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古斯丁否定说谎的正义性并且明确肯定每一个说谎都是罪。以大卫·德西莫、约翰·冯·海金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都对说谎的绝对主义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忽视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意图，而且他们的论证包含着对真理逻辑和爱的逻辑的混淆。正是在奥古斯丁对真理、爱、正义和善的神学阐释中，说谎的绝对主义呈现出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
[关键词] 说谎 真理 爱 正义 善
奥古斯丁在《论说谎》(Demendacio)、[1]《驳说谎》(Contramendacium)[2]和《信望爱教义手册》(EnchiridiondeFide,SpeetCharitate)[3]中提出了说谎的绝对主义：每一个说谎都是罪(peccatum esse omnemendacium)。[1](20:41,21:42)[2](7:18, 20:40)[3](18:22)
当代的争论在于，说谎的绝对主义有没有限制条件？如果存在正义说谎，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如果不存在正义说谎，说谎的绝对主义如何应对为善而说谎的道德困境？这一争论最终引导我们去思考奥古斯丁对真理、正义和善的独特的神学理解。笔者研究的任务在于从奥古斯丁的真理观和正义观的大背景下去把握奥古斯丁的说谎理论及其所面对的道德困境。
针对当代的争论，一些奥古斯丁研究者试图证明为善而说谎的正义性，并且论证奥古斯丁在说谎问题上不持有绝对主义态度：首先，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中提出了正义战争和正义杀人的观点，这意味着为善而战争与为善而杀人是正义的。既然战争和杀人都可以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合理推导出正义说谎和非正义说谎；其次，圣经多处提及义人和圣徒说谎的故事，既然义人和圣徒可以说谎，那么说谎本身就是可以证成的；最后，奥古斯丁在《论说谎》和《驳说谎》中承认了义人说谎的事实，所以奥古斯丁本人并没有认为每一个说谎都是罪。[4]虽然上述论证的目的在于解决说谎的绝对主义所带来的道德困境，但是，一方面，它混淆了说谎和战争、杀人的性质，从而错误地将二者直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说谎的绝对主义所体现的基督教真理、正义和信仰观，甚至背离了奥古斯丁在说谎问题上的基本神学意图。
虽然说谎的绝对主义符合奥古斯丁的基本神学意图，并且为善而说谎违背上帝为人安排的正义秩序，但是说谎的绝对主义仍然面临着为善而说谎的现实挑战。因为后者恰恰能够抓住基督徒软弱的人性，并且基督徒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也将使其选择为善而说谎，所以为善而说谎将为说谎的绝对主义带来巨大的挑战。奥古斯丁立足于独特的真理观和正义观为基督徒提供了两条道路，但是这两条道路最终呈现出基督教自身的神学逻辑和内在张力，并且难以使基督徒真正摆脱说谎的绝对主义困境。
以下将首先梳理奥古斯丁说谎的绝对主义的基本逻辑，表明说谎的绝对主义立足于上帝的真理，并且符合奥古斯丁的神学意图；其次指出说谎并不遵循正义战争和正义杀人的神学逻辑；最后阐明奥古斯丁说谎理论所包含的真理、正义和善的观点，从而呈现出说谎的绝对主义面对的道德困境以及奥古斯丁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且指出这一解决方案所面对的困难。
在说谎和错误(第二种“说谎”)的区分中，我们论证了说谎的绝对主义。由于说谎的绝对主义取决于真理(Logos)的绝对主义，所以它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理解上帝的诫命，而第三种“说谎”正是对它的挑战。如果第三种“说谎”是可证成的，那么“每一个说谎都是罪”将是不成立的，因为说谎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证成的，而且这种可证成性能够通过上帝的意志被理解。
一、说谎、错误和真理：“每一个说谎都是罪”
奥古斯丁在《论说谎》中对说谎的界定是：“一种出于欲求欺骗(voluntate ad fallendum)的目的所做出的错误表达(Enuntiationemfalsam)。”[1](4:5)要素构成：欲求欺骗和错误表达。欲求欺骗是指说谎者欲让听者相信自己的表达从而达到欺骗的目的；错误表达是指说谎者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和心灵判定为真的东西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恰恰来自于其心灵的欺骗意图，所以错误表达是欲求欺骗的外在结果。也就是说，说谎者为了实现欺骗的目的，必然要说出与自己心灵判定为真的东西相反的错误表达，所以说谎取决于一个人心灵的判定，“从其自己心灵的判定而非关于事情本身的真理或错误中，一个人被判断为说谎或没有说谎”。[1](3:4)
1.3.1 芦丁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无水芦丁6.25mg，用70%的乙醇溶解并稀释至25mL，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奥古斯丁据此排除了三种类型的“说谎”：
