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观现实中的每一个行为体实质上都存在着一种趋结构性。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作为特定的行为体，同样具有特定的结构。作为特定的宗教信仰人员，跨国流动信徒在身份结构上是宗教性的。作为深入目的国的人员，跨国流动信徒在面对目的国社会结构时却面临着重新选择和决定的情形。由于结构具有独立性和利己性，以及共享性和建构性的特点，从而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将面临着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对话的现实。对话结果便是：结构所缔造出的现实由此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冲突（混乱与分裂），另一张是交融（和谐和共建）。二者对立统一、紧密相依。冲突中暗含着交融，交融中潜伏着冲突。
关键词：结构冲突；结构交融；跨国流动信徒；目的国
跨国流动信徒作为游走于策源国与目的国之间的人群，难避面临着护持或调整自身结构的现实。作为特定的宗教信仰人员，跨国流动信徒在身份结构上是宗教性的。作为深入目的国的人员，跨国流动信徒在面对目的国社会结构时却面临着重新选择和决定的情形。尽管这一选择和决定很大程度上是跨国流动信徒根据目的国社会结构对自身的价值而做出的，但是，结果却可能导致跨国流动信徒先赋身份结构与后致身份结构（目的国赋予跨国流动信徒的）之间产生冲突或交融，或者说可能导致跨国流动信徒的身份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爆发出冲突或交融的可能。因为，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全赖于感情、理智及理论来决定，客观现实中的每一个个体实质上都存在着一种不可逆的趋结构性。因而，从结构冲突与交融的维度来理解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中的行为走向，显然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义，本质上是在对人的社会性做出考察，是在对人的能动性、实践性及价值本意给予关注，同时也是在尝试梳理隐藏在跨国流动信徒行为中的符号、道德或实践逻辑具有的特定社会性。
一、趋结构性：跨国流动信徒面临的身份及行为现实
无论是作为宗教信徒，还是作为融入目的国的人员，跨国流动信徒在意识及行为上都具有一种趋结构性。
中农药、医药废品和个人护理用品等有机化学污染物的增加使得对三致效应（致突变、致癌、致畸）和雌激素效应的检测受到重视，上世纪60年代开始，短期遗传毒理学试验[23]和雌激素效应试验被广泛应用于水质生物安全性评价.
跨国流动信徒，由于特殊身份使然，所面临的结构不仅包括自身所属结构，即其内部相互联系的各信徒之间的排列组合，而且也包括所置身的目的国的社会结构，即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其他行为体或群体之间关系的配置组成。
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具体涵盖了宗教信仰、思想动态、聚散行为等因素，以及结构发生的人文环境。正是此番结构规范及塑造了作为特定行为主体的跨国流动信徒的存在状态及生存方式。与此同时，跨国流动信徒也需要按照惯例来实践，达到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效果（因为，跨国流动信徒既是自身活动的主体，又是创造实践活动的主体）。这样，结构便演变成为实践、惯例的集合体。跨国流动信徒与结构明显地紧密关联着。毕竟，“结构和主体是相互依赖的”[1]。并且，结构总是先于跨国流动信徒而存在，是跨国流动信徒行动的必要条件，也是跨国流动信徒行为塑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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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既是应然的过程，也是必然的趋势。“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既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路径，也有自己的特定要求。认识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要求，将有助于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跨国流动信徒所面临结构显然具有内外性特点，或者说兼顾内外结构。当跨国流动信徒面临的结构发生内外转化时，能够彰显出其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从被承认存在的一个状态或类别进入另一个运动过程，同时又使这个运动得以发生”[3]。由于内外结构的存在及转化，跨国流动信徒将经历分离和组合的进程，成为阈限角色，挑起结构间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制造出目的国社会混乱与和谐的现实。由此，“结构总是既是授能的，又是去能的”[4]。跨国流动信徒因此彰显出某种张力性，成为目的国社会结构或世俗社会结构之内或之外的存在，成为时间之内或之外的片刻，成为社会冲突以及社会融合的焦点。
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确实是特定的，但是，当其进入目的国时，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是继续坚持自身所属结构，还是融入目的国社会结构。显然成为其决定生存的重要一环。毕竟，“结构对于主体的存在、发展、前途和命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主体的命运掌握在主体自己的手里，影响主体命运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主体的命运是由主体的结构及其选择决定的”[5]。结构冲突与交融，就是跨国流动信徒选择的结果。
二、结构冲突：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对立
在人类发展史上，由于不同权威和权力的存在，或者说由于权威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使得社会并非总是均衡与和谐的“乌托邦”，而遭遇着冲突或对立的情势。这样的不同权威和权力分明隶属于不同主体。权威和权力是多元的，主体是多元的，结构无疑也会是多元的。因为，“结构是主体的存在状态”[6]。既然结构是多元性的，那么，结构之间难免出现对话的现实。
“我也要亲一下那个白大褂衣襟上总爱插一朵花的护士！”恭建兵一蹦三尺高，将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敲得当当作响，“我都想了好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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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流动信徒，是有着自身所属结构的特定群体；跨国流动信徒所置身的目的国，同样是有其特定结构的社会。当二者相遇时，各自所持有的结构之间难免爆发冲突。原因在于结构本身具有独立性和利己性特点。
