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不同学术组织以跨边界研究(Cross-border Studies)为主题，举办了多种学术会议，提升有关跨边界研究理论。文章以“转型中的边界”(Border Region in Transition)系列国际学术会、“亚洲边地研究网络”(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等系列国际学术会议为例，试图梳理这些会议关注到的陆地边界、海洋边界；生计、社群、流动与跨边界动力的关系；边地的连接、走廊与社群意义；边界遗址所承载的历史追溯力与资源竞争等议题。厘清“边界”“跨边界”在研究者视域中的丰富内涵和议题的多种维度，学者们认为边界是一个可以被激活的、充满转型力的社会空间；边界是可获取的新资源、新生计、新的边界流动；边界是可跨越区域连接不同国家的通道。通过梳理，把握跨边界研究国际学术前沿呈现的世界体系理论、跨边界流动的社会动力理论，以及边界蕴含的次国家外交理论乃至边境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关键词]跨边界；研究动态；理论视点
一、近年国际跨边界学术会议动态
边界(border)是民族国家政治地理的结果，在民族-国家政治地理边界产生之前，并不存在跨境民族一说，他们的迁移也不受国家的管控。国家政治地理边界产生之后，国与国之间通过一条国家领土、国家公民以及政治权力的分割线，将国家与其邻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区域隔离开来。正如学者们所认识的，“民族国家对领土主权的重视使得边界的清晰划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1]。然而全球化时代，人和物的跨边界流动变得更加常态化，民族国家的边界也需要再边界化认识。据国际移民组织(IOM)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至2017年“全球有2.58亿国际移民，其中女性移民1.248亿，儿童3610万，劳工1.503亿，留学生480万，难民2540万”[2](P.9)，国际移民远超过2000年的1.55亿(约为世界人口的28%)。盖洛普民意调查在2013年估算，如果国家边界开放，占全球人口13%的6.3亿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会永久移民。今天，富裕国家有14亿人，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有60亿。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没有法律障碍，这些人中可能有十几亿要移民[3]。因而全球化时代，国家边界绝不仅仅代表封闭与阻隔，同时也是文化与经济对话与互动的场域。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跨越国家边界的频繁流动，边界的性质与意义发生了重要变化，“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4]。
社会科学的产生伴随着现代领土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而形成，领土与疆域为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对社会、文化、国家、历史和经济进行概念化的框架，正如荷兰学者威廉·范·欣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所指出的，以往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往往把国家领土“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起点”，“依靠地域主义方法论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不足以研究这些跨越领土国家国界的商品、个人和理念及其跨边界流动”[5](P.183-184)，边界经常被视为边缘、孤立和遥远。随着人与物的加速流动，全球化成为世界人口跨边界流动获得新生计的重要社会动力，战争、疾病也在加速人们的跨边界流动。边界地区的发展显著不平等，因而在边界两边产生了新的跨边界动力，边界本身就产生了活力。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边界绝不仅仅代表封闭与阻隔，同时也是文化、经济对话与互动的场域。跨界联系对于历史变迁来说比以前所认为的更为重要，“人们从只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边界，转向研究在不同社会空间和地理尺度上的边界，包括从地方和城市到全球、区域和超国家尺度的边界。边界研究越来越多的跨学科性导致学术讨论从主要关注正式的地理的、物理的和有形的边界，转向关注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边界，这些边界在许多时候都是隐形的，却对人类社会的边界的定界、秩序的建立和划分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4]。因而近20年来，欧洲的、亚洲的，陆地的、海洋的边界日益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有多个学术组织以跨边界研究(Cross-border Studies)为主题，举办了多种学术会议，提出有关跨边界研究理论。
“转型中的边界区域”(Border Region in Transition，BRIT)会议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跨学科学术会议，每两年在全球不同国家举办，学者们共同反思有关边界和跨边界动态的创新研究。该会议自1994年由德国学者发起开始柏林-波兰边界会议以来，已经在欧洲的德国-波兰边界，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边界，亚洲日本福冈和韩国釜山海上边界，美洲的圣地亚哥与墨西哥等国的边界地区举办了15届会议；第16届会议于2018年10月由尼日利亚与邻国贝宁共和国一起主办。笔者作为该学术会议组织中国区学术代表，参与了2012年第12届日本福冈-韩国釜山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与来自全球的其他委员一起共同对提交的145份会议论坛(panel)申请进行审核、打分，选出其中符合要求、有议题新意的申请。该次会议的主题为“边界之声：构型新世界秩序”(Borderland Voices： Shaping a New World Order)，会议重点讨论海洋边界的冲突、管控与合作，并在会议期间组织会议考察，与会人员乘船体验从日本福冈穿过日本-韩国海上边界，到达韩国釜山，再继续进行会议讨论。
