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典籍看成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而把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典籍大量传入中国看成是第二次西学东渐；那么，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就是第三次西学东渐的四十年。回顾这四十年，就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而言，先后经历了存在主义哲学热、现象学热、分析哲学热、后现代哲学热以及现在的古典哲学热。这些“热”有的已经逐渐消退，有的还在持续，有的正在发生。而之所以称其为“热”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文化思潮性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国思想界特殊的精神躁动，它们在社会学层面上实际具有流行文化的特点。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当摆脱到现在为止仍然流行的靠吹嘘和神化某一位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品味的研究方式。
就像是历史上一切文化初起的时期，思想多是以译介、转述甚至兜售贩卖为特征一样，四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波一波的把某位西方哲学家抬出来奉为神圣的过程，我们热衷于宣称某位西方哲学家是历史上或者二十世纪或者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随着热潮的消退，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由“最伟大”降格为一般意义的哲学家，有些人的“最伟大”地位还备受争议，而有些人的思想在忠实的拥趸者看来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哲学在本质上意味着思想解放，使人能够独立、自由地思考，那么，这样一种迷信和崇拜某位西方哲学家，不仅是复制他的思想、甚至还复制他的语言风格的思想方式与写作方式，就显然是与哲学思想的本质背道而驰的。
因此，我认为，经过四十年的这种流行文化式的西方哲学热，经过那种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的幼稚和不成熟的对某位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盲目崇拜和吹捧，到今天为止，中国学者应当逐渐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与立场了。我们应当摆脱四十年前流行的那样一种靠转手贩卖西方最新思想来产生学术价值的研究模式，也应当摆脱到现在为止仍然流行的靠吹嘘和神化某一位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品味的写作方式，在根本上，应当摆脱对西方思想家亦步亦趋、没有鉴别批判能力的思维模式，而转入更深沉、更独立、带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思想之中，以一种批判性的研究立场展开对西方思想家思想的独立省察与检视。现在，国内西方哲学界还盛行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古代思想家的迷信，也盛行对海德格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些现代思想家的迷信，现在应当是展开真正独立的、批判性的研究的时候了。
第二，当代中国哲学的国际化，应当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基础上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以引起西方学者重视和思考的国际化。
显然，学术应当首先是思想，其次才是学术。学术是有思想和灵魂的，而我们应当做有思想和灵魂的学术。有思想和灵魂的学术是根植于自己所生活的土壤之中的，是出于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关心，是由这种关心所引发的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它的系统化和学理化才是严格的学术研究。因此，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应当是有自己的问题的独特社会思想起源的。从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把国外学术群体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全盘搬到中国来？我们能否在中国学术思想自身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去探讨一些完全与这个语境没有任何思想起源关联、而是有着另外的社会现实起源的问题？
第三，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是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或者现当代的世界文明，都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立场。
因此，在第三次西学东渐4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社会日益深刻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关节点，我们既要反对丧失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意识的片面国际化道路，又要反对重走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文化自大道路。我们还是要采取80多年前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无论是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是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或者现当代的世界文明，都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立场。
从这一思想立场出发，我们应当对目前在国内学术界盛行的“国际化”这一目标重新进行审视。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逐渐开始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提倡本土学术和本土思想的构建，主张在学术研究中树立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但是，在“争创国际一流”的目标口号下，还是普遍盛行着各种国际化的学术要求。在我看来，国际化应当意味着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交流，在我们需要倾听西方学者的观点、洞见的同时，也需要西方学者学会倾听我们的观点、洞见。如果国际化被理解为仅仅是指我们自己单方面地与国际接轨，在国际期刊上发文，那么，这种国际化显然是片面而且有问题的。单方面地与国际接轨既不会引起西方学者对我们思想的重视，也不会使西方学者有兴趣来倾听我们的观点和见解，因为，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给予者，而我们是接受者，他们是思想和学术的布道者、宣教者和施舍者，我们则扮演的始终是门徒、信众和受惠者的角色。真正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应当是一种相互受益、相互启发的过程。而一味追求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研究者就必须放弃自己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的问题意识，按照西方学术共同体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甚至写作模式来思考和研究。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严肃学者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思想仅仅存活在一个与自己切身的社会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学术思想共同体中？他是否能够满足于仅仅做这个学术思想共同体中的一个螺丝钉，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按照他们的方式说话，揣摩他们的论文写作方式，以求能够成功在他们主导的国际期刊上发文，而所写的东西只是为西方学术机器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琐细工作？
