委任统治”期间，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单独立国，命名为外约旦；1950年4月24日，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合并，改名为约旦。。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之间矛盾深厚，阿卜杜拉国王作为哈希姆家族的领袖，一直怀有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宏伟计划。早在二战期间，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就在积极酝酿领土扩张方案。当外约旦在1946年上半年结束英国委任统治、正式宣布独立之后，国王阿卜杜拉就明确对外宣称外约旦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哈希姆家族领导下的、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外约旦、阿拉伯半岛若干地区和巴勒斯坦”领土在内的“大叙利亚计划”。阿卜杜拉不仅在这项计划当中表露出了对沙特部分领土的野心，还在日常的外交宣传中加入了许多反沙特的内容。在1949年6月12日，根据电台广播的内容，阿卜杜拉为了表示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在对他们的发言中将“沙特占领汉志比作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这些都引起了伊本·沙特的不安。
沙特政府在这段时期不仅极力阻止外约旦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联合计划，还化被动为主动，向新独立的外约旦提出了领土要求。在1946年6月25日，沙特政府正式向英国政府表示“要求外约旦政府归还亚喀巴和马安”，理由是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沙特汉志地区的一部分。[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67.伊本·沙特认为虽然在沙特王国成立初期曾在英国要求下将亚喀巴和马安划归外约旦所有，但是“根据1925年英沙两国签署的《哈达协定》第14条规定，内志和外约旦边界的划定只有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才具有法律效力”，[注] Daniel Silverfarb, “The Treaty of Jiddah of May 1927,” MiddleEasternStudies, Vol.18, no.3 (July 1982), p.276.因此沙特政府有权在英国结束委任统治之后重新收回这两座城市的主权。此外，伊本·沙特还要求获得直达叙利亚的陆上通道，目的在于加强与叙利亚的联系，共同反对阿卜杜拉的阴谋。从根本上来讲，沙特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领土，更是为了削弱外约旦、破坏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避免成为哈希姆家族假借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领土扩张的牺牲品。对于伊本·沙特的要求，外约旦政府坚决反对，外交部长萨米尔·里法伊(Samir Rifai)在1946年7月11日向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只有从委任统治政府继承下来的全部领土才是外约旦愿意接受的最后边界”。[注] William Roger Louis, TheBritishEmpireintheMiddleEast:1945-195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59.
然而独立之后的外约旦仍然和英国关系密切，这也成为了伊本·沙特较为忌惮的因素。1946年签订的《英国—外约旦条约》虽然宣告了外约旦的独立，但也保留了英国与外约旦之间的特殊关系。最重要的是，外约旦仍然保留了一支先前由英国帮助组建的、战斗力很强的阿拉伯军团，这支军队在外约旦独立之后仍然可以得到英国在资金、武器和人员训练方面的援助。仅仅在资金方面，英国每年就向其提供200万英镑的援助。[注] Wm Roger Louis, TheBritishEmpireintheMiddleEast:1945-195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55.沙特政府在1947年11月23日递交给英国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沙特并不畏惧哈希姆家族，只是对英国政府给予外约旦的支持表示担心。伊本·沙特甚至很直白地表示“失去英国支持的哈希姆家族并不足以对沙特构成威胁，但事实上正是由于外约旦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助长了他们反对沙特的气焰”。[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110.尽管英国政府强调阿拉伯军团只用于外约旦国内安全和防御需要，不会用于对外扩张，但是伊本·沙特并不认同。他认为，“如果一旦这支部队现在将矛头指向我，那除了安拉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拯救我”。[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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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阿卜杜拉的扩张计划，伊本·沙特希望从英国那里获得对沙特领土问题的明确保证，但是英国政府的做法却让伊本·沙特大为失望。首先，英国政府认为现在的外约旦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英国无权对外约旦的外交、军事计划做出干涉；[注] Ibid., p.63.其次，关于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1947年6月6日，英国外长贝文写信给沙特指出，当前没有证据表明外约旦与伊拉克之间正在商讨的组建联盟的计划针对的是沙特或者其他国家，并鼓励沙特与外约旦政府直接协商沟通。[注] Shafi Aldamer, SaudiArabiaandBritain:ChangingRelations,1939-1953, p.125.英国下院会议在1947年7月14日也通过决议表示“英国不会干涉大叙利亚计划，英国政府会更加重视中东的和平和稳定”；[注] Ibid., p.126.最后，英国在1949年8月6日还对目前英国的中东政策做出明确阐释，表示“英国将把中东地区打造得更加团结和富强，英国坚决反对任何一个中东国家凭借暴力手段针对其他国家，英国会尽其所能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175.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尽管英国发表了“保持中东和平稳定”的一般性声明，但是考虑到英国与外约旦特殊的政治、军事关系，这很难保证英国在沙特与外约旦爆发冲突时会坚定地站在沙特一边，因此英国实际上拒绝了沙特政府提出的领土保证要求，英国政府的态度与伊本·沙特的期望相去甚远。