亚洲边疆研究网络(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ABRN)是关注亚洲边界的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该组织认为，“以往学术和政治疆界人为地把地域划分为不同单元，如亚洲分为南亚、中亚、东南亚，这样的划分不仅对不同区域超越界线存在的诸多共性贴上差异化的标签，而且还加剧了生活在所谓边界地区人们的边缘化”[6]，因而强调地方与国际、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亚洲边疆研究网络的关注点多种多样，包括移民流动、文化、语言和宗教实践的转变，种族动员和冲突，边缘化和环境问题等内容。尽管亚洲边疆研究网络从2008年才开始组织举办亚洲跨边界研究学术会，但因组织有力而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对亚洲学者颇具亲和力，是近些年国际学术组织中最为活跃的会议组织。该学术会议每两年在亚洲不同国家举办，已举办六届。首届ABRN会议由印度理工学院协办，于2008年1月在印度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提召开，该次会议没有设会议主题。第二届ABRN会议由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区域中心(RCSD)协办，于2010年11月在泰国清迈举办，主题为“亚洲边疆：封闭、互动和转型”(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Interaction，and Transformation)。第三届ABRN会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Nalanda-Sriwijaya中心(ISEAS)协办，于2012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主题为“连接、走廊与社区”(Connections，Corridors，and Communities)。第四届ABRN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协办，于2014年12月在香港举行，主题为“激活的边界：重新开放、破裂与关系”(Activated Borders： Re-openings，Ruptures and Relationships)。随着会议的举办和交流，许多议题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开展研究的课题。笔者作为论坛发言人出席了2016年12月在加德满都举办的第五届ABRN学术会，该次会议由尼泊尔社会科学协会(Social Science Baha)协办，会议主题为“跨边界动力：生计、社区与流动”(Dynamic Borderlands： Livelihoods，Communities and Flows)，会议的目标在于加强被以往会议所忽略的有关边民与跨边界的研究；研究案例既包括空中、水域边界，高海拔边界和自然灾害高风险的边界，也包括移民社区以及网络空间控制。第六届ABRN学术会于2018年8月在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主题为“边界空间：遗址、复兴和资源”[Ruins，Revival(s) and Resources]。会议主办者强调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将学者们的讨论聚焦在边境空间的生成和自我生产能力上。
在80 mL无水乙醇和20 mL去离子水的混合溶液中加入25%的氨水1.0 mL，搅拌均匀，在40 ℃水浴及不断搅拌下，加入0.2 mL TEOS，保温搅拌反应6 h，得到的颗粒经8 000 r/min 离心，与溶液分离，然后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各清洗2次，于烘箱中60 ℃干燥后备用[7]。
此外，2018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年会于7月5日至8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in-Asian”和印度阿育王大学联合举办，主题为“流动亚洲：地理和谱系”。据会议主办方统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五大洲的43个国家、420多所院校的850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共设164个论坛，来自28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出席了这些论坛；其中39%的论坛关注南亚，34%的论坛关注区域/跨边界。①
同BRIT和ABRN这类跨边界专题会议相比较，亚洲研究年会在跨边界研究方面讨论的问题还欠深入，其跨边界的含义因包括跨越学科边界的含义而显得更为宽泛。有的社会学领域以“跨边界”为主题的学术会，还关注造成人类之间隔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边界，“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国别、阶级、语言、文化、学科等在内的各类边界”[7]。当然，无论是ABRN或BRIT这类专题性学术会还是AAS这样的区域研究学术会，近二十年来跨边界研究(Cross-border Studies)不仅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主题，而且近年来产生的学术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议题。
二、跨边界学术会议关注的主题
