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魏晋以来，《庄子》内七篇一直都是庄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注家多以内篇为义理之宗，而视外、杂篇为内篇之“羽翼”“注疏”。至明末潘基庆《南华经集注》，已形成以外、杂篇分疏内七篇的疏解架构；清初周金然则在《南华经传释》中，正式提出了以内七篇为经，外、杂篇为传的“自经自传”说；晚清张士保《南华指月》更在此基础上，移传归经，重新修订了内、外、杂篇的章节次序。然而以上庄学研究著作及观点迄今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实则《庄子》经传说的确立与发展，既是明清庄学对于“以庄解庄”研究理路的有意识的回归，也是《庄子》阐释从断篇零简、单章孤字的割裂式注疏转向篇章义理与文本结构相互呼应的系统化研究的重要标志。本文即以《庄子》阐释史上相关著述为线索，结合《庄子》文本内部结构及篇章义理，勾摹《庄子》经传说之演进脉络、承继得失及其对于庄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庄子 内外杂篇 经传说 以庄解庄 阐释史
一、内七为宗：内、外、杂篇疏解架构的形成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于《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下引崔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又据《经典释文·序录》“《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及“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等语，可知班固本《庄子》已有内、外、杂篇之分。
魏晋士人“博物止乎七篇”，[注][南朝]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研读《庄子》大都集中于内七篇，大约已较清楚地意识到了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郭象注《庄子》，详于内篇，对外篇、杂篇则比较简略，甚至有整篇仅出数条注语者，正反映了魏晋人区别对待内篇与外篇、杂篇的普遍态度。唐初成玄英著《庄子注疏》，依据郭象注而又有所发挥，他在序文中对《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究，明确指出“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注][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卷首，明正统《道藏》本。认为内篇重在阐明抽象义理，外篇注重显现具体事象，杂篇既明“理本”又明“事迹”，是抽象义理与具体事象的互相结合，三者的特征区分相当明显。
南朝梁旷称庄子为“南华仙人”，唐玄宗依据旧号诏庄子为“南华真人”，并诏《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名列“唐十八学士”之一的陆德明善言玄理，弱冠即以抗辩扬名南陈，入隋唐之后，仍依六朝尚庄老之遗风，将《庄子》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左传》《论语》等一同尊为经典，列于《释文》之中，并从篇名立意角度指出《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差异。陆德明认为，“内者对外立名”，[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6《庄子音义》“内篇”解，宋刊宋元递修本。七篇题目皆有深意，如《逍遥游》篇“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6《庄子音义·逍遥游》题解，宋刊宋元递修本。《养生主》篇谓“养生以此为主也”；[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6《庄子音义·养生主》题解，宋刊宋元递修本。至于外篇、杂篇，则或“举事以名篇”，[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7《庄子音义·骈拇》题解，宋刊宋元递修本。或“借物名篇”，[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7《庄子音义·秋水》题解，宋刊宋元递修本。或“以人名篇”，[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8《庄子音义·庚桑楚》题解，宋刊宋元递修本。往往不能像内篇篇名那样概括揭示各篇主旨。
宋人在晋唐庄学基础上也对内篇、外篇、杂篇的关联与区别进行了思考。北宋王雱即指出内篇在《庄子》全书中的引领作用与核心地位：“夫内篇者，皆性与天道、圣人之事，而非浅见得以知之矣。然终之于《帝王》篇者，以帝者圣之余，而王则外而已矣，是以终之焉。”[注][宋]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卷6《应帝王》，明正统《道藏》本。并比较了内篇与外篇、杂篇在意蕴理路上的层次差别，认为“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注][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新传》提要，清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刻本。宋元之际，罗勉道更提出“敷演”说，认为《庄子》内七篇都是“先立篇名”，文意不出篇名之外；而外篇、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篇名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蕴，各篇的撰写也不过是在“内篇命意已足”的前提下，“敷演其说尔”。[注][宋]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卷1《逍遥游》题解，明正统《道藏》本。罗勉道论庄子逍遥义且有优劣逍遥之别，而此番“敷演”说，对于内篇与外篇、杂篇深浅高下之判断，亦可谓是显而易见。
