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1978年至80年代末是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是以评介方式全面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对我国学界解放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90年代至本世纪初是追踪研究阶段，主要对70年代以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进行追踪研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本世纪初至今是逻辑反思阶段，集中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期能够加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重构。厘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程，提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性建议，为新时代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概念的首次使用是卡尔·柯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长文的第17个注释中[1]。之后梅洛·庞蒂、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围进行说明，尤其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划分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内就有人研究翻译卢卡奇的相关文论，只是那时并没有把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来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式引入国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不断变化，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做出调整，至今仍在发展演进中。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进程进行梳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图像更加清晰，通过辩证的评判，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现代性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等方面的理论观点，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进程
(一)1978年至80年代末——初步探索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期。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实施，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国内。根据徐崇温先生的回顾性阐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主要是中央领导在欧洲出访时接触到一种叫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胡乔木1977—1978年主持中国社科院工作时要求提供一份关于该思潮的材料供参考，这本是一种临时性政治任务，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始。[2]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一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被引进来的。1978年徐崇温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该文章首次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思潮”[3]。1981年高铦等人将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翻译出版，拓展了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认识。1982年国内出版了第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专著——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该著作详细地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性质，可以看作我国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的发端。
在该阶段，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面引进相关文献，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萨特等人的观点和学说，对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进行翻译、出版和研究(如张伯霖编译的《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1985年)和杜章智所编译的《卢卡奇自传》(1986年)等)。这类研究波及两岸三地，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徐崇温、陈学明、衣俊卿、曾枝盛等一大批在这一领域有影响的大陆学者同时为港台和大陆两个学界承担着译介和述评的工作，由此掀起一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服务服从于“改革开放”这一方针政策，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理解中解脱出来，实现思想的解放、视野的开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特性，包括“现实性”“开放性”“多样性”等。[4]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认识处于“西马非马”的阶段。[5]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详细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世界观，而且其中还包含有相当的无政府主义成分。[6]51—52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围的划分，是在批判梅洛·庞蒂、佩里·安德森等人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讨论基本在这个框架内。但即使“西马非马”是当时学界的主流认识，国内也并非没有异议。在1985年卢卡奇百年诞辰之际，国内学界突出地讨论了卢卡奇的哲学思想问题，并开启了以徐崇温与杜章智为代表的“徐杜之战”[7]354—357。杜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与发展，徐则认为卢卡奇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交锋同样出现在1986年长春市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学术讨论会上。1987至1988年国内理论界就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表文章数十篇。[8]这些学术论战引起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深刻思考。
二是全面推进水利综合执法，维护良好水事秩序。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水行政执法体制，提升水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深化河湖专项执法活动，加大督办整改力度，对水事违法案件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维护良好水事秩序。研究建立水利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不断提高水利法治建设规范化水平。
(二)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追踪研究阶段
第一，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警惕“西马化”倾向。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创立以来，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借鉴。必须承认，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国特定时期的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美学、人学、生态学等领域贡献出一套独到、创造性的见解。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声渐弱，过多地强调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面，忽略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方面，陷入片面性。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领域出现“西马化”倾向，以“西马”解马。我们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产生的，其西方式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思想背景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对其社会的时代问题做出现实性回答。但无论从其理论内容还是话语表达上，都呈现出多元主义的背景和倾向，并且包含对马克思主义不切实际的歪曲和否定。况且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学者的根本视角不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大都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是将注意焦点放在了哲学、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18]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要避免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到对以“西马”解马的推崇这一矫枉过正的现象，保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必要条件。以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和“异”，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创新发展的一方面，又要辨析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否定，尤其是其基本立场，虽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实质却始终与历史唯物论相异，掩饰不住其多元化思想的内涵。
这些已婚女知识分子对婚姻的守护和捍卫，甚至妥协，深刻折射出当下的女性在经济独立后，依然不得不面对婚姻家庭时时受到各种现实诱惑冲击的危机。她们也曾千娇百媚，也曾被爱人百般宠爱，也曾吸引过无数丰富和微妙的目光，可一旦红颜渐老，曾有的所谓的女性解放与独立自由，似乎也都在现实的生活与生存困境中烟消云散了。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不仅为南宁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资，也为南宁的旅游业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因此，中国—东盟博览会在推动南宁经济的同时，也使南宁旅游业整体质量的提高。东博会和旅游业的良性互动，使得两者融合发展，促进南宁城市竞争力。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影响下，南宁的旅游业不断向好向快发展；而南宁旅游业的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博会举办的质量。两者的互动迎来社会和谐发展共赢的局面。
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由全面引进与译介各个流派的著作逐渐转换到对其中某个流派、某种观点的深入挖掘以及对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事实上，尽管苏东剧变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但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西方掀起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因此我国学界不仅重视对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深刻剖析，更是将重点迅速转向对70年代之后，尤其苏东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追踪研究，如分析学、生态学、女权主义、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召开研讨会、出席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出国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引进苏东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图书资料等手段进行研究，产生许多著作、论文，极大地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时期的时代特殊性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致力于增强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为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