总的来看，近二十年国际学术界的跨边界研究不仅是对20世纪50年代的功能研究法、70年代以来的政治分析法的延续，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含“整体体系-认同”法、地缘因素分析法、社会认知分析法、“政策-理解-实践”法、生态政治法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深化。同时，近二十年来，跨边界研究与区域研究结合，边境地区成为人文科学研究者愿意去开展研究的田野点，特别是在欧洲边界、亚洲边界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对跨边界研究形成持续的学术讨论并产生了一批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学者对国际跨边界研究现状所知有限，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被从事边疆研究的民族学、人类学、边疆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掌握和应用。因此，有学者呼吁边境、边疆以及跨境的互动理论研究值得深度挖掘(border studies)，最近也有学者提出“边境人类学”[11]概念，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我们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运用跨边界研究理论在中国的边界地区开展田野研究，会有更多的作品把边境的人、物、生计和流动整合起来，呈现“一带一路”倡议架构下边界社会的丰富样貌和民众跨越边界的行动力。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若服从正态分布以表示，采用Student′s t检验；反之，用中位数(25%～75%)表示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达，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菏泽境内洙赵新河现有堤防为均质土堤，为历次河道治理中填筑而成，主要分布在济菏边界（38＋518）至海头闸（131＋281）。 境内两岸堤防长185.61 km，海头闸以上两岸无堤防长27.43 km。桩号41＋000以下大堤堤形完整，以上至海头闸之间有连续堤线，但堤防整体性较差，缺口多达90处，缺口总长度为40.80 km，局部堤防矮小单薄，堤顶宽度在4～7 m之间。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边界纷繁各样，学者们的边界研究案例来自全球不同的边界地区，亚洲区域的边界成为关注的焦点。2016年在加德满都举行的ABRN会议上，来自美国的学者帕桑·夏尔巴(Pasang Sherpa)组织了名为“圣地边境”的圆桌会议，来自尼泊尔的几位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积极参与研究中国、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的村落，讨论当地的生态变化，历史上和当代的商品、人和观念的跨边界流动以及这些流动对当地人生计和当地村落的影响。与会者还探讨了气候变化、旅游、朝圣、跨边界的社会经济关系与神山地景直接或间接的勾连，并衍生出贸易和发展等问题③。美国耶鲁大学的萨哈纳·高什(Sahana Ghosh)在论坛中提出“边境社区”的概念，主要源于不同时期的的商人、传教士、官僚、士兵和移民劳工等人在边境地区进进出出的流动状况。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教授组织的跨边界婚姻论坛，汇集了横跨蒙古、中国、俄罗斯、越南、缅甸边境跨境亲密关系和家庭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试图讨论跨境家庭的形成以及跨境家庭如何与国家边境治理形成商议，突破国家边境限制的法规，应对社会偏见和文化成见，使跨境家庭生活在联结亚洲跨国边界中发挥作用。可见，边民如何实践他们的跨国公民身份已成为关注焦点④。笔者参加了该论坛的学术交流，提交了论文“跨边境婚姻治理：云南-缅甸边境的地方政府、少数民族与外籍新娘”。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边民经济生活改善、社会繁荣稳定，越来越多的缅甸籍少数族裔妇女嫁到中国，与当地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边民通婚。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管理跨境民族前现代的跨境婚姻？论文把“外籍新娘”置于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中分析，在地缘-族裔-性别维度下探讨边境“外籍新娘”的社会治理，呈现地方政府对边民跨国婚姻的相关政策和治理实践，揭示外籍新娘、少数民族边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⑤。
物与人的跨界流动衍生出商贸网络，成为近年跨边界研究的经典话题。学者们认为“世界上许多边境地区都是活跃的贸易中心，跨境贸易市场的形成具有不同的货币、交易技巧、异国商品和市场需求，以及新物质世界的各种想象。贸易锚链和物资增值，为边民提供了谋生机会，形成跨国网络，发展出新技能，再现不同物质的信念和想象力”⑥。药用植物、天然和有机化妆品、香料、食品、橡胶和木材都是东南亚各国间跨境贸易的农林业产品。2018年在云南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印缅孟走廊国际学术研讨会——过程地理视野中的现代亚洲区域构建及云南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强调，中国-缅甸-孟加拉湾地区(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人文、商贸、文化、宗教、环境上具有悠久的互连、互动史。学者们研讨诸如此类的跨区域问题：马帮贸易路径和商品如何把不同的族群和国家串接在一起？历史上跨族、跨国婚姻如何加固地区之间的商贸持续性？环境流动因素如何决定跨区域人类活动？欧美殖民时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是否促成了这些地区同步存在的跨区域连接性和自闭性？在近现代人类、商品和理念的流动语境下，我们又如何重新理解地理、空间、地方、走廊、网络和环境的意义？⑦
在学者们看来，边疆既是机会也是风险。近些年，各主权国家都在加强对边界的标准化管控，边界武装化和军事化日益凸显，跨边界争端、边界暴力、边界战争区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如中印边界争端、泰缅边界局部战事成为学者们讨论边界冲突的案例。同时，因边界地区冲突产生的边界难民、边界人权保护问题也是新的热点话题，比如孟缅边界的罗兴亚人问题。相关的跨边界地区往往是不同族群交错杂居之地，边界地区边民对超越族群身份的认同和认同维持，民族意识的高涨等激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⑧。