组成滑体的物质成份为强风化泥灰岩中的软弱夹层，结构松散，透水性强，抗剪强度低，易于雨水入渗，降低软弱夹层抗剪强度，下伏中风化泥灰岩透水性差，位于土岩界面上的强风化泥灰岩易软化变形，形成贯通性滑带，引发整体滑坡蠕动。
附解：《骈拇》《徐无鬼》《则阳》
此言处世之道，正好与内篇《人间世》参看。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雁以不鸣而见杀，如此木雁无凭，将何所处？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何谓材与不材之间？盖吾有材而不自见，则人既不得以无材弃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虽然，非道也，故不免于累。何者？谓其有心也。无心则无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何以故？大道本无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别，同我则誉，异我则訾，是非锋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见，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为可誉也，而何有于訾？故曰“无誉无訾”。[注][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卷20，明万历六年李斋芳刻本。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安培力实际上是导体中自由电荷在运动时，受到洛伦兹力分力的总和，并不是洛伦兹力的合力。因此，可说安培力的微观是洛伦兹力，但是不能说洛伦兹力的宏观是安培力。洛伦兹力不做功，而安培力是要做功的，也可以说洛伦兹力分力的在宏观上是要做功的，且安培力在做负功时会等于其产生的焦耳热，而前提则是导体回路中有动生电动势产生。通过对两力之间的深层次的讨论，可以让高中生对二者力理解得更加透彻，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也会更加容易掌握解题的思路。
天下有称实之名，有无实之名，有前定之名。即举卫灵公之得谥者而观，太史大弢以为因是，言灵之谥本无意义，但因众人之是而是之，因是，与《齐物论》所谓“因是”者其意颇同，此无实之名也。[注][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卷25，明万历六年李斋芳刻本。
《则阳》篇原文中，孔子向大史大弢、伯常骞、狶韦质疑，那个“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的卫灵公，究竟凭什么谥为“灵”？太史大弢答曰：“是因是也。”陆西星认为，《则阳》篇这段对话，正可见出内篇《齐物论》“因是”思想的投影。在太史大弢看来，卫灵公之谥“本无意义”，所谓“灵”，不过是顺着众人一时的意见而定为此谥，属于一种“无实之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卫灵公生前的德行与作为，因此也就不包含确切的褒扬或批评的意蕴。而这种“因众人之是而是之”的态度，正呼应了《齐物论》篇屡次出现的“因是已”“亦因是也”，可视为对《齐物论》篇“因是”思想的一次具体化用。
嗣后潘基庆著《南华经集注》，更是调整了《庄子》全书的篇章架构，直接以内七篇为宗，而以外篇、杂篇的相关篇目分附于七篇之下。在《总论》中，他先是串联起内七篇各条结语，指出“《庄子》内篇七，结语神奇逸恣，……《逍遥游》之有用无用，《齐物论》之周与蝴蝶之物化，《养生主》之火传也，《德充符》之以坚白鸣，《人间世》之命也夫，到七篇都尽，却撰写‘倏忽浑沌’一段，结之曰‘七日而浑沌死’，言七篇每篇一窍，天机发尽，死矣，无言矣，虽此老复出，亦无言矣。”[注][明]潘基庆：《南华经集注》卷首《总论》，明刻本。此处尤其点到七篇之末《应帝王》篇浑沌寓言之“七日而浑沌死”一结，认为此“七日”之“七”即“七窍”之七，此“七窍”之“七”正对应内七篇之“七”，而内七篇本身已然蕴藏了庄子学说的所有“天机”，并独立形成了一个严密、封闭、完整的意义结构。因此，潘基庆特以内七篇为宗，每篇自成一卷，“取外篇、杂篇分疏其间”，[注][明]潘基庆：《南华经集注》卷首《南华经例》，明刻本。而以《天下》篇为“自序”，置于全书卷首。其所列全书目录如下：
《逍遥游》一卷
在科研经费的使用过程中应加强高校的审计部门的监督，充分发挥高校审计部门的内部审计和监督作用。审计部门要从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对科研经费从立项到结题的全过程进行科学、客观的管理监督和评价［7］，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科研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共同探讨制定出适合高校科研经费特点的绩效考评办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科研绩效进行客观的评价［8］。符合条件的科研成果应纳入统一的开放共享平台，实施绩效评价的机构应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绩效评价的专家应坚持立项评审和绩效评价专家相分离的原则，同时实施回避制度，真正构建起科技财政投入的硬性约束机制［9］。
附解：《缮性》《至乐》《外物》、伪书《让王》
3、从农业机械维修系统的经营管理方面看，经济效益是一切经营管理活动追求的目标，农业机械维修的经营管理同样是围绕着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目标来开展活动的。这就需要用经济理论价值工程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维修技术政策方针措施的经济效益，建立评价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预测设备的剩余寿命和确定其最佳使用寿命，进行设备一生寿命周期费用分析，对设备的修理、改造和更新进行分析评价，选择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最优方案，为维修决策提供依据。
附解：《秋水》《寓言》、伪书《盗跖》
《养生主》三卷
