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区分和幻象的视角已经成为符号消费研究的主导范式的情况下，本文试图指出，在这一范式所揭示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存在诉求，这就是维持存在的安全感的社会关系的求同建构，以及由这一建构所提供的幻象中的真实基础——存在的关系性。
[关键词]符号消费 存在的关系性 存在的安全感 存在的含混性 符号权力
一、导 言
自从20世纪中后期消费社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形态之后，对符号消费的研究就成为西方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而伴随着近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来自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影响，消费文化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这也使得符号消费问题日益进入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对符号消费的研究方面，西方社会学界在长期的积累中已经形成了两种主导的研究范式。其中一种范式可以追溯到齐美尔关于时尚和凡勃伦关于浪费性消费的研究，①它在当代得到了来自布迪厄和布希亚等人的积极回应，②这就是差异或者说区分的范式，它强调符号消费的实质是由一种差异的逻辑所主导的，而差异也往往被视为是符号消费最富有学术价值的特征(学者们似乎更加热衷于探讨差异，而不是问题的另一面：趋同)。这一思路受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启发，尽管它并不仅仅局限于阶级维度；它的某些作者显然还受到索绪尔有关意义差异理论的启发，③尽管它远远超出了符号学的范畴；这一思路无疑还被打上了现代社会分化研究的烙印，涂尔干通过分工所描绘的现代社会的分化问题现在则呈现为符号消费的分化和分层。④
另一种范式的形成无疑要得益于建构主义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兴起，它意识到消费符号作为文化建构似乎日益摆脱了自然的参照，从而成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幻象。对此不能不提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思想的启发，⑤前者提供了一种对冒充绝对存在的意识形态幻觉的批判，尽管其所包含的对本真存在的预设和意识哲学的色彩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后者则揭示了文化系统或者说符号系统的相对性(对马克思而言意识形态也是相对的⑥)，这与尼采的透视主义相得益彰，⑦那些深受索绪尔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者往往也是尼采的信徒。于是在这一范式的展现中留下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标记：巴特主张流行仅仅是话语的建构，⑧紧随其后的便是列斐伏尔及其弟子布希亚宣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中，符号的客观参照物(referentials)消失了，对象不过是符号的建构，⑨而布迪厄则用误识(misrecognition)或错觉(illusion)来形容将符号的社会历史建构视为是客观事实的状态。⑩与此种法国传统彼此呼应的便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群批判理论家们，他们将大众文化视为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欺骗，以至于大众不过是生活在虚假意识的幻觉中，这一思路清晰地延续了由马克思和卢卡奇所开辟的意识形态和异化理论的风格。
以上的梳理当然不可能是系统全面的，但是它已经足以让我们洞见两种范式的主导地位，而这样的思路也在当代中国消费社会学的研究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回应，然而对区分和幻象之对立面的思考似乎并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无视问题的其他可能，西方学者的研究总已经或多或少地顾及到了诸如认同和整合之类的问题，国内学者在这些方面也同样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符号消费的认同、整合、沟通和表达功能)，但是这些研究的基调并没有摆脱以区分和幻象为主导的思路，以至于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消费符号的意义这一问题似乎还是在那个主导的线索中摆动着。本文正是试图突破这一思路束缚的一种尝试，思考在诸如消费符号的认同、整合、沟通和表达之中所隐含着的更深层次的存在之道，这至少将使我们意识到，在区分和幻象的范式之外依然还存在着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远未完结。
《鸨羽》是一首怨徭役的诗歌。 尽管由于怨徭役太多，误了耕种，眼看要挨饿，但不是要反抗，而是发出要求安定的呼声。 忧远，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
二、求同还是树异
以上的研究告诉我们，个性化的符号建构仅仅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幻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个性为其核心所指之一的消费符号也只不过是一个充满了任意性的幻象？幻象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的研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这样的论断，毕竟诸如个性之类的所指建构总摆脱不了各种文化的预设和相对主义的色彩(个性化的消费话语正是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个人主义幻觉的再生产中还隐藏着求同的倾向，这是否又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别样的启发呢？撇开由单纯的商品表象所编织的区分假象不谈(之所以是假象就在于它并非意义差异的产物，而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呈现)，由消费符号所呈现的真正的区分是不同消费群体的意义世界的区分，而这一区分的结果恰恰来自于对我们世界的捍卫，这个为消费符号提供意义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呢？这一问题无疑是有关符号真实性的关键所在，毕竟消费符号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实践网络的建构，这一网络对于消费者的意义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社会世界不过是一个关系的网络)。
