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早在核武器刚出现时，毛泽东便将它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核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在内外合力的催生下形成的。这种合力是由毛泽东追求强国地位的推力与应对外部威胁的压力共同构成的。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随着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变化而愈加全面和深刻，呈现出人民战争思想与核威慑思想相结合、由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以及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等主要发展演变特征。
[关键词]毛泽东； 核战略思想； 形成； 发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世界为之震惊。大国利器的出现，让中国的大国地位有了“硬实力”的保障，也让中国人真正有底气去告别“挨打”的历史。中国能在当时落后的经济与工业水平下，创造出如此成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和建设者们顶着困难上马，“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坚定战略意志和超前战略眼光。早在核武器刚出现，毛泽东便将它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核战略思想。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自卫防御思想，坚持“有限发展”的最低威慑思想，禁止核战争、支持核裁军的和平发展思想等主要内容。
1945年8月13日，在美国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的一周之后，毛泽东于延安干部会议上为消除新闻报道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和批驳“原子弹制胜论”观点，作出了“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这一论断[1]1133，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主体性和决定性地位；194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1195，主张从战略上藐视敌人；1947年，毛泽东再次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又提出“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的观点[2]170。
随着现代水产养殖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在快速进步条件下，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也产生明显变化。其中，保证水产品质量的提升，增加其需求量十分必要。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在一定需求下，可以将其转变为常年需求。所以，要将市场作为导向，保证水产养殖品种的优化，确保优质化水产品种的推广，在这种建设条件下，不仅能符合市场的建设需求，也能为水产养殖效益提供合理途径。比如：对当前的水产养殖品种进行开发与利用，引进种植新品种。还需要对养殖周期做出详细思考，提高市场价格，保证群众都能加强对水产品种的认识，也要根据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促使整个生产规模的壮大化发展。
时至今日，在几十年之中，核武器不但没有被再度使用，而且中国在原子能利用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39台，装机容量3802万千瓦，位列世界第四；2017年核电发电量2474.69亿千瓦时，位列世界第三；在建核电机组18台，装机容量2065万千瓦，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3]。而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考虑到在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他曾说：“现在我们用石油和煤炭作燃料，将来煤炭烧完了，石油采完了，怎么办？只有一条出路，用原子能。”[2]314
事实逐渐证明毛泽东关于核武器与核力量论断的科学性与预见性，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也直接奠定和影响了中国的核战略与一系列核政策。2016年4月1日，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4]。这与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中体现的核思维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研究和梳理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仍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发展核武器的高度重视有来自外部威胁的压力，也有来自追求中国强国地位的推力。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次核试爆成功，打破了美国维持了4年之久的核垄断局面。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无形中激励了毛泽东决心发展中国核武器的想法，在当时的中苏关系之下，苏联的成功无疑对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是有利的，在现实上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站了起来”，谋求与中国相匹配的大国地位，彻底告别屈辱的历史，实现“强起来”成为毛泽东身上的一种历史自觉。在他看来，原子弹始终是一个强国地位的象征，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政治资本的“硬实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应对帝国主义核威胁的关键，同时也是在核时代赢得他国尊重，实现强国地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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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
从传统战争到核时代的战争，从人民战争思想到核威慑思想，从继承发扬到更新开拓，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在融合中得到发展，在对时代的审视中得到跨越，从旧的形势适应到新的形势,毛泽东核战略思想逐渐从其军事和政治思想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日益系统的理论集合。
(一)卫国之需：应对外部威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对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政策、使用政策和核军备控制政策等构成核战略的基本要素，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为中国的核战略奠定了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和目的，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中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①。
毛泽东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决策者，对中国核战略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份权威文件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核战略以及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第一位的因素是来自外部的核威胁。消除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建国之后，中国至少受到来自美、苏等核国家的4次核威胁：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之时，又相继对中国进行核讹诈；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达到爆发点，两国兵戎相见，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苏联“甚至想着首先消灭中国的原子基地”[5]357。据前苏联外交官舍甫琴柯(Ankady Nikolayevich Shevchenko)回忆，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决定将核武器用于解决中苏边界冲突问题，并形成两种对中国的核攻势：一种是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Antonovich Grechko)为代表的积极主张对中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一种是主张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针对中国核基地和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恐吓中国人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6]。