附解：《刻意》《达生》
《人间世》四卷
附解：《天地》《山木》《庚桑楚》、伪书《渔父》
《德充符》五卷
附解：《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
《大宗师》六卷
传声器是录音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在对话筒的使用过程中，合理地使用传声器尤为重要。传声器的频率响应不同，拾录出来的音色各异，可根据播音员的声音特点或音乐作品特点选定合适的传声器。要把环境特点真实地反映出来，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所以，对话筒的选择和使用中的一些细节一定要事先了解。
陆西星认为，《山木》篇此则寓言正可与内篇《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一则寓言对照参看。栎社树以不材而免患全身，呼应了《人间世》篇所主张的“无用之用”；《山木》篇则不仅写到了大木以不材终其天年，更附添雁以不能鸣而死一例，落下“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名言，而此“材与不材”仍非大道所在，“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见，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为可誉也，而何有于訾”，才可以真正做到虚己免患、逍遥自在。因此，《山木》篇既“羽翼”了《人间世》篇“不材”“无用”之宗旨，又阐发出“其未尽之蕴者”，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内篇的思想意蕴。同样，在阐释杂篇《则阳》“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寓言时，陆西星又说：
时至晚明，治庄者亦多将关注重点放在《庄子》内篇，并普遍认为内篇已囊括全书大意，外篇、杂篇的价值则主要在于发挥内篇未尽之蕴。释德清即言：“一部全书三十三篇，只内七篇已尽其意，其外篇皆蔓衍之说耳。学者但精透内篇，得无穷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注][明]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卷1，清光绪十四年金陵刻经处刻本。方壶外史陆西星也在前代学者陆德明、罗勉道对《庄子》篇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羽翼内篇”之说：“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编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予尝谓读《南华》者当熟内篇，内篇熟则外篇、杂篇如破竹数节之后，可以迎刃而解矣。”[注][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卷3，明万历六年李斋芳刻本。陆西星借重这一理论，在《南华真经副墨》中梳理了内篇与外篇、杂篇篇目之间的具体关联。在阐释外篇《山木》“庄子行于山中”寓言时，陆西星指出：
有很多教材中都是选取花生和核桃。花生和核桃同属油料作物，含有能量差异不大，稍不小心就会使实验结果相反，有悖科学真理，因此笔者选择成本较低的花生做该实验。花生的种皮不易燃烧，所以实验中把花生的种皮剥掉，以达到花生快速燃烧，并且避免更多热量损耗的目的。由于改进装置前一般取1粒种子充分燃烧后，水温一般会在80～90℃，而在改进装置后燃烧1粒种子，水很快沸腾，而且温度继续上升。此时，已经不能使用常规温度计测量，为了降低水温的升高，在改进装置后，选用花生的一片子叶作为实验材料。本实验中用的是放置一年左右的饱满而干燥的花生，原因是放置这种花生的水分较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中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2]中明确提出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其中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1%税率的调整为10%；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涉农货物包括：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项目免征增值税。
《应帝王》七卷
附解：《马蹄》《胠箧》《在宥》《天道》《天运》、伪书《说剑》[注][明]潘基庆：《南华经集注》卷首《南华经目》，明刻本。
七卷文字，以内七篇为宗，而以外篇、杂篇相关篇目与之对应为疏。这一疏解架构，清晰展示了潘基庆对《庄子》各篇旨意的理解与会通，以及他对内篇与外篇、杂篇之结构布局的认识，其中既包含着独特的创新价值，也面临着准确性的考验。譬如《缮性》篇主要论述世乱道丧之时何以存身养性，在全书中较为贴合《养生主》篇旨，目录却将其归于《逍遥游》卷；《天地》篇主张君王应效法天道、无为而治，无疑对应于《应帝王》篇旨，目录却将其归于《人间世》卷；《知北游》通篇议论道体之不可知、不可闻，正切合《大宗师》篇旨，目录却将其归于《德充符》卷。其余如以《让王》篇疏解《逍遥游》篇，以《寓言》篇疏解《齐物论》篇，以《渔父》篇疏解《人间世》篇，以《列御寇》篇疏解《德充符》篇等，则往往仅依据部分章节文字上的暗合，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当然，这些瑕疵并不能掩盖《南华经集注》的开新之功。潘基庆深晓历代治庄者各执其说，吹万不同，于是试图通过以外篇、杂篇分疏内篇旨意，使庄学研究回归于更纯粹的“以《庄》解《庄》”之途。在《南华经集注》中，我们也确实体会到了他的这一努力尝试所取得的实效：《秋水》篇以汪洋恣肆的笔调挥洒出一番非凡宏阔的气象，论析无限时空中物性之相对及人世之无常，而其深意则在于力证“万物一齐，孰短孰长”，潘基庆以其疏解《齐物论》篇，溯源还本，无可指摘；《刻意》篇“唯神是守”，《达生》篇“纯气之守”，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旨都在于讨论养神、全神的养生之道，用以疏解《养生主》篇，实属允当；《山木》篇主张虚己以游世，用以疏解“虚而待物”“乘物游心”的《人间世》篇，意旨最近；《在宥》《天道》《天运》，大都阐述“无为而治”，用以疏解《应帝王》篇，殊无差池。潘基庆从整体篇章结构而非简单的只言片语上去把握内篇与外篇、杂篇之间的关联，并提供了以外篇、杂篇疏解内篇的经传体思路，确有其可取之处，因此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多番借鉴与发挥。