“个性化”这个极具区分色彩的口号无疑是现代符号消费最为标志性的所指之一。我们姑且将其个人主义的错觉搁置一边，如果“个性化”在符号消费中具有明确的区分价值和关系化意义，那么其对于本研究的典型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名副其实的个性化，后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幻觉，但基于个性化幻觉的群体性消费的确是社会区分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个性化不可能是现代性的无意识，在现代大众传播的中介和现代个体的积极主张之下，它作为消费的显性话语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个性化”符号的敏感性和肯定性特征也使之很难回避意识的介入，也就是说，即便对“个性化”消费的执着已经沉淀为一种无需意识操心的不言而喻的信念——似乎个性化的追求是不假思索的自然状态，这并不影响消费者形成某种“个性化”消费的准意图，即意识和意图仅仅是表象，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非反思的信念。毕竟个性化符号的“独特性”使之难以对消费者的意识保持沉默，即便个体真的对自己的个性化消费缺乏任何准动机激发的过程，那么他那看似“与众不同”的消费行为很容易就引发意识的觉醒或者说意识的错觉。
然而个性化主张在消费者(尤其是青年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中的盛行与大量研究所不断印证的消费的一致性显然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状态：人们追求个性，但实际却缺乏个性。消费者何以会陷入到如此荒谬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也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消费的一致性在多数情况下并非高度有意识的对象化产物，当个性化在消费领域中成为一种被赋予高度社会评价的符号内涵时，它往往迫使其对立面转化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机制，以至于消费的一致性往往只是一种无须刻意为之并且常常是被个体自身忽视了的实践后果。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消极的状态意味着一种被压抑的无意识，它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以一种伪装和扭曲的方式来摆脱压抑的监管，也不是在超我面前丧失道德合法性的原始冲动(我们将看到，一致性的消极意味不仅与此无关，它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中具有某种积极的存在意义)。它只是在高度熟悉的不言而喻之中对意识保持沉默，并且这种一致性的倾向始终在前意识的实践中毫无阻碍地发挥着建构的作用。
同时使用两台摊铺机成梯队进行单幅一次性铺筑，摊铺宽度分别为5.5m与5.0m，摊铺机料位难以到边位置，应
也正是因此，消费者完全有能力以一种常识性的反思来质疑“个性”的神话，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消费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前意识的不言而喻的确在多数情况下对意识保持了沉默，而人们所理解的个性也并不总是意味着绝对的与众不同。事实上，人们对个性的追求往往只是在实践一种个人主义的表象(消费者并不关心个性的理论意义，重要的是看起来有一种“个性”的样子)，这也许正是对个性的积极评价所营造的某种关系性压力，只不过它更多地是以个体化的自发诉求的错觉方式来发挥作用。个性化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表象性的话语策略，这不仅是因为前意识中的一致性倾向，也是因为个性化本身不过是一个幻觉。它是现代社会分化的话语建构，是现代性主流价值观的力量展现；而关系化的方式则是更具实质内涵的实践倾向，尽管它总是尽可能对个体的意识隐蔽其自身的存在，但却充当着个性表象之下的实际基础。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消费的一致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埃尔潘认为：“消费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消费者企图保持独创性和个人化，而是担心与同一阶层的人在消费方面出现差距。”埃尔潘所基于的美国小城镇的经验无疑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过他的观点与我们此前的讨论存在一些相通的地方。在个性化消费那树异于人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是对脱离我群的恐惧。在公共场所因穿着“独特”而引人注目对于大多数人都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不希望吸引别人的目光也就是拒绝成为陌生的他者，因为异样穿着的别样意义完全可能挑战甚至颠覆消费者与他人之间的默契关系(一种彼此理解和认同的可能性，即本体论上的亲熟)。这一点向我们充分展现了符号消费的关系性实质。符号不可能在一种封闭的自我导向中获得原初的生成，符号的存在正是消费个体之间的关系事件，而这一存在又内在于消费个体的建构，个体的存在就是个体之间的关系。
CRD法虽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的建设，但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主要包括施工指导问题和防排水技术问题，这或多或少地导致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任何一次穿着和他人目光之间的遭遇都意味着对符号合法性的检验，这一遭遇越是显得自然而然，符号的合法性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就越是获得了无声的确认。高度确认所采取的表象往往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引人注目，然而这恰恰传递出一种本体论上的亲熟——熟视无睹，它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最深刻的安全感。看似冷漠的“无视”反而是一种对存在的慰藉，而紧盯不放的目光则以其好奇和惊讶的眼神将现实置于问题之中，这意味着某种陌生的气息，它无论如何总已经带来了某种不安。所以“融入到人群中”并非只能意味着平庸和乏味，它完全可能是一次完美的社交，这是对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的终极肯定，它意味着我的存在总已经是为他的存在，就如同他人的存在总已经是为我的存在一样。
