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人类行动的本质认识，不仅要关注于行动的外观特征，更需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心理原因。“行动因果论”虽然强调把心理状态作为行动的理由，却未能将“心理活动”与“行动”的关系给予科学解释。而认知神经科学，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对人类“心智”与“大脑”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不仅为行动理论的科学性探索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更对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行动；行动因果论；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科学哲学
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人类个体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实质上则归属于人类行动(Human Action)。“行动”是由行动者发起，并体现为一种有意志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在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看来，这里的“行动”可理解为“有意义或有目的的行为事件”，并且“行动的理由是由特定的心理原因和特定的心理状态所构成”，[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动因果论(Causal Theories of Action)，即CTA。然而，早期的CTA理论，不仅局限于心理学的发展，又受制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因此，心理状态只是作为行动研究的一种关键因素或者一种策略工具，而并未对“心理”与“行动”两者的关系给予科学解释。此后，随着科学成果的不断出现，CTA理论受到强烈争议。争议的焦点大多在于，“心灵事件”与“物理事件”是否可以建立直接联系。金在权等人对此问题强烈否认，他们认为“心灵事件是无法用物理事件来衡量的”[2]。而事实上，大多数“行动”发生时，“心理活动”确实参与其中，如果说两者没有联系，又与常识不符。退一步来讲，也许 “心理活动”与“身体行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只是因为我们未能从科学的角度真正理解两者的潜在关系而已。本文正是基于此种目的，首先详细分析了CTA的局限性，进而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试图为行动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出路。
在矿井、隧道等各种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过程中，瓦斯都是危害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瓦斯爆炸与瓦斯突出严重威胁着作业人员的生命与作业设施设备财产的安全。在实际生产中对于瓦斯防治，一般采取实时浓度检测与通风稀释相结合的方法控制作业区域的瓦斯浓度。如果能预先预测出瓦斯的涌出量，就能提前做好适当的应对准备，对减少瓦斯危害有极大的帮助。
一CTA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自戴维森将“心理活动”援引为“行动理由”的近半个世纪以来，CTA一直作为行动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而备受关注。直至20世纪中后期，人们逐渐发现CTA中将“心理态度作为行动理由”的观点并非牢不可破，因果关系更是存在较大质疑。这种质疑在本质上并未否认心理活动对于行动研究的重要性，而是怀疑其未能对“行动”的本质进行合理解释，并由此引发如“行动异常”或“心理状态异常”等各类问题。比如，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例子，行动者的内在心理意愿与其本身的行动结果相违背，或者行动者具有某种意愿，却无法施行该行动。前者被称为“行动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异常”，而后者被称为“行动本身的异常”。以下用两个案例说明：
1.心理状态的异常：小丽与其同伙商议要在某一珠宝店进行抢劫，小丽作为内应先去珠宝店打探，以摔碎茶杯为号传递信息。但小丽在犯罪方面没有经验，这种状态使她非常焦虑，由于焦虑小丽的手开始颤抖，最终因为没有拿稳茶杯，而掉到地上摔碎了。
2.行动本身的异常：李华正驾驶一辆汽车前行，中途突然癫痫发作，手脚瘫痪，不能刹车，但其意识是清醒的。
由案例1可知，小丽摔破茶杯(行动)的确是由其特定的心理状态(如紧张、害怕等)所致，然而这种心理状态似乎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即“意外”。这种“意外”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特定的心理状态”究竟属于怎样一种状态？如果小丽“摔杯”的信息并未得到同伙充分理解，那就说明小丽的这一行动未被合理、正确地解释；而案例2正好相反，即使李华当时想要刹车，行动也不能受其心理意志所控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动者本身的心理意愿与其行动的 “因果”关系似乎并不成立。当然，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为CTA理论作辩护，认为此理论是无法被超越的，即由心理状态引起行动的因果关系是不变的。即使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仍属于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内。然而，即便上述观点成立，于本论点而言，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驳作用，因为心理活动本就是行动研究的重要因素，就算两者确实存在因果关系，上述观点也仍然过于狭隘，且“异常现象”的问题依然不能有效解决。
除此之外，CTA中关于行动者本身的分析也不够明确。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从行动者的目的、意图、欲望还是其他心理状态的内容来说，都只是遵循“心理状态导致行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而未对行动者本身的特征、状态等进行相关解释，从这点来看，行动者的地位似乎丢失了。内在心理意识的载体是行动者，如果只重视心理状态，而忽略行动主体，无疑是舍本逐末。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在于人民警察中个别人员对于继续盘问制度本身的错误认识和理解，不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继续盘问制度与传唤、先行拘留、拘传等强制措施的区别及适用条件。二是在于人民警察中个别人员对继续盘问工作时限的适用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根据《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继续盘问的时限一般为十二小时，某些情形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因此，适用继续盘问可以在时间限制上有更大的自由度。