二、自经自传：内、外、杂篇经传名目的确立
入清前后，治庄者对《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仍予以区别看待。钱澄之著《庄子诂》，以为“七篇以外，若外篇、杂篇，皆以畅演七篇之说，所谓因之以曼衍也”，[注][明]钱澄之：《庄子诂》卷首《庄子内七诂自引》，清同治二年斟雉堂刻《饮光先生全书·庄屈合诂》本。因此他本人也选择“所诂止于七也”。[注][明]钱澄之：《庄子诂》卷首《庄子内七诂自引》，清同治二年斟雉堂刻《饮光先生全书·庄屈合诂》本。王夫之著《庄子解》，以为“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8“外篇”引语，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8“杂篇”引语，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因此，他每引外篇、杂篇以与内篇互为解说，如谓“此篇之说，亦《养生主》《大宗师》绪余之论，而但得其迹耳。”(《刻意》题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5，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此与《人间世》之旨略同，名止于实，义设于适，可以全身而免于过矣。”(《至乐》“颜渊东之齐”章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8，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此篇于诸外篇中尤为深至，其于内篇《养生主》《大宗师》之说独得其要。”(《达生》题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9，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引《人间世》之旨而杂引以明之。”(《山木》题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20，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此篇之旨，笼罩极大，《齐物论》所谓‘休之以天均’也。”(《庚桑楚》题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23，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可见船山之于《庄子解》，虽不像潘基庆《南华经集注》那般直接排列出篇章分疏结构，但在解说篇章大旨时，同样也梳理了外篇、杂篇与内篇的具体关联，且所下断语多为知言，颇中肯綮。试以其《秋水》篇题解为例：
因管桩内壁侧摩阻力难以测定分析，简化量化分析中多将此负摩阻力计入对桩端阻力的削弱影响，现行的水运行业规范《码头结构设计规范》及建筑行业规范《建筑桩基技术规范》正是基于该简化逻辑，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并通过试桩资料统计分析，提出了开口钢管桩土塞效应系数 用以计算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推言天地万物初无定质、无定情，扩其识量而会通之，则皆无可据，而不足以撄吾心之宁矣。盖物论之兴，始于小大之殊观，小者不知大，大者不知小。不知小，则亦大其所大而不知大。繇其有小大之见，而有贵贱之分；繇有贵贱之分，因而有然否是非之异。繇其有小大之见，因而有终始之规；繇其有终始之规，因而有悦生恶死之情。繇其有小大之见，因而有精粗之别；繇其有精粗之别，因而有意言之繁。于是而有所必为，有所必不为，以其所长，怜其所短。量有涯则分有所执，时有碍则故有所滞，彼我不相知，而不能知其所不知。乃至穷达失其守，荣辱易其情，辨言烦兴而不循其本，于内无主，倒推于外，殉物以丧己，而不知达者之通一，无不可寓之庸也。[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7，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
公交线路OD指一条公交线路上从i站点上车而在j站点下车的乘客OD量为Tα(i,j)，即由站点i上车至站点j下车的客流量.
题解首句即点明《秋水》篇与内篇的关联，认为《秋水》篇实则会通《逍遥游》《齐物论》，是对二篇大旨的引申敷衍。王夫之在《逍遥游》篇题解中曾指出：“小大一致，休于天钧，则无不逍遥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在《齐物论》题解中又指出：“当时之物论者夥矣……相竞于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耦……不立一我之量，以生相对之耦，而恶有不齐之物论乎？”[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2，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而此处更以《秋水》篇为《逍遥游》之“小大之辩”与《齐物论》之“不齐之物论”的切合点，指出“盖物论之兴，始于小大之殊观”，并推演出人世间种种“然否是非之异”“悦生恶死之情”“意言之繁”都是由此“小大之见”所导致。此后在具体分析《秋水》篇正文时，王夫之也十分关注“小大”与“物论”二者与《秋水》篇旨之关联，认为“物之大者终不可谓之小，贵者终不能贱之，此必有所自始，疑乎必有端倪，而后天下奉之以为定分，群然守之而信从不疑，此物论之必然者也”，再次强调了题解中已指出的“盖物论之兴，始于小大之殊观”，继而更依照《齐物论》篇的思路，提出“观之者因乎时而不执成心以为师，则物论可齐，而小大各得其逍遥矣”的解决方案，并对《秋水》篇本身多所肯定，认为“其于庄子之旨，委曲详辨，至明切矣”。[注][明]王夫之：《庄子解》卷17，清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湘乡曾氏刻《船山遗书》本。船山之所以能够在题解与正文解读中都做到不拘泥于就原文而论原文，正是因为他深知《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之间思想理路的深切关联，由此才时时注意会通篇目，互为解说。