（一）结构本身具有独立性
从抽象层面上看，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能够决定一切、统帅一切的主体，也就不存在一个能够决定一切、统帅一切的结构。主体的多元性俨然决定结构的多元性。结构是多元的，更是独立的。
现实中，做不到正确理解主体，就难以准确把握结构。结构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没有主体的结构，没有结构的主体，都是缺乏可靠性的。“结构和主体是相互依赖的，但它们是不同的、有差异的”[7]。结构是能够规范主体的存在，结构也是由主体建构出来的产物。结构难以脱离属人的个体性及总体性。现实中，“如果缺乏内容且脱离了个体的目标、动机、意图和旨趣、思想和感受，作为共同形式的”结构“就成了一堆废弃”[8]。因而，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限定，是个体或主体把它们自己物化到特定种类的对象身上的体现。个体或主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那么，与其紧密相依的结构也便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结构无疑具有自身的逻辑性和动态性：个体或主体倾向被结构所型塑，个体或主体动机和行为受结构所支配，个体或主体能塑造结构。
CIM的构架和BIM的基本一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扩展。CIM的目标是协同管理，要把设计管理、审批管理、建造管理、设施管理、营销、产业等综合成一个整体。因此，建筑产业现代化应该在管理层面是CIM的组成部分。
社会生活中人及其动机、社会联系和追求往往具有多样性，从而意味着不仅主体，而且结构同样会具有多元性。每种结构都有自身的内涵及意思，成为自身的表达，或表达自身的存在。那样，结构内部诸要素或身居其间的每个主体，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来认识和发展事物，并最终加剧本结构与其他结构所要求及所需要的内容之间的差异性，而彰显出自身的独立性。一定的主体与一定的结构紧密关联，主体是独立的，意味着结构也必然是独立的。鉴于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都属于不同的独立性主体，那么，二者所属的结构也必定是独立的。二者所属结构都有着表达和体现各自的不同因素。或者说，跨国流动信徒及目的国，之所以具有自身的特定性，就是因为作为主体的它们各构成要素的差异使得它们成为能够代表自身的存在。因为，“主体各构成要素的差异会使主体产生差异，各构成要素的结构方式不同也使主体产生差异”[9]。可以认为，正是主体间各构成要素的差异，使得主体成为能够表达自身的存在，成为能够护持自身结构的关键角色。因而，可以认为，“所有主体的结构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因而都是特殊的”[10]、独立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分得越清楚，社会冲突及“身体暴力便越严重。但这绝不是说一切不平等都消失了，所有的东西，甚至想象，便都会变得平静”[11]，而总是“平等社会常常被恐怖的内部张力或者极端的符号暴力撕碎”[12]着，“而且生活系统常基于各种价值的追求而将人们扯向不同的方向”[13]。在此，很显然，跨国流动信徒的“结构理念与正在进行的过程和能力是紧密相关的，结构不是一个客观概念，而是一个变化关系的实质秩序”[14]。当跨国流动信徒根据所属结构行动时（或者说依据自身所属的结构来确定行为走向时），那么，跨国流动信徒就与其他主体，尤其是目的国的其他主体表现出不一致性及分离性来。他们是在通过采取对抗目的国意识、理念及价值观的做法，使其行为进入阈限阶段，爆发出颠覆目的国社会常规结构的倾向（跨国流动信徒就成为一种有间隙的或模棱两可的阈限主角。作为阈限主角，意味着其能够缔造出社会和谐稳定的某种因素，但是，也因为“同时如果和他们之间发生未被监控的接触，他们也被看做是潜在的危险，被认为能够伤害那些从事平凡的日常工作的人”[15]，所以也意味着其会缔造出冲突），与目的国民众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面临着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作为个体或主体的跨国流动信徒对结构的塑造“是任意的或者没有根据的，但一旦它们以鲜明界限的形式被明确表示出来，并被人们所认可，由此划分出来的群体也就获得了一种派生意义上的重要性，而这足以同时为界限量变的群体提供身份认同的充足理由”[16]。此举无疑加剧了跨国流动信徒身份独立性的生成。
跨国流动信徒不是孤立的存在，其流动性特质，能够表明其与外部世界始终存在着交互往来，以至于其在身份结构的规定上难免总是处于发展及变动之中，其总会受到挑战，也总会是适应的结果。当跨国流动信徒深入目的国，至少能够表明其先赋的身份结构将遭遇着与目的国社会结构对话的现实。由此，跨国流动信徒显然不是只有唯一的归属类别，而是具有可同时归属的不同类别，其在归属类别上显然具有普遍的多重性。当然，跨国流动信徒“归属任何一种群体都可能十分重要，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在具体情况下，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必须就他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地还是隐含地”[2]。选择的结果，要么是遵循原先已有的身份结构，要么取用新的身份结构。但无论怎样，跨国流动信徒与结构始终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结构，对跨国流动信徒而言，既内在又外在，既可见又不可见。
跨国流动信徒，是以宗教信仰来彰显自身特定性的主体。同时，他们也以自身的主体性身份塑造了特定结构。所塑造的结构既是其意志的体现，也是其行为的结果。此番结构无疑是既定的、抽象的，也是特定的、具体的。基于此番结构背景，跨国流动信徒不过是一个表达自我、与目的国社会主体或群体存在差异或对立的分离主体。而此番差异，却是有其客观性的。毕竟，“一种生活行动可以人为‘制造一种区别，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区别。’……换句话说，社会领域中充满了差异，仅仅因为人们有意制造了这些差异”[17]。一旦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社会主体或群体之间产生差异，或由差异而催生出对立，其就会忽略目的国社会关系的建构，就会降低对目的国社会结构的忠诚度。殊不知，“仅仅关注那些来自某一限制性身份的社会关系和忠诚的做法是极具欺骗性的，并且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和暴力”[18]。对此，甚至可认为，“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单一身份的幻想远比那种多重的和多样的身份分类更具有分裂性”，“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19]，冲突势在必然。但是，对于跨国流动信徒内部而言，却能促成某种整合效应，因为“冲突对社会与群体具有内部整合的功能”①。这样，跨国流动信徒具有独立性不是减弱，相反而是强化了。