不可否认，对社会科学而言，关于人类行动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对于行动的关键因素“心理活动”的解释却始终不够具体。一般来说，如欲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已经融入人类日常生活的语言结构中，并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常识性”知识，或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然而，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是否可以提升到与自然科学知识同等的地位，依然存在较大争议。认知神经科学的价值正体现于此：
根据D. 41,1,13(内拉蒂：《规则集》第6卷)的记载，内拉蒂先将(特别)代理人购买一个物的权力与被代理人的委任联系起来，而后强调代理人的另一项基本要素：对该人以本人的名义取得并移转买来的物的占有，本人认可其正当性，且效果对本人发生，尽管在这个法言举的例子中，此人并未将物交付。
图1行动与心理
其二，从本质上讲，社会科学虽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其“科学性”始终受到质疑。这表明，社会科学仍需要拓展其以往狭隘的科学观，以适应未来学科发展的需求。社会科学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甚至比自然科学更加复杂，却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此目标的基础上，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从而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殷实的科学基础。
然后，一名研究员拿着冰淇淋走进了实验室，这只猴子就盯住了他，当这名研究员把冰淇淋放进自己嘴里时，连接猴子的监视器上突然发出“卟卟卟”的声音，这和猴子自己把花生放进嘴里时的表现一模一样。[10]
二 认知神经科学：从“心理”走向“行动”
毋庸置疑，心理活动是行动研究的关键因素，而对心理内容的认知必然关涉到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其实，自冯特创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已经逐步摆脱传统研究范式，而转向成为一门以科学方法为基本、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科。事实上，自20世纪初，随着生物学、物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心理学追求“科学性”的目标已经开始成为广泛的共识。更何况，已有资料显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已经开始运用物理、数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对心智或大脑神经系统领域进行深度研究[6]。这表明，心理学已经完成了从单学科趋向多学科的发展，以及从认识偏差转向科学论证的蜕变。换句话说，心理学已经开始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实现其本身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也为行动理论中“心理”与“行动”之间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前面提到，我们之所以认为“心理”与“行动”无法直接关联，本质上是因为我们不能将 “心灵”与“物质”作为普通的物理因果关系来理解。人类行动既是一种物理事件，也同时包含内在心理事件，因此，行动的产生不只是单纯的躯体活动，更是在行动者心理意识的指导下，思维和躯体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行动趋势的活动。就是这一系列各种事件的组合，却远比普通的物理因果事件要复杂得多。因此，若要彻底弄清楚两者在本质上到底有何关联，首要条件是明晰“心理”是如何到达“行动”的，即便不是直接引发行动，至少要在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桥梁”。从功能的意义上说，此“桥梁”的作用，不仅在科学的基础上，实现对“心理意识”的探索，又能从价值上实现与行动的关联。就目前来说，与人类“心智”以及“心灵”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当属于脑神经科学研究。而行动执行的过程同样离不开大脑的认知和“驱使”。而要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探求人类心智和大脑的关系，正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该“桥梁”的构建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大脑的认知，而对“认知”的探究离不开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认知神经科学家对其领域的认识是建立在“没有无生理基础的心理活动”的观点之上的，这点是完全不同于“二元论”的。因此，要实现对心智功能的深度认知，首先应该对人类的大脑机制进行研究。大脑几乎控制着我们做出的每一个行为，除了条件反射之外。它是由上万亿个神经细胞构成，而神经细胞的发育是一个变化极快又极其复杂的过程，大脑就像是一台处于快速运转的高智能机器，将外界所得到的信息经过严格筛选、审核、计算，然后输送到机身内部进行“消化理解”。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心理活动的参与。其实，在一项关于探索目标导向行动所体现的意图研究中，就清晰地证明了心理活动与神经系统的密切相关性：行动者在拥有某种意图或者向不同的目标转移路线时，会导致后颞上颞沟(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区域活跃性增加[7]。福尔克(Falk Fleischer)也曾指出，要想对行动中的内在心理与外在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感知，必须借助于潜在的神经机制进行理解[8]：比如，某种有意识的行动被激发时，在后颞上颞沟和邻近的颞顶叶交界处，神经元区域表现最为活跃。另外，更有研究表明，暴力攻击行为与神经递质之间也有关系：此研究是针对88例首次犯罪人群(犯罪组)与40例健康人群(对照组)进行6种中枢神经递质的监测分析,比较其差异性，最后发现乙酰胆碱(Ach)、血清素(5-HT)、多巴胺(DA)与暴力攻击行为的产生和抑制有关[9]。由上述案例研究可知，心灵意识与脑神经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而要完全清楚脑神经系统与内在心理意识如何相互影响，需要我们对脑神经知识有更深的认识。
