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暴力革命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基本方式，统治阶级的反动暴力是革命暴力的最终根源。在人类社会变迁中，暴力发挥着巨大作用，包括新社会的助产婆、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等。但从根本上说，暴力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还是其内在规律，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律。迷信暴力、以为暴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不适当地使用暴力，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关键词】暴力 暴力革命 无产阶级解放 国家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内容而言，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连续性的中断，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飞跃性质变。就其形式而言，运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中，或轻或重都存在有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的现象，有的甚至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灾难。认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准确理解他们关于暴力革命的主要观点，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基本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历程中，无产阶级既是变革的领导者，又是变革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怎么推动资本主义变革？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基本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年的西欧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消亡的历史时刻已经来到。与此同时，负有终结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也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2]。接下来，无产阶级要“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消灭阶级的存在条件乃至阶级本身，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的“暴力”，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即“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3]。最后，《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
知，就是在全班完成规定任务之后，让学生知道自学结果，肯定正确，纠正错误。教师抓住教材的重点、难点加以点拨，起到画龙点睛作用。
一般认为，《共产党宣言》关于暴力作用的论述，代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所谓的暴力革命，就是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论述中，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暴力，或者说意味着暴力。如恩格斯1872年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5]当然，“革命不能随意制造”的理念，也深深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深处。这一点，使得他们明显区别于布朗基等“过去一代的革命家”：“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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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35]而且，“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包括武器等，后者“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36]在工业社会，“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37]作为国家的暴力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暴力本身，而是维护“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38]
从早年到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1889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9]1891年，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在“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的德国，必须“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用暴力来炸毁”社会制度的“旧壳”，包括“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才能迎来新社会。[10]恩格斯在这里所表达的，和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达的，毫无二致：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用合法手段’”争得“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11]
二、革命暴力是对统治阶级反动暴力的有效回应
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他们面临被统治者反抗时无情使用的反革命暴力，是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赖以产生的最深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无非是揭穿了统治阶级仁义道德的外衣，向世人展示了阶级统治的血淋淋、赤裸裸的残酷现实。
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深刻洞察到暴力革命的内在逻辑：“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12]恩格斯的结论，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实践的严格检验。在1848年革命中，巴黎工人的6月起义最为壮烈：“总计大约1500人在巷战中丧生——其中政府军大约占2/3。……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13]这使得马克思得出同样的结论：“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14]20多年后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统治阶级暴力统治的残酷性：“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从此，巴黎工人和他们‘上司’之间就被一条血河隔开。”[15]反革命的暴力的存在，是革命的暴力存在的前提，也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
统治阶级的反动暴力，体现在国家机器的复杂设置上。在19世纪的欧洲，法国最为典型。马克思指出，法国的“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16]正是这种状况，使得马克思得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的著名论断。所谓“不能简单地掌握”，马克思解释说：“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8]在这里，马克思把“打碎”“官僚军事机器”局限在“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些国家，是反革命暴力最强盛、最肆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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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灭亡，根本上同样不取决于暴力。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开始丧失历史的合理性之时，“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42]。资产阶级求助于暴力，也不能避免“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不能“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43]
首先，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作为新社会助产婆的暴力，既包括被统治者的反抗统治者的革命暴力，也包括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统治者的暴力，如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暴力，尽管后者在通常意义上不属于暴力革命范畴。“助产婆”的定位表明，暴力革命只是在事物质变的“临界点”[23]上或“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24]，发挥了加速变革进程的作用：如果母体压根就没有孕育生命，任何暴力行为，也不能无中生有制造出一个生命。社会领域中的变迁，如同新生儿的孕育、生产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暴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帮助社会变迁完成它最后的临门一脚，而不能随意地、违反规律地推动或阻碍社会变迁。暴力的“革命的作用”，体现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25]上。只是，革命的时机即临界点，需要革命者根据各种事实做出准确判断。
对掌握反革命暴力的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革命暴力，在阶级对垒的战场上实现自身的解放，在反复出现的反革命屠杀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
三、暴力在社会变迁中作用的发挥
首先，对工程项目要进行严格的企业化管理。中标单位派驻的项目经理、施工员、安全员等其相关证件暂时交由业主保管，施工中所有派驻人员要每日到业主处报道，上下班都要签到。同时出台处罚措施，如项目经理无故离场，一次者进行警告，二次者进行罚款，三次者可清除出场。
1848—1849年的革命，最后归于失败。马克思所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总结失败教训、分析革命前途的著作。他指出：“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法国工人阶级，需要在“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下前进：“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19]同样，马克思也反思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教训。马克思认为：“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0]马克思将巴黎公社的失败，归结为“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没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能建立起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换言之，巴黎公社没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革命暴力。
其次，国家权力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所谓集中的，是指暴力的形式、种类、手段的高度集中。所谓有组织的，是指暴力构成、实施的组织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指出“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26]。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详细地论述了国家权力的历史和实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27]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性、组织性，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暴力。”[28]没有组织的自发暴力，是没有力量的。工人群众，“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29]。面对有组织的国家权力，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推进革命。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30]，否则还要归于失败。当然，看到国家政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的一面，决不能忽略它作为公共权力的社会职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1]这个道理，对于任何性质与类型的国家，都是适用的。