综上，奥古斯丁并没有在为善而说谎和为真理而死之间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基督徒身上的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张力。因此，他在肯定为真理而死是基督徒从神性角度出发应当遵从的原则的同时，认为基督徒从人性角度出发必然会选择为善而说谎，然而基督徒在选择为善而说谎的同时应当忏悔说谎，由此才能避免说谎的绝对主义带来的正义审判。从表面上来看，奥古斯丁充分考虑到了基督徒在面对说谎问题时应当做出的各种可能选择，但是这些选择恰恰深化了基督徒身上的张力，即说谎的绝对主义最终会引发基督徒身上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二者的冲突并没有随着奥古斯丁区分的两条道路而消失，反而在两条道路的区分之中加剧了。因为忏悔说谎看似是基督徒说谎之后的悔过行为，但是为真理而死才是基督徒作为天国子民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然而基督徒身上的人性并不能让其彻底摆脱为善而说谎的搅扰，所以基督徒必然面对着为真理而死和忏悔说谎的撕扯，而且说谎的绝对主义带来的道德困境正是在基督徒身上才会展现出这种灵与肉的斗争。为善而说谎还是为真理而死，将始终伴随着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灵与肉的斗争。这意味着，奥古斯丁将灵与肉的斗争扩展到了说谎问题上，从而使得基督徒在为真理而死的不说谎和忏悔说谎的说谎之间来回摇摆，难以实现自我的真正安顿。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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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心灵判定为真理但不是真理的“说谎”。当一个人的心灵判定一个错误为真即相信一个错误并且表达出来时，他在“事情本身的真理或错误”方面做了一个错误表达，但是这种错误表达并没有违背心灵的判定，所以这也不是真正的说谎，而是一种错误。[1](3:3)在奥古斯丁看来，错误源于知识的缺乏，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知道了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时，错误产生了。[3](Chap.17)此外，“错误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恶”，[3](Chap.19)而恶是善的欠缺，[3](Chap.11)所以错误是真理的欠缺。这意味着错误会使一个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从而背离真理之路。由于真理之路就是通往天国之路即救赎之路，所以错误最终会使得一个人无法实现自身的救赎。但是错误并不总是罪，[3](Chap.20-21)因为犯错误者是被错误所欺骗的受害者而非欺骗自己或他人的施害者，“当然，没有人被判断为说谎者，当他说了相信为真的错误时，因为他自己不是欺骗而是被欺骗了”。[3](Chap.18)
第三种是圣经中提及的义人和圣徒的“说谎”，比如雅各“说谎”称自己是以扫[2](10:24)[6](创世记，27:16-19)和彼得责备保罗时的“说谎”。[1](5:8)[2](12:26)[6](加拉太书，2:13-14)[7](P53-55)它们在字面意义上的确符合说谎的定义，但是奥古斯丁认为它们包含着象征意义，我们需要通过寓意解经法来理解它们，所以这同样不是真正的说谎，而是一种包含寓意的象征故事。[1](5:7-8)[2](10:23-24, 11:25, 12:26, 13:27)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它们，那么我们将不会视其为说谎，“一些被认为是说谎的事情并不是它们被认为的那样，如果它们被正确理解的话”。[2](11:25)
简单来说，说谎不同于玩笑，因为玩笑不具有明显欺骗意图；说谎不同于错误，因为错误不是与心灵判定不一致的错误表达；说谎不同于圣经中带有象征意义的错误表达，因为义人和圣徒的一些话在寓意象征的意义上不能被认为是说谎。所以说谎不仅意味着说谎者拥有欺骗意图，而且意味着说谎者不相信自己的语言表达。
那么，虽然说谎者能够说出一个违背心灵判定但是不违背真理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是告诉另一个人说地球是圆的)，但是说谎者本人并不相信自己说出的真理，所以说谎者同样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于，虽然他知道内心判定的“真理”，但是他却做出了与“真理”相反的“错误表达”，即他利用听者的信任从而欺骗并伤害了听者。与此同时，他也伤害了自己，因为“每一个说谎都是罪”,[3](Chap.18)而罪对犯罪者产生的伤害要大于被犯罪者，[1](9:14, 11:18)[3](Chap.17)所以说谎者对自己的伤害要大于被其说谎伤害的人，说谎的“错误”要大于与真理相对的错误。
然而，由于人性的软弱，一个基督徒在尘世中并不能完全做到奥古斯丁所期待的为真理而死。虽然为真理而死是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说谎困境时应当保持的精神，但是基督徒软弱的人性依然会使其选择为善而说谎，正如奥古斯丁在《驳说谎》中所说：“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人并且生活在人之中，我承认我还不处在那些不被补偿性罪(compensativapeccata)搅扰的人之中。”[2](18:36)由于人性的软弱，一个基督徒在面对他人悲惨的遭遇时必然会产生同情和怜悯之心，由此受到情感的搅扰。如果基督徒只有通过说谎才能挽救他人，那么基督徒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将会使其宁愿选择犯说谎罪也要挽救他人，所以尘世中的基督徒都必然面对补偿性罪的搅扰，奥古斯丁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因此，为善而说谎是人性软弱的基督徒必然要面对的困境，它并没有被为真理而死的基督教精神彻底消解，每一个基督徒在尘世中都将面对为善而说谎带来的补偿性罪的搅扰和试探。
因此，奥古斯丁的说谎理论来自于他对“不可作假证陷害人”和“说谎的，你必灭绝”这些诫命的神学阐释。也就是说，说谎违背了作为真理(大写的Logos)的上帝，它是对圣言的一种错误表达，即人用不符合圣言的人言去表达。正是基于上帝对说谎的禁止和对说谎者的惩罚，奥古斯丁得出了说谎的绝对主义：“每一个说谎都是罪”。由于上帝的说谎诫命是绝对的，所以说谎的绝对主义来自于上帝禁止说谎的诫命的绝对主义。
近年来，微生物发酵法成为虾壳蛋白、甲壳素和虾青素生产研究的一个热点。使用微生物发酵产酸处理虾壳，使其脱钙，不但能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回收许多有价值的虾壳副产物，如蛋白质、虾青素、脂肪酸等，从而提高资源利用。