此外，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家在人类大脑中还发现了另外一种神经细胞：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种神经细胞的功能更加复杂而奇特，不仅能够帮助人类感知、思考和学习，还能不自觉地体会并模仿他人的行为动作，从而达到“亲身经历”的感觉。有学者对这些镜像神经元细胞给予高度评价：“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不过，使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些神奇的镜像神经元细胞的发现，竟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偶然实验：
在意大利帕尔马的一间实验室里，科学家事先在一只猴子的大脑中负责计划和执行动作的区域植入一些细小的电线，当这只猴子移动一件物体时，其脑部区域部分细胞会被激活，实验室的监视器里就会发生一阵“卟卟卟”的声音。
由此可见，要想彻底解决CTA的局限性，始终无法绕过“心理”到“行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问题。从表面上看，行动过程虽然包含行动者本身的各种心理状态，而在心理状态之下，仍然隐含着各种潜在因素尚未明确。一般来说，行动的产生始终与行动者的主观意识以及外部客观条件有关，如果只是将“意识”作为人类行动者的特性分析，未免有些“逃避问题”的嫌疑。因此，要彻底解决此难题，就需要借助于科学手段将“心理活动”与“身体行动”连接为一个整体，即对心理状态和物质基础进行科学“构建”，正如布兰德(Myles Brand)所言：“关于人类行动理论的研究应该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5]45。
约翰·克里1984年代表马萨诸塞州当选联邦参议员，20年后在党内初选中几乎所向披靡，尤其是在3月份的“超级星期二”，一天内拿下10个州的初选，顺利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然后，在最后与时任总统布什的对决中，还是以微弱劣势 (252：286)输给了布什。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科学家却因此在猴脑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神经元，并将其命名为镜像神经元。在人类现实生活中，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无处不在。比如，当你看到某人被巨大的石块砸伤时，你仿佛能体会到被砸者的感受，并因此感到恐惧、痛苦；当你看到别人在咀嚼某种特别香的食物时，你也会忍不住流口水等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在大脑中重复别人的行动，并通过分析他人的行为动作进而理解其表达的含义。如此，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模仿别人动作的能力，以及为什么可以理解他人的想法等等。
正是因为有了镜像神经元的神奇功能，我们才能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找到关于人类行动潜在原因的有效途径。行动的过程不仅是基于行动者的意图，也包含对外界信息的认知和建构，因此，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理解认知，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行动。神经科学家安德森(John R. Anderson)早先在其著作中，就曾通过实验和案例具体分析了认知神经科学对人类认知理论的理解及其影响[11]。概而言之，是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对认知、身体活动以及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可以说，“认知、身体和世界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心智和身体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12]。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与大脑额叶的成熟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即额叶发展越成熟，认知能力也就越强。且生物心理学家已经通过各种实验，证明了额叶的成熟度与实验者的逻辑思维、建构以及推理能力等呈正相关状态[13]。由此看来，心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自然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追求实现更加科学的理论观点。
总而言之，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行动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新视角。因此，我们才能借助于神经科学的知识将“意识”具体化，既打破了“心理”与“物质”在传统上的“相对性”，又能在科学的范围内对人类行动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行动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意识”的科学分析，不仅为行动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提升了认知神经科学在行动研究中的理论地位以及哲学意义。
提升广西中央预算内投资执行绩效的思考 …………………………………………………………………………… 梁安柱（2/06）
三 认知神经科学之于行动研究的意义
概而言之，心理因素虽然在行动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仍然不能作为行动的直接原因或者理由，即CTA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在于，我们没有明确心理活动究竟是如何影响行动的，从心理(意识)到行动(物质)的过渡又是如何实现的(如图1所示)。可以确定的是，案例1中表现的心理状态的“异常”，的确是由于行动者本身某种潜在的心理因素所导致，如自身的焦虑、紧张等情绪。而在案例2中，看似无法构成因果关系的两个对象(要刹车的意图和无法实施的行动)，实则是由于自身的身体机制原因(疾病的发作导致肌肉神经无法动弹)而使得行动(刹车)暂时不能施行。这些“潜在的心理状态”以及“行动者自身的身体机制”等因素，其实就是我们理解从“心理”过渡到“行动”的关键，而问题在于该如何解释这些“因素”。
事实上，自实证主义诞生以来，行动哲学已经逐渐开始摆脱传统上单纯的心理分析方法，而转向更加科学的实证分析模式。虽然说，实证性分析大多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但社会科学同样需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论证方式，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而认知神经科学，就是试图通过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的认知范式，对行动中的“心理活动”进行科学实证性探索，以实现对“心智”的深度认知，具体而言：