总之，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以概述性的评介为主，致力于对其全面引进与增进了解，并对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解放思想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是研究主要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进行划分，在“西马非马”的主流框架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进行批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一定盲目性和片面性，对各个学派的著作缺乏深入的探讨，对许多学说和观点认识不清，仍需要重新理解。[1]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进行梳理，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发展与不足，从而更好地开展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研究的高潮和低谷，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为了后续创新研究的发展，本文提供几点建议。
如果是赌，他押下的赌注就是坝下游几万人的身家性命，魏昌龙会吗？他敢吗？感觉上他相信魏昌龙，可现在是在节骨眼上，迟恒绝对不能在选择中花时间摇摆，他必须视他为赌徒，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保持公信力，占领新闻制高点。媒体的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依赖的内在力量。在虚拟网络世界中，每天有成千上万条信息铺天盖地地涌来，让受众目不暇接。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的发布越来越平民化，而信息的内容的质量很难保证。近年来网络假新闻频频发生，网络炒作成为恶劣风气，低俗、、暴力信息也时有出现。在信息良莠不齐的网络世界中，人们的精神和思想很容易被一些垃圾信息所污染。在这种良莠不齐的网络环境下，传统纸质报纸显现出巨大优势。因为传统报纸基于多年积累的行业道德通常格调高尚、思想健康、行文规范，成为一方思想的净土。
(三)21世纪初年至今——逻辑反思阶段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以空前的力度重塑了世界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一方面理性化、科层制、契约精神等现代性要素逐渐嵌入到社会运行体系当中，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得以呈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也随着显现出来，如生态环境、异化、资本扩张、精神生活物化等问题。[11]这些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非常严峻，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学者就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全球性问题上来，更加关注社会正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革命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秩序、生态环境等问题。[12]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研究趋向更加明显，于是国内学界怀着更大的热情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求寻得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对当代的中国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
在这一阶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仅仅评介、深化、追踪某一方面研究，而是逐渐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逻辑反思，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西为中用”，研究对象更多服务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实践需要，服务于中国的发展问题，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国语境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之意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逐渐增加，这种批判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成修正主义思潮的性质批判，而是上升到对外来思想的一种学术自觉，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反思[1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14]、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15]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下逐渐系统化、学科化。
2005年国务院学位办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化。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性质和范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概念本身也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这最终促使“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的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用它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非常复杂、带有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争论，降低学术研究的政治敏感性。逐渐地，学界完成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16]此外，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王雨辰提出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来代表7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区分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7]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地位和研究价值。总体来说，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更加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行与发展，但是国内学者仍需要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用和研究范围方面达成一致。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学界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进一步带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发展。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中国语境下的重新建构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国内学者加深了中、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美学、文学等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更加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如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这对形成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有重要理论意义。其次，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再次深化，加深了对其基本理论的阐释，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看似与第一阶段相似，实则存在本质差别。这一时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不是出于评介目的，而是在已经深入了解和追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批判的批判”，试图对其进行中国语境下的批判与重构，重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中的理论定位和历史作用。在不断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逻辑反思之后，理论研究重构必定不会太远。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缓和与转变，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再次引起争论。由于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先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争论的矛头总是直指徐的观点，他与王雨辰的“徐王论战”[10]最为轰动。这场论战可看作是十年前“徐杜之战”的延续，学界对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陷入深思与讨论，大大促进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虽然这一争论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此次论战却反映出在世纪之交我国学界思想困惑的加深以及思想解放带来的正面影响，人们不再刻板地仰视正统理论，而是可以实事求是地研究、争论，体现出学术自由化的一大进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世界上每个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面对着自身发展的困厄，使得90年代初期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研究走向低潮。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民的心理产生巨大冲击。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9]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的理解和剖析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需要，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渐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一种抗拒和批判的能力和武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本体问题的研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理解，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尔、阿尔多诺等人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对于单向度思维以及工具理性的批判，等等，引起学界极大的研究兴趣。学者们开始更少带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去批判和矫正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将其看作在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相交汇并在相应地区的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的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界怀揣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重新开启新一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