综上，奥古斯丁通过区分说谎和错误将说谎纳入到人和上帝的神学关系之中，由此引出说谎的绝对主义。但是，由于说谎的绝对主义取决于上帝禁止说谎的诫命的绝对主义，因此，如果这一诫命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将不能得出“每一个说谎都是罪”。然而，圣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义人和圣徒“说谎”的例子，这些例子恰恰构成了对奥古斯丁说谎理论的有力冲击。一些学者正是通过分析奥古斯丁关于第三种“说谎”的论述来否定说谎的绝对主义，而且他们利用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关于正义战争和正义杀人的论述来类比出正义说谎，由此得出结论：说谎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证成的。
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上帝是否绝对禁止说谎。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首先简要讨论奥古斯丁的第三种“说谎”，然后考察战争和杀人的神学逻辑，从而比较它和说谎的神学逻辑是否一致。
二、真理和爱：上帝绝对禁止说谎？
美国人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写道：“中国风景画的空间建立是运用重叠的技巧。在中国画中建立起山峰与山峰，白云与白云间，纵深的相对位置，也是通过折叠的方式建立。那些山峰的形体一般都被描绘成阶梯组成的构架或者犬牙交错的峭壁。这样就通过使不同平面的重叠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看上去是一个弯曲的复杂的固物体。”[10]332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别，西方油画中由主景和许多小景点组成，这种焦点透视并不能解释郭熙《早春图》移动空间构建的实质。因为，《早春图》的创作源自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其移动空间构建的核心即为“步步移，面面观”的移动视点所构成。
费洛姆这样描述父亲的爱，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我爱你，因为你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爱你，因为你尽到了你的职责；我爱你，因为你像我。”[7]59-61可惜，天生羸弱且宣称自己是“最瘦的人”的卡夫卡与父亲心中的期望相差甚远。
如前所述，第三种“说谎”涉及的是圣经中所提及的义人的“说谎”。既然义人和圣徒能够“说谎”，那么我们同样能够正义地“说谎”，所以说谎就是可证成的。虽然奥古斯丁认为这种“说谎”不是真正的说谎，但是质疑仍然存在：因为如果真正的说谎是上帝命令人做出的，那么当人服从上帝的命令去说谎时，他不是在做义人或圣徒所做的事情(第三种“说谎”)吗？如果这种说谎是上帝允许的，它能够被认为是罪吗？
按照说谎的绝对主义逻辑，“每一个说谎都是罪”，由于“罪不能是正义的”，[2](15:31)所以每一个说谎都是不正义的。然而，当上帝命令一个人做出说谎的行为时，说谎不可能是不正义的，否则上帝就是在命令一个人做出不正义的行为，而这与上帝的正义相矛盾——既然上帝的每一个行为必然是正义的，那么说谎在一个人服从上帝的命令的情况下就是正义的。
当然，奥古斯丁在《论说谎》《驳说谎》和《信望爱教义手册》中并没有肯定上帝命令人说谎的情况，因为根据说谎的绝对主义，上帝不可能命令人正义地说谎，而且即使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说谎是可证成的结论。[2](11:25, 17:34-35)但是，由于奥古斯丁没有正面具体论证说谎来自于上帝命令的情况，而且并没有有效地证明为何说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证成的，所以以大卫·德西莫(David Decosimo)、约翰·冯·海金(John von Heyking)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推断奥古斯丁本人回避或默认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或者说，说谎的绝对主义无法有效应对上帝命令人说谎的情况。由此，他们重构了说谎的绝对主义：当说谎是“私人说谎”(private lying)时，“每一个说谎都是罪”。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直接从上帝命令人说谎的情况中去论证这一观点，而是选择了类比的方式，即从奥古斯丁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私人杀人和公共杀人的区分中类比出了正义说谎和非正义说谎的区分，由此证明说谎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证成的。
安：格里格在世时就有类似称谓。我无法准确说明具体原因，但我个人觉得人们对他们二位都有所误解，公众把他们视为创作小作品的作曲家。诚然，肖邦有玛祖卡、夜曲、圆舞曲，格里格有抒情小品集，他们在编织旋律方面也都堪称现象级。但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于我而言，最大的区别莫过于肖邦的作品总是密布着命运与悲剧的阴影，黑暗的一面始终存在。即便是美妙的旋律，也都掩藏着终将来临的死亡，再加上悔恨、念旧、思乡的情绪，如此种种，便是肖邦作品中最重要的情感线索。而于格里格而言，他的创作更加自然、清新，他总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正面情绪更占上风。因此在我看来，尽管二人有诸多类似之处，但其精神内核却大相径庭。
