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波诡云谲的意识形态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自信的树立是意识形态功能切实发挥的基本前提。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迎来了空前的战略机遇期。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也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时代挑战和现实难题。因而，必须多措并举，久久为功，使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有吸引力、说服力，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更为牢固坚实，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更加和谐有序。唯有如此，意识形态的自信才能真正自觉树立并伫立长存。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
一、前言
意识形态是指适应并反映一定现实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的观点、方法、态度的总和，是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旗帜和方向。意识形态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对旗帜和方向的坚定信念和自觉信心，对阶级立场和态度的深度坚守和情感依托。在波诡云谲的意识形态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要伫立长存于世界意识形态之林，意识形态主体的自信姿态是基本的前提条件。放眼当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自信，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功效发挥，影响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交锋中抢占话语权的高地，进而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危机的来袭。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和危机的前瞻性把握，不仅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效的最大化发挥，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发展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例如，当妈妈因为孩子不听话而生气时，先问问自己我现在有什么感受？“如果你察觉到自己在生气，原因是孩子总故意犯同样的错误，你就可以对自己的情绪做更好的处理。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战略机遇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期，这也为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提供了空前的战略机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树立和提升进入新的加速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也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时代挑战和现实难题，意识形态自信提升工作在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下还显得力不从心。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因而，我们要在充分捕捉和利用机遇的同时，大力应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挑战，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拨云见日、追本溯源。
消费升级的趋势也可以从1-9月的中怡康线下零售监测数据当中一窥端倪。从容积来看，400L以上冰箱已经占到总体零售额的60.6%，同比小幅提升1.6%；但从价格看，8000元以上产品零售额份额占比达到26.1%，同比提升了19.5%，而4000元以下冰箱零售额占比36.6%，同比下降了17.7%，产品升级的趋势十分显著。
(一)硬实力的增长为意识形态自信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吸引力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建设状况，因为软实力只有以硬实力为依托，才能充分显示其魅力。”[1]硬实力只有具有足够优势或者具备潜力，才能树立和强化受众意识形态的自信。反之，缺乏硬实力支撑的国家和人民往往也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自信。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浸透着情感、充满着幻想、关系到行动的，有关人类与社会、合法性与权威的，从日常与习俗性的强化力量中获得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在动员、操纵、控制大众方面具有一定的潜能。”[13]可见，意识形态不仅有宏观理论上的抽象性，还有具体实践上的直接现实性。因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既需要有形而上理念的固本筑基，更需要有形而下路径上的刚柔并济。只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更为牢固坚实，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更加和谐有序，意识形态的自信才能真正得以树立并长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竞争力逐渐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谷和颓废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创伤，至今仍无法完全恢复往日的雄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率先走出困局，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大国的引领和担当精神，为全球经济的复苏贡献了强劲的中国力量。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感召下，世界各国纷纷积极主动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来，还是中国在航天、高铁、大型桥梁、量子技术、超级计算机、深潜、钻探、人工智能等高精尖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性、领先性科技成果，都彰显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影响力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这也为我们提升意识形态自信提供了重要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2]
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硬实力的增强是树立意识形态自信的坚实物质基础。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单纯经济实力的崛起，更意味着指引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崛起；对中国硬实力的自信，不仅是单纯对综合国力的自信，更是对支撑综合国力提升的意识形态的自信。
(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意识形态自信提升打造了多样的传播载体
肇始于20世纪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了信息化传播时代，从此意识形态与网络媒介耦合，借助彼此，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一方面，网络媒介深刻变革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样态；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场逐渐成为意识形态交锋和激荡的中心区、重心区。可以说，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大好机遇。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海蒂·托夫勒(Heidi Toffler)就曾深刻地指出：“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3]总体而言，这一大好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PPP是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融资模式，以合同方式确立，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通过公共部门（政府）和私营部门（企业）共同努力，提升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效率，实现物有所值。