双方的紧张关系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1952年10月26日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下，英沙双方签署了关于布赖米问题的《布赖米搁置协定》(Buraimi Standstill Agreement)。[注] Abdulrahman Al-Shamlan. TheEvolutionofNationalBoundariesintheSoutheasternArabianPeninsula:1934-1955, p.269.这份协议暂时平息了双方紧张局势，双方转而利用外交函件等方式来阐述各自的立场。沙特认为布赖米绿洲几乎所有的部落在历史上都属于沙特，而且真诚效忠于沙特王室，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成立由沙特、英国和美国代表组成的三方委员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布赖米绿洲的归属。至于剩余的土地，沙特建议重开达曼会议进行讨论；英国政府坚决反对公民投票的方式，他们认为沙特在该地区的部落中有很大影响力，且惯常会利用一些经济手段对投票活动施加影响，因此英国要求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注] Abdulrahman Al-Shamlan. TheEvolutionofNationalBoundariesintheSoutheasternArabianPeninsula:1934-1955, pp.269-270.在1953年1月5日，英国政府重新提出将整个争议提交仲裁，并在没有得到沙特的回复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加强了在特鲁西尔酋长国国内的军事力量：2月18日英国军舰的到达迪拜；2月21日英国派遣的180名士兵到达沙迦机场；2月26日另外380名士兵到达沙迦，这让伊本·沙特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英国的军事威胁。[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3,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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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待此事的态度引起了伊本·沙特的不满。从建国伊始，伊本·沙特就把抵御周边国家的威胁作为沙特立国的首要任务，这同样也是维系英沙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注] Askar H. Al-Enazy, TheCreationofSaudiArabia:IbnSaudandBritishImperialPolicy,1914-1927, pp.33-34.为此，英沙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在战后对待伊本·沙特最为关注的国家领土争议问题时，英国不仅不愿意承担任何义务，还对阿卜杜拉带有浓厚扩张性质的“大叙利亚计划”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些都让伊本·沙特倍感心寒。尽管后来阿卜杜拉迫于邻国压力，表面上放弃了“大叙利亚计划”，但是伊本·沙特已经逐渐意识到英国不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靠的对象，两国在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使双方的合作基础大为削弱。如果说二战之后英国实力的下降使英沙关系有所疏远，那么英国对于沙特国家领土问题的漠视则使英国失去了沙特的信任。
二、“约旦教官”问题与达曼会议的召开
达曼会议的召开不仅未能解决沙特与波斯湾沿岸诸多酋长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反而使英国与沙特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伊本·沙特起初认为英国撤出了印度，应该也会逐步结束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英国却在自身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加强了对波斯湾诸多酋长国的控制。阿布扎比和卡塔尔虽然保留了国家的身份，但实际上却是英国的附庸，四国举行的达曼会议俨然成为了英沙两国争夺的舞台。如果说在之前的“大叙利亚计划”问题上，来自阿卜杜拉的威胁是潜在性的，而且英国的身份更像是居于第三方的调解者，尽管英国并没有满足沙特边界保证的愿望，但至少英国没有刻意去损害沙特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今英国第一次以反对者的身份站在了沙特国家利益的对立面，这对沙特政府，尤其是对伊本·沙特本人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和经济需要，英沙两国之间从合作关系转变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之前牢不可破的英沙友谊很快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
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陆地边界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这里才真正引起各方关注。伊本·沙特坚持认为争议地区在历史上都是沙特的领土，理由是当地部落效忠于沙特王室，并一直向沙特政府缴纳天课( Zakat，即济贫税)。1949年10月14日，沙特政府还向英国递交了对沙特东南部边界的具体声明文件，其中就把布赖米，利瓦(Liwa)和扎西拉(Dhahirah)这些争议地区划入沙特版图。[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422.对于边界划分的依据，英国与沙特的看法不同，英国认为“沙特从不断迁移的游牧部落手中征收天课的行为并未构成国际法中‘主权’的充分依据”，还认为“阿拉伯半岛东南部边界的划分应以1913年7月29日和1914年3月9日的英土会谈中规定的内容作为法律依据”，即上述争议地区毫无疑问应该归属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等酋长国所有。[注] Ibid., pp.423-424.