首先，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认为战争一般是霸欲(libido dominandi)的产物，[9](14:15)而“霸欲和所有别的欲望一样，是原罪的结果，来自堕落之后人性的软弱”，[10](P289)所以战争一般是原罪的产物，毫无正义可言。但是，即使是非正义战争，其目的也是为了和平，[11](P29-30)“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不过是想征服；他们想用战争的方式达到和平的光荣如果实现了胜利，那就是和平了”，[12](19:12.1)而且“和平是巨大的好，哪怕是在地上和必朽的事物中，我们听不到比和平更值得感谢的，不会希望比和平更值得追求的，不会发现比和平更好的东西”，所以非正义战争包含着巨大的好。即使奥古斯丁批判罗马人被霸欲支配着去发动战争，但是他并没有否定罗马人通过战争带来的罗马和平(PaxRomana)，所以罗马人的罪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他们发动战争的霸欲。当他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霸欲去发动战争时，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但是，如果战争仅仅是为了对抗和消除侵扰和平的因素，那么战争将不是霸欲的产物，而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由此战争将是正义的，正如“智者会发动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须的。而如果不是正义的，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动，那么智者就根本不会介入战争。是因为相反一方的邪恶，迫使智者发动正义战争”。[12](19:7)所以正义战争是没有霸欲为了和平的战争，它的正义最终来自于上帝的审判，“哪怕是发动正义的战争，也是因为对手的罪而交战的。所有的胜利，哪怕是坏的一方的胜利，也是出自神的审判，为了纠正或惩罚罪过而羞辱被征服者”。[12](19:15)
我们知道，霸欲是一种对权力和暴力的欲望，它本质上是人远离上帝之爱并且转向权力之爱的结果。但是正义战争不是出自霸欲而是出自仁爱，由于仁爱要求人爱上帝和邻人并且为了上帝和邻人而战斗，所以“正义战争出于对上帝和邻人之爱而战斗”，[4]这意味着“在正义战争中，爱的力量能够强大到足以将对生命的剥夺视为一种爱的行为而非一种对圣经禁止杀人的侵犯”。[4]
由图3可知，10次随机搜索结果完全一致。即以60.871 948%乙醇提取3.105 560 h、液料比15.719 849∶1（mL/g），预测最优综合评分为2.895 433。
虽然圣经明确禁止杀人：“不可杀人”，[6](出埃及记，20:13)但是在正义战争中发生的杀人并没有违背这条诫命，因为它是人在战争中爱上帝的必然要求。当人出于对上帝的爱去战斗并且杀人时，他是在遵循上帝之爱而非违背上帝诫命。此外，奥古斯丁认为，“不可杀人”的诫命不是绝对的：
在不准杀人这条律法之中，上帝的权威还是允许有例外的。但是这种例外包括的，都是上帝命令要杀的，他或是给以法律，或是在某个时候给人以明确的命令。被命令执行这一任务的人，并不是自己杀人，而是像被使用者使用的刀剑。这样，他们所做的就并不违反上面的诫命：不可杀人，无论是以上帝的权威发动战争，还是让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依照上帝的法律(也就是，依照他最正义的理性的指挥)以死刑来惩罚罪人。[13](1:21)
德西莫认为，奥古斯丁在此区分了私人杀人(private killing)和公共杀人(public killing)。在私人杀人中，不论其目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人，都是被禁止的，所以“不可杀人”这一诫命针对的是私人杀人；在公共杀人中，由于“上帝是实际的行动者”,[5]而“被命令执行这一任务的人，并不是自己杀人，而是像被使用者使用的刀剑”，所以公共杀人并没有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
由此可知，战争在上帝授权的情况下是正义的，[14]并且正义战争中的杀人同样是正义的，由于二者的正义性最终来自于人对上帝的爱，所以任何正义的战争和杀人都将是神圣的战争和杀人。德西莫由此推论出，在正义战争中，说谎同样是正义的，这不仅因为战争本身必然要求为了胜利而说谎，而且因为说谎在正义战争中最终来自于上帝的意志。[5]这一推论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正如“不可杀人”存在例外一样，“不可作假证陷害人”同样存在例外，而且这两种例外的神学逻辑是一样的：当上帝在杀人和说谎中充当行动者的角色，并且人在其中充当“被使用者使用的刀剑”时，杀人和说谎将是正义的。虽然“奥古斯丁在《论说谎》《驳说谎》和其他著作中并没有考察上帝或正义城邦发起的说谎”，[5]但是我们能够合理地从正义战争中杀人的正义性推论出说谎的正义性。
但是，说谎(尤其是为善而说谎)是人在尘世中不可避免的行为，人生在世必然要面对为善而说谎的道德困境，并且奥古斯丁没有一概否定或者回避为善而说谎的道德困境，而是正面应对这一道德困境，甚至试图给出一个基督教的解决方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基督徒如何应对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而说谎的讨论。
然而，上述对说谎的绝对主义的反驳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谎和战争(以及杀人)的神学逻辑是不同的，因此二者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即我们不能从正义战争类比出正义说谎。如前所述，理解说谎的关键是信仰方面的真理，因为说谎是对作为大写的真理的上帝的背离；然而理解战争的关键不是真理而是爱，因为非正义战争是出于对暴力的爱，而正义战争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既然说谎和战争分别对应的是真理和爱的逻辑，而这两种逻辑并不能完全等同，那么基于这两种逻辑的说谎和战争将不能直接进行类比，所以德西莫的做法本身犯了类比错误。此外，上帝的爱允许例外，因为“在他的爱中，上帝能是严厉的”，[15](P241)比如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以撒、[6](创世记，22:2)上帝命令约书亚发动战争去征服迦南[6](约书亚记，1:2-9)和上帝亲自击杀埃及人的所有长子，[6](出埃及记，11:4-5)所以上帝的爱能够采取人祭、战争和杀人这些严厉的形式。