第一，西方以技术霸权来获取话语霸权，以话语霸权来肆意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0]465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语言上的绝对优势，形成在网络世界中的霸权和垄断地位，进而对非西方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遗余力的围追堵截，在网络上肆意歪曲事实，发布各种丑化我党、政府和国家形象的流言蜚语，抹黑社会主义政权，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分化、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凸显激化，导致基于多样利益诉求的多样意识形态不断涌现。“换言之，在市场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已经由‘同质化社会’转型为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差异化社会’，其中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导致多样化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流行蔓延。”[11]然而，多样化价值观和社会思潮势必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与博弈，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引导功能。于是，构建社会各利益阶层都能够认同、信任和自信的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面临重重挑战。
其二，网络媒介的诞生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网络媒介中多样的信息传播载体为意识形态内容的依附提供了多种形式，网络场域中多元化、生动化、碎片化的网络语言和交流形态也倒逼着主流意识形态去强化其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和生动性，从而迎合网络世界中庞大的意识形态受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媒介的发展“突破了以往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单纯以语言、文本或影像为载体的局限性，代之以综合图像、文字、数据、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能够有效激发意识形态受众的兴趣和关注度”[5]，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巩固和扩大受众对主流意识的认同，为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提供契机。
其三，网络媒介的诞生提供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较量的便利条件。人人皆可发声的网络场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魅力和美好愿景，展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居心叵测和由此带来的灾难后果，使意识形态受众在比较的过程中自觉树立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心。事实上，在相对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人们总有“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这样的固化思维，尤其是西方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一部分人便以这样的畸形思维极力推崇西方理论、西方制度，可谓“唯西方”马首是瞻。网络这一开放性、透明性的平台不仅为我们联通世界架设了桥梁，更为我们在真相中比较、辨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何者具有价值之真、理论之真提供了舞台。看往日，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在世界各地通过一系列运动大搞“颜色革命”“街头政治”“价值输出”，这些运动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民主化，反而导致了如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以及接踵而至的难民潮，这样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望今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在利益面前极力奉行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外交政策原则，罔顾命运共同体下的他国权益，显露出“西方自由民主平等”背后的另一副险恶嘴脸。在赤裸裸的真相面前，人们开始惊呼：“原来还是中国的月亮好啊！”其实，正是网络平台所提供的便利，人们才有机会在比较中学会辨析，在辨析中懂得珍惜，意识形态的自信才因而树立得更为坚固。
写景，要情景交融。写景，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更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外观。因此我们不能单独写景，而要借助景物，抒发自己一定的思想感情。
(三)中国形象的日益趋好为意识形态自信提升带来了强劲的推动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军事间的博弈，更是国家形象之间的较量。作为国际社会对一国在世界格局中总体印象的评价和考量，国家形象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政府组织、公众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态度，也影响着各国政府和民众对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判断和解读。良好的国家形象涵养了本国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了强劲的推动力。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日益趋好，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指导中国崛起的马克思主义愈加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聚焦，这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提供了机遇与动力。2018年1月5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发布。与往年相比，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尤其是青年群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持有较好的印象。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普遍点赞，还是大量学者包括普通民众预期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抑或是对中国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参与全球治理上的表现给予认可好评，都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已一改以往“积贫积弱”的面貌，呈现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风貌。正是在国家形象日益趋好的东风中，中国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秉持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不断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貌，提升中国自信。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现实挑战
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自信的提升，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中，而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趋势，必然带来不同的时代问题和现实挑战。实际上，提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心，不能固步自封，需要主动出击，敢于直面现实的问题，加以透彻的分析和研判，这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实然的考验和应然的选择。
XIAO Yu, PENG Zhongze, FENG Jinpeng. Effects of calcium and silicon on the hydrothermal synthesis of xonotlite fibers[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94-97,102.