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将个性化作为自己的主导诉求，但如果那些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实践也能够支持我们的理论意图，后者将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撑。
标定实验平台如图11所示,实验装置置于C180温湿度实验箱中,温度控制为25 ℃,环境湿度设为50%,实验箱右侧接入装置电源并通过串口线接入电脑来接收实验数据;实验箱左侧接入通气管,通气管一端接扁锥腔气室进气孔,另一端接标气瓶。标定过程中,采用了297×10-6、495×10-6、694×10-6、896×10-6、1 100×10-6、1 516×10-6和2 000×10-6的标准CO2气体以及99.999%高纯氮气作为标气,并对每种浓度的标气重复测量了六次。实验装置输出的是参考通道电压信号的峰-峰值Vr和探测通道电压信号的峰-峰值Ve,取两电压信号的比值为f,其表达式为:
由此我们知道，无论是求同还是树异都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我们关系的关系性生存的不同呈现，它们在本体论上都固有地预设了那些能够为我的存在带来理解和支持的他人的在场。符号消费的确存在着区分的现象，然而设想人们只是怀揣着把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欲望而投入到符号消费之中，显然是片面和肤浅的，这不过是对常识的再生产。这一区分对于个体存在的重要性也许更多的只是对某种我们关系的再生产，这是在前意识的深度中的隐蔽的再生产，因为在树异于人的背后所隐藏着的依然是对一致性的深层投入。
乔十二郎道：“不是火药，只在喷射时用火药。是高粱酒，不掺一点水的高粱酒，蘸在棉花上，点燃就是绿色的。”
三、真实还是幻象
齐美尔认为与同化相比区分才是时尚的更加本质的特征，以至于当区分性被取消的时候，时尚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一思路几乎主导了此后的消费文化研究。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现代社会中求同和树异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社会历史意义，齐美尔的理论是否是最终的答案？
G. Simmel, SimmelonCulture：SelectedWritings,1997, p.192.
今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召开会议，明确了从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而其中“清欠清缴”的工作部署也备受社会关注。实际上，在此之前，广东、辽宁、江苏、湖北等不少地方已经有社保征收单位对企业进行“清欠”工作。
“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消费者的一种常识，而这一观点中隐含着一种有关自我形象和社会关系的预设，它表明对物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仅限于个人自身的物质功能化需求(这种需求往往和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功能化或关系功能化需求，此刻即便是纯粹的物质功能也将从属于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则(只有从社会优越性的角度被重新解释，物理优越性的消费价值和存在意义才能够被充分地理解)。当消费者通过服装来呈现自我形象的时候，服装变成了消费者自我的延伸，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物，而是突破了物我界限的含混状态。它既是物对人的约束和生产，也是人对物的利用和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物品通过人的使用而表达了它自身的存在，尽管这个存在的工具性已经暗示了人的存在，这构成了人与物之间的含混性。这不是个体与物的关系，因为人和物的关系已经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就如同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不能排除物的存在。在此，物的工具化就其根本而言不应当在一种由对象化所主导的功利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后者仅仅是一种派生的表层。在前意识的深度中，不是人试图与物质对象打交道，而是人从来就生存在物之中。我们的自我总已经是如此生存的自我，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不仅意味着他人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物的存在，这就是自我的含混性，或者说本体论上非二元论的属性。符号消费不过是现代自我之含混性的一种表现，自我在服装中的呈现同时又预设了他人的存在，他人的亲熟目光不过是一种自我关照。
正是在我、他人和物的含混性中，一种符号化的社交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人们自然可以在这一社交的语境中谈论物的中介或工具化的利用，以及社会关系中所充斥着的各种斤斤计较和得失算计，但这一切只有基于我的存在的含混性才得以可能。消费是人们建构和再生产其社会关系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这不是唯一重要的方式，但是考虑到对商品的使用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日常现象，与他人的交往总已经在有意或无意的以某些商品的使用为中介。我们不难在此种使用中发现一种实践的理性，它无需审时度势的精心计算，却能够成就合乎于自身利益的得体穿着，它表明符号的游戏蕴含着一种战略性的因素，这是关系导向的生存实践所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然衣服不仅是穿给别人看的，也是穿给自己看的(个体主义的幻觉甚至会首先强调这一点)。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事实上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区分只能是分析上的而非逻辑上的。我的自我是含混的，因此我审视自身的眼光也是含混的，它不能排除一种他我的关照，因为他人的在场正是这种含混性的原因之一。因此所有的个体性在此都仅仅是一个伪装，它不能掩盖社交的实质。
②参阅P.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J. Baudrillard, TheConsumerSociety:MythsandStructures,trans. C.T.,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8.