英国政府认为伊本·沙特夸大了来自这支普通警察部队的威胁，拒绝按照沙特的要求对“约旦教官”计划做出调整。英国外交部东方事务部官员杰弗里·弗朗(Geoffrey Furlonge)在1951年5月21日的备忘录中分析认为，伊本·沙特对哈希姆家族的敌对情绪使其对约旦人员在沙特边界的行动过于敏感。对于英国而言，波斯湾沿岸的诸多酋长国是英国的保护对象，为了维护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巩固战后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英国没有必要在该问题上对沙特做出太多让步。[注] Shafi Aldamer. SaudiArabiaandBritain:ChangingRelations,1939-1953, p.183.
达曼特别会议的举行正是为了解决“沙特与卡塔尔、阿布扎比北部之间的边界问题”。该会议是由沙特代表费萨尔在伦敦会谈破裂时主动提出的，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英国认为边界问题的尽早解决不仅有利于维护战后波斯湾和阿拉伯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在该地区石油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注] Ibid., p.489.1952年1月28日，达曼会议如期召开，虽然参会人员来自四个国家，其中包括沙特代表费萨尔、英国驻波斯湾代表卢伯特·海(Rupert Hay)、阿布扎比酋长国酋长夏克布·伊本·苏尔坦(Shakhbut Ibn Sultan)和卡塔尔国王阿里·阿勒萨尼(Ali Al-Thani)，但是其中会议的主角是英国和沙特两国的代表。
尽管英国拒绝了伊本·沙特的要求，但还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伊本·沙特的紧张情绪，而且除了“约旦教官”问题之外，沙特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诸多酋长国的边界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英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和沙特政府进行直接的交流。[注]随着30年代初沙特与美国石油租让协定的签署，1935年沙特政府曾致信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与英国就沙特东南部边界问题进行商讨，但之后由于二战的爆发，英沙谈判被迫暂停。于是，1951年5月28日英国大使艾伦·特洛特代表英国政府向沙特发出会谈邀请。从1951年8月7日到25日，费萨尔亲王在伦敦和英国代表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的话题主要包括特鲁西尔部队的“约旦教官”问题、部分波斯湾岛屿归属以及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国家边界等问题。[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2, p.220.