研究取向方面，学者们强调边界是由人类和非人类共享的，跨边界研究话题也从人类的跨边界行为或活动拓展到如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的跨边界活动，整合了从人文社会科学到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比如在2016年加德满都的国际学术会上就有学者讨论牦牛等动物的跨边界流动⑨和药用植物的跨边界流动⑩等问题；在2018年中国-缅甸-孟加拉走廊学术会上又有学者讨论布谷鸟在这一走廊的迁徙流动问题。这些研究赋予了跨边界以超越人类之外的意义。
三、国际跨边界研究的理论视点
跨边界研究之所以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引发学者的集中关注与研究，归因于边界研究具有极明显的理论视点的复合性，它既能把空间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维度叠加，也包含跨边界流动的巨大动力；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来说，可探讨问题不仅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而且能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回应与创新，进而提出更有价值的新理论和方法论。近二十年国际跨边界研究呈现的理论视点概括如下。
(一)世界体系理论
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另一种是“世界经济体”[8](P.461)。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8](P.462)，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将各个国家、地区联成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世界政治体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出现而产生。政治体中同样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中心区出产价值比较高的产品，而半边缘、边缘区只能出售低级产品和原材料，这种不平等性正是世界体系得以运行的基础。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雏形在此后不断扩大，最后形成‘现代世界体系’，而体系之内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区域也不断变化并以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和国家机器的强弱为划分依据”[9]。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世界经济包括一个占支配的中心和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它们相互影响并且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在发挥作用。
教授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实践教育，重视专业应用操作能力。学校创造条件，如在校期间增加企业见习等教学环节，加强实践养成教育（行为教育），开设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实践能力。为学生获取专业技能证书和学习专业知识创造条件，提高就业竞争力。实践技能证书既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肯定，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心，也是学生进入专业领域的许可证。
正如俄罗斯学者科洛索夫所看到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整体体系理论建立在经典的地理三分格局基础上，运用到边界学里，“这意味着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上研究边界问题”[10]。在国际跨边界研究领域，美国-墨西哥边界堪称“第一热边”，被认为是具有支配地位的“第一世界”强国与“第三世界”贫弱邻国碰面的典型案例。有学者评论说“历史纠葛与民族情感、差异显著的政治体制、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使得美墨边境问题展示出了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某种意义上说，这条边界线的故事最好地展示了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谈判、角力和政策实施，及其如何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当地人的行为与生活”[11]，这条边界线的故事今天还在延续。据BBC报道，从2018年10月12日开始，有4000南美移民试图跨过美墨边界，“移民队伍从洪都拉斯西北部城市圣佩德罗苏拉动身，欲穿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最后取道墨西哥抵达美国。出发之时，队伍仅160人左右，但到了17日，队伍已达4000余人。18日，特朗普曾威胁称，若墨西哥不加以拦阻，就将关闭美墨边境”[12]。据美国中文网2019年4月26日报道，“美国官员们表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向美墨边境增派大约300名士兵”[13]。可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强对美墨边界的管控，这条边界仍然面临着来自南美洲欠发达国家跨国移民的挑战。
(二)跨边界流动的社会动力理论
社会动态或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 or sociodynamics)，涉及由个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群体行为以及个体互动和群体水平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动力理论汇集了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思想，是复杂适应系统或复杂性科学的子领域。对于人类学来说，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已经开始用社会动态理论讨论缅甸克钦在社会转型中的“动态平衡”问题，正如费思(Raymond Firth)所认为，利奇的研究“以图为社会人类学建立了一套动态理论”，“本书分析的就是社会发展的诸动力或个人行动的诸原则”[14](P.1)。
