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生活腐化、欺男霸女、走私物资、贪污巨款、杀人越货等，1932年 5月被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判处死刑。因案情特殊，谢步升背后有“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案做出指示。谢步升是 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被称为“党史首虎”，也成为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之一。
奸商变成苏区主席
谢步升，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人，12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善于投机钻营的谢步升积极参与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由于他工作积极，办事果断，当年经苏区中央局谢春山介绍，谢步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后，谢步升摇身一变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前的谢步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和无恶不作的恶棍。
当时，由于中央苏区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粮食和食盐最为紧缺。谢步升和同村的富农谢深润合伙到苏区贩卖粮食和食盐，从中赚取差价。1930年，谢步升回老家打土豪时，生意由谢深润一人打理，谢步升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务厅供应处副处长相互勾结，利润同分。
因中华苏维埃政府设在叶坪村，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拥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较大的权利。苏区丈量田地划分阶级成分时，谢深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他给谢步升送去300多块大洋，谢步升不顾别人反对，将谢深润定为中农。谢深润不仅保住了耕地，又分得了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
目前，慈王村发展散养珍珠草鸡产业的主要威胁：在冬天，茶园、农家乐处于淡季，散养鸡的销售量也有所下降，这种依赖于其他产业发展的销售模式存在被动性，扩展销路刻不容缓。
为了报恩，谢深润和妻子朱秀秀经常邀请谢步升到家吃饭，谁知竟引狼入室，谢步升将年轻的朱秀秀霸占。谢深润 获知二人的奸情后到政府告发，在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的包庇纵容下，谢步升安然无恙。
为了长期霸占朱秀秀，搬掉谢深润这块绊脚石，谢步升伙同他人陷害谢深润是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反对中华苏维埃政府，聚众闹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在当时“肃反”的形势下，谢步升伙同他人借机将谢深润骗到村外将其杀害。
1929年冬，瑞金大地主谢益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1930年夏的一天，瑞金县苏维埃军事部的搜查人员和以前在谢家打过短工的谢步升，来谢益金家查找其暗藏的武器，但没有找到。谢步升见谢益金的续弦汪彩凤有几分姿色便打起了歪主意。当天晚上，谢步升霸占了汪彩凤。此后，谢步升嫌结发妻子杨氏碍事，将其卖给他人做老婆。
柳冠中和李乐山是中国工业设计界两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工业设计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对两人进行单独的研究，并未对他们的设计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实际上，柳冠中和李乐山看似独立的设计思想中有许多共性，即“和而不同”。对柳冠中和李乐山设计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让人们深入全面地了解他们的设计思想以及两人对中国工业设计所做的伟大贡献。
1932年2月19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临时最高法庭，何叔衡担任最高法庭主席。为了加快办案进程，中华苏维埃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工农检察部，何叔衡兼任部长。
毛泽东为此做出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5万km。根据目前我国政府每年在铁路建设方面的总投资额约8 000亿元测算，从2016年到2020年，我国将投入超过4万亿元用于铁路建设。因此，要完成2020年内铁路建设的规划任务，融资缺口巨大。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但由于铁路行业政企分离时间较短，在行车调度、产权界定、运价管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给民间资本的进入制造了障碍。
被霸占妇女替夫申冤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仅3个月，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鼓励群众检举揭发。
1932年6月通过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一条规定：“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1928年5月，红四军二十八团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猪赶走，查实后红四军军委随即召开会议，最终作出给予枪决的决定。
专案组经调查，发现了谢步升的部分罪行，感到事态严重，遂将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向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指示由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调查此案，速战速决。
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又向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过汇报后严肃地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案。专案组在调查期间，朱秀秀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控告谢步升将她丈夫谢深润杀害。原来，朱秀秀知道丈夫被害的真相后去质问谢步升。谢步升撕去伪装，对她拳打脚踢，并把她关了起来。朱秀秀撬门跑出来后，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替夫申冤。
走遍小镇，也只有一个墓园，透着意外的温馨。石碑一律是洁白纯净的样子，前面摆放着的不仅有装饰性的摆件，还有新鲜不败的花束。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依然有人深深爱着、惦记着长眠于此的人。
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查处了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贪污公款40块银洋案，又查处了宁冈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染指关押的土豪女眷案。工农兵政府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公布了他们的丑行并依法予以惩处。
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调查人员决定从谢步升的原配妻子杨氏着手。他们辗转找到杨氏，据杨氏反映：谢步升在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其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私自挑回，将衣物数件拿回，还将一包金银首饰拿回家藏了起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筹备处”，并将剩余的3000多斤大米私自卖给大米商人。
我们在一个空地上集合。“这次，我们要去哪儿玩啊？”“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地点，就是这块地后面的一棵树。”一个小伙伴说：“树有什么好玩的，都爬过好几回了。”“我说的不是树，而是树上的马蜂窝，不如我们去捣一下马蜂窝吧！”伴随着同意声，我们来到树前。
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调查人员还掌握了谢步升谋财害命杀害南昌起义南下军医等犯罪事实。
由图6可知，ZA与未反应的玉米醇溶蛋白清除羟自由基的能力随蛋白质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质量浓度为6 mg/mL时，玉米醇溶蛋白的羟自由基清除率为36%，ZA的羟自由基清楚率为71%，远远高于反应前的玉米醇溶蛋白（p＜0.05）。
毛主席对此案做出指示
邓小平提议召开瑞金县委、县苏维埃领导及县苏维埃裁判部负责人碰头会，建议将谢步升逮捕，并责令裁判部迅速将案情报告中央裁判部。谢步升被抓获后当地群众拍手称快。但是，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百般阻挠。在其干预下，苏区中央局领导通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邓小平拍着桌子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邓小平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问题，同时，他让人向毛泽东汇报此案。
一天，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收到一封举报信，内容是：谢步升曾在南下途中将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死，然后非法占有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其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等。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收集论文特征信息，主要内容包括被引频次、下载频次、数据库分布情况、年限统计、作者构成及学位论文引文情况等。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公审判决谢步升案，查证9条罪状：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借村苏维埃政府势力强奸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奸淫谢深润的老婆，并报私仇杀了谢深润；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大洋270多块；偷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章，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总计得大洋33元；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并拿了金戒指2枚，光洋5块，还有怀表、毡毯等物；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
调查人员还掌握了谢步升抢劫瑞金县瑞林寨布店老板邱某的案情。邱某被打击决定离开瑞金，临走时把被抢物品记在一个本子上，交给他的邻居赖崇发。邱某记录的被劫物品总价值约为270块大洋，另有现洋108元。
当天，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做出如下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不服，在一星期内可以向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1)确定整体教学目标：学生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应达到的具体知识、能力、素质目标，并分别指出中职、高职阶段应分别达到的目标，教学目标应该量化并具有可执行性。
谢步升认为自己当过云集暴动队队长，打土豪分田地时立过功，遂向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审理认为，瑞金县苏裁判部1932年5月5日对于谢步升的判决书是正确的，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遂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天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
谢步升被枪毙后，为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颁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训令还规定，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
谢步升案的警示意义
谢步升贪腐案因其影响和特殊性，被列入《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以下简称《剖析》）一书。
《剖析》指出，谢步升案件的案发主要是由群众检举才实现的。为方便群众检举揭发，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立控告箱。箱子的右侧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实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剖析》认为：“谢步升案件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仍然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从谢步升罪状看，其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色。时至今日，以“权、钱、色”为“犯罪构成”的腐败案件具有极为广泛的典型意义。”党在发展初期就已主张“程序正义”，为谢步升通过依法上诉寻求法律的二审“救济”提供了条件和依据，这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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