(一)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蔓延扩展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空间
第三，实现阶级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共频共振。意识形态虽然是属于一定阶级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但要想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和影响，它还需要既具有阶级性话语的底线，具有人类性话语的高线。放眼现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要坚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之别、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本性之分，也要试图构建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美好愿景、引领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在阶级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共频共振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才能在国家和民族中树立提升，在全球视域中获得认同。
一方面，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并存发展的格局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习惯日趋多样化；多种意识形态的交织激荡更是让部分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的坚持和抉择方面出现了脱节，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上出现困惑、迷茫甚至混乱。于是，嘲笑崇高、拒斥理想、贪图名利、放纵与享乐者有之，追逐私利、腐化堕落、甘于庸俗、沉溺于游戏人生者有之，信仰缺失、道德败坏、价值扭曲、滑向犯罪深渊者更是有之。究其根源，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自信在势力庞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包围中遭到弱化，非主流意识形态藏匿于全球化的商品贸易中蛊惑和毒害了大批无知的受众。另一方面，推行“普世性”意识形态话语的西方国家“凭借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经济优势，通过市场化与文化的主导和传播，大力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形成对弱势国家文化的侵蚀、破坏，即所谓的文化殖民、‘文化霸权’”[8]。在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西方“普世性”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撞击中，西方“普世性”意识形态依靠自身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无声无息中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话语，成为具有最强解释力的价值观念，抢占了理念的先机和话语的高地。部分社会成员在这种霸主表象的迷惑中或丢失、或抛弃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帜，更为西方“普世性”意识形态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由此可以看出，拓宽主流意识形态存植空间的压力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自信的挑战显得任重道远。
(二)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丛生荼毒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环境
美国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Esther Dyson)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9]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主流意识形态自信树立拓展了时空、创设了新的载体、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也为种种非主流、反传统、隐蔽性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和平台，致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乱象丛生，荼毒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存的安全环境。这些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网络媒介的诞生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网络媒介的交互性拉近了受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提高了意识形态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理解度。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如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宣传栏等，往往具有强烈的权威性、统一性、单向性和单调性，在时间与空间上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致使意识形态受众覆盖面狭窄，受众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度低。但网络媒介这一大众传媒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这一现象。约翰·汤普森直言：“大众传播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现象的性质与范围具有巨大的后果。……只是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能成为大众现象，也就是，能影响多而分散的背景下大量人的现象。……大众传播已成为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一种主要媒介。”[4]意识形态犹如插上了翅膀，以象征形式传输到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中去，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群体中的运作范围。而且，在网络社会中，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皆有发言权，在接受意识形态的多向传播过程中，受众变被动局面为主动姿态，可以积极通过网络留言、论坛在线交流、电子邮件等方式来表达个人意愿，在交互性的网络媒介中实现意识形态受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沟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受众对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
2.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分析 接受IUI治疗的511对夫妇中女性平均年龄为(31.00±3.59)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2.63±4.45)岁。共完成1 090个周期，130个周期获得妊娠，周期妊娠率11.93%。对妊娠组和非妊娠组中男方年龄、女方年龄、不孕年限、女方BMI、女方基础内分泌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雌激素(E2)及不孕类型等指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妊娠组中女方年龄及不孕年限明显要低于非妊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指标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第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等特性弥补了传统信息传输的单向性、封闭性、延时性缺陷，也撕开了言论约束的缺口。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各种社会意识自由表达的开放平台，实则这里也混杂着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噪声等不和谐音符，往往容易淹没主流意识形态的真音，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诚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多层次的、相互冲突的、定制的商业讯息、文化讯息和政治讯息将‘轰击’着人们，而非只是由几大媒介共同重复的一条信息。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陈旧的‘群众动员型政治’和‘赞同型工程’将会变得更加步履维艰。”[10]372
第三，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高度自由，网民在管理松散、把关缺失的条件下可以随意发表言论和观点，这就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人们任意宣泄非理性情绪、排泄心理负担的集散地。如今，一旦网络场域中形成焦点性舆论事件，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声音，都可能会迅速集聚起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理性的声音可以引领舆论的正确走向和发展，但非理性的诸如污蔑、辱骂、抹黑等噪声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久而久之，势必会荼毒网络空间。