1969年的中国已具备核反击能力，尚且面临如此严峻的核威胁局面，可以想象，如若中国不具备一定的核反击能力，中国将失去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并在核时代的博弈中受人掣肘。相反，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中之所以最终未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核力量的震慑以及苏联对中国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忌惮都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外部面临的核威胁有过很多论述。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7]85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话中说：“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8]269在谈到核战争之时，对比中美差距，毛泽东说：“他们有氢弹，他们侵略我们，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9]351对于核战争时代，中国所缺乏的核力量震慑，毛泽东说：“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7]625毛泽东强调原子弹对于中国消除外部核威胁的重要性，“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10]374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核战略，强调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将核武器与应对核威胁以及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的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问题。”[11]481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同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谈话中，就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以及核霸权谈道：“他们(几个大国)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也不发达。”[12]1964年中国核试爆之前，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中说：“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他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8]520……
形成和发展于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在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中淬炼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抗击侵略，实现解放，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以坚决依靠人民，充分动员人民为特征的人民战争思想深刻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哲学。
脑血管病变是一种危重度较高的、特殊类型的血管类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缺乏特异性，具有较高死亡率。有研究表明[3]，随着16排CT的广泛使用，CTA也成为检查脑血管病变的常用手段，检出率与MRA差异不明显，但要面临辐射、造影剂有过敏及肾毒性风险，患者接受度差。相对于MRI检查，MRA具有的优势较多，无需应用对比剂，简便无创，成本低的优势。
(二)强国之本：追求大国崛起
毛泽东在继承和发扬人民战争思想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战争中存在的不足，1954年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21]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毛泽东具体指向原子弹问题，“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9]238-239正是认识到中国与核国家间的差距，毛泽东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22]337-338发展核武器是毛泽东应对帝国主义核威胁，“以核制核”的策略，只有掌握核武器，才能拥有核威慑，具备核时代的话语权。中国的核威慑战略是防御性的，前提是拥有核武器，目的是形成对潜在敌对国的有效震慑，防止核战争的发生，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时期尚未形成完整的核威慑理论，同时毛泽东也未采用过现代核战略中的表述，但中国防御性核威慑理论的形成则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
原子弹出现之后，毛泽东就已开始考虑核武器的发展问题。1946年，中共情报部门领导人就明显地开始系统吸收在海外的中国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13]。尽管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过“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召回了在西方有声望的研究机构工作的大约200多名中国科学家[14]346。他们对于在1964年实现中共领导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提出的核设想起了重要作用[14]335-336。
（2）做好安全监督与检查。针对现场安全管理，不仅要按照制度严格执行，还应做好安全监督与检查。除基本的定期检查外，还要进行专项检查，包括防火专项检查、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和高空作业安全检查等，以此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隐患。
面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和打压，以及美国倚仗核力量所展现的核霸权，毛泽东对中国亟待发展的核事业表现出一种迫切改变的强烈意愿。在毛泽东关于核问题的言论中，经常出现“看不起”这个词汇——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美国怕苏联，但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15]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核爆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8]4201964年1月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说：“现在他们(帝国主义者)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8]513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时说：“美国是看不起我们的，英国是看不起我们的。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这些国家他们都看不起我们。这个看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东西多，技术先进。”②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看不起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未能拥有强大的核武器。
研究和分析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当时的历史背景，不然就无法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贫穷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会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并顶着困难举全国之力研制核武器。应当指出，新中国自建立开始，就一直处于被敌视封锁中，安全环境十分恶劣，中苏同盟关系也并不牢固，两党两国间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始终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交恶开始，国际安全环境可谓恶化到了极点。新中国对于巩固国防，解除外部安全威胁的一大重要战略就是发展核武器这一“终极武器”，而另一项战略性任务就是长期的备战工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局面。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围堵变成了美苏的双重围堵，国内的核武器研制和备战工作愈发紧促，1964年中国核爆成功，同年中国开始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工业迁移——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相继提出。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更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核危机”，我国为应付核战争的备战策略也相应做出调整，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是毛泽东时代为应对核战争所制定的两项战略的发展，从无核到拥核，从常规备战到高度戒备。也许今天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和国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些严重，但同时这也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国家和民族高度责任意识和前瞻意识的体现。