矿用电动轮自卸车变流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如图2所示，其中柴油发电机组及同步发电机所产生的电能经过整流后可以视为一个恒定的直流电源us。为了使研究的控制方法更具通用性和鲁棒性，要求负载的变化对控制系统性能的影响不能过大，因此将逆变器和LC滤波网络作为主要的控制对象，而感应电动机则只是作为负载的一种，不同的负载有不同的功率和功率因素的要求。
“穿着要得体”不过是一种常识。然而正是在这个看似寻常的常识之中却可能隐含着符号权力的专横和暴力，例如当人们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必然性联系，并以此来对个体或人群加以分类的时候，符号那原本武断的力量就转化为一种压迫性的偏见，这与女性将带有性别暴力的审美标准视为是天然的法则加以捍卫如出一辙，暴力并没有被视为是暴力，它反倒被合法化为一种“自然状态”(这种与暴力合谋的状态类似于布迪厄所谓的“误识”)。因此，符号消费从来就不只是一种轻松的消遣或自我的满足，它成为社会权力体系运转的重要筹码，其所生产的支配和反抗的力量(反抗不过是一种支配对另一种支配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行政力量所产生的效能。因为它的象征性是如此的专横，仿佛能够囊括个体社会属性的方方面面，在一种激烈的符号竞争中每一个个体都已经被无形地归类和标签，这是由消费网络之中的每一个节点碰撞出的力量在划分等级、评判优劣。
然而符号权力就如同任何权力一样并不是什么超越的实在，也不是什么客观的关系结构，它不过是所有消费游戏的参与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中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这些看似杂乱的联系之中的无形战略，是资源和利益的不平衡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此种力量关系的存在，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身处关系网络之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为所欲为。只有力量大小的变化，而没有力量有无的对比，毕竟任何单向度的权力预设都在本体论上破坏了关系性存在的相对性内涵。社会存在在某种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不得不与他人联系起来的存在，对丧失此种联系的恐惧正体现了存在安全感的缺失，它暗示了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权力内涵，在符号权力的运作中隐含着社会存在最基本的诉求，而这恰恰又可能意味着与一种暴力合谋。
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所伴随的各种错觉向我们揭示了消费的符号似乎的确是一种幻象。然而，我们的研究已经揭示，符号消费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存在的安全感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它暗示了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的本体论事实，正是这种彼此联系的生存组建起我们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为我们维持着存在的安全感的基础性的关系世界。它并不外在于我们而独立存在，它就是我们的共同存在本身。而符号消费正是现代关系世界的重要的关系现象之一。如果说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消费符号不具有绝对客观的自然参照，这使之难免具有某种幻象的特征。那么，消费符号实践所折射出的社会关系形式和存在的安全感是否也只是一种幻象呢？当特定能指和所指的具体关联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烟消云散之后，是否就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坚固的东西呢？当我们把生活世界这个关系性的世界视为是一个过程性的关系事件的时候，我们存在的关系性作为一种抽象的形式似乎远比那些意义的内容要更为坚固，它所提供的存在的安全感并没有因为特定内容的消失而消失，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与他人在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中联系在一起才是问题的关键。尽管这不免有些抽象，但它却使我们意识到在消费符号的过程性和事件性中隐含着更为持久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意味着它们并非只是在制造幻觉。
在关系性的生存中，权力之不可或缺的在场意味着强大的关系惰性和利害攸关，这不过是对存在安全感的一种隐喻，它揭示了在人的存在中有一种关系性的动力对于我们的生存不可或缺，这个持久的动力为符号的意义注入了某种人的真实。也许人们永远都无法在特定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起铁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无根的漂泊，也正因此人的存在才真正具有了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将消费的符号称为是“真实的幻象”。
递阶层次结构有三种形式，在LP影响因素评价系统中我们采用完全独立结构——树形结构，如图1所示。同时采用分解法来建立该层次结构模型。在进行层次分解时，我们需要注意：（1）递阶层次结构中的各层次要素间须具有可传递性、属性一致性和功能依存性；（2）每一层次中各要素所支配的要素一般不超过9个。
四、结束语
我们的研究并没有推翻区分和幻象的研究思路，但却指出了这一思路本身的局限之处。在区分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求同的倾向，后者直接关系到人之存在的安全感的塑造，而存在的安全感正是每一个社会个体最基本的存在要素之一，它暗示了我们不可避免地彼此联系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它是如此的基础，才常常被符号的表象所掩盖，甚至被行动者的意识所遗忘，毕竟表象的真实只需要意识的确认，而存在的真实则并不一定是意识的真实。尽管我们并不打算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确定某种绝对的真实，但是符号实践的网络似乎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真实的参照，正是这个网络为符号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化的特征表明了它不是绝对的真实，毕竟形式也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这不是对自然的想象和怀乡病式的执着，而是基于对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判断。也正是因此，符号的幻象不再仅仅显示出一种社会历史的任意性，它所编织的网络正是基于为他之存在这一人之存在的本体论建构，我无法孤立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我的存在中总已经有他人的在场，尽管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人决定了我的生存，因为他人的存在也已经是为我的存在。