那么，当战争和杀人是人出于对上帝的爱而做出的行动时，一个人不会因此被认为违背了上帝意志，因为他模仿了上帝所做的行为，“上帝所做的(使用暴力的权力)，我也有资格去做”，[4](P69)[15](P242-243)所以战争和杀人等暴力行为能够是爱上帝的正义行为。但是上帝的真理并不允许这种例外，因为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确定的，[1](10:17)它不允许通过说谎来传达，所以说谎和上帝的真理是相冲突的，[2](15:31)说谎不能成为上帝的真理实现出来的手段，而且“藉着真理，我们必须当心说谎；藉着真理，我们必须捕获说谎；藉着真理，我们必须清除说谎”。[2](6:12)换句话说，上帝的爱允许正义战争和正义杀人，而上帝的真理排除了正义说谎的可能性，因此，正义战争可能存在正义杀人但是不可能存在正义说谎的情况。所以说谎和战争、杀人的逻辑并不是一致的，我们不能从战争和杀人的正义性中推断出说谎的正义性。
2.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分析。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就是一个风险规避的产品，可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却在短短十年之间发生了巴林银行、中航油等数起金融事件，造成数十亿的亏损，令人瞠目结舌。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有必要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内在风险进行梳理、分析［1］18。
第二个问题是，对说谎的绝对主义的反驳并不符合奥古斯丁的神学意图。不仅奥古斯丁在《论说谎》《驳说谎》和《信望爱教义手册》中明确表达了说谎的绝对主义，而且《驳说谎》的写作动机和主要任务恰恰在于批判异端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的一个观点：说谎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证成的，尤其是在传播教义的时候。[16](P113-120)奥古斯丁将赞成说谎在某些情况下是正义的观点视为异端，在《驳说谎》中对其重点批判，而德西莫的观点只是普里西利安派的一个现代版本，所以奥古斯丁不可能赞成这一异端的现代版本。而且，奥古斯丁并不是没有提及德西莫所说的情况，他只是将正义说谎归为第三种“说谎”，由此取消正义说谎的问题。也就是说，奥古斯丁并不会认为圣经中真正存在正义说谎的例子，因为这些例子本身与上帝的真理相矛盾，所以正义说谎在奥古斯丁的说谎理论中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奥古斯丁没有必要正面讨论能够被归为第三种“说谎”的正义说谎。
血栓形成有三要素，其一是血管壁的改变，其二是血液性质方面的改变，其三是血流的变化。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要素的存在，都可以导致血栓的形成，继而出现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和并发症。非住院患者和住院患者均可能会发生深静脉血栓，住院患者中危重病患者尤其具有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发病率。
综上，一方面，虽然战争和杀人在爱的维度上能够是正义的，但是说谎并不是通过爱的维度被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能从正义战争和正义杀人的神学逻辑中推导出正义说谎；另一方面，说谎是通过真理的维度被理解的，由于在真理的维度上，上帝绝对禁止说谎，所以说谎的绝对主义不仅符合奥古斯丁的神学意图，而且符合当时大公教会的正统神学观。
既然上帝绝对禁止说谎，而每个人在尘世中由于人性的软弱都必然会说谎，那么我们在尘世中如何应对为善而说谎的情况？如果为善而说谎是罪，那么，当一个人只能通过说谎才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时，他应当遵从说谎的绝对主义原则从而看着另一个人失去生命吗？说谎的绝对主义必然面对尘世中为善而说谎的道德困境的挑战。由于说谎的绝对主义来自于奥古斯丁关于真理、正义和善的神学阐释，所以我们同样需要从奥古斯丁的神学阐释中寻找应对这种挑战的答案及其可能面对的困难。
三、真理、正义和善：为善而说谎？为真理而死？
奥古斯丁在《论说谎》《驳说谎》和《信望爱教义手册》中着力反驳了为善而说谎，并且否定了一切从善的角度去论证说谎的正义性的方式。但这种反驳并没有完全消除为善而说谎的问题，因为它只是表达了对待为善而说谎的基督教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一个基督徒在尘世中应对为善而说谎的态度，它仍然面对着为善而说谎的道德困境，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奥古斯丁在面对这种道德困境时提供的解决方案。
二是严格湘江流域管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4月1日已正式实施，成立了由省长担任主任的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其办公室设在水利厅，并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制定《〈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
首先，在奥古斯丁看来，尘世中存在着大量不得不通过说谎来实现的善，甚至这种善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然而说谎的绝对主义否定了一切说谎的正义性，所以不论说谎带来的善有多大，说谎都不能藉着善的目的被证明为正义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说谎之善证明说谎之正义，那么任何犯罪的行为(比如劫富济贫[1](12:19))都能藉着善的目的被证明是正义的，然而这是荒谬的。之所以说谎之善不能证明说谎之正义，是因为正义本身不是取决于善，而是取决于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奥古斯丁关于正义的论述。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正义的论述如下：
