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研究首位国籍主教罗主教(西文名Gregorio Lopez，1617-1691)的名与字。长期以来，学界将罗主教的中文名字写为罗文藻、字我存，但是根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保存的两份墓志，可知其名实为罗文炤，如同罗主教生前在一本他人著作上的唯一的署名以及罗氏族谱所载；不但如此，根据上述墓志，可知罗主教的侄孙名为罗日藻，这一点得到罗日藻本人所写一封书信的证实；因此，根据中国名字的避讳习惯，罗主教的名字中不可能出现“藻”字。上述墓志也显示，罗主教的字不是我存，而是宗华。值得指出的是，罗文炤讹为罗文藻大约始于19世纪末，而我存之字的发明则迟至20世纪初，其灵感当来自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李之藻的我存之字。为此，本文呼吁拨乱反正，摒弃罗文藻之名及其我存之字，而采用罗文炤之名以及宗华之字。
〔关键词〕天主教 罗文藻(罗文炤)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首位国籍主教罗主教，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介绍如下：
罗文藻(1616-1691)中国天主教主教。字如鼎，号我存。福建福安人。明崇祯六年(1633)由西班牙神父利安当施洗入天主教，取教名额我略。清顺治二年(1645)赴马尼拉圣托马斯学院学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和哲学。七年入多明我会。十一年任神父。十二年回福建传教。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兴历狱，西方传教士不能公开活动后，负责全国教务。十三年被教宗任命为巴希利衔主教。二十四年在广州由意大利主教伊大任祝圣为主教，是第一位中国籍主教。二十九年教宗下诏，北京和南京为正式教区。从此驻南京，辖中国中部各省教务。(1)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392页。
不同贮藏方式对番茄授粉效果的影响…………………………… 尚春明，高振江，胡 雪，王玉静，姚慧静，李秀华，乌 兰（113）
这一词条代表了2010年之前我国学界关于罗主教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整个国际学界的研究现状。罗主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国籍主教，1685年晋升主教之位。从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入华算起，一百多年后才出现了第一位中国国籍主教。而在罗主教之后，第二位国籍主教赵怀义(1880-1927)在1926年才获任命，其间相隔近二个半世纪。换言之，罗主教是明末天主教入华后三个半世纪中唯一的国籍主教，其地位十分显赫。然而，学界过去对罗主教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研究成果也较少。(2)过去研究罗主教的著作主要有两种，即José Maria González，Elprimerobispochino，Exc.moSr.D.FrayGregorioLo,oLopez,O.P., Villava 1966;多明我会第二位国籍主教郑天祥主编：《罗文藻史集》,高雄教区主教公署印行，1967年。有关文章则有范良佐：《纪念中国天主教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逝世三百周年》，载《中国天主教》1992 第2期；罗一鸣：《罗文藻生卒年考》，载《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池惠中：《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的先驱——罗文藻主教》，载《中国天主教》 2011年第2期。令人欣喜的是，最近这一情况正得到改变。西班牙学者保罗(Pablo Robert Moreno)于2017年在复旦大学完成了题为《首位华人主教罗文藻(1617-1691)研究》的博士论文，我国学者张先清也撰写了首部中文罗主教传记(待发表)。笔者也在201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两份罗主教墓志抄本进行了初步探讨。(3)宋黎明：《天主教第一位国籍主教罗主教之名、字与生日的新发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罗文炤主教墓志铭之初步研究》，载朱庆葆、孙江主编：《新学衡》(第一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9-218页。这些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罗主教的理解，并可纠正过去的一些谬误。例如，通过上述墓志抄本，可知罗主教的生年不是1616年，而是1617年，其生日为明万历丁巳年九月十九日，即1617年10月18日；罗主教的名与字不是罗文藻，字我存，而是罗文炤，字宗华。