青年志愿者活动参与行为调查发现：52.0%的被调查者只有在单位组织的情况下参加志愿活动，18.2%的被调查者只有在特殊时间或节日参加志愿活动；11.3%的被调查者1年只参加1次志愿活动，9.4%的被调查者每月或每2月参加1次志愿活动，6.7%的被调查者每周或每2周参加1次志愿活动[2]。较低的志愿活动参与率导致志愿服务人力资源短缺，医务志愿者服务队伍难以形成规模，医疗志愿活动开展受到制约。
外篇、杂篇义各分属，而理亦互寄。如《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皆因《应帝王》而及之，《天运》则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则因《齐物论》而及之，《至乐》《田子方》《知北游》则因《大宗师》而及之，惟《逍遥游》之旨则散见于诸篇之中。外篇之义如此。《庚桑楚》则《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师》《应帝王》之理寄焉；《徐无鬼》则《逍遥游》之旨，而《人间世》《应帝王》《大宗师》之理寄焉；《则阳》亦《德充符》之旨，而《齐物论》《大宗师》之理寄焉；《外物》则《养生主》之旨，而《逍遥游》之理寄焉；《寓言》《列御寇》总属一篇，为全书收束，而内七篇之理均寄焉。杂篇之义如此。[注]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
按照林云铭的理解，“当日订《庄》之意，以文义易晓、一意单行者列之于前，而名‘外’；以词意难解、众意兼发者置之于后，而名‘杂’，故其错综无次如此。”[注]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他以“一意单行”“众意兼发”来区别外篇与杂篇的不同特征，又分篇罗列了它们与内篇之间的理义互寄，自有其心得所在，但也并非无可指摘。譬如《在宥》《天地》《天道》三篇固可作为阐述“无为而治”的《应帝王》篇之“注脚”，然《骈拇》《马蹄》《胠箧》三篇重在痛斥仁义圣智之弊，林云铭却将其一同归并于《应帝王》篇下作为“注脚”，未免有失稳妥；而《天运》篇本与《在宥》《天地》《天道》同属庄子政治论，林云铭却以之作为阐述庄子德形观的《德充符》篇之“注脚”，同样也有些牵强。至于他承苏轼之说而合《寓言》《列御寇》为一篇，并认为“内七篇之理均寄焉”，也似值得商榷。但总体上，林云铭能够融会前代学者观点，将外篇、杂篇分篇对应为“内篇注脚”，仍然对《庄子》经传说的推进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相较潘基庆、林云铭等仅列篇名以陈述内篇与外篇、杂篇之间的关联，周金然对篇内文意的细节分析与篇章旨趣的比对阐述显然更为深入，但其有见于辞、未见于篇以及偏重个例对应关系的局限性也于此渐露端倪。就这段引文而言，周金然所提到的《秋水》《马蹄》《山木》三篇中的寓言故事乃至所引之语，都可以在《逍遥游》篇找到相关脉络与出典，若以此为依据，则三篇作为《逍遥游》篇之“传注”似未为不可。然通观全文，《秋水》篇从“以道观之”的角度申述“万物一齐”之理，更接近《齐物论》篇旨；《马蹄》篇痛惜真性之丧，历陈善治之罪、仁义之过，《山木》篇主张虚己游世以求免患，而周金然仅凭零星片段就限定三篇为《逍遥游》篇之“传注”，确实略显牵强。其余如谓“《徐无鬼》篇‘上之质若亡其一’，亡一者，我丧彼耦也。儒墨四，惠子五，皆自侈立言，耦于物而不化，故云‘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若循照冥枢，则物齐矣。《则阳》篇谓‘日与物化，一不化’，又‘物化’一转语也。不化者，蛮触也。物化而一不化，穷则反，终则始，无穷无始，与物同理，是其旨也。《外物》篇谓‘木与木相摩，金与火相守’，是为两陷，以必外物故也。无对则无必，而物齐矣。上三篇，即《齐物论》传注也”，[注][清]周金然：《南华经传释·齐物论第二》，清嘉庆间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谓“《庚桑楚》篇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又‘忘人因以为天’，所谓托以养中也。《渔父》篇又露一‘真’字，惟真可以游世而无阴阳人道之患，故云‘慎守其真则无所累’。上二篇，即《人间世》传注也”，[注][清]周金然：《南华经传释·人间世第四》，清嘉庆间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谓“《骈拇》篇谓‘出于性而侈于德’，不擢德塞性以取名声，惟游于道德之间，上不为仁义之操，下不为淫僻之行，则德充必符矣。《列御寇》篇谓‘能使人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似进充符一步，说充不必符，符不必充，正是充符义也。上二篇，即《德充符》传注也”，[注][清]周金然：《南华经传释·德充符第五》，清嘉庆间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凡此说法，也多以只言片语作为判断依据，或因“转语”，或执一字，就分别定下《齐物论》《人间世》《德充符》篇之“传注”篇目。仅以个别而概括全文，其信服力难免有所折损，更何况《庄子》外篇、杂篇所阐发的义理错综复杂，与内七篇每一单篇都主旨清晰明确的风格本就有所不同。
豁开眼界，广宗明“大”也。大则无可用，无可用则无困苦，大鹏、大云、大椿、大瓠、大树，大而御风乘云气，御飞龙，无用之用，皆天游也，何其逍遥也！《秋水》篇正发挥大小之辨，故谓“众小不胜为大胜”也。濮水濠梁，傍徨乎无为，逍遥乎寝卧也。《马蹄》篇反言以见趣，谓飞天莫若鹏，行地莫若马，马受羁衔，凿其浑沌，便失逍遥之趣也。《山木》篇就“无所用，安所困苦”下一转语，谓雁何以不鸣杀乎？乘道德而浮游，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匪可以材不材论也。故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此所以贵逍遥也。上三篇，即《逍遥游》传注也。[注][清]周金然：《南华经传释·逍遥游第一》，清嘉庆间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