⑦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瑞典林奈斯大学联合举办“中印缅孟走廊国际学术研讨会——过程地理视野中的现代亚洲区域构建及云南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会议手册，2018-04(17-19)。
云南被称为亚洲的水塔，澜沧江、怒江分别流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云南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17个国家接壤或毗邻，有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对接东亚、东南亚、南亚“三亚”的地缘优势。在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和瑞丽市，州、市政府与缅甸中央政府及沿边界的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在毒品、木材走私等非法贸易，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跨国劳工管理、难民救助以及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社会治理方面都需要与周边国家各级政府保持密切合作。该区域内人群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跨境区域治理形态，正如学者所说“在这一特殊区域，次国家政府外交的作用不可取代”[15]。
社会动力学的结构理论被后现代边界研究学者们加以运用。后现代跨边界研究强调“在通常情况下，整个国家参与到了繁忙的对外经济交往中，边界区成了经济发展的带动者和创新中心。城市群、工业区等跨境空间体系正在形成。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跨境婚姻数量的增长，它使边界区的族群组成和居民认同更趋复杂化”[10]。总之，在社会动力理论视角下，边界已发生了从单一界限向多维界限、从一条线向边界地带、从客观限制向主观限制、从不可逾越的壁垒向相互作用的空间的转变。随着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人员、信息、商品、资本、能源、污染的跨界流动急速增长，国际组织权限的扩大，跨境主体(种族和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各种活动的影响增强，国家边界的功能发生改变。站在边界地区的立场，人们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中心和周边，安全和不安全，政治和身份，领土和归属等等[10]。亚洲的边界以往经常被视为边缘、孤立和遥远，社会科学家们现在认识到，边界本身就产生了活力，跨界联系对于历史变迁来说比以前承认的更为重要。边界是充满“动力的”，因为历史上边界的重新调整和新边界的创造经历了复杂过程，而当今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赋权和/或忽视，边疆充满生计变迁的无穷动力。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成果已不再把边界视为贸易出口不安全、非法商品和移民聚集的“滞后”区域，而是将其视为“充满机会的地方，当成快速(和高度争议)政治化和经济变革的实验场”。
笔者近年在中缅、中老、中越边境进行田野研究，深刻感受到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如何受到国家“边界”进程的影响，边境地区边民克服边境生活带来的困难而激发出生计策略，人和物的跨界流动、生计的流动已是常态，边界地区显得动力感十足。在中缅交界的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瑞丽市、陇川县等县市，每到收甘蔗的季节，一些边境口岸每天都会有数以万计的缅籍劳工进入云南寻求跨国生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中越边境的马鞍底乡，中国边民们的生计也需要大量跨边界的廉价劳动力。跨边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新的知识和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间过渡区，有助于重构边境地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洛索夫提出的“政策-理解-实践”法就是运用政策、理解、实践的“三棱镜”分析问题[10]，对此，中国已有青年人类学者开始探索。例如，在中国-老挝边境小镇磨憨，贺佳乐梳理了中老边境从“有疆无界”到“有疆实界”的过程，并以新明这一瑶族居住的边界村落为观察点，洞察了中老通道边防站设立后当地瑶族人对边界的新认知，以及国家对边界管控松紧变化的各种政策体验；通过考察瑶族村民与边防站官兵之间的互动，从实践层面总结出中国边民在国家政策影响下“靠边吃边”的谋生策略。这一研究呈现了中老边境包含边防军在内的边境社区的基本样貌，表现出边民为改善生计而激发出来的社会动力，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跨越边界实践案例。
学者们对边界的定义和阐释是多重的，对边界和跨边界研究的理论视角是多维的，其中有学者提出的“边界建构”(boundary construction)理论和“边界景观”(borderscape)理论被认为是边界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边界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调解、话语、政治制度、态度和跨国主义的日常构建”，“边界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例如，在高级政治层面的边界建构就发生在实体边界、签证制度以及关于国家身份和移民的媒体辩论中。另一个重要且密切相关的边界建构元素就是嵌入到日常的跨边界行为和家庭、性别、性倾向以及文化和个人对边界的理解等议题”[4]。而“边界景观”概念被理解为在特定地理和社会背景下，边境地区和某个特定边界被建构的过程，其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地方、国家机构来磋商如何划定边界，“对边界景观的研究要回归到由谁决定边界应设立在哪里和边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它涉及对空间边界的高度包容性理解，关注包括不同行为者如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和不同级别的国家和地方机构关于边界的谈判在内的社会空间的多样性”[4]。