我们之所以认为无法解释上述现象，本质上是受二元论(Dualism)的影响，认为“身(行动)”与“心(心理)”是处于“平行”的地位，且互不干扰。因此，即使在行动过程中存在相应的心理活动和意识基础，仍然不能把“心灵”和“物质”直接相关。既然如此，那是否可以将“意识”作为“行动者”的一种特性来理解呢？弗朗索瓦·施罗特尔(Francois Schroeter)就持有此观点。他认为“CTA在行动研究中缺少对行动过程的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以及与行动者本身有关的自主控制(autonomous control)分析，即自我意识(conscious self)”[3]。他还引入“直觉意识”这一概念，因为在行动研究中，意识的产生不需要任何条件，大多数行动在执行过程中都会涉及直觉意识，如伸开胳膊避免摔倒，或者驾驶过程中躲避障碍物等。在这里，施罗特尔并未将“意识”与行动者分离，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特性来理解，以此避免“心理”与“行动”的直接碰撞。然而，即使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对于行动理论而言，却远远不够。因为，在行动研究者看来，内在心理意识不仅作为行动者的某种特性而存在，更是影响行动产生的关键因素。此后，物理主义者(Physicalist)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他们看来，“意识”是具有物理属性和物质属性的，所以可以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以此解决“身心”二元论问题[4]。当然，对于此观点而言，无论未来是否可行，但至少说明了“身心”问题在科学观念上还是可以被理解的。
105例患者中，生存55例，死亡50例，生存患者血磷中位数水平为0.960 mmol/L，死亡患者血磷中位数水平0.675 m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75，P=0.006＜0.05），提示生存患者血磷较死亡患者水平高（见图1）。
其一，它对心理学的研究探索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研究模式，而是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借助于生物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心理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效辩护。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UPDRS II和UPDRS III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UPDRS II和UPDRS III评分均显著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UPDRS II和UPDRS III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首先，认知神经科学使心理学研究更加具体。一般来说，心理学定律虽然不像自然定律那样具有不可更改性，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不仅适用于科学家、科学工作者，也适用于一般人群。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这种普遍性更加广泛。比如，传统心理学中某些常识性概念逐渐转化为更具科学性的概念，而这些科学性概念也正因为建立在一般常识性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进而成为行动研究过程中最详细的科学实证知识。
其次，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知识，判断标准严格、准确，符合科学化思维。认知神经科学所追求的理论知识，大多是通过可观察的经验证实以及科学有效的逻辑分析，从而排除主观臆测，并对其过程进行综合判断而得出最终结论，相对而言比较可信。换句话说，神经科学所追求的不是那些所谓的只符合常识性的经验法则，而是一种经过科学实验证实的、逻辑脉络清晰的知识体系。
再者，认知神经科学既继承了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论证，又与现代神经科学所探讨的脑机制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与行动研究的内容十分契合。人类行动是受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不同层面影响而组成的整体，若要对其有一个系统、完整的认识，就必须把心理研究与大脑研究结合起来[14]。此外，关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科学思维模式都可以成为行动哲学探索的基础，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尝试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行动的直接原因。”[5]123
进一步来讲，认知神经科学的立场是将“心理意识”“神经科学”以及“人类行动”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契合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连续性论题[15]。这种连续性的构建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在人类行动以及个体研究的过程中，必然涉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行动及其个体的研究又从属于社会科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类行动构成了社会实体，但对其现象的解释却异常复杂。首先，行动本身不仅与内部心理因素相关，还受外在社会环境条件的影响；其次，就心理活动而言，也会因个体的认知、性格、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各异。更复杂的是，这些个体因素还会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比如，2岁孩子的行动，大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因为他们只能从自己感知和需求的方面理解和解释行动；而6岁孩子的行动自然会有所差异，因为他们已经可以从别人的视角来理解行动的原因。另外，在神经科学背景下，我们对心理意识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不同于以往哲学上对意识认知的观点了，而是“引用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以提供可量化、较客观、可证伪的实证证据来解释意识以及意识机制[16]”。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高效的发展，北京市城市化与机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导致城市人口集聚膨胀、城市功能区集中，由此带来交通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通过“规”“建”“管”“限”多项措施持续治理交通拥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城市道路拥堵的蔓延及恶化. 随着交通治理的精细化工作要求，2011年开始北京市中心城六区分别成立区交通委，建立市区两级治理交通拥堵工作机制，2016年交通拥堵治理的责任逐步下沉到街道，由此形成了市级—区级—街道级多个部门联合治堵的工作模式.