在伦敦会谈前夕，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1951年7月20日不幸遇刺身亡，这个事件不仅解除了伊本·沙特对哈希姆家族的担忧，而且使伦敦会谈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约旦国王的继任者明确表示放弃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并将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专心致力于国内建设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注] Asher Susser, Aryeh Shmuelevitz, TheHashemitesintheModernArabWorld, London:Frank Cass, 1995, p.88.因此，约旦未来对于沙特的威胁逐渐消失，伊本·沙特不再对英国创建的特鲁西尔部队计划提出异议。英沙政府伦敦会谈的内容也转移到了波斯湾部分岛屿的归属和阿拉伯半岛东南部边界问题的讨论。双方初期交流较为顺利，在涉及关于沙特与巴林、科威特之间波斯湾岛屿的归属以及海床的划界问题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对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陆地边界的谈判却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也直接导致了伦敦会谈的破裂。[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2,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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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沙特本人对这支部队中引入约旦教官的做法非常反感。1951年1月9日，优素福·雅辛(Yusuf Yassin)以伊本·沙特的名义对该部队的组建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472.伊本·沙特反对该部队的组建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支部队对沙特东部边界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其次，这支部队中约旦教官的加入无形中使沙特在战略上面临着来自哈希姆家族军队从南北两方夹击的危险，这是伊本·沙特绝对不能容忍的。尽管英国大使艾伦·特洛特向沙特保证“组建这支小型部队纯粹是出于波斯湾西岸酋长国内部的需要，绝对没有任何针对沙特的目的”，但是伊本·沙特并不认同，他认为“以任何借口将约旦士兵放在沙特边界都会对他的国家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威胁，这样的效果就等同于将苏联士兵驻扎在英国边界一样”。[注] Ibid., p.472.因此，伊本·沙特要求英国政府修改这支部队的组建计划，表示即便他可以接受这支军队的存在，也要严格控制军队规模，而且绝不允许约旦教官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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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沙两国起初对达曼会议都抱有很大期望，并各自制定了不同的策略。沙特希望与卡塔尔、阿布扎比的代表直接谈判，认为这种方式对沙特更加有利。在1月29日讨论沙卡边界的时候，卡塔尔国王阿里由于与伊本·沙特关系密切，表示会无条件接受沙特国王对两国边界的裁决，但他的声明立刻遭到英国代表的否决。[注] Richard N. Schofield, ArabianBoundaryDisputes, v.16, p.656.英国参会的目的是希望借助达曼会议阐明英国立场，消除沙特政府1949年领土声明的影响，将波斯湾沿岸诸多酋长国纳入到英国的规划之中。因此，英国代表卢伯特·海反对卡塔尔国王的声明，并声称只有英国才有权力代表波斯湾诸国处理对外关系事务。不仅如此，卢伯特·海在1952年1月29日和30日分别代表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两国发表了与沙特边界争议的声明，将之前明显属于沙特的大片领土合并到这两个国家的范围内，这同样遭到沙特政府的坚决抗议。[注] Abdulrahman Al-Shamlan, TheEvolutionofNationalBoundariesintheSoutheasternArabianPeninsula:1934-1955, pp.250-254.由于分歧无法弥合，各方只好在1952年2月14日宣布达曼会议暂时休会。
在沙特与北部的约旦之间的边界问题尚未平息之时，沙特的东南部边界上又有一场新的危机在悄然酝酿。1950年底，英国政府计划为波斯湾沿岸的特鲁西尔酋长国组建一支小型警察部队。[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314.为了更好地训练这支部队，英国政府打算从约旦的阿拉伯军团中为这支部队引入一定数量的约旦籍教官。对于组建这支部队的目的，英国外交部官员R·博克(R.Bowker)解释说：“这是为了限制奴隶运输、护送英国政治代表、保护特鲁西尔诸国内部安全”，而且这支部队的规模不超过100人, 其中包括35名约旦教官。在完成训练任务之后，这些约旦教官就会立即返回本国。此外，英国政府保证这支部队会尽力避免介入所在国内部的政治事务。[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2, p.220.然而此事还是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引起英沙双方争议的话题。
三、布赖米危机的产生与英沙关系的恶化
英国随即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军事措施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沙特政府的抗议。1952年9月15日英国驻吉达代办D·M·里奇斯(D.M.Riches)向伊本·沙特阐述了英国政府的立场，他认为布赖米绿洲属于1951年伦敦协议中所覆盖的区域，一部分属于阿布扎比，另一部分属于马斯喀特苏丹，英国政府要求沙特立刻遣返图尔基，还表示“如果沙特不立刻做出改变，英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利益”。[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2, pp.474-475.为了显示英国的强硬态度，英国政府派遣驻波斯湾军队进驻布赖米地区。在1952年9月18日，英国在距离哈马萨4公里处建立了军事哨所，此外英国政府还指示驻在沙迦的英国皇家空军低空飞过哈马萨，以此对沙特进行军事威胁。[注]Ibid., p.531.到1952年10月，双方在布赖米的对峙继续加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双方态度都极其强硬，伊本·沙特甚至一度表示“他宁愿图尔基死在那里，也不愿意将其撤出”。[注] Michael Quentin Morton, Buraimi:theStruggleforPower,InfluenceandOilinArabia, p.104.