(三)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分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引导功能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金属材料的消耗与日俱增，传统金属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及世界能源与环境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因此对材料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镁合金因在轻量性、比强度、比刚度、导热导电性、阻尼减震性、加工成型性、电磁屏蔽性及可回收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广泛应用于航空、军事、交通及3C领域中[1-3]．由于雷达外壳在整个雷达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信号探测的灵敏度．选用AE44稀土镁合金做雷达外壳材料，在起到轻量化作用的同时，其优异的强度和韧性可满足雷达外壳的工作要求．
首先，社会利益格局在调整分化中所衍生出的多样意识形态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各阶层社会利益的协调与整合难度。目前，在我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代表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12]这些主张走“老路”“邪路”“歪路”的社会思潮能够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拥护和认同，正是得益于其实际上代表和反映了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多样化、具体化利益诉求。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宏观性特质又决定了其提出的核心观念往往难以同时准确表达各种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协调和整合好分化的阶层和利益，树立不同利益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认同和自信，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其次，当代中国已成为差异化、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诱发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盲目追逐和崇拜。一方面，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物本主义等非主流价值取向和思潮遭到热捧。另一方面，注重精神满足、恪守理想信念、主张用之有度、强调科学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却受到冷遇，难以引导社会公众去正确追求人生的目标和归宿，并理性看待物质财富的获得和满足。若总处冷遇境遇中，价值引导何谈实现？若无引导价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自信又何谈树立？总之，整体调整不断深刻变化的利益格局，构建引领社会多样思潮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的现实功能，树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自信，已迫在眉睫。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基本进路
基于量子辐射场的大数据安全存储寻址算法 刘利钊,于佳平,刘健,李俊祎,韩哨兵,许华荣,林怀钏,朱顺痣(7-65)
(一)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焦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和重要内核，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国家利益核心的观念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因而，试图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自信感，首先必须聚焦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外加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交锋过程中话语高地的抢占，对内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整合引领力。
第二，促进集团性话语与个性话语的交融互动。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实践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零散的观点，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总体性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但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不同利益阶层的整合难度。因此，意识形态要想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充当社会的“混凝土”和“黏合剂”，必须塑造关照各社会群体的针对个性需要的意识形态话语。无论是立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大价值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立足于普通民众意识形态需求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要促进集团性话语与个性话语的互动交融，从而达成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和价值共识。
第一，强化感性话语与理性话语的并进共生。科学性和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历来都是凭借理论的彻底性来说服人，依靠理论理性的力量来打动人。但在今天，意识形态逐渐呈现出感性化趋势，意识形态的理性内核日益与道德情感结缘，更多借助于情感的认同来获得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进而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因而，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就要求我们注重理性话语建构的同时，还要注重感性话语和实践方式的齐头并进。一方面，强化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梦等本质上已经是道德情感内容的话语思想；另一方面，创建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方式，为意识形态进入受众的大脑打通通道。
环境分析包括对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组织环境以及自己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以相应的调整自己，使自己能适应环境的要求。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能让学生明白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与组织的需求，离不开个人与家庭的关系，离不开科技发展和经济兴衰，离不开社会政治、政策、法律等这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能促使学生懂得利用环境资源帮助自己发展和提高。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7]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亦是如此。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商品贸易的增殖、巨额财富的累积、社会结构的变迁，还有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生成和流动。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进程中，裹挟在商品要素中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日益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自由撒播。言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涌入的西方多元思想体系、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必然产生激荡与碰撞，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且这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蔓延扩展势必会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空间，进而扼制主流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空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面临着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日益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日益凸显，传统的宣传管理方式面临迅猛发展的新媒体的挑战日益凸显，我国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面临各种敌对势力的遏制和渗透的挑战日益凸显”，职业院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社会环境挑战较多。