清康熙中，周金然著《南华经传释》，径称《庄子》内七篇为“经”，外篇、杂篇为“传”，《庄子》经传说遂于此金声玉振，正式确立名目。周金然指出：“今谛阅《南华》，则自经自传，不自祕也，而千载无人觑破。盖其意尽于内七篇，至于外篇、杂篇无非引伸内七篇，惟末篇自序耳。错而观之，其意较然，讵复须注哉！因定内七篇为经，余篇析为传，自注自释，庶几参漆园之独解焉 。”[注][清]周金然：《南华经传释》卷首引语，清嘉庆间南汇吴省兰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又说：“余谓读者莫若细味《庄子》所云‘孟浪之言’、‘妙道之行’，自描自写，自经自传也。”周金然自得于窥测到“千载无人觑破”的读《庄》秘诀，即《庄子》全书所具有“自经自传”“自注自释”“自描自写”的行文特色，认为读者惟有以外篇、杂篇为“传”，来解读内七篇之“经”，乃可深彻了悟全书所蕴藏的旨归真意。在此基础上，周金然以《秋水》《马蹄》《山木》三篇为《逍遥游》篇之传，以《徐无鬼》《则阳》《外物》三篇为《齐物论》篇之传，以《刻意》《缮性》《至乐》《达生》《让王》五篇为《养生主》篇之传，以《庚桑楚》《渔父》二篇为《人间世》篇之传，以《骈拇》《列御寇》二篇为《德充符》篇之传，以《田子方》《天道》《天运》《知北游》《盗跖》五篇为《大宗师》篇之传，以《胠箧》《说剑》《在宥》《天地》四篇为《应帝王》篇之传，并在内七篇各篇题目下阐明其理由所在。如他在“《逍遥遥》第一”下说：
当然，尽管《南华经传释》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应予商榷的问题，但其“内七篇为经，余篇析为传”的解庄思路，确实是《庄子》阐释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周金然一方面对潘基庆《南华经集注》所列内篇与外篇、杂篇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与适当调整，另一方面更通过对《庄子》文本“自经自传”的细致解读，将长期以来多得一察以自好的庄学研究，从以儒解庄、以佛解庄等纷繁交错的藉外论之之途，真正拉回到了以庄解庄的本源。
《齐物论》二卷
三、移传归经：内、外、杂篇章节次序的更订
治《庄》者所持的经传说，至晚清张士保著《南华指月》而得到了最新颖的解释和最彻底的发挥。在该著《凡例》中，张士保继承了林云铭等关于篇名立意的观点，同样认为内七篇为庄子自命自著；同时，他又从经传说的角度进一步指出，经传之义本身就寄寓在《庄子》全书对内篇、外篇、杂篇的分列中：“内七篇准题行文，七名目为庄子自标无疑。外、杂篇以首字为名，盖后订《庄》者所加。内、外、杂不知由谁而分，曰内、外则经、传之义寓其中，曰杂则真伪参半之谓也。今名内七篇为经，细审外篇中亦有赝鼎，杂篇中不无遗珠，删之摘之而名之曰传，经、传者，仍内、外之义也。”[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卷首《凡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在内篇末附语中，张士保更赞七篇为庄子“传道之书”，并由是各论要旨，语曰：“以上七篇，所谓经也。每篇命题，如题阐发，与后取起首二字名篇者不同，文之优劣亦自迥殊，盖漆园特笔传道之书也。订《庄》者别为内篇，有以夫！首篇总示大道，浑冒诸篇；第二详辨道谊之浅深，第三功(力)指道修之功效，第四明证道之究竟，第五明分道之时义，第六言成道后度生之德，第七言得道后济世之功。至其中之连络钩带，七篇如一，分而不分之妙，又有不可以言尽者。苏子瞻评《首楞严》曰：‘身似莲华，心似芭蕉，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吾于此经亦云。”[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内篇末附语，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在张士保看来，内篇浑融一体，为“七篇如一，分而不分”之“经”；与之相比，外篇、杂篇章义行文可谓优劣迥殊，但也“不无遗珠”，如能做到由经观传、以传解经，则融通内外、诠说诸篇也未必不可行。于是，在此“经传”观念引导下，张士保对《庄子》全书的文字进行了极为大胆的考订与调整。
继钱澄之、王夫之之后，林云铭著《庄子因》，更将外篇、杂篇直接视为“内篇注脚”。[注][清]林云铭：《庄子因》卷首《增注庄子因序》，清光绪六年常州培本堂善书局刻本。就篇名属性而言，林云铭认为内七篇属于“有题目之文，为庄子所手定者”，外篇、杂篇则是“无题目之文，乃后人取庄子杂著而编次之者”。[注]清]林云铭：《庄子因》卷首《庄子总论》，清光绪六年常州培本堂善书局刻本。在他看来，内七篇“大旨已尽”，而之后被编成外篇、杂篇的这些“庄子杂著”作为“内篇注脚”，可以对内七篇的宗旨起到发挥和补充的作用，因而也就与内篇构成了“经”与“传”的关系。在《庄子总论》中，林云铭还具体阐述了外篇、杂篇与内篇相关篇目之间的照应与关联：
首先，张士保将他所认为久已错入外篇中的“经文”归还内篇。其一是将外篇《缮性》起首至“和理出其性”一节文字“归还”于《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寓言故事之后，认为“真君即是性，和理出性不是于性中更出个和理，只是性中本来之和理”，只有“和理出性”，“方是见得真君本来面目”。[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养生主》，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其二是将《刻意》篇“纯粹而不杂……合于天伦”一节文字“归还”于《养生主》篇“公文轩见右师”寓言之后、“泽雉十步一啄”一节文字之前，并解释说：“旧读此篇，至‘公文轩’节，连下‘泽雉’四句，反覆不明。上章所写是养生，于篇目养主之义无著，公文云云，似与‘主’字关会，而于‘养’字不详，若谓养生以善解为主，乃篇目之义，则公文云云，又是何谓？因疑其中必有脱简。后忽于《缮性》《刻意》得此两条，细审若移其间，适觉斗簨合缝，既与上章来脉承接，亦与下篇知养不知去路相应，盖原系此处之文，为彼勦袭引述，与《天道》篇引‘吾师乎’数句，《天运》篇录‘水涸’数句等，久之此亡而彼存耳。姑取分补如是，以待贤者正焉。”[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养生主》，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观诸《缮性》《刻意》二篇，确在阐述养性守神之道，与《养生主》篇旨较为接近，而张士保摘取《缮性》《刻意》中部分疑似文字，移补于《养生主》篇所谓“脱简”，并作出如此详细解释，以明自身补经弥缝之功，其做法、解说固然颇具创新意识，但仅凭篇旨相近以及个人阅读体验而“分补如是”，终究缺乏足够理据，因此无法定论是非，仅可聊备一说。而其所待“贤者”至今亦未有出而正之者，亦可侧证此说未足为信。