毛泽东追求强国的战略决心是促成其核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推力——1958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于用十年时间制造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目标，强调“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9]387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同钱学森的谈话中针对研究中的困难，指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5]217。毛泽东还说：“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都要超过！”[16]毛泽东讲话中的“抓它七八次”“十年不行，十五年”“我们都要超过”，可谓将其发展核武器，实现强国地位的决心体现得极为充分！1964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聂荣臻激动地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17]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极大地提振了民族精神，杨振宁对此评价：“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了！”[18]毛泽东对于核武器与中国大国、强国地位关系的认识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共识，邓小平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9]
二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发展伴随着毛泽东对核武器、对核战争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毛泽东认识和看待事物总能够立足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因此，他的很多判断展现出超强的预见性，但受历史影响的局限，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也历经了逐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印记和发展的阶段特点。受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发展与中国核战略的发展有相互重叠的历史轨迹，大抵可划分为4个时期：尚未受到核威胁时期(1945—1950)、处于苏联核保护时期(1950—1960)、自力更生核发展时期(1960—1964)、拥有核反击能力时期(1964—1976)。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毛泽东在核战略上采取有备无患，未雨绸缪的策略，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核事业因国共内战而未能展开，但毛泽东仍对核武器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尚未遭受实质性的核威胁。同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使中国进入苏联核保护时期，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严重恶化，至1960年苏联撤走武器专家，停止对华核援助，中国进入独立发展、自力更生的核攻坚时期。1964年中国核试爆成功，自此拥有了核反击能力，中国开始迈入世界核大国的队伍中。
随着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愈加全面和深刻，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脉络。
(一)人民战争思想与核威慑思想的结合
笔者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党的文献》为主要文献来源，对毛泽东关于核问题的论述进行初步统计，发现毛泽东发表有关核问题论述最多的年份在1964年，即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年份，多达16次；其次是1958年，达13次；再次是1955年，达到8次。而1955年与1958年正值第一次、第二次台海危机，其间，美国扬言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公然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外部威胁促使了毛泽东对核战略的深入思考，可以说，外部威胁带来的压力是加速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
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针对国民党投降派所谓“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言论，就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20]毛泽东对战争中人民主体性的强调，一直贯穿其战争思想的始终，“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1]1133。毛泽东认为，战争性质的正义性、战争参与的群众性、战争实践的整体性仍然适用于核时代的人民战争，所以，对于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核武器，毛泽东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1194正是基于人民主体性、人民决定性的战争思维，毛泽东指出：“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5]741960年5月3日，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团谈话中，说：“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毛泽东将民兵与原子弹相比，甚至认为原子弹不及民兵“厉害”，并非出于对核武器力量的无知，而是对战争要素的正确认识，即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战争要素中，武器是影响成败，但不是决定成败的要素。
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核武器时代，战争的主体始终是人。因此，人民战争思想仍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如若过分夸大人民战争思想的“战无不胜”，而忽视新的战略武器、战略理念的发展更新，就会陷入“精神决定论”中。核武器的巨大毁伤性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战争，人数优势并不能成为明显的力量优势。核武器在作为战略性军事武器存在的同时，更是强大的政治武器，和平国家手中的核武器可以用来防御，在存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起到震慑效果；帝国主义、法西斯手中的核武器可以用来进行核威胁、核讹诈，造成核恐怖。因此，核威慑是有核国家所具有的是一种无形力量。
在施工期间应做好新旧路基的沉降过渡协调工作，保证新旧路基结合部分的协调控制，在提升沉降过渡控制效果的情况下，编制完善的计划方案，提升整体工作效果，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7]。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在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打击，加速其投降的同时，也使人类走进了核时代，美国的核垄断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核震慑。这种新的极具破坏性和杀伤性的武器被视为“绝对力量”，甚至在新闻报道中被称为“终极武器”，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新的战争要素的出现，迫使各国更新战争理念，尤其是加强核武器研制方面的竞争。核武器开始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力量。
于是，“走出去与请进来”自温秀玲担任院长的第一天就被提上日程并开始密集践行。派出医生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妇产与风湿免疫专科，到中科院肿瘤医院进修肿瘤专科，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血管专科，到北医三院骨科与生殖医学专业学习……