2017年10月，为了纪念罗主教诞辰四百周年，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国际学术会议，保罗、张先清与笔者均出席。有趣的是，与会者对于罗主教的生日没有异议，但对于他的名字却有分歧。笔者认为，根据罗主教墓志，其名罗文炤应取代过去流行的罗文藻。然而，保罗和张先清坚持使用罗文藻之名，主要理由为约定俗成。罗文炤还是罗文藻？这是个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此，笔者撰写此文，期望学界关心并讨论这一问题，以求达成共识。
我国高铁企业应注意加强与国际高铁巨头之间的交流合作，努力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走合作共赢、利益共享之路。例如，可以与国际高铁企业组成联合体，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竞标海外高铁项目，可以大大增加中标成功的概率。同时，与高铁强国建立企业间的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早日将高铁产业推上一个新高度。
二、罗主教墓志上的名与字
俗话说，盖棺论定。罗主教的墓志，可以说是研究其名与字最权威的资料。罗主教的墓碑早已毁灭，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保存了其墓志抄件。这是一组文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两个拉丁文标注，分别为耶稣会南京会院院长林安多(Antonio da Silva,1654-1726)和耶稣会巡察使闵明我(Claudio Filipo Grimaldi, 1639-1712)所写，原文和译文如下：
InscriptionesLapidumquisuntinSepulchroIll.miBasilitani,quasIll.musaLeonissamandavitimprimi:inquibusutiturLiteraTienadSignificandumDeum,quamtamenRomaIdolatriaimbutamaperitcontraS.S.Societ.JESU
SOCIETATISIESUVISJAPETCHIN
ConcordatcumesemplarihucmissoàP.Ant.odaSilvaSoc.Jesù
RectoreCollegiiNankinensisincuiusfidemsubscribo
Pekini8va9bris1705
PhilippusGrimaldièSoc.Jesu
Visitoris(4)ARSI, Jap.Sin., 157, f. 1.前一段拉丁文标注未署名，但通过笔迹对照，可知其作者为林安多。
4.1 深入消落带适生植物筛选的研究 研究者已经通过消落带植物普查、基地种植实验、淹没模拟实验等方法对适合消落带植被恢复的植物进行筛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消落带适生植物筛选的研究仍是消落带生态修复的重点。
(译文：尊贵的巴希利衔(Basilitani)主教陵墓上(两种)墓志，该主教命余天民立铭，其中“天(Tien)”字表示“天主(Deum)”，而罗马方面却以此字充满迷信而反对神圣的耶稣会。
本人认同耶稣会南京会院院长林安多神父寄来的抄件，立此为据。
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24.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分析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与各客源市场客流量增加值的相关性(表6)。从表6可以看出，空间距离是影响节假日期间客源市场客流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空间距离越远，客流量增加值将越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对客源市场客流量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在本研究中未通过相关性检验。
作为太原名吃之首的“头脑”，其养生健身功能不可小视：羊肉性热补虚，莲藕清热化痰，山药补脾除湿，黄芪性温健肺，腌韭健胃助阳，良姜温脾祛寒……一道地方名吃，其背后竟然蕴藏着这么厚重的饮食文化和中医文化，难怪久吃不衰、闻名遐尔了！
林汉默 以西巴尼亚国人
耶稣会巡察使闵明我
这组文献的第四部分为罗主教墓志之二，全文如下：