正义就是让人各得其所(因此，人自身形成了正义的自然秩序，即灵魂服务于上帝，肉身服务于灵魂，这就是上帝、灵魂、肉身之间的秩序)，既然正义正在工作，这不是表明，它尚须努力工作，而不是已经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休息了？灵魂越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越是少服务于上帝；肉身的欲望越是多对抗灵性，肉身越是少服务于灵魂。只要我们当中有这种软弱、这种疾患、这种疲倦，我们怎么会得救？如果不能得救，我们又怎敢说得到了终极的幸福？[12](19:4.4)
“正义就是让人各得其所”，而各得其所就是上帝规定万物的秩序，因为“秩序，就是分配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让万物都各得其所”，[12](19:13.1)所以万物的正义在于服从上帝规定的秩序。就人而言，人是由“灵性—灵魂—身体”的三元人性结构组成的，[10](P124-138)所以人的正义在于人服从于上帝、灵魂和肉身之间的秩序：“灵魂服务于上帝，肉身服务于灵魂”。当人不遵从这一秩序，即灵魂对抗上帝、肉身对抗灵魂时，人将处在犯罪状态并且不再保存正义，从而无法获得救赎。这意味着不正义的人将是不幸福的，因为“救赎就是幸福，我们不必得到当下的幸福，而要希求未来的幸福这样的救赎会发生在未来的世代，本身就是终极的幸福”。[12](19:4.5)所以，当一个人通过违背正义的秩序来获得当下的幸福时，他就抛弃了真正的幸福，即终极的幸福。也就是说，终极的幸福只存在于正义之中，人只有藉着正义才能把握终极的幸福。
据了解，威县为推进梨产业园区顺利建设，在土地流转、品牌注册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同时，以西沙河流域梨产业带为主要阵地，以当地集团公司为依托，以统分结合、资产经营为核心模式，带动贫困群众建设优质梨果基地，发展致富产业，探索创新了“威梨模式”。
为善而说谎的逻辑在于，当说谎成为实现善的手段时，说谎就藉着善成为正义的了。但是，人的正义在于人服从于“上帝—灵魂—肉身”的秩序，而为善而说谎破坏了正义的秩序，并且在这一秩序之中，说谎不可能藉着善成为正义的。理由有三：首先，如果善只是满足于肉身的善，那么为善而说谎将是灵魂为了服务于肉身而说谎，但是这违背了上帝为人安排的“肉身服务于灵魂”的正义秩序，并且为肉身的善而说谎最终会腐化灵魂；[1](7:10)其次，如果善是满足于灵魂的善，那么为善而说谎将是灵魂为了服务于灵魂自身(比如实现灵魂自身的德性)而说谎，然而有德性的灵魂应当服从于上帝而非灵魂自身，[17]所以为灵魂的善而说谎同样是不正义的；最后，如果善是满足于上帝的善，那么这种善将是指向终极幸福的至善，所以为善而说谎将是灵魂为了服务于上帝而说谎，比如为了传播教义而说谎，[1](8:11)但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仅上帝绝对禁止说谎，而且“那个城[天上之城]的子民显然是真理的子民”，[2](16:33)所以正义的灵魂不能通过说谎服务于上帝，“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说谎来”，[6](启示录，14:5)因此为至善而说谎不仅是不正义的，还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不论是为哪一种善而说谎，说谎都将破坏上帝为人安排的正义秩序，从而最终破坏人和上帝之间的和谐。
因此，说谎的绝对主义来自于奥古斯丁对“不可作假证陷害人”这一诫命的神学阐释，而对它的反驳同样来自于对这一诫命的神学阐释。虽然奥古斯丁本人并没有考察德西莫在此提及的正义说谎，但是，根据《上帝之城》禁止杀人存在例外的情况，德西莫推断出奥古斯丁不可能否定正义说谎的情况，因为上帝没有绝对禁止说谎，所以奥古斯丁不可能坚持说谎的绝对主义，或者说，说谎的绝对主义不包括上帝命令说谎的情况。
奥古斯丁在《论说谎》中讨论了一个康德式的说谎难题：如果一个人逃离到一个基督徒家里寻求庇护，或者这个基督徒看到了他逃离的方向，并且追杀那个人的人询问这个基督徒那个人在哪里，那么这个基督徒应当为了保护那个人的生命而说谎吗？[1](13:22)奥古斯丁认为，这个基督徒不论说谎与否都将面对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如果他说谎，他将犯说谎罪，并且他可能面对询问者的死亡威胁。此外，由于他无法判断其所保护的人是否有罪，所以他有可能通过说谎包庇了一个罪人。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说谎并且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询问者，那么他将间接杀害那个人，并且背叛了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正是因为信任他才藏匿于他家。如何应对说谎和背叛的两难困境呢？奥古斯丁提供了一个成功应对的例子。以塔加斯特教会主教菲尔姆斯(Firmus)为例，[1](13:23)菲尔姆斯虽然承认自己知道被迫害者藏匿于何处，但是选择沉默来保护被迫害者，从而通过牺牲自己(遭受询问者的残酷迫害)来避免说谎和背叛的困境。奥古斯丁认为菲尔姆斯的行为是一个基督徒面对为善而说谎的困境的榜样：基督徒既不能为了保存他人的生命而说谎，也不能为了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背叛他人，他应当做好殉道的准备。之所以殉道成为基督徒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应当保持的精神，是因为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生命：永恒的生命和尘世的生命。[1](18:38)虽然说谎能够保存尘世的生命，但是人只有在真理中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说谎将使人背离真理并且失去永恒的生命，而为真理而死的基督徒失去的只是尘世的生命，获得的将是永恒的生命。[1](18:38-39)[2](17:34)因此基督徒不仅不能为了他人的尘世生命而说谎，而且不能为了自己的尘世生命而背叛他人去说真话，基督徒在面对说谎和背叛的困境时唯一的选择将是模仿主教菲尔姆斯的行为(做好牺牲自己尘世生命的准备)来保存他人的尘世生命、成全自己的永恒生命。