我的见解是，尽管学术思想需要沟通、需要交流，但是，只要区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仍然存在，就有一些从这个共同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需要思想家去关注。中国那么大，其面积与整个美国、整个欧洲相当，从而，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把美国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社会问题、欧洲学者所关注的欧洲社会问题当成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来研究，并且仅仅存活在西方学术的话语方式和体制中。中国当代社会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需要关注。因此，国际化应当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基础上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以引起西方学者重视和思考的国际化，而不是以单方面地与国际接轨、在国际期刊上发文为标准的国际化。这实际上也符合思想交流的根本规律，这就是，你思想得越深，别人才越认为你的思想具有交流的价值。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多，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建筑企业要重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做好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结构设计属于建筑工程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因此需以结构安全性、稳定性出发进行合理设计，并科学评估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以保障建筑工程的使用安全性与使用寿命。
对4个领域的影响因素做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因变量为4个领域，自变量为单因素分析(包括母亲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居住地)中按标准筛选出来的相关因素。表4显示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影响ASD患儿家长生活质量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母亲年龄、家庭月收入是影响ASD患儿母亲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母亲年龄和生理领域呈负相关，家庭月收入和心理领域呈正相关，但差异不显著。母亲年龄和社会领域呈正相关，家庭月收入和环境领域呈正相关，有显著性差异。
基于上述理解和判断，我认为，在反对片面的国际化倾向而强调本土问题、本土意识和哲学研究主体意识的同时，我们又应当反对另外一种同样片面的思想文化立场，这就是中国文化独特论或者中国文化优越论。
任何民族甚至任何人的思想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独特性，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但是，中国文化无论如何独特，也同样不是能够离开普遍的特殊。换言之，作为我们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和世界古典文明有其相通的共性，而我们现在正在创造的中国现代文明无疑和整个当代世界的现代文明也有相通的共性。如果有人宣称中国文化是仅仅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特的文明传统，它只能是中国的，而不能是西方的和世界的，但同时又认为它具有无比优越的文化价值，能够解决现代世界普遍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个论调本身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因为，一种与普遍相割裂的特殊如何还能具有普遍意义，这是难以理解的；而一种与其他民族文化毫无共同性的民族文化要说自己在文化价值上又很优越，能够解决世界性的文化难题，这也同样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共性和普遍性才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基础，否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普遍性，自然也就否认了不同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基础，而没有了不同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基础，说一个文化传统比另一个文化传统在价值上更为优越，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和意义。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但由于俄方代表的反对，未划定西伯利亚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边界。条约签订后，俄国利用蒙古北境中俄边界悬而未决的状况，不断蚕食该地区中国领土，在唐努乌梁海附近建造房屋，收纳中国越境边民，不按照《尼布楚条约》有关规定予以引渡。清政府鉴于此种种侵略行径，多次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划定蒙古北境的中俄边界，但俄国却一概不作答复。
第四，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立足于自身社会现实进行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哲学思考。
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是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赋予地方政府相应“财权”后如果其仍然收支失衡的一个重要补充。目前大的改革方向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原因显然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事一议”、“易上难下”等容易产生许多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转移支付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明晰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界限，更好地发挥两种转移支付制度各自的优点，更好地完善制度框架设计，不能简单地提高或降低某项转移支付的比重。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从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更是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现代化的第三波。它有中国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所造成的特殊性，却又具有人类现代文明的一般特点，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18世纪英法的思想家、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从本国的现代化经验出发做出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哲学思考一样，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问题最复杂、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一个过程，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理由从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出发，作出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思想贡献。我深信，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当代的哲学研究已经到了提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创见，从而大有益于世界现代文明的时候了，是到了产生我们自己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对世界文明做出独特贡献的时候了。
作为先发现代化国家，18世纪英法等国的思想家在做出世界性文化贡献的同时，也片面发展了文化殖民主义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在做出世界性文化贡献的同时，为了应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思想文化压力，也片面发展了文化特殊主义甚至文化种族主义的思想。中国作为更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身处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阶段，应当立足于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充分吸收前两次现代化浪潮中英法德等国的经验与教训，既避免走向文化殖民主义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也避免走上文化特殊主义甚至文化种族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创造全新的、富有包容和普惠性质的现代文明。我认为，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在立足于自身社会现实进行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哲学思考时应当着力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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