总之，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界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理解，能用更加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深刻反思。在更开放的语境下，学者们的哲学思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与提升。学界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西方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出现了对生态学、美学、人学、文学等方面的关注，并在90年代末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以及东方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需要指出，国内用“国外马克思主义”代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来的价值评价问题，但却不能抹去这一问题真真切切的存在性。我们尽量避之不谈而是进入更加具体化的研究，是因为在中国目前还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只有暂时“求同存异”，并非全面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性。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蓬勃发展，在后续研究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才能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继续探求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发挥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价值。
第二，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要具备“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加速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重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借鉴，是因为自始至终二者都没有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一开始就强调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不具有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统性质”。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代化危机在全球蔓延之时，我国也很难不受丝毫影响。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危机决定着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合法性与优越性。正如陈学明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是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想资源论证我们可以走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4]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也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等提供参考。
文化与国家政治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9]25，这一重要论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文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即文化革命才是西方社会首要任务；卢卡奇则强调阶级意识，其实质上是强调文化的领导权，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等。)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丰富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可供中国的文化建设汲取、借鉴。在文化批判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可取之处。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与改革开放肇始之时已截然不同，但不幸的是庸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等开始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几乎成为了物质的奴隶，精神生活要么缺失要么庸俗不堪。针对这种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之道。弗洛姆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成为了机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对中国当今大众庸俗文化进行批判，既能够抵御外来资本主义庸俗文化对国民的侵蚀，更有利于我国自身的文化建设。因此，后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需具备问题意识与现实意识，选择与中国自身问题贴合、有助于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研究，从而加速在中国语境下的重构。
第三，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40余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梳理发现，初始阶段是浅显的评介研究，第二阶段是追踪某一流派的发展研究，到如今发展到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或具体思想的研究。整个研究历程是研究对象的愈加细致化、具体化，这本是研究深化的表现，但却出现了忽略“部分”与“整体”联系的问题。只是就问题而言问题，缺乏“整体意识”，不能将问题放到整体历史背景下，观察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完整体系，它纷繁复杂，流派众多，其理论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如果只从“整体”研究入手，很容易陷入它庞杂的理论体系中找不到方向。佩里·安德森指出，“它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20]41因此，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庞大、理论众多，它仍有一定的规律或说理论倾向可循。问题就在于，要摆脱以往的实证化和技术化的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范式，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人物、流派的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也存在一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是我国学者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下还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等。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与以上研究联系起来，探索其内在的理论联结与思想渊源，将“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科整体持续创新、深化、提升。
（3）本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截瘫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与文献[5]报道一致。我们于治疗前后动态观察下肢静脉血栓，发现治疗后血栓缩小，血管再通率较治疗前提高，且截瘫患者康复时间也明显缩短。可以说，利用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动态观察截瘫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树发.关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J].理论视野,2010,(8).
[2]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和论争[N].北京日报,2015-1-19(20).
[3]徐崇温.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1978,(5).
[4]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之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2016,(3).
[5]丁国旗.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2).
[6]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出版社,1982.
[7]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张翼星.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J].哲学动态,1999,(8).
[9]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J].读书,1998,(1).
[10]洪睿,沈云都.再评“西马非马”：问题及其形式——徐崇温与王雨辰论战10年回顾[J].学园,2010,(2).
[11]庞立生,聂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重意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6).
[12]王晓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3]王文臣.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局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
[14]伍志燕.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偏误与修正[J].理论探索,2018,(1).
[15]韩秋红,史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与局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8).
[16]王雨辰.关于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批判性反思[J].学术研究,2010,(3).
[17]王雨辰.加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观念与方法[J].河北学刊,2009,(4).
[18]郑国玉.西方马克思主义值得借鉴的四个方面[J].理论视野,2012,(5).
[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20](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AnAnalysisoftheDevelopmentalProcessofResearchintoWesternMarxisminChina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ZHU Yu-ting
(SchoolofMarxism,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western Marxism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From 1978 to the end of the 1980s, it was the stage of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 which scholars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d western Marxism mainly by making comments, which objective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in academic circle.From the 199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t was the stage of tracing research in which scholars mainly traced the new genres of western Marxism emerging after the 1970s.Moreover, they criticized and reflected on “Soviet Marxism”.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t is the stage of logical reflection in which scholars focus on critical reflection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hope of acceler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Marxism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western Marxism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puts forward some innovative suggestions on the study of western Marxism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stern Marxism; research on Marxism abroa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9)06-0055-06
收稿日期：2019-09-06
作者简介：朱妤婷，女，山东济宁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这一论文; 学界论文; 理论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