根据这两个拉丁文标注，可知罗主教墓志抄件原藏南京耶稣会会院，大约在1705年时任南京会院院长的林安多(Antonio da Silva, 1654-1726)将之寄往北京，同年11月18日日本暨中国耶稣会巡察使闵明我(Claudio Filipo Grimaldi, 1639-1712)再将之寄往罗马，以便用于当时进入白炽化阶段的译名暨礼仪之争。(5)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最详细的研究为钟鸣旦的新著：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VoicesintheRitesControversy:travellingBooks,CommunityNetworks,InterculturalArguments，Roma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2.这是墓志抄件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原因，由此也可证实这一文献的可靠性。
第二部分为罗主教墓志之一的内容概述，全文如下：
主教先叔祖墓志条式(此式除上叠西字与《信经》《十诫》不写于后，其余墓志及下叠诸姓氏，一一开载于后)
省军区系统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践中，还存在领导不顺畅、职责不明晰，以及军地部门协调难、军民技术转化难、相互之间监管难等体制机制问题，致使上下错位、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相互封闭、供需脱节，严重影响了军民融合发展效益。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抓住国防和军队改革契机，建立健全领导、协调、转化、监督等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
西洋字讲主教的事情，此纸小，不及写之。此上叠一概西字。
陆希言 江南华亭人
“清故天学主教”云云；“主教罗公，讳文炤”云云；至“遡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九十一年”
中国物流业潮起潮涌，在资本的助推下强者更强，行业集中度在上升，企业规模在壮大，中国物流业将迎来并购整合的黄金时代。
（2）Mann-Kendall分析为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4-5］。假设水文序列Xt无显著变化趋势，其标准化统计量为U，给定置信度α，若|U|＞Uα/2，存在显著变化趋势；反之，无显著变化趋势。其中，U为正值，呈上升趋势；反之，呈下降趋势。
圣多明我会士、圣方济各会士、耶稣会士、会中人陆、功服从孙、后学析妣
仝志(6)ARSI,Jap.Sin., 157, f. 2.
根据罗主教墓志“条式”，可知墓志分为上下两“叠”。上“叠”上层为“西字”墓志铭，当为罗主教拉丁文诔词；上“叠”下层则为《信经》和《天主十诫》。由于纸张的限制，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均未抄录。下“叠”上层为墓志之一的内容，即碑题 “清故天学主教”云云、墓志铭内容“主教罗公，讳文炤”云云和立碑日期至“遡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九十一年”。下“叠”下层则是立碑人，即“圣多明我会士、圣方济各会士、耶稣会士、会中人陆、功服从孙、后学析妣”等，其中“析妣”为“浙姚”之误。立碑人包括罗主教从孙，对他而言，罗主教为“先叔祖”。值得重视的是，墓志引文开首写为“主教罗公，讳文炤”，可知罗主教之名是“文炤”，而不是流行的“文藻”。
这组文献的第三部分为罗主教墓志之一，全文如下：
清故天学主教罗公宗华先生墓志
广告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再创作,是一种“三元关系”的明示—推理交际行为,涉及三个交际者:广告主、译者和目标受众。因此,译者在翻译广告时首先要从广告主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利用共有的认知语境进行推理以寻求最佳关联,然后,对广告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进行估量并对广告文本进行再次加工,以激活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使其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原文的最佳关联,达到广告主的交际目的，即引发广告目标受众的购买行动。
主教罗公，讳文炤，字宗华，福建福宁州福安县人，世居罗家巷，生于明万历丁巳九月十九日。少孤，抚于伯氏。苦志读书，不屑攻时艺，嗜天人性命之理；一日得读天学书，深相契合，年十六遂受洗于泰西利安当先生，圣名额勒卧略。未几，偕利先生至吕宋，见诸西儒钦崇昭事之诚，即卓然向道，通习西文经史，年三十三入圣多明我会，三十七授撒责尔铎德铎品级；时回闽粤，播乱所遭险阻艰难，不能备纪。皇清康熙三年甲辰，泰西诸修士蒙今上弘仁，恩养广东，莫慰教众，浼公代为抚视；公甘心劳勚，跋涉于燕、齐、秦、晋、吴、楚者，寒暑凡四易。至幸亥诏赐诸西儒，生还本堂，死归本墓。公功有成，咸述上教皇；教皇嘉公恭恪，赐主中洲教务。命下，公曰：“误矣，恐非我也。我何堪比钜任耶？”辞，不允，命之再，乙丑始拜命。又勤劳七载，今辛未岁正月三十日，终于江宁昭事堂，享年七十五岁。临终顾教众曰：“余忝为信德之首，愧不称厥职。圣教信德，为万德之根，凡在教者，毋稍涉疑贰也。远西职铎德者，舍命航海而来，惟以教人信，望爱于天主。”天民叨职公副，敬遵遗命，发诸贞石，营公窀穸于江宁聚宝门外、雨花台西，墓后皆耶稣会诸西儒之茔也。谨志。