对184名学生在学习动机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指各维度各题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各维度各题平均分标准差）进行统计，其中每个项目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中等临界值为3分，分值越高代表动机越强。具体结果见表1。
试件开裂后，当加载至AB段的某点卸载时，其卸载路径沿12进行，卸载刚度取K12，若由2点反向加载未超过开裂点，则此时加载指向开裂荷载点A′，沿路径2A′B′C′D′进行反向加载，若反向加载点超过开裂点，则加载指向上次经过的最大点1′，即沿路径21′B′C′D′进行反向加载；当加载至A′B′段卸载时，其反向卸载及正向加载路径AB段相似。
目的国社会结构，是以目的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战略实践、发展途径等要素组合而成的，是存在于目的国各主体大脑记忆痕迹中的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基础，其能通过目的国内不同人员的行动展示出来。目的国所倡导的是一种能够维护全体国民及境内所有人员的集体身份，并持续展示出“被重复组织的规则和资源”[22]，通过制度的暴力对身居其境的像跨国流动信徒这样的人员进行探找、核查、定性及分类等，塑造出一系列形式上或实质上的统治。这分明是“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23]的体现，结果却能使身居其间的每种元素或每个主体以顺从的姿态来接受强制的影响。
由于结构具有的共享性，当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交汇时，目的国社会结构就可能产生将跨国流动信徒吸入自身结构的情形。也就是说，当跨国流动信徒身居目的国时，并无法回避目的国社会结构强大的吸附作用，迫使其不得不放弃或隐藏自身的特质，而朝着趋目的国诉求的方向发展。这样，目的国社会结构具有的共享性，就能够促使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社会结构有所淡出，或促使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交融，最终塑造出普遍化的社会关系。这些普遍化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强有力的纽带，能够将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社会主体黏合在一起，而不会造成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社会主体之间的拆分对立。在此，结构间交融所产生的价值，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而且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的体现。鉴于此，结构显然不是简单的规范概念及定义工具。这样，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就能整合复位，而作为阈限人的跨国流动信徒就能归于目的国社会结构，产生能与他人共享的认同，爆发出为共同历史做出积极的建设性贡献的行动。这一切，足以印证 “没有人是一座仅仅只有自己的孤岛”[39]的说法。
（二）结构本身具有利己性
跨国流动信徒，之所以作为特定的独立群体而存在，在于其是按照宗教信条、教义，或者说按照一定的信仰规范或模式来支配一切行为关系的，以达到人员不断配置组合及保持人员连续性的效果。而人员的不断配置及人员连续性，却保证了结构的连续性。因为，“就像社会结构是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中人的配置一样，结构的连续性也就是这种配置的连续性”[24]。结构的连续性，显然是跨国流动信徒维持自身生存方式及存在形式的关键一环。由此，“结构……不仅是主体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标志，也决定主体的行为选择的性质和水平，从而影响甚至决定主体自身的命运”[25]。经营好结构，对跨国流动信徒的生存来说显然至关重要。
目前，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已启动海区MF-DSC电路改造工作，计划于2018年底完成并正式启动广州通信中心统一值守海区MF-DSC电路工作。
跨国流动信徒以人员配置来维系结构的做法，是在对自身内部建设做出努力，是一种维护本我存在的行为。而目的国所要追求的是集体利益或国家整体利益。这样跨国流动信徒所追求的利己性诉求与目的国的诉求之间难免产生冲突，二者所属结构也必然是冲突的。毕竟，可以为他者牺牲自己基本需求的情况通常是不存在的。当二者所面临的结构冲突时，结构之间便处于封闭、隔离的空间，各结构内部就会爆发出反制、封锁的意向，就会使“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制趋向于内向的消极功能：……中断交流，冻结时间”[26]，而呈现出遗世独立的样态。并且，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各自所属结构，各自内部各要素间关系越紧密、越依赖，属于各自结构内部的各要素就会俨然被镶嵌在固定的位置上，而基于本结构营造着利己的社会生活模式。
当跨国流动信徒保持利己性追求时，跨国流动信徒作为身居目的国结构中的存在，就难以做到主客体统一：既不能对目的国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也难以使得自身得到尊重和满足。
与此，作为具有特定性的跨国流动信徒，容易确立起自群体身份 （in-group identity）或 “群我意识”。围绕自群体身份（in-group identity）或“群我意识”，跨国流动信徒所追求的显然是打造属于本群体的利益及实现本群体的价值。同样，目的国会借助目的国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社会价值等来打造本国利益。显然，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都在各自的结构范围内成就着各自的期待及利益。由此，身份结构和利益，作为内生于互动的常数（因变量），是能够决定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对相互行为期望的因素。当相对期望效用发生变化或不一致时，或“当行为体重新定义其身份和利益的时候，结构就发生变化”[27]，甚至爆发冲突。一旦结构冲突，那么，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群体与目的国的社会之间就会分离，不仅包括空间与意识的分离，而且包括文化认同与价值交换的分离，还包括文化经验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分离，甚至包括集体记忆与理性世界的分离以及象征符号与行为实践的分离，等等。此情势最终无疑意味着某种“社会的与政治的媒介的崩溃，破坏了或削弱了具有抑制作用的社会控制，与此同时，它也增大了出现混乱的危险”[28]。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作为“冲突的双方即使认识到激烈的冲突比适度的让步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而彼此作出妥协,但这种‘休战情境’也是极不稳定的。冲突双方继续寻找能够满足自己单方面利益的手段，一旦找到了这种手段，权力的平衡立即被打破，冲突随即重新取代暂时的和平”②。