1) 两拖线阵水听器所在线阵的组合阵型变化，若线阵间距离变化过大，则不能很好地利用拖线阵水听器所接收的信号进行波束形成。
2.3 饮食、生活习惯不良 现今儿童的主要抚养人多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不注意良好饮食结构和习惯的养成。有研究[4]发现，小儿厌食症的主要病因是喂养不当、饮食不节。由于对孩子的溺爱，导致饮食、生活习惯不良，高鹏翔等[11-12]认为，吃零食过多是小儿厌食症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并且有研究显示偏食挑食、户外活动少均是小儿厌食的危险因素。近年来儿童普遍电子屏幕暴露过多，每天看电视、玩手机超过1h的儿童出现更多饮食行为问题[13]。
其次，对于外篇、杂篇文字，张士保更是断以己意，“更订其次序者，不下百余处”，[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卷首《凡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并自述其因：“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盖庄子门人羽翼真经之文，而后世学《庄》之士，又各以其言附焉者也。夫源远末分，贤愚不等，或自建一论，以舒其所见；或摭取他书，以互为证明；或随文畅意，如后世之笺注焉。是以如彼其多，而不能同归于一致。然当其时未必无分也，久而简秩散乱，遂致篇混节厕，云屯山隐，而本来之面目不可识矣。今摘录其奇玉特珠者十一篇，于中又谨为删订，乃觉于经文，显其幽微，补其疏漏，往来错综，滴滴归源，反覆贯穿，头头是道，亦可谓夺双履于既归，传智灯于将来者与？为之说而名之曰传，可乎不可？”[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外篇末附语，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外篇、杂篇中经张士保“谨为删订”者，共有十一篇。其题解依次云：
《至乐》，传之第一，旧次外篇第十一，发明《逍遥游》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至乐》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秋水》，传之第二，旧次外篇第十，发明《齐物论》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秋水》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达生》，传之第三，旧次外篇第十二，发明《养生主》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达生》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知北游》，传之第四，旧次外篇第十五，发明《大宗师》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知北游》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山木》，传之第五，旧次外篇第十三，发明《人间世》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山木》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田子方》，传之第六，旧次外篇第十四，发明《德充符》篇。[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田子方》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天地》，传之第七，旧次外篇第五。此及下二篇(指《天运》《天道》)，皆发明《应帝王》一篇。此篇随经文两面已到之意畅明之。[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天地》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天运》，传之第八，旧次外篇第七。此文乘经文两面未圆之间补明之。[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天运》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天道》，传之第九，旧次外篇第六。此承上篇“道不渝”，明神真与帝王一理同尊，学者悟此则隐见皆能为天下无上人，外此一偏一曲之事，咸不足为也。[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天道》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庚桑楚》，传之第十，旧次杂篇第一，将修道大关节要重为人提醒，即以显老子道术与庄有同，为下篇推重“博大真人”埋根。[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庚桑楚》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天下》，传之第十一，旧次杂篇末。此总序也，……其文恐非后世订《庄》者所能及，盖亲炙于应化解物中者之笔也。[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天下》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作为互联网“移民”的思政教师不仅需要紧跟信息时代的发展潮流，结合最新思政教育动态，做好思政理论知识的有效传导，更需要筑牢学生理想信念的根基，以立德树人为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实现课堂内外的双重引领。