毛泽东在关于核武器的论述中就体现着核威慑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访华使团时说：“美国既然有了，苏联也有，就使得仗打不起来。假如只有一个国家有，它就可以拿来吓唬人家，它向哪个国家一显示，哪个国家就得跟它走。”[9]348毛泽东认为：“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23]298毛泽东以一贯幽默通俗的语言风格形容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他还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了，和平就更有把握了。”[24]毛泽东的表述从核理论上看，就是对核威慑理论的朴素理解，在他看来，中国拥有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力量后，就会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形成震慑和制约，从而避免核战争。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只受单一因素影响的，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从核武器的出现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以及世界上的核武器和核安全。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与中国核战略紧密相关，并且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核战略，但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又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个性色彩，其中既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核伦理观、核思维的塑造，又包含其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智慧，还包含其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判断与应对。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在内外合力的催生下形成的，这种合力是由毛泽东追求强国地位的推力与应对外部威胁的压力共同构成的。
(二)从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一个集中表达。毛泽东成功地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其核战略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做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做真老虎。”[22]169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由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
1945年，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之后，民国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大量报道，“各地报纸，都以极大篇幅记载此消息；街头巷尾，也莫不以此为谈论重心”③。无论是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还是中共中央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出现了原子弹的报道热潮[25]，其主题多以报道原子弹之威力，并对美国以武力促使日本投降为展望，在此期间，《解放日报》对美国新闻社、英国路透社等多篇文章的转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正值抗战即将结束、国共关系复杂多变之际，毛泽东针对新闻报道下人们对原子弹的狂热，出于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敏感对新闻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在其后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没那么容易”，“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26]毛泽东认为，在美国和国民党的报纸宣传下，一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无论是对原子弹的客观了解还是国内的政治气氛都是不利的。
国共内战开始之后，党内和群众中再次出现抗战初期时的“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对于美国的原子弹以及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许多人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过于悲观，毛泽东对“唯武器论”观点进行了深刻批评，并以其超人的政治智慧和豪迈的政治气概指出“原子弹是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说法，在当时既是一种政治宣传策略，也是一种“以一当十”的藐视战略。
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除了对中国的封锁围堵，更使用直接的核威胁。1955年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表明对美国挥舞核大棒向中国进行威胁的态度：“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④此外，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9]268“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9]293“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⑤“要打原子战争，那就打嘛，不是我们要打。”[9]382
如果将毛泽东的言论理解为好战主义或盲目的乐观主义，就显然是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误读，对于为什么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以及战略藐视的作用是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曾说：“怕它(帝国主义)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11]386-388在当时的安全环境之下，对敌人的战略藐视是消除人们对核武器和核战争恐惧心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既是一种政治宣传需要，也是一种安全战略需要。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如果单纯对“战略藐视”和“以一当十”的强调，就会陷入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当中。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历史角度来考察，“战略藐视”的运用，是在条件制约下的策略性手段，从核武器的诞生到中国开始将核武器的发展规划提上日程，中国的内外部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发展核武器)……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22]337-338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发展核武器的日程一再被延误，随着时机的成熟，中国的核事业便被摆在重点发展的优先位置上。这证明，毛泽东对于形势的认识是清醒和理智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在其核战略思想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的，而从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也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实质性阶段的到来。
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不仅停止了对中国的核保护，而且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使中国核事业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而这令毛泽东愈发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信念，“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5]100。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在研制核武器上顶着困难上马，毛泽东对面临攻坚阶段的研究进展倍加关注，并作出重要指示：“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10]392毛泽东的“战术重视”越来越表现为对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重点支持，1962年11月，在给解放军参谋长罗瑞卿《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5]155；1964年1月，在核武器研制工作获得重大进展，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对工作进行的报告中，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5]216；1964年9月，在周恩来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问题的书信上，毛泽东批示：“已阅，拟即办”[5]266；1966年10月，在与聂荣臻、钱学森就中国导弹研制问题进行的谈话中，毛泽东鼓励研究人员说：“这次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23]8……在毛泽东对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批示中，使用的“很好”“照办”“即办”等词汇，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和关切。中国的核武器能够在落后艰苦的条件下诞生，除了两弹元勋们隐姓埋名的无私奉献之外，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紧密相关。