另外，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要在短时间内淡化自身所属结构而接受目的国社会结构，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结构变化是困难的。……它表示在实践跨度内相对稳定的格局或关系。如果事物频繁变化，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讨论它们的结构”[29]。并且，“因为任何……结构都是与一种集体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结构的变化就会涉及集体身份的变化，包括旧身份的消亡和新身份的显现。……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的”[30]。于是，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便会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秉持先赋的身份结构，成为超逻辑的存在。一旦此番先赋的身份结构被允许、被纵容，那么就预示着不和谐、分裂及冲突的可能。
当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产生冲突时，跨国流动信徒由于受到目的国的拒斥，就会体现出一定的脆弱性；或者由于制造出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差别，就会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或者由于将自身视为是与世俗社会（即，目的国社会）截然有别的神秘力量，就会体现出神秘性；或者由于与目的国所期待的形象有所偏差，就会体现出危险性。目的国对其态度便就是警惕性的、防备性的，甚至是控制性的。
客观地，由于“宗教既是一种生活活动，又是一种个人行为。任何领域里的社会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于是，……宗教中的一些派别建立权威性的神权组织，它们正如原始人类社会一样，威胁着要横在个人与终极性的精神真实之间”[31]。这就意味着宗教因素对跨国流动信徒身份的持久性及决定性塑造，注定了跨国流动信徒不会因此随意改变身份。“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32]。跨国流动信徒就会在保持所属结构的稳定性中来满足利己性追求。这样，爆发某种潜在或直接的冲突便是有其由因的。加之，由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着人的思想结构”[33]，那么，身居不同社会结构之中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而不同的思想又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实践，不同行为实践则是一种利己诉求的表示。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作为特定主体，不仅具有不同的思想结构，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思想结构之间、不同的行为结构之间产生恶感在所难免，而结局却是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之间产生分离，目的国社会结构面临冲击，社会关系遭破坏，最终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由于结构具有共享性，那么，身居其间的各类主体，就会因为这样的共享性而产生某种认同，达到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从而以一定的社会身份及集体身份来行事，实现集体利益的维护。集体利益的维护，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会将集体的权利、权益、利益、福祉等作为行为目的。也就是说，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与目的国时，会从目的国自身的总体和核心方面来重新塑造其意识及行动。与此，跨国流动信徒自身的内部融合，也会成为拉动所置身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其融入公共场域的重要因素。跨国流动信徒与所到目的国的民众之间便熔铸在平等相待、彼此交融、和谐平稳的社会关系之中。
总之，身居社会的任何行为主体，其观念及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一定的结构范式之中，因为每个行为主体基本都隶属一定的组织、机构，并能够凸显其在特别安排的组织形式 、机构部门社会功能上的作用，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定位，并塑造出介于主体意识和行为间的逻辑推演以及介乎其间的关系形式。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作为特定的行为体，同样毫无例外。它们各自有其不同结构。此番不同结构又与各自的历史背景、社会联系以及社会活动等密切相关。对跨国流动信徒而言，当所处环境发生变化，其面临的结构也会相应变化。再者，结构本身具有独立性、利己性的特点，这就注定了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会不可避免地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产生冲突。同时，跨国流动信徒自身的内部冲突，也会成为拉动外部冲突的关键所在，并在无形中成为社会关系冲突的根源。但是，也必须看到，结构冲突可以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面的扩大，展示出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在破坏目的国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可能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因为，“冲突对新社会与群体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冲突对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③。与此，当结构冲突时，跨国流动信徒选择的是自身所属结构与所到目的国的社会结构隔离开来，处于一种阈限之中，或者说处于一种文化杂合的结构空间中，呈现出由“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过程”④。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由此滋生出模糊性、过渡性、不确定性、转换性的特点。跨国流动信徒融入新的结构成为必然趋势。由此可认为，结构“作为秩序和整体化的模式，带来了社会危机，但是，它也为探求工具的合理性与文化的认同的新组合原则开辟了道路”[35]。