①参阅G. Simmel, SimmelonCulture:SelectedWritings,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7；[美]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既然关系性是符号消费的本体论特征，那么符号消费当然不能外在于权力的分析。毕竟符号关系所包含的同与异的游戏在实质上也只能是讲述支配和反抗的权力故事。不可能外在于社会关系来想象权力，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方式，无论这种联系是合作还是对抗。不可能外在于权力来想象社会关系，无论是彼此联合还是相互排斥都已经处于广义政治的范畴中。这也许就是福柯将权力视为是关系性的合理性所在，但他错误地将权力关系仅仅视为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力量，并且把权力这个抽象的分析要素视为是一种非实在的社会本体，这就忽视了权力是从非二元论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要素，忽视了权力和知识以及信念之间的区分仅仅是分析上的，权力和知识以及权力和信念的组合不过是对不同社会关系形态的分析。
③[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7、168页。
④涂尔干有关分工的讨论可参阅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⑤关于索绪尔的观点可参阅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年，第102～105页。
⑥[德]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2、73、92页。
⑦[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谢地坤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⑧[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19页。
⑨参阅H. Lefebvre, 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trans.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pp.113, 118；J. Baudrillard, ForA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theSign,trans.C. Levin, Telos Press, 1981, pp.152, 196.
⑩参阅P.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1984, pp.255, 387; P.Bourdieu,PascalianMeditations,trans.R. Nice,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114.
参阅[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5页。
个性化的意识觉醒和前意识中的一致性倾向之间的类型划分无疑带有某种理想化的色彩，实际的消费个体完全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意识到其消费的雷同或缺乏个性(如撞衫所引发的尴尬，以及货架上同一产品的大量摆放等等)，这显然是西方消费理论中所流行的无意识概念无法解释的。
如果上一节有关求同和树异的讨论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符号意义的认同和整合的面向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似乎应该对这一话题中所隐含的自我表达和社会沟通的面向加以深入的探讨，并以此来完善符号消费的社交形象。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但是对符号价值的重视已经成为多数消费者的共识。例如在服装消费中，体现着符号价值的外观设计无疑是许多消费者选购服装的首要关注点，相比之下，收入越低的消费者在总体上的传统实用性倾向往往越强，也就是说最贫穷的阶层距离符号消费最为遥远。不过对实用性的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对外观的追求，实用性和外观之间并不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低收入者也并不一定会忽视商品的外观。即便是低收入者也依然可能拥有对符号的欲望，消费符号已经成为现代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因素之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赝品会成为现代时尚业难以摆脱的噩梦。撇开高额利润的诱惑不谈，重要的是无法为真品支付费用的低收入者对于符号的强烈欲望无疑成为赝品存在的主要市场空间。事实上，对服装外观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偏好，它背后还隐含着地位与身份的符号游戏，符号竞争失败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消费的范畴。不过并非所有的商品都像服装那样具有极其强烈的符号化特征，这归咎于服装本身无法回避的展示性，它始终处于他人目光的注视之下，以至于它最原始的物的功能往往被消费者所忽视。有鉴于此，我们将以服装这一典型的符号化商品作为案例来探讨作为一种社交的消费，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向我们揭示消费的符号化机制。
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其论证的方式，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现代大众文化的个性化幻觉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参阅[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2003年，第172、173页)。
我们用“关系化”来取代“社会化”，既保留了社会化所意指的超个体性的内涵，同时也避免了社会化概念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实在论的误解，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非实体性的关系现象(参阅郑震：《关系主义——以中国视角与西方社会学对话》，上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81～84页)。
这样从而促进学生构建有关“蛋白质”结构的知识网络，促进学生形成生命的物质观以及“形成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念。