读出电路的核心是128×128像素单元阵列电路,本文所设计的128×128像素读出电路的结构示意如图1所示。
相对战略藐视的“以一当十”，毛泽东战术重视的本质则是“以十当一”，在局部和每个具体问题上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中战略藐视的应用并向战术重视的深化，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智慧。
(三)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
中国试制原子弹成功后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郑重指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核政策上仍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核政策基调，坚决反对核战争，并主张核裁军。1980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工作；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同年提出“不主张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三不”政策；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发表的《2010年中国的国防》中再次指明，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28]。中国通过持续性的努力来反对核战争、推动核裁军，积极履行着一个核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毛泽东作为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其个人的军事与战争伦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核战略。中国核战略中所体现的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伦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慎战”思想是相一致的，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中所体现的核时代的“慎战”就是“反对核战争”以及“主张核裁军”，并且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在发展中经历了从“反对核战争”向“主张核裁军”的演进。
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斯特朗的谈话中就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此时的毛泽东对核武器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7年，毛泽东预言：“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它的收效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都反对它。”[2]170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能力，拥核国家也不敢轻易将之投入使用，否则将面临舆论和伦理的巨大压力，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国际组织和著名人士发起召集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大会旨在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当时派出郭沫若、钱三强等人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在后来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提出：“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来保证决议的执行；哪一个国家，首先使用原子弹去反对任何国家，就应当作为战犯看待”⑥，国际上支持和平，反对原子弹的声音高涨。1954年11月，毛泽东在同苏联的电报中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反对建立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要求禁止原子武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普遍裁减军备的斗争正在普遍展开。”⑦1955年4月29日，毛泽东又说：“我们要努力阻止战争的爆发。”[5]269时隔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其他场合说：“我们愿意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9]273-275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战争观念体现出“慎战”和“和为贵”的思想。核武器的出现会造成核战争中大规模的死伤，因此毛泽东坚持反对核战争，在中国拥有原子弹之后，毛泽东仍反复强调“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⑧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毛泽东是反对核战争以及各式各样的侵略战争的。
1965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到“主席认为如果发生一场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5]281-282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过诸如“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5]355-357、“原子弹把地球弄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亦算不了什么”④等“耸人言论”，似乎这些表述可以用来推翻“毛泽东反对核战争”这一观点。但如果我们认真加以考察的话，将会发现，这些论述有非常具体的语境。比如，毛泽东在讲上述两则话之前，他分别讲道：“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5]355-357，以及“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予以坚决回击”④。
如果断章取义理解毛泽东的话，就会形成歪曲的认识。事实上，毛泽东在自核武器出现之后，一直主张反对核战争，在如何消除核战争和核武器问题上进行积极探索，并在这一过程中从反对核战争迈入到更加务实的核裁军政策主张上来。
轴心抗拉试验主要采用1台液压万能试验机进行。用试验机的上端紧紧夹住试件的上部受拉端，试验机下端调整至适当位置夹紧试件下部固定端，保证试件的上下受拉端和试验机的紧固端在一条直线上。为安全起见，试验机加载为位移控制，加载速度为0.01 mm/s。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指出：“关于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就像以前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样，达成禁止使用氢武器的协议”⑨；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这个问题，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同样提及此事，“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5]128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希望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形成具体的制度框架，并以国际条例的约束来推动禁止原子武器和核裁军工作的；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所提出的“彻底裁军与禁止原子武器”[29]，与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阐述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①的核裁军政策是前后一致的。
毛泽东从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反映了其核战略思想的逐步丰富和完善，也反映了核时代原子能从武器发展转向控制再向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重心转变，中国从无核到拥核，再到积极履行核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在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核战略与核政策走在了一条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正确道路之上。