三、结构交融：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
跨国流动信徒自身所属结构与其所到目的国的结构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当这种差异恰好能够在二者之间形成相互补充时，就能够在彼此之间缔造出融合及协调。这样，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就失去独立性，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产生交融，进而凝聚成为较大的统一体。在这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36]塑造出了均衡的社会系统及协调联合关系。“这恰恰是因为自为在焦虑中把握自己，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既不是其存在的基础，而是他被迫在他之中及在他之外决定存在的意义的存在”[37]，达到超越利己诉求，及优化提升目的国价值的体现。原因在于结构本身具有共享性和建构性特点。
（一）结构本身具有共享性（吸附力）
主体与结构紧密关联。世界上不存在“孤独的个体”，也就不存在孤立的结构。主体间不是分裂的，结构间也不会是分裂的。主体间既不是完全意义下对立的、支离破碎的关系，结构间也并非是对立的、支离破碎的关系。既不存在无历史的主体，也不存在无历史的结构。结构自身及结构之间显然兼具发展性及连续性。
结构本身包含了共享性的因素，即，结构具有促使内部各要素达成一致的可能及必然，具有将结构之外的趋结构的主体或行为纳入其内的吸附力，以确保结构整体内部各要素及行为主体产生一致性。借助结构具有的共享性，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就能够以适合、效仿、类推、交感出现。现实中，人的内在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正是由于多主体并存，以及结构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结构与结构之间由于内部要素难以以适合、效仿、类推、交感所致的结果。
尽管跨国流动信徒是以所秉持的宗教信仰来彰显其身份结构的，但是，当置身于目的国时，它便会利用目的国的社会结构来实现所需要的生活。毕竟，“利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得以被再生产出来。正如社会结构本身也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而被生产出来一样”[38]。而要利用目的国社会结构为己服务，就需自身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产生一致性。一致性，则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首先需要对目的国社会结构产生归属感和忠诚感。确实，跨国流动信徒具有同时属于不同群体的多个身份（至少属于宗教群体以及目的国某类社会群体。在此，宗教并不必然是跨国流动信徒唯一性及排他性的身份），而每个群体都能够赋予跨国流动信徒一种归属感和忠诚感。当这样的归属感和忠诚感是基于目的国社会结构而产生时，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就产生融合。而跨国流动信徒要真正能对目的国所给予的身份产生归属感和忠诚感，归根结底却在于目的国所提供的机制及系统应对跨国流动信徒的利益维护和体现具有积极作用。
新的教材比较注重知识的来龙去脉。例如，在教学正数和负数这一节时，书中先讲到数的产生是由古代人结绳记事开始，又讲到坛子空了产生了“0”，后来又由于分物﹑测量产生了分数等。这些新奇的数学故事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时如果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给学生提供一些图文并茂的古人有关计数的故事，学生就会更加积极好学。
结构具有共享性，意味着结构内部各主体间某种共识的达成，也意味着结构之间某种相互吸引的产生。在共识过程及相互吸引过程中，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行为主体之间一开始就同意一些普遍的团结原则及团体的目的，通过共享的欲望集合在一起，通过循环的实践活动而连接成为新的实体，达到从国家或社会整体的高度争取更大的自由。并且，跨国流动信徒也深信，他们之所以流动正是感到：目的国能更好地建立宜居社会，也相信这种社会能够真切兑现。加之，结构意味着一套持久的体系，其包含建立和嵌入的社会规则，它们型构着社会的交互作用。当跨国流动信徒置入目的国时，就会受到此番交互作用的感染和带动。
对于跨国流动信徒自身而言，结构成为串连宗教意识、教义、教规的社会网络，其不过是将宗教信徒串连在一起的“社会粘合剂”。跨国流动信徒内部的结构，确实能够某种程度地弥补社会治理的失效性、行政管理的局限性，以实现其行为实践的确定性及稳定性，但是，这个前提又必须建立在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所置身的目的国的社会结构一致的情形之下。而当二者不一致时，这一切，却又显得捉襟见肘。同时，鉴于“我们的社会也很可能拆自己的台，或者会受到一种由它自身的运转所酿成的灾难的袭击”[34]。也就说，目的国自身的问题，也会使得跨国流动信徒难以真正融入其内，而遭遇着结构冲突的现实。
承认结构具有共享性，其实也是在承认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之间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它们所面临的将是最适合的、位置最为邻近的、相似的主体间关系。“它们彼此充分靠近，处于并置之中；它们的边界彼此接触，它们的边缘彼此混合，……此方式，运动，还有影响、激情和属性，都相互传递着。……因为在世界这个自然容器中，邻近并不是物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至少是模糊的相似关系的象征”[40]。