(三)跨边界研究的次国家外交理论
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视野来看，跨边界已经是一种跨国行为，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地方单位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央政权的影响。相反，它们积极地影响着现行制度、相邻国家间的边界状况、边界措施以及认同的形成”[10]，因而跨边界研究还蕴含着国际政治中的次国家外交理论。次国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s)外交是一种以两国间地方政府为主的官方外交模式，国际上已运用“平行外交”“多层次外交”等各种理论从制度、形式、规范等不同角度阐释次国家政府外交的重要性。任远喆强调，“地方政府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较为独立的跨境合作的目标、手段和决策……足以决定国际交往的目标、战略、策略、机制、决策过程”[15]。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明江也认为，“次国家政府在周边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是一个现实，也是一种趋势”。次国家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具备完整的外交能力，次国家政府外交如今已成为多国政府开展同周边地区跨境合作的主要形式。
2007年贝扬·阿德里安(Bejan Adrian)等学者合作出版了《社会动力学的结构理论》一书，该书使用最优推理(optima to deduce social)来推断社会、人口和经济动态，探讨了决定性原则在人口学、地理学、通信、社会等级和多种规模范围内产生的各种各样模式化的现象图景。例如，生活定居点的分布，每个定居点内部流动结构的发生，“发展”正在增强快速流动的社会、财富、移民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该书将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结合，使得社会动力学的结构理论为社会流动的建模和预测增加了一定的决定力。
通过梳理这些跨边界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议题，我们能看到“边界”“跨边界”在研究者视域中的丰富内涵和议题的多种维度，也可感受到以往一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沉默不语的边界需要重新发声、定位和阐释。在学者们看来，首先，边界是一个可以被激活的、充满转型力的社会空间。2016年在加德满都举行的ABRN会议，正是看到了近年来亚洲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导致在边界区域产生新的边界发展动态，而这种新的边界发展动态既有建设性也存在破坏性，所产生的一系列边界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边界是一个可以被流动、跨越、冲突激活的社会事实，是需要来重新讨论的。其次，边界是可获取的新资源、新生计和新的边界流动。在亚洲边界，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或忽视，基础设施改变和资源获取对边界地区的民生会产生什么影响？环境和政治危机如何影响跨边界流动劳工、贸易关系以及性别与阶级关系？通过对跨边界自然公园、旅游业、技术影响、发展话语、跨界投资、军事化、教育、领海过度捕捞、海盗和盗版、走私、合法边境贸易等议题的研究，我们能用许多方式洞察边界地区边民生计变迁的动力。②再次，边界是可跨越区域连接不同国家的通道。走廊提供跨越边界的路径和网络，亚洲边疆区域走廊和道路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这些廊道的关闭、转移、重新开放或创建的方式，对边界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变动都在产生影响[4]。美国的许多智库围绕美国墨西哥边界管控举办过多场专门会议，特朗普不惜让国会停摆也要推动的美-墨边界围墙修建让边界管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世界治理体系需要革新，边界管控也面临革新与转型。
④Elena Barabantseva，“Cross-Border Family Dynamics： Negotiating States，Securing Livelihoods，Practicing Citizenship”，accepted proposals，Dynamic Borderlands： Livelihoods，Communities and Flows，5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Social Science Baha Kathmandu，Nepal，12-14 December，201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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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区域会议“AAS-in-Asian”2018会议总结。
②参考2016亚洲边疆研究网络(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ABRN)加德满都会议简介。
③Pasang Sherpa “Sacred Borderlands”，accepted proposals，Dynamic Borderlands： Livelihoods，Communities and Flows，5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Social Science Baha Kathmandu，Nepal，12-14 December，2016.