一种存在的安全感内在于我们生存的基本网络，它从来就隐含着一个我们的声音，“我”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在本体论上从来就不是彼此对立的。所以一个无法被周围人认可的符号是无用的，因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建构中它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编码是错误的或不恰当的。它无法再生产出个体所期待的我们关系，因此它的存在就暗示了一种对我的存在的威胁，挑战那些与我在本体论上休戚相关的他人也就是在威胁自我。所以只有当个性化的尝试成为我们的符号游戏时，我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投入到个性化的自我欺骗之中。否则任何常识眼中的“怪异”都将使我付出代价，因为它所挑战的是一种我们的秩序，存在的安全感正是这一秩序的关系属性之一。
这种所谓的“独特性”不过是群体风格在表象上的各种变样，例如服装上一个图案或标记的小小变化就为个性化的错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如此等等。
参阅[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3～304页。
事实上个性化的追求本身也只不过是再生产此种一致性的一种隐蔽方式而已。个性化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现象。
[法]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孙沛东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我们用“本体论”一词仅指一种基础性或奠基性的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形而上学的意味。
电子扩散长度LD是影响光电阴极量子效率的重要参数,LD越大,意味着材料体内的电子输运至GaN(0001)表面的几率就越大,使得到达GaN(0001)表面的电子数量相应增多,光电阴极的长波响应也会随之得以提高[18],最终使光电阴极的整体发射效率也得以提高。LD的大小不但与光电阴极材料的生长质量有关,而且与缓冲层-发射层界面质量有关[19]。
一切社会现象究其根本而言都只能是超出个体原子性的关系现象，原子论意义上的个体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在道德上区分所谓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道德意义上的私人性不过是被伦理规定为私人性的关系性而已。
GWR的参考值在局部估算时运用最小二乘法。该方法是以样本点的值对线性模型中未算出的参考值的基础值进行估算的方法，它的标准是使误差的平方和达到最低值。
吉登斯的本体的安全感概念所突出的是时间的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参阅[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74页)，但在我们看来，只要时间秩序的断裂是在群体的意义上展开的，个体存在的安全感就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用一种分析的口吻我们可以说，横向秩序的稳定性足以抵御纵向秩序的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以非分析的方式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时空关系对旧时空关系的取代，个体并没有被抛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一种新的我们关系是存在安全感的有效支撑。
参阅 郑震：《关系主义——以中国视角与西方社会学对话》，上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81～84页。
符号价值是指那些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物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文化价值。我们完全可以将商品的符号价值视为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扩展，即一种关于审美和身份评价的社会实用价值。
随着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文化展示与旅游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大众旅游格局逐渐形成，全球范围的旅游产业链随之发展起来。随着旅游客源市场的日渐细分，针对“文化旅游”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旅游开发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古老的礼仪、民俗等被作为了旅游吸引物，被装帧起来，被搬进景区，被植入到旅游产品的环节中。〔2〕古老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文化旅游产业新的增长点，成为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和消费的文化资源。文化展示，特别是地方传统文化和遗产文化的展示，借助博物馆、民族园、旅游景区、甚至互联网等，成为一地区别于另一地区从而展示其独特身份的文化和经济策略。
参阅[英]蒂姆·爱德华兹：《狂喜还是折磨——购物的当代性质》，凌海横 译，载 罗钢、王中忱 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8、167页；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9、400页。
如图2所示，信号采集电路由8个霍尔传感器组成（H1～H7为电压霍尔传感器，H8为电流霍尔传感器）.其中电压霍尔传感器H1～H6检测单块太阳能电池板电压，H7检测串联支路两端总电压，电流霍尔传感器采集太阳能光伏阵列每条支路上的电流信号.
参阅 郑震：《大众消费中的实践理性——兼论社会学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89～95页。
有关知识和信念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和权力的关系问题，可参阅郑震：《文化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香港：《社会理论学报》，2009年秋季卷，第399～404、412～418页。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没有正面分析生产者的维度。如果我们引入生产者的维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将生产者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等问题引入了符号权力的话题，从而大大拓展了符号权力的社会关系内涵，将这一关系中的暴力问题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5-0198-08
作者简介：郑 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 陈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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