结构还是个体偏好特征的结果。当跨国流动信徒身居目的国时，就会在早已明确自身该如何行为才能避免打击的情况下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于是，跨国流动信徒便会以选择合作、利他和遵从，或者遵守社会标准等行为组合，来使自身融入目的国。这样，其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便发生融合。此形式无疑表明：社会的和谐及相容，并不是靠法律或者服从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跨国流动信徒优化选择、通过社会连带将纵向结构连接在一起来进行的，最终以满足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社会主体无限的、相异的需求和热诚。跨国流动信徒由此塑造了目的国社会结构。同时，跨国流动信徒也被目的国社会结构所塑造，目的国社会结构决定了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性质和走向⑤。但是，本质上，目的国社会结构并“不能还原为个体，也不能在本体论意义上与个体处于同等地位”[41]。
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确实存在差异，但当这种差异恰好能够形成相互补充及完善时，或者说作为主体的构成要素产生同一性时，或是说跨国流动信徒身居目的国能以潜在的国家性主体的角色出现时，那么就会缔造出融合及协调的局面。该局面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面临着“共享性的交往秩序”[42]，能够“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利益的‘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43]。
2.4 统计学方法 由双人录入数据并核对，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本组28例患者随访20～43个月，平均（28.10±12.32）个月。按照ASIA修订的Frankel分级结果见表2，末次随访时，无A级和B级患者、C级2例、D和E级26例。两组患者症状均较术前有明显改善，无截瘫加重。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D级和E级缓解率相比（93.75%vs 91.6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如果结构交融能导致跨国流动信徒的成功，并使其个人受益，那么，跨国流动信徒就会采取选择性演进的做法，促使结构交融的行为模式得以复制和扩展。其实，跨国流动信徒与所到目的国之间结构融合，正是一种“超越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形式”的表达，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超越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形式，人们必须……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形成新的共同体，……使得具有更高水平‘共同性’的构建……成为具体的现实”[44]。结构交融还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原先所属结构就会被抹弃，成为一种超结构的存在。毕竟，“交融有着无结构的特点，代表着人类彼此之间联结的‘即时性’，而能代表交融的 ,就是中心的虚无 ”[45]。结构交融还包含了一种互动情形及综合现象，涉及它所处的时刻、情境和过程，属于整体的往往也是个体的意图及意志，体现了共享性，并通过常规的协调过程，交汇到公共制度之中，从而达到真正的汇聚。“这种汇聚就会导致（汇聚本身也包含）公共的社会交换和文化实践的结构；通过互动，个体创造并维系着社会和文化”[46]。
（二）结构本身具有建构性（渗透力）
结构具有建构性，既意味着结构是被建构出来的，也意味着结构能够构建行为体的意识及行为，还意味着结构能潜在地改变主体，包括主体的目的和偏好。结构“是位居俯视一切的制高点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是由它来界定的”[47]。结构能够改造人的存在，能够对身居其间的角色或元素发挥控制作用及权力影响，能够改变和塑造主体。结构是一种强制性的机制，也是一种纪律的实施，其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能够使得身居其间的主体或要素被定义及定性。当前，跨国流动信徒及所到目的国既是 “主体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是“结构的存在”。显然，这就是结构发挥建构性作用的体现。
跨国流动信徒具有自身所属结构，当面对目的国社会结构时，跨国流动信徒就会在这两种结构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选择或进行秩序排序。此番对相关结构进行推理和选择俨然超越了纯粹的理论范畴，而充满了特定的社会意义。结构选择不仅包含理性成分，而且这种理性成分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以及被划归哪一个群体的特定情况。在此，跨国流动信徒愈是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即，置身目的国时，确立起符合目的国需要的身份），或者说当跨国流动信徒不是社会人时，其就愈容易回到自身结构，“就愈倾向于以人种、宗教或信仰、种族或风俗这些被视为文化社群的东西来界定自己”[20]，也就愈倾向于以先赋地位（ascribed）来定位自我及利用所属身份结构来使自身成为合理化的存在，而不是根据他的流动性行为实践及后致地位（achieved）来定位自我。这样，跨国流动信徒的意志就会在目的国遭到抵制，而难以获得公共表述。在此情形下，“结构概念暗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利益、动机和制度，它们限制、塑造着个体能动性”[21]。显然，跨国流动信徒是在将行为秩序的维持置于目的国国家机器之外。同时，跨国流动信徒关注自身所属结构，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宽泛的宗教类别上，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关注和思想，从而扩大宗教及其领袖的影响力。这样，尽管其身份结构的连续性得到保障，但是却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制造出了分离性，从而强化了自身的独立性。
一个具体身份的重要性将取决于社会环境。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其需要决定所置身的社会结构对自身的价值，确定该社会结构的相对重要性。同时，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社会环境时，新的身份比先前所属的信仰群体身份更为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跨国流动信徒往往会作出选择。尽管这些身份并非都具有持久意义，其不过是短暂而有条件的。但是，为了与目的国更好地适应，跨国流动信徒就需要做出选择。其实，选择也是一种塑造。对于跨国流动信徒而言，促使自身的意识结构及行为结构与目的国靠近或接近，正是在选择中来达到结构交融，或实现主体间构成要素一致而达到交感的结果。跨国流动信徒自身所属结构，能否与其所置身的目的国社会结构相适应，取决于跨国流动信徒的价值取向是否符合目的国所需，也取决于目的国所推崇的制度及机制对跨国流动信徒具有的针对性。然而，也需要承认，跨国流动信徒对结构做出的选择，“既是其环境的反射，也能反作用于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制约”[53]。