康熙辛未初夏朔日
遡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九十一年
圣多明我会士:
郭玛诺 以西巴尼亚国人
白诚明 以西巴尼亚国人
费理伯 以西巴尼亚国人
马希诺 以西巴尼亚国人
圣方济各会士：
利安定 以西巴尼亚国人
余天民 意大理亚国人
伊大任 意大理亚国人
叶崇孝 意大理亚国人
北京，1705年11月18日
3.1.6 部分护理人员法律风险意识不足，责任心不够 临床工作中有部分护理人员对患者责任心不够，整体护理的服务意识淡薄，对于护理相关文件的书写部分护士存在麻痹大意的现象，不能充分认识到护理文书的真实客观所具备的法律效力[10]，他们认为只要按照医嘱来实施各种护理工作、操作，完成本班内自身的护理工作任务即可。对于液体出入量记录的重大意义及准确记录液体出入量与救治效果的相关性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液体出入量的记录不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不能及时监测总结液体出入量的平衡状态，向管床医师反映液体出入量的平衡情况也不够及时，以致延误治疗时机。
耶稣会士：
刘蕴德 湖广巴陵人
洪 若 法朗济亚国人
安 多 拂兰第亚国人
张安当 意大理亚国人
毕 嘉 意大理亚国人
张开圣 路西大尼亚国人
殷铎泽 意大理亚国人
徐日升 路西大尼亚国人
郭天爵 路西大尼亚国人
刘 应 法朗济亚国人
吴 历 江南常熟人
会中人：
《信经》：“我信全能者”，云云，至“我信常生。亚孟”。《天主十诫》：“一、钦崇”云云，念至“善者升天堂受福，逆者下地狱受永殃”。
功服从孙：
罗日藻
后学浙姚徐硂敬书(7)ARSI,Jap.Sin., 157, ff. 3-4v.本文仅抄录墓志全文，省略有关墓志文字位置的说明。墓志中“幸亥”为“辛亥”之误。从前述“主教先叔祖墓志条式”可知，该墓志以及立碑人位于墓碑的下部。立碑人在墓志中的书写顺序是从左往右，在本文中则变成从上往下。需要澄清的是，古代的排名顺序相当于今天主席台的座次，其排名为中、左、右、再左、再右，以此类推。因此，墓志中三个修会从左往右为圣多明我会、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而其正确的排名则当为圣方济各会、耶稣会和圣多明我会。与此类似，圣方济各会士从左往右的顺序为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e, 1637-1697)、余天民(Giovanni Francesco de Nicolais de Leonessa, 1656-1737)、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叶崇孝(Basilio de Glemona, 1648-1704)和林汉默(Jaime Tarin)，而正确的排名则为伊大任(北京主教)、叶崇孝(陕西宗座代牧)、余天民(南京府主教)、林汉默和利安定。其它修会会士的排名也是如此。关于墓志立碑人的考证，详见宋黎明：《天主教第一位国籍主教罗主教之名、字与生日的新发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罗文炤主教墓志铭之初步研究》，载《新学衡》(第一辑)，第208-209页。
公讳文炤，字宗华，福建福安县人，生于明万历丁巳年九月十九日，卒于今康熙辛未年正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五岁。公少业儒，嗜天人性理之学，时年十六受洗于圣方济各会会士泰西利安当先生。博通中西经史，三十三入圣多明我会，三十七授铎德品级。为道勤苦，足践半寰区，不矜劳，不伐功，犹惴惴如不及者。于乙丑年受命统摄教务，诚无忝其所职，爱德信德，尤为后学仪型。兹封树事竣，谨大略如此。
一个很善良的人是写不出《纸牌屋》的，他必须对人性的恶有足够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不是来自他人，就在他自己的内心。
印章：日本暨中国耶稣会巡察使)
清故天学司铎罗公华宗先生之墓
该墓志详细地介绍了罗主教的一生，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确认罗主教之名为文炤，而非文藻。不但如此，该墓志也还将罗文炤主教之字写为宗华，而非过去流行的我存。此外，过去学界对罗主教的生年众说纷纭，主要有1610年、1611年、1615年、1616年和1617年五种说法，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罗主教的生日为“明万历丁巳年九月十九日”，即1617年10月18日。据此，罗主教生年一锤定音，其生日也水落石出。这些重要消息，在罗主教另外一个墓志中得到证实。
皇清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孟冬望日
意大利亚余天民顿首熏沐谨书(8)ARSI,Jap.Sin., 157, f.5.