(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中心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进一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与人民利益的满足。因此，只有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牢牢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才能为意识形态自信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客观基础和物质支撑。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筑牢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物质根基。具体来说，一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中发展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和核心，推动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格局。二是要在各方联动中创造生产力，对内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外推进与沿线国家、地区互利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内外合力，整体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三是要在全程绿色中保护生产力，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以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来涵养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生产力。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意识形态的落脚点在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同样在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唯GDP主义”，而是要对人民负责，让人民受益，即让人民真正得到实惠、权益得到保障。因此，我们要全面强化“人民共享共富”的发展理念，要坚决实施“精准扶贫、不丢下一个”的发展措施，要整体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建”的发展新格局，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提升认同感。
第三，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更加有的放矢。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题，大力提升经济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充分，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化解意识形态自信“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
(三)大力加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自信提升的重心
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已经达到8.2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653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为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16]可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真正进入了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作为具有主权特征的虚拟化空间，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和激荡的主战场。因此，新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必须大力加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建设，抓住并利用好自媒体时代带来的千载难逢之机遇，破除扫清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困惑和难题。
第一，破除“网络价值中立论”，树立意识形态建设的“互联网思维”。网络空间并非无涉价值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或绝对自由的，其中信息的出现、抉择、传播、筛选、推送等等都具有意识形态的预设或价值的悬置。因此，党和政府必须树立意识形态建设的互联网战略思维，以高度的理念来引领深度的行动，强化对网络空间的管控和治理，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高地。
第二，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在相对缺失约束的网络空间中，许多网民会丧失言行的自制和理性，往往出现肆意攻击和谩骂他人的不负责与情绪化言论，以及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蛊惑下随意诋毁马克思主义、抹黑党和政府的失智行为，给主流意识形态自信的树立带来阻碍。因而，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立法机关要积极推进网络立法工作，建立互联网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网；另一方面要培育并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高素质网络执法队伍，为网络空间的环境优化保驾护航。
第三，培养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网络的无中心性与网民的易从众性这一悖论决定了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的走向中往往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一些心术不正的意见领袖的煽动、鼓噪正是网络中错误舆论、异质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由此，培育在网络空间中有影响力、正能量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见领袖，使其敢于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勇于在思想交锋中表态亮剑，善于在价值激荡下正面引导，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第四，研发和掌握互联网核心科技，占领国际互联网技术竞争的高地，夺取制网权，捍卫话语权。作为源自美国军方阿帕网的国际互联网，其核心的软件和硬件技术历来都牢牢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在硬件设备上，思科公司长期占据路由器、交换机等核心网络设备制高点；在芯片技术上，传统芯片厂商ARM、英特尔、高通以及AI芯片巨头亚马孙、苹果、谷歌也是遥遥领先；在操作系统上，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系统合计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的近99%。而美国还掌握着全球仅有的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包括唯一的1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辅助根服务器。一旦根服务器异常，就会造成所用服务器的所有网络瘫痪或消失。可以说，美国凭借着绝对的技术优势，绝对掌握着任何国家的互联网命运，也绝对威胁着任何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例如，中东、中亚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和“茉莉花革命”，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其掌握的服务器，搭建大量网站，与反政府组织、极端分裂分子相互勾结，传播所谓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反动谣言，最终激化社会矛盾，颠覆地区国家政权。因此，网络空间的安全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7]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努力打造互联网装备大国、强国，从而有效地保障互联网安全，牢固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高地。
随着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人工智能等前沿新科技革命进入关键期，新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必然还会面临诸多已知和未知、显性和隐性、内部和外部的难题和挑战。要想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信感，需要我们紧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旗帜，具备充分的准备、持续的努力、多方的合力、多样的举措，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从而能以更为自信的姿态来指引民族和国家走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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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9(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2-0007-08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总体性研究”(17AKS019)；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年度研究生专项研究项目“虚无改革开放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NNUMY18Y28)
作者简介：孙 洲，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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