结构能够“使特性相互归属；它把特性与功能联系起来”[48]，并使特性分布在结构内部不同要素之中，以至于不同特性的结构便产生不同的功能。结构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其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此举不仅是针对结构内部的不同主体，而且也体现在对不同主体的具体细节方面，包括“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49]。显然，这也为“政治是以伟大神话来激发他人的艺术”[50]的说法做出准确译释。
客观看来，“当任何个体出生并进入社会结构时，社会结构已先于他们而存在”[51]。跨国流动信徒是有其特定性的角色，当进入目的国时，目的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对其意识及行为产生塑造作用。这种塑造是朝着目的国的意识及价值诉求方向挺进的。毕竟，结构是一个能够明确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的内容。结构能够确定于其间的主体，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的现实。可见，结构“不但能承载社会规范，而且也能承载‘自然’的欲望、野性与情感，可以为社会提供动力的秩序”[52]，能够生产出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也可以认为，任何一个结构自身都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监控着自身的进展、造成有控制的变化，通过调节自身以达到适应其他结构的目的和效果。跨国流动信徒正是通过在所属结构上下功夫来达到适应目的国社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的。
结构是一种基于潜意识的认识方法、行为规范、实践准则，结构既是先验⑥的（是本来就存在的、是人类主体理智所固有的），也是经验的（是在行为实践之中塑造而成的），既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也是实践论思维方式。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也无论是属于本体论思维方式还是属于实践论思维方式，都与人本身有着紧密联系，通过人提供模式来塑造人或通过配置人来塑造模式，而塑造出某种秩序。
跨国流动信徒也会通过因果关系操作，对结构造成有控制的变化，以此影响外部世界，兑现自身的追求。跨国流动信徒是作为行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54]。于是，跨国流动信徒便充分动用结构具有的建构性功能。结构具有的建构性，会使得身居目的国的跨国流动信徒不再根据自身的宗教、信仰、种族或风俗来定义自己，而是根据后致地位（achieved）来定义自身，以至于遏制了其个性生长的机制，丧失了原先作为规范创建者的职责，其意识及行为被目的国社会结构所规范。结构具有的建构性，显然能够产生一种聚合效应，缔造出和谐景象。在目的国社会结构威权光辉的感召下，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的社会主体走向聚合。冲突、矛盾在结构的阈限阶段得以化解；跨国流动信徒消泯身份、符号和独一性，变得与目的国的其他社会人员别无二致，促使结构走向融合。本质上，结构融合是作为集体群落的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行为主体之间的一件公共事务，其往往能够包含所有主体，并促使所有主体从竞争角色转换为朋友角色，凝铸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致于跨国流动信徒“生活的宗教方面与世俗方面……不可割裂，甚至无法区别开来”[55]。
结构的建构性，意味着跨国流动信徒与目的国借助共享的规则、规范、法律、文化、习惯等，达到彼此间一系列重要联系的产生，以及一系列因果互动的出现。籍此，跨国流动信徒将与过去脱离关系，达到超越并隔离过去的“我”的效果，享有与目的国社会主体相似或同等的待遇 （至少会被视为不是另类），服从集体内的其他成员，忠诚于目的国的制度及体制。于此，对跨国流动信徒而言，属于目的国规则、规范、法律、文化、习惯等所指令的并非两可之间的地位，而俨然不过只可其一罢了。
实践内容的制定工作既要考虑到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同时，高职教学改革要求实践内容在程序和选择思路上与工程造价专业的要求和特色相符合。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应结合工程造价专业的三个特点，即技术、经济、管理。建筑施工技术相关课程的合理设置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工程计量技术课程。合理构建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能让学生在学校参与一线施工生产操作，从而利用生产实践理解理论知识。
通过结构交融，能够实现物的同一性，能够“类似于其他的物并靠近其他的物，而不被吞没或丧失自己的单一性”[56]，达到和谐状态和交感状态，最终促使“整个世界，适合的全部邻近，仿效的所有重复，类推的所有联系……通过这一作用，世界保持为同一；相似性继续成其为所是并彼此相似。相同物仍是相同物，被封闭在自己身上”[57]。在此，很显然正是依靠结构融合，跨国流动信徒获得新的生机。这也是跨国流动信徒对所面临的结构做出预见性和准确性处理的结果。而一种结构“如果没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准确性，就只有消亡”[58]。
另外，因为结构具有整体性⑦特征，当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就有可能被目的国社会结构整体性所包括；因为结构的同构性特征，意味着但凡进入目的国内部的人员，目的国社会结构都能对其产生决定性意义的塑造；因为结构具有调整性特征，意味着为适应外部环境，或能够与其他结构具有相适性，跨国流动信徒就会必然地对自身结构做出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可以认为，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时，始终会通过转变观念及行为来克服固有习惯、所熟悉的制度培育出的先赋结构，达到对当前处境优化提升的效果。