伊本·沙特很快将计划付诸实施，抢先在争议地区建立统治机构。在1952年8月31日，在哈马萨(Hamasa，布赖米绿洲主要定居点之一)酋长沙米斯(Rashid Bin Hamad Al Bu Shamis)的邀请下，伊本·沙特派遣以图尔基·伊本·阿泰山(Turki Ibn Utaishan)为首的沙特官方代表团抵达哈马萨，不仅接管了酋长沙米斯的权力，而且对外宣布图尔基是整个布赖米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注] Abdulrahman Al-Shamlan, TheEvolutionofNationalBoundariesintheSoutheasternArabianPeninsula:1934-1955, p.267.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沙特代表团包含50名士兵和30名官员，英国政府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沙特军队公然占领布赖米的表现。[注] Michael Quentin Morton, Buraimi:TheStruggleforPower,InfluenceandOilinArabia, p.102.因此沙特政府的行动不仅造成了与波斯湾沿岸诸多酋长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英沙两国之间进入直接的对峙状态。沙特的这种冒险行为实际上是放弃了任何和英国改善关系的希望，开始以获得领土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
达曼会议的失败掀开了英沙两国斗争的序幕，双方均对谈判协商的解决方式失去信心。伊本·沙特认为英国立场强硬的原因是沙特缺少在谈判桌上的有利筹码，因此他计划通过在争议地区建立实际统治，以造成既定事实的方法给英国施压。在争议区域当中，布赖米绿洲地区成为沙特的首选目标。布赖米绿洲位于沙特、阿曼和阿布扎比交界处，面积约1985平方公里。这里气候炎热、贫困且落后，但是因为可能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注]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6页。伊本·沙特认为布赖米地区的部落在历史上和沙特存在紧密联系，是沙特领土的一部分，因此沙特政府在1949年发布的领土声明中就明确将布赖米绿洲划入本国领土范围，而且在伦敦会谈和达曼会议中从未将该地区列为讨论的议题。
笔者最初编写八皇后算法时，运用常用的数学逻辑编程思维，尚且能解决，但到了任意皇后及其拓展问题，感觉程序执行的方向性难以把握，各变量的数值变化难以推理。通过转变思路，使用作图、图形转换、辅助线、图形推理时恍然大悟，使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化了；感觉能看到程序运行全过程，并能捕捉到某一时刻的变量的变化，有点像在做建筑设计或机械设计。笔者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去摸索图像思维在教研中的作用，促进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
英国不愿意给予沙特希望的那种领土保证与沙特自身的战略地位变化密切相关。1947年夏天英国从印度撤离，昔日沙特对于“维护英国与印度之间陆上和空中交通线路”的战略作用不复存在，英国对沙特的关注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今的中东正日益成为苏联和西方国家争夺的重点地区，而沙特由于其是“重要的国际产油国、有宗教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并具有国际地缘战略因素的地位”，自然会成为战后两大阵营争取的对象。[注] Shafi Aldamer, SaudiArabiaandBritain:changingRelations,1939-1953, pp.145-146.在1947年秋天英美两国举行的华盛顿会谈中，双方在“维护中东的普遍安全”和“保护该地区免受共产主义的侵袭”方面达成共识。然而此时不断激化的关于沙特—外约旦的领土争议问题不仅会恶化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也会破坏英美两国对中东地区的总体战略构想。因此，1948年4月28日英军驻中东地区的总司令J·克拉克(J.Crocker)将军和驻沙特大使艾伦·特洛特(Alan Trott)在访问利雅得期间表示：“现在中东地区所面临的威胁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并不是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就能解决的。英国也不认为沙特或者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就足以抵御一个超级大国的进攻，除非提前做好准备，否则这样的抵抗甚至不能坚持到英国的援助到达。”[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p.98-102.