Our English classes are wonderful.每次的英语课“三分钟热身”环节，同学们都要上演一出出搞笑的英语课本剧。Indeed，we are crazy about role playing！
⑤沈海梅《跨境婚姻治理：中缅边境的外籍新娘、少数民族和地方政府》，2016年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首届“跨界民族与中国周边关系”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⑥Wen-Chin Chang’s statement on panel of “Borderlands，Livelihood and Material Circulations： Trade Routes and Market Formation at Asian Borderlands”，2016，Kathmandu.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拓展对外贸易亟需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以实现建设贸易强国的伟大梦想。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同时要求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发展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外贸经济方式。在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要求有一个以更加坚定的姿态，立足新时代高点的战略，在于通过外贸供给侧改革这一驱动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最终建设贸易强国。
⑧Meenaxi Barkataki-Ruscheweyh Vrije，statement on panel of “Look Beyond Ethnicity in South/Southeast Asian”.2016，Kathmandu.
⑨Tina Harris，statement on panel of “Redimensioning the Border： Volume，Materiality，Terrain (I)” 2016，Kathmandu.
⑩Dipesh Pyakurel，“Root it up! Quantification of the cross-border trade in medicinal plants from Humla District，Nepal”，2016，Kathmandu.
Ambika Aiyadurai，“From Obscurity to Popularity： Two stories of bird conservation from Northeast India，” workshop for “China-Burma-Bengal Corridor： Process Geographi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Asia”，April，2018.Kunming，Yunnan Minzu University.
参考Bejan，Adrian; Merkx，Gil; Merkx，Gilbert W，Constructal Theory of Social Dynamics，2007，Springer US.
十九大以来，高校掀起了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简称“三进”)的热潮，以武装青年大学生。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呈多元态势，对大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不良影响，迫切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学生，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作为一名高校思政理论教育工作者，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提出研究新方法和新视角，为学习宣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借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Panel of “Conteste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Frontiers”，accepted proposals，Dynamic Borderlands： Livelihoods，Communities and Flows，5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Social Science Baha Kathmandu，Nepal，12-14 December，2016.
贺佳乐《跨越疆界：一个中老边境瑶族村落的边界实践》，昆明：云南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2016年，第107页。
参见李明江《周边外交研究的十大研究问题和领域》，风云大外交微信平台，2017年6月26日。
在抑制钉螺滋生，降低疫区血吸虫病感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在林下开展种植、养殖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已是促进湖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对洞庭湖区林业血防工程林农复合经营模式的走访调查，本文选取了较典型的几种林农复合经营模式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合理性及可行性评价，以期筛选出对抑螺防病林更有益的，且能够实现长短结合，可持续经营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为更有效地保护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以及林业血防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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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9—003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国移民视阈下的中越老缅边境‘外籍新娘’社会治理研究”(16BMZ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海梅，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西南社会人类学、人类学区域研究。云南 昆明 650500
收稿日期2019-05-21
责任编辑 李克建
标签：边界论文; 国家论文; 边境论文; 社会论文; 亚洲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国移民视阈下的中越老缅边境‘外籍新娘’社会治理研究”(16BMZ098)阶段性成果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