所以，为真理而死是真正的基督徒在面对为善而说谎带来的说谎和背叛的道德困境时的唯一选择，换言之，说谎的绝对主义必然会推导出基督教的殉道精神。这意味着为善而说谎不只是引发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困境问题，而是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之下构成了关乎救赎的神学问题。在说谎的道德困境中，基督徒必须做好为上帝的真理和正义而死的准备才能得到救赎，否则他将面对上帝的正义审判。[17]
据此，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真理和错误。第一种是理性层面的真理和错误，其标准是表达与理性判断是否相符合，所以真理在于表达符合理性判断，即一个人说出了一个符合理性判断的表达，而错误在于表达违背理性判断，即一个人说出了违背理性判断的表达；第二种是信仰层面的真理和错误，其标准是表达与心灵判定是否相符合，所以真理在于表达符合心灵判定，即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表达，而错误在于表达违背心灵判定，即一个人不相信自己的表达。说谎的错误恰恰在于信仰层面的错误，因为当一个人说谎时，他不仅不相信自己的表达，而且试图用这种表达实现欺骗的目的。此外，信仰层面的相信是以人和上帝的关系为核心的相信，“说谎侵犯了作为真理的上帝”，[4]这意味着说谎本质上是人对上帝的反叛，即人违背上帝意志从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的结果，所以说谎是人对上帝意志的背离。在说谎问题上，上帝的意志体现在“不可作假证陷害人”[1](5:6)[6](出埃及记，20:16)这一诫命上，既然上帝命令人不得说谎(“不可作假证陷害人”)，那么说谎意味着人拒绝并且违背上帝的诫命，因此说谎是人对上帝的犯罪，而且其结果是受到死亡的惩罚，“说谎的，你必灭绝”。[6](诗篇，5:6)当然，这种死亡是就灵魂而非身体而言的，“说谎的口舌，必杀害灵魂”。[8](智慧篇，1:11)因为罪本质上是人的自由意志对上帝的背离，即灵魂犯罪，而说谎是人的自由意志对上帝诫命的背离，所以说谎者受到的惩罚必然是对其灵魂的惩罚。
当上帝的真理要求基督徒为真理而死、软弱的人性要求基督徒去犯为善而说谎的补偿性罪时，基督徒身上的神性和人性之间将会产生巨大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尘世中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为真理而死是天国的子民应当具有的精神，但是尘世中的天国子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对于尘世中的基督徒来说，为真理而死只是一种理想，说谎反而成为基督徒在尘世中的正常状态。当基督徒为善而说谎时，他所能做的只是为补偿性罪而忏悔，所以忏悔成了基督徒在人性软弱的情况下说谎时应当具有的精神。
“说谎要么应当在正确的行为中被避免，要么在悔过中被忏悔”。[2](21:41)这是奥古斯丁在《驳说谎》最后一章提及的一句话，这句话恰恰总结了基督徒在面对说谎困境时应当选择的两条道路：为真理而死和忏悔说谎。面对说谎的困境时，只有坚持为真理而死，基督徒才能保有上帝的真理和正义，成全自己的永恒生命；只有在说谎中忏悔说谎，基督徒才能解除说谎带来的罪，免除永恒的惩罚。
第一种是玩笑(iocus)的“说谎”。虽然玩笑是一个错误表达，但是开玩笑者并没有明显的欺骗意图，所以这不是真正的说谎。[1](2:2)[5]
注释：
生活陶艺由于长时间的创造和进步，也正处于繁荣和兴盛的历史阶段。现代生活陶艺不仅继承了古代陶艺的质朴使用的传统，更加由于陶艺艺术家们长时间的辛勤劳作，创造出了融合东、西方文化，具有独特审美情趣的实用器皿。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茁壮成长。
[1]Augustinus. S.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Omnia:Pubb-licati Libri 40, De mendacio[M]. http://www.augustinus.it/latino/index.htm[DB/OL].本文对《论说谎》拉丁文资料库引用的卷章节号皆参考英译本：Augustine，translated by Sister Mary Sarah Muldowney,edited by Roy J. Deferrari.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ume 16, Lying [M].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2.
[2]Augustinus. S. AureliiAugustini Opera Omnia:Pubb-licatiLibri 40, Contra mendacium[M]. http://www.augustinus.it/latino/index.htm[DB/OL].本文对《驳说谎》拉丁文资料库引用的卷章节号皆参考英译本：Augustine,translated by Harold B. Jaffee,edited by Roy J. Deferrari.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ume 16, Against Lying[M].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2.