沙特对英国破坏协议的行为表示抗议，还警告英国政府会将布赖米争议公开化，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共同制衡英国。英国政府不甘示弱，在1953年3月6日，其率先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对外表明了英国在布赖米问题上的立场。第二天，沙特正式对外公布包括《布赖米搁置协定》在内的相关文件以及英国违背协定的证据。[注]Ibid., p.102.这是沙特政府继前一年派遣图尔基到达哈马萨之后的第二个重大决定。沙特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媒体宣传活动，不仅可以制止英国在布赖米的军事行为，还可以动员阿拉伯民众甚至包括美国舆论共同反对英国的做法。然而沙特的宣传活动也附带有很大风险，因为这样的宣传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英沙关系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
英沙两国的矛盾经过媒体的宣传彻底暴露给外界，英国虽然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但并未如伊本·沙特所设想的那样受到钳制，反而在积极筹划更为激进的行动。1953年4月2日英国致电沙特政府，指责后者“没有认真履行关于争议地区的《布赖米搁置协定》，反而在协定签署之后加强了对当地部落酋长和民众的笼络”。鉴于沙特的这些不当举措，英国政府表示会“保留在与布赖米相关事务上的行动自由”。[注]Ibid., p.21.英国此番表态意味着其很可能会单方面放弃《布赖米搁置协定》的约定，为了保护特鲁希尔海岸酋长国的利益不惜进一步激化与沙特之间的矛盾。随即在1953年4月10日，英国封锁了哈马萨，切断了图尔基与外界的粮食补给线：在包括利瓦绿洲在内的大多数争议地区上建立起军事哨所。
英军封锁布赖米的消息使沙特政府倍感压力，伊本·沙特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妥协策略，即通过对英国的些许让步换取在边界问题上讨论的主动权。伊本·沙特十分了解英军的强大实力，尽管二战之后的英国实力大不如前，但依然还保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如果一旦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他之前所担心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和“个人荣誉”都会荡然无存。因此伊本·沙特不得不收敛锋芒，在布赖米问题上对英国做出妥协，但他同样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在1953年4月19日与英国大使乔治·佩勒姆(George Pelham)会谈期间，伊本·沙特基本同意了英国政府提出的仲裁建议，但同时要求英国首先将事态恢复到4月2日之前的状态、撤出在争议地区的英国军队、解除对哈马萨的封锁。[注] Richard N. Schofield, ArabianBoundaryDisputes, v.18, p.730.然而英国坚持要求将沙特方面把图尔基等人从布赖米撤出作为英国解除封锁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也成为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注]Ibid., p.761.英国政府认为沙特表面上接受英国的建议，实际上却在制造争议，拖延对问题的解决。因此在1953年6月底，英国还在研究动用武力驱逐图尔基的可能性。[注] Jane Priestland, TheBuraimiDispute:ContemporaryDocuments,1950-1961, v.3, p.348.
1953年9月之后由于伊本·沙特的个人健康原因，沙特政府才最终调整政策，在布赖米问题上对英国做出全面让步。[注]根据沙特政府的消息，伊本·沙特在9月突发疾病，而且病情恶化很快，并于1953年11月9日去世。由于沙特国王病情的急剧恶化，沙特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非常微妙。为了防止国内外势力利用沙特王位继承问题挑起事端，沙特政府需要立即修复与英国的关系，迅速结束双方在布赖米地区的对峙状态。在1953年9月25日，沙特驻伦敦大使谢赫·哈菲兹·瓦赫巴(Sheikh Hafiz Wahba)代表沙特政府向英国表示愿意首先将图尔基等人从哈马萨地区撤出，而且不在争议地区继续从事笼络民众的活动。[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559.这是从布赖米危机发生以来沙特政府第一次明确表示愿意将图尔基撤出布赖米。英国对沙特的决策表示满意，也随即搁置了对布赖米的武力解决方案，并于1953年10月9日表示愿意重新和沙特政府进行相关事务的磋商。[注] Penelope Tuson, Anita L.P. Burdett, RecordsofSaudiArabia:PrimaryDocuments1902-1960, v.8, pp.566-568.