碑题“清故天学司铎罗公华宗先生之墓”中有两个笔误。第一，“司铎”当写为“司教”，因为罗主教逝世时的头衔不是司铎，而是主教，而主教亦可称“司教”，如吴历有诗题为“哭司教罗先生”，罗历山(Alessandra Ciceri, 1639-1703)主教墓志上也有“旋晋秩司教”句，指其升迁为主教。(9)郭廷裳:《南京罗主教神道碑记》，载钟鸣旦、杜鼎可、蒙曦编：《巴黎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第11册，第375-378页。第二，“华宗”为“宗华”的误写，因为在这个墓志铭正文以及墓志铭之一的碑题和正文中，罗主教之字均写为“宗华”，并非“华宗”。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孟冬望日，即康熙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公历为1691年12月4日，与第一个墓碑竖立的时间相隔七个多月。据此可知，雨花台“主教坟”实际上曾两次为罗文炤主教立碑，笔者猜测，旧碑过分张扬，不合规矩，故去前碑而立后碑。后碑舍去拉丁文诔文以及《信经》《天主十诫》等内容，碑文也加以简化，立碑人仅剩余天民一人而已。一墓主而有二墓志，实属罕见，而这对于确定罗主教的生日及其名与字，则无疑多了一个证据。
三、 罗文炤之名的其它证据
总而言之，罗主教两份墓志抄本，清楚揭示了罗主教的生日和卒日，也充分说明罗主教名文炤，字宗华。然而，这些墓志公诸于世之后，学界对罗主教的名与字依然存在分歧，故有必要进一步寻找其它证据。
至今所见罗主教生前的唯一署名,载于多明我会士赖蒙笃(Raimundo del Valle, 1613-1683)所著《形神实义》一书。此书有四名修订人，分别为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9)，白敏我(Domingo Sarpetri, 1623-1683)和罗文炤。罗主教这一署名与其墓志之名一致，均为罗文炤。《形神实义》初版于1673年福安长溪天主堂，在1746年之前依然流行。1746年发生福安教案，五名在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主教白多禄(Pedro Sanz, 1680-1747)以及神父德黄正国(Francisco Serrano, 1685-1748)、华敬(Joaquim Royo, 1690-1748)、费若用(Juan Alcober, 1694-1748)和施黄正国(Francisco Diaz, 1712-1748)被捕，经审讯后处死。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被问及包括《形神实义》在内的许多天主教书籍。《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炤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乾隆十一年，1746年)载：
动态多模态视频语篇方面，国外研究者近年来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O’Halloran(2004)探讨了电影片段中显著的符号选择；Tan(2009)提出了系统功能多符号分析框架，分析动态的多模态语篇如何通过符号互动表达意义潜势。
问西洋人华敬：“现在搜出各书内，有汉字《圣教明征》一本，卷首刊刻多明我、万济国名字。又《形神实义》一本，卷首刊刻赖蒙笃、万济国、闵明我、白敏峩、罗文炤、祝石、李九功、王道性、王道甡们名字。又《圣体要理》一本