第三，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作为经济力的暴力，指的是有组织的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国家权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恩格斯在1890年解释说：“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32]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了暴力的经济作用，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33]的观点。
此外，恩格斯还认为，武装反抗政府的不法行为是历史权利。1884年，恩格斯指出，面对德国统治阶级的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千万不要这么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诉诸暴力，而要屈从于任何压迫和任何暴力，不仅在它们形式上是合法的（在我们的敌对者看来是合法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在它们直接违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34]。以革命的暴力，对抗政府的非法暴力，在欧洲的革命传统中，是历史悠久的自然权利（反抗权）。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都主张内容略有不同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主张，当政府违背契约时，人民有权用革命的手段，终止委托，收回权力。
从革命暴力在社会变革临界点上的临门一脚，到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在经济上的作用，再到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力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最后强调对抗政府非法暴力的革命暴力的历史正当性、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暴力的作用，为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中正确对待和使用暴力，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四、不能把暴力的作用绝对化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针对杜林的政治较之经济更基础、更具决定性、“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等观点，花费了大量篇幅，去阐述马克思和他的暴力理论。其中，不能把暴力包括革命暴力的作用绝对化，是恩格斯着重强调的观点之一。
其实，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就有所阐发了。1831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武装起义，被军队残酷镇压。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也被政府扼杀。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些血的事实中，得出了暴力革命必然性的结论。1842年，恩格斯就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指出，“采用合法途径的革命”“是实际上不可能的事”，因为停工、罢工本身就是暴力的、非法的措施。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只是，“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7]。1844年，马克思就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指出，包括法国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对革命的认识不完全准确，如“认为一切弊端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补救办法就在于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但“事实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的行动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要求的：“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8]
暴力不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本原因。历史上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成，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全部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39]换言之，私有财产，如果没有丧失它的历史合理性，如提高生产、改善人们生活等，单单依靠暴力是消灭不了的。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4页；第581页。
财政“分步分类”理论是该体系对政府补偿机制提出的建议。据介绍，在公立医院投入补偿机制研究过程中，为改变政府财政补偿未量化问题，张培林创新性提出政府财政分步分类补偿理论：首先是分步补偿，一是离退休人员经费，二是在职人员经费，三是药品补差，四是公卫公益任务和政策性亏损，五是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和维修维护，六是重点学科建设和学科深化；其次是分类补偿，一是“六项埋单”，二是在职人员经费，三是药品补差。该研究项目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多家国家级媒体进行了报道。
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从本质上说都是暴力，只是性质不同。纵观人类历史，暴力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强制性的力量，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生活中。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21]体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既有资产阶级对农民土地、教会地产的剥夺，也有国家出台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以及针对落后民族的殖民掠夺，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22]马克思这些论述，有着丰富的内涵。
鉴于暴力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第二、三、四章，以“暴力论”为题专门对暴力主要是以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为代表的暴力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1887年至1888年3月，恩格斯又根据德国的历史，初步写就了第四章，准备以《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为题，出版一本小册子，甚至已经草拟了序言，但最后没有出版。这本没有出版的小册子，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44]这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观点：暴力，无论是革命的暴力还是反革命的暴力，无论它能够发挥多大的历史作用，终究不能违背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迷信暴力的作用，以为暴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不适当地使用暴力，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注释
[1][2][3][4][16][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第43页；第53页；第66页；第511、564页；第103～104页。
早晨的空气是如此清新，每呼吸一次，胸口的肌肉便松弛一分，而阳光掠过皮肤时是如此温柔，感觉皮肤上的汗毛都被梳得服贴。
暴力不是阶级和统治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阶级的产生和对立，主要是“人的劳动”的“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40]统治关系，也不只是暴力问题。“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41]履行社会职能，是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基础。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第393、395页。
[9][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第597页。
[10][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第190、191页。
医院不仅要对药品的成本进行控制，还要对自身的消耗进行控制，公立医院的医疗工作是为了造福人民群众的，不是争夺业绩的地方，不需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宣传来浪费财政资源，医院为了保证医疗效果，医疗方面的设备必须要现金可靠，可在公用经费方面方面做出一定的节省，医院的办公用品、水电费、维修费、差旅费等也要合理的进行调控，避免浪费，这些地方虽然消耗不大，但日积月累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医院的整体支出，这些细节的掌握，就需要医院上下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了，时刻心系着医院，在主观意识上为医院着想，只有每名参与者都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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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页；第151页。
(4)对接BEPS第14项行动计划成果，国内税法中完善相互协商程序规定。2017年3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引入BEPS第14项行动计划成果《创建更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强制仲裁除外的相关建议，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下的相互协商程序作了详细规定，确保及时解决相互协商程序案件，着力提高相互协商程序的效率。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8页。
[13][1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第194～195页。
本研究结果表明，地桃花提取物在室内有很好的除草活性潜力。地桃花乙醇提取物对10种供试作物幼苗生长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刺苋和稗，在浓度为10 mg/mL时对它们根、茎的抑制率均在70%以上，同时，盆栽试验结果也显示，地桃花提取物对稗和刺苋具有较强的抑制效果。说明地桃花中存在某些除草化学成分，对其活性成分进行跟踪分离将有望发现结构新颖的除草化合物。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8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1页；第861页。
张仲平想了想，道：“好吧。拿着，这是我替左达准备的拍卖推荐函和借条，让他在上面签字画押就行了。”他顺势在徐艺胸前擂了两拳，让他注意点儿。
[23]恩格斯也用过“临界点”概念。1893年，恩格斯感慨资本主义变革的历史进程太慢：“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这就是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
[24][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页；第371页。
[25][31][33][35][36][37][38][39][40][41][42][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第187页；第191页；第167页；第173页；第181页；第297页；第169～171页；第189～190页；第187页；第172页；第173页。
[2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1页；第46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1-0016-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1.003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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