英国和沙特关于布赖米绿洲归属问题的冲突虽然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在经历过上述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尤其是在布赖米危机的影响下，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也为沙特政府在1956年正式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埋下伏笔。英国从此结束了与沙特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在未来处理中东事务时不再被沙特因素所羁绊，而沙特也放弃了自从建国以来就精心缔造的英沙特殊关系，彻底转向美国，寻求来自后者的庇护，为以后的美沙关系的迅速发展打下基础。至此，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英沙友谊也彻底宣告结束。
四、结语
无论是从沙特的角度还是从英国的角度，沙特的领土安全问题在英沙两国关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几乎影响到了英沙关系发展的所有阶段。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沙两国的合作关系为沙特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巩固了沙特家族的政权；与此同时，沙特王国也成为了这段时期大英帝国安全锁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些昔日维持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
1946—1953年期间英沙两国关系的变迁是战后英国战略收缩的必然结果，但是英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并非如伊本·沙特所设想的“全面撤出中东”，而是有所取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中东某些战略要地的控制。[注] J. Kelly, EasternArabianFrontiers, London:Faber & Faber, 1964, pp.153-155.自从1947年英属印度殖民地独立以来，沙特在英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大为降低。相对于沙特而言，约旦和波斯湾诸多酋长国位于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路，它们在英国人眼中的战略价值依然重要，因此战后英国仍然对这里保持着较为严密的控制，沙特对上述国家的领土要求必然会直接触及英国的利益。如果必须让英国在它们其中做出取舍，那么沙特就必定会成为英国总体战略调整的牺牲品。
双及物构式对动词论元的压制主要体现在原来只能带一个名词或两个名词的动词，在构式的压制下能带三个名词性成分。比如英语中的“bake”，有“制作”义，是个典型的二价动词，它一般只凸显烘烤者和被烘烤物两个参加者，接受者一般不出现。但是当“bake”进入双及物构式后，这个构式就能凸显了三个论元角色：施事、接受者和受事。“烘烤者”对应“施事”；“被烘烤物”对应“受事”；空余一个“接受者”，论元构式便赋予其“接受者”的含义。因此，其后必须出现接受者。例如：
用人单位普遍存在追求高学历化的倾向，不考虑人才配置的合理结构，在录用人才时常把高职生拒于门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操作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小。市场经济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机制还不完善，毕业生就业靠社会关系而不是看实力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加之，学校所设的专业与社会需求相对脱节，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瞬息万变的形势。
沙特与英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双方在地区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的结果。战后的英国认为中东地区当时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北部的苏联的扩张，但是在伊本·沙特看来，传统的国家领土边界问题远比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来得更为实际和紧迫。现代沙特王国自从复兴以来一直保持着“被敌人包围的岛国的孤独感”,[注] David E. Long, TheKingdomofSaudiArabi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107.这种危机感源自沙特国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宗教身份，沙特王国也因此与许多邻国矛盾冲突不断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很多是以边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避免重蹈第一、第二沙特王国灭亡的覆辙，从建国伊始，伊本·沙特就抛弃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别、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寻求英国制衡下的阿拉伯半岛政治格局。战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使沙特失去了之前的那种“大国主导下”的安全感，沙特对英国的态度也会随之产生变化，这也是后来英沙关系逐渐疏远、美国能够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伊本·沙特的这种国家安全观念和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后来的沙特统治者所吸收，为当代沙特的政治和外交方略的形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王波，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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