[3]Augustinus. S. AureliiAugustini Opera Omnia:Pubb-licatiLibri 40, Enchiridion de Fide, SpeetCharitate[M].http://www.augustinus.it/latino/index.htm[DB/OL]. 本文对《信望爱教义手册》拉丁文资料库引用的卷章节号皆参考英译本：Augustine. translated by J. F. Shaw,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y Whitney J. Oates.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Augustine: Volume 1,The Enchiridion on Faith, Hope and Lov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4]Alain Epp Weaver.Unjust Lies, Just Wars?A Christian Pacifist Conversation with Augustine[J].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01, 29(1).
[5]David Decosimo. Just Lies: Finding Augustine’s Ethics of Public Lying in His Treatments of Lying and Killing[J].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10, 38(4).
[6]圣经(和合本)[M]. 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 根据圣经经文通用引用标准，本文对圣经的中译文引用只标示相关部分的章节号，不标示中译文页码。
[7]吴功青. 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 [M]. 上海：三联书店，2018.
[8]圣经(思高本)[M]. 北京：中国天主教主教团，2009.
[9][古罗马]奥古斯丁(S. Augustinus)著，吴飞译. 上帝之城(中) [M]. 上海：三联书店，2008. 根据奥古斯丁著作通用引用标准，本文对奥古斯丁著作中译文的引用只标示通用拉丁本的卷章节号，不标示中译文页码。
[10]吴飞. 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 [M]. 上海：三联书店，2013.
[11]吴飞. 尘世之城与魔鬼之城——奥古斯丁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张力[C]//.李猛主编.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6.
[12][古罗马]奥古斯丁(S. Augustinus)著，吴飞译. 上帝之城(下)[M]. 上海：三联书店，2009.
[13][古罗马]奥古斯丁(S. Augustinus)著，吴飞译. 上帝之城(上) [M]. 上海：三联书店，2007.
[14]John Langan. The Elements of St. Augustine’s Just War Theory[J].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984,12(1).
[15]John M. Rist. Augustine: Ancient Thought Baptiz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Augustine,translated by Harold B. Jaffee,edited by Roy J. Deferrari.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ume 16, Against Lying[M].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2.
[17]Gaylon L. Caldwell. Augustine’s Critique of Human Justice.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J].1960, 2(1).
AugustineonAbsolutismofLyingandItsMoralDilemma
CHEN Guang-h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Augustine denied the justice of lying and clearly affirmed that every lying was a sin. Some scholars, such as David Decosimo and John von Heyking, have questioned the absolutism of lying. However, not only did they ignore Augustine’s theological intention, but their argument contained confusion about the logic of truth and logic of love. It is in Augustine’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ruth, love, justice and good that the absolutism of lying presented an insurmountable moral dilemma.
Keywords:lying; truth; love; justice; good
[中图分类号]B503.1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4-0080-11
[收稿日期]2018-09-05
[作者简介]陈广辉(1991-)，男，安徽凤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407
标签：奥古斯丁论文; 正义论文; 上帝论文; 真理论文; 基督徒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中世纪哲学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论文; 北京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