总之，作为能够体现人们的意识活动、存在方式、生存现实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既定的特点及性质。正是基于此特点及性质，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之间难免产生冲突或交融。跨国流动信徒置身于目的国，当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不相容的情况时，那么，结构便是冲突的。相反，当跨国流动信徒所属结构与目的国社会结构具有一致性时，那么，结构便是交融的。这样，由结构所缔造的现实由此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冲突、混乱与分裂，另一张是交融、和谐和共建。但是，二者之间也饱含紧密相依的联系。冲突中暗含着交融，交融中潜伏着冲突。现实中，只要跨国流动信徒存在，就会意味着社会现实就是冲突与交融的循环过程，而限制与自由、权力与抵制的辩证存在乃是贯穿其间的重要推力。
注释：
①社会冲突论：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967723-6180680．html。
②③搜狐百科： 社 会 冲 突 论 ：https://baike．so．com/doc/5967723-6180680．html。
④百度百科：《阈限》：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88%E9%99%90/8970051?fr=aladdin
⑤对跨国流动信徒的意识、认识、理念、情操、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重新培植产生巨大作用。
⑥即，先于客观存在、先于社会实践、先于感觉经验的。
⑦“许多学者认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结构’所下的定义比较准确，有代表性。他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指出，‘结构’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或同构性——结构中各个成分可按照一定的规则互相转换，而并不改变结构本身；自身调整性——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都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参见陈秉公著：《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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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A View of Comprehending Transnational Migrant Disciple
MAYan-kun
Abstract:Every actor factually has a kind of Structural orientation.Transnational Flowing Disciple,as the specific actors also have specific structures.As a specific religious believer,the identity structure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 disciple is religious.As people who go deep into the destination country,transnational migrant disciple face the situation of re-selection and decision when fac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Because of its independence and self-interest,sharing and constructiveness,it means that transnational migrant believers will face the rea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their own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The result of the dialogue is that the reality created by the structure presents two faces:one is conflict（chaos and division）,the other is blending （harmony and co-construction）.They are unified and closely related.Conflict implies blending,and conflict lurks in blending.
Key words:Structural Conflict;Structural Integration;Transnational Migrant Disciple;Destination Countr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2－0206-09
本文系2018年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批准号：G2018-15）、《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批准号：15BZZ020）、《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洋能与合作研究》（批准号：18BGJ002）、《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批准号：15YJC1001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1-13
作者简介：马燕坤（1978-），女，回族，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国别史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结构论文; 目的论文; 信徒论文; 社会论文; 主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宗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宗教与社会政治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批准号:G2018-15)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批准号:15BZZ020) 《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洋能与合作研究》(批准号:18BGJ002) 《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批准号:15YJC10015)阶段性成果论文; 云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