四 结 语
1953年，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不无豪迈地指出，抗美援朝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0]。然而，胜利背后同样存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隐忧，朝鲜战场上美国侵略者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在不断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力量，对于美国的叫嚣，中国并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
近代百年国耻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到来，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震醒，有识之士在救亡图存中对于西方之道与器的学习从此便再未停止。落后即要挨打，无论这种落后是制度层面还是器物层面，概莫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先后遭受美苏两国的核威胁，核武器与核力量为国之重器，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更如俾斯麦所言——“公理正义，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捍卫民族尊严，保障国防安全，求得独立自主与大国地位，这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发展中国核力量，制定中国核战略的初衷与缘起。
从个案访谈可知，未来安置问题始终是萦绕在照料者心中的头等要务。尤其是心智障碍成员的父母们，他们一连发出了三个“怎么办”：“当我们老了，孩子的监护工作和日常生活怎么办？当我们自己都需要照顾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当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这三个“怎么办”的背后是照料者在担负照料重任、体验人生百味后的无奈和忧虑，他们始终牵挂着去世后心智障碍孩子的监护权、生活质量、未来安置照料、家庭财产监管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已过花甲之年、本身还“上有老下有小”的老年照料者而言，他们的需求更为迫切。其中，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可选择的空间就更小。
毛泽东作为中国核战略的奠基者和顶层设计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实施和发展，而其逐渐形成和系统化的核战略思想既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核战略思想既是其个人政治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决策的一个结晶。应对国家外部威胁与追求中国大国地位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逻辑生成的主要因素，其背后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处内外部环境下的群体心理。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与核力量是被迫所为的，防御性的。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发展演进与“被迫所为”的世界形势变化密不可分，从传统战争实践到应对核时代战争，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也不断做出调整，呈现出人民战争思想与核威慑思想相结合、由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以及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等主要发展演变特征，其中不变的则是深植于民族传统中爱好和平，慎战止战的精神内核。对今天而言，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在形成与发展中所体现的决策前瞻性、预见性、全局性仍有深远的意义和深刻的启发。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4年10月16日。
以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为例来进行安全管理评价分析，邀请青岛理工大学6位专家进行赋权打分.在打分时为了使数据较规范，要求打分取值在在0～10之间且为0.5的整数倍.打分数据如表 4 所示.
②《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印尼代表团谈话记录(谈原子弹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新兴力量会议问题)》，1965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第105-01917-02号。
(ⅰ)如果c*(t)≠0，即则与上面情况2)相同.但当Κ≥0时，一般解(17)右边还要添加一项Φ1(z)；当Κ<0时，当且仅当c(t),a(t)+ib(t),G(τ),g(τ)间要满足-2Κ-1个实条件时才有解，且有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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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原子弹[N].中央日报，1945-08-20.
④《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时谈话摘要》，1955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第117-00429-04号。
⑤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1月13日，第1版。
⑥引自《人民日报》，1950年3月22日，第4版。
8.一般课堂教学环节：组——复——新——巩固，所谓组即上课前的课堂组织（2--5分钟），同时复习前面所学知识，然后组织教学，讲授新课，课后2---5分钟，布置作业，巩固知识，总结归纳，拓展提升。
⑦引自《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第1版。
⑧引自《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第1版。
⑨《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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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3-09-13.
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MaoZedong’sNuclearStrategicThought
ZHANG Long-jie
(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advent of nuclear weapons, Mao Zedong linked it to China’s security and future, and 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mature nuclear strategic thinking. Fundamentally speaking, Mao Zedong’s nuclear strategic thought was formed under the impetu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This resultant force is composed of Mao Zedong’s thrust to pursue the status of a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pressure to deal with external threats. Mao Zedong’s nuclear strategic thought has becom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 show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from people’s war thought to nuclear deterrence thought, from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ategic contempt to tactical emphasis, and from opposing nuclear war to advocating nuclear disarmament.
Keywords: Mao Zedong; nuclear Strategic Thought; formation;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9-06-04
[作者简介]张龙杰(1991-)，男，河南林州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41;E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9)04-0001-09
标签：中国论文; 核武器论文; 原子弹论文; 思想论文; 核战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