既然如此，“意识”是否可以摆脱自身的神秘主义色彩，从此行走在“科学”之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这里的“科学”到底该如何理解。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科学首先是一种认知性的活动，更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而在自然科学家看来，科学代表着自然真理，以及某种神圣的权威。两者的区别可总结为对“科学”的评判标准有所不同。社会科学对于“科学”的评估标准，并不是如同物理公式一般不可动摇，而是一种经过多次实验论证的、逻辑清晰的结论。这种结论符合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并像自然规律一样被广泛运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结论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某个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然而，我们却不会认为这种结论的给定不可信，反而认为这才是社会科学最独特的地方。如果社会科学一味追求与自然科学等同的律则命题，以求达到“科学”的基准，那才是无稽之谈。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特点以及特有的研究对象，所谓认识世界，就是要在充分了解研究对象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对其本质进行深度剖析。因此，社会科学所追求的“科学”应当是方法论上的科学，而不是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换言之，社会科学并非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或者是还原成自然科学的相关概念，而是追求与自然科学相接近的方法论工具，实现自身更加科学性的研究和发展。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人类行动本质的理解，不仅要始于行动外观特征，更要透过行动的内在心理状态，在科学层面上将行动及其心理活动统一起来分析，以实现对人类行动更加全面的认识。也可以说，行动理论的进步有赖于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更需要借助于科学方法及理论知识，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而认知神经科学正是构建该连续性的关键“桥梁”。一方面，正是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帮助下，“心理”与“行动”之间才能建立联系，行动理论才能实现将自身的概念基础，接近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科学性思维，并在整体上把握“行动”与“心理”的关系，进而达到哲学与科学的统一；另一方面，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受自然主义观念所影响，如若将社会科学置于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之上，对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以及“科学性”维护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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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PerspectiveofActionStudies:CognitiveNeuroscience
YIN Jie，ZHANG Meng-ting
(ResearchCenterforPhilosophyandTechnology,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The essenti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ac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on, but als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reasons behind it on the basis of science. Although the “causal theories of action” emphasize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s the reason for action, it fails to give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activity” and “action”;whil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mind” and “brai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uroscience,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action theor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Keywords:action; causal theories of action;cognitive neuroscienc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9)03-0051-06
收稿日期：2019-0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18JJD720004);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当代社会科学的新趋势研究”(201604002)
作者简介：殷 杰(1974-)，男，山西汾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3.007
(责任编辑 吴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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