对于以上十一篇，张士保或予以全录，或予以节选，不但章节多有变易，对各篇的次序也各有调整，认为如此就可以“显其幽微，补其疏漏，往来错综，滴滴归源，反覆贯穿，头头是道”，从而成为内七篇之“传”。在此十一篇之外，张士保又从《则阳》《外物》《寓言》《徐无鬼》《列御寇》诸篇中摘取精粹，分类派属，名为《遗珠类附》，附于全书之末，并解释道：“十一首(篇)外，犹有精粹之言，节见于诸篇，盖亦传文之散逸者也。摘而类属之，取令观者无披榛之劳，非其文之本然也，故别附于后。”[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书末《遗珠类附》题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由上可知，张氏对于外篇、杂篇的理解和处理，除谓《天下》篇乃全书总序者为旧说之外，多为前无古人也未有来者的新说，但因主观性过强，同样只能视为属于其一己的大胆“更订”。
依据所谓《庄子》内七篇为“经”与外篇、杂篇为“传”的观念，张士保还得出了庄子本人并未“诋訾孔子”的结论：“司马子长谓‘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今人信之，直以庄子为离经叛道矣，不知子长所举三篇皆后世之伪作也。内七篇之言，有如是者乎？内七篇中，有自辨其所以不学孔子之言，无诋訾孔子之言；有谓孔子不应求行道于当时之言，无诋訾孔子之道之言。观《人间世》前半篇，庄子且深知孔子之道而重之者也。凡以庄子为离经畔道者，皆信子长之言而未细读《庄子》之书者也。”[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卷首《条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张士保此说虽与苏轼《庄子祠堂记》的观点多有印合，但其最主要依据应当还是自身所谓“经传”说。《庄子》内七篇中确实没有像外篇、杂篇中那样激烈批判孔子的言论，但诸如《德充符》篇谓“彼(孔子)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大宗师》篇中“孔子”承认自己是“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炫耀)众人”的“天之戮民”，《人间世》篇楚狂接舆以“凤兮凤兮”嘲讽“孔子”，这些岂非“诋訾孔子”的力证？
同时，张士保也秉持着所谓《庄子》“经”文为庄子所作、“传”文为后人所撰的观念，对内篇与外篇、杂篇的笔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或有嫌《南华》之文不免有重复，不思七篇文往复不外说圣、至、神、真之事，其著实处安得不重？重一番自有一番之意，又安得谓之重？如《大宗师》“知之能登假于道”，谓真人之真知；《德充符》“彼且择日而登假”，则谓神人之现化出入矣。《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谓真人之将然；《应帝王》“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则谓神人之偶然矣。《逍遥游》“孰肯以物为事”，谓神人之无功，是主笔；《德充符》“彼且何肯以物为事”，则谓神人之不著于符，是陪笔矣。类此者不暇遍举，若以重复目之，岂善读《南华》者哉！至外、杂篇中，无别取义而凑砌仿佛其辞以成文者，则又后人之伪作，固不足以为《南华》累。[注][清]张士保：《南华指月》卷首《条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此处谓《庄子》内七篇往复所说皆不外圣人、至人、神人、真人之事，并举例予以论证，似未免过于偏狭绝对。但若顺其思路推而广之，则确实可以认为内七篇行文往往“重一番自有一番之意”，如《逍遥游》篇“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濛，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注][清]林云铭：《庄子因》卷1《逍遥游》篇末总评，清光绪六年常州培本堂善书局刻本。《齐物论》篇“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层层相生，段段回顾，倏而羊肠鸟道，倏而叠嶂重峦”，[注][清]林云铭：《庄子因》卷1《齐物论》篇末总评，清光绪六年常州培本堂善书局刻本。而外篇、杂篇，却要逊色得多，尤其像《让王》篇，即使以“平铺直叙”讥之也绝不过分，可见张士保之说仍有其值得重视之处。
历数前说，在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老解庄、以易解庄、以阴阳解庄等纵横交错、蔚为大观的庄子阐释史上，始终葆有一脉以庄解庄的清流，在不断致力于恢复庄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庄子》经传说的确立与发展，既是明清庄学对于这一“以庄解庄”研究理路的有意识的回归，也是《庄子》阐释从断篇零简、单章孤字的割裂式注疏，转向篇章义理与文本结构相互呼应的系统化研究的重要标志。潘基庆著《南华经集注》、周金然著《南华经传释》、张士保著《南华指月》等，以外篇、杂篇为“传”，直接疏解内七篇之“经”，为“以庄解庄”又新辟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征途。当然，由于《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关系错杂交织，上述学者在具体的以“传”解“经”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差错。其中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最具突破性的《南华指月》，更因著者张士保长期喜好佛学，实际上并未能摆脱佛理化倾向，因而也就与其以外篇、杂篇之“庄”解内七篇之“庄”的主张之间，产生了略难调适的矛盾。但这也意味着，由“经传说”而发端的对于“以庄解庄”阐释理路的明察与省悟，并未随着明清庄学之收梢而轻易结束，反而正留待有足够的潜藏空间，可供今日之庄学界开掘精思、探骊得珠。
*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庄子齐物论阐释史研究”(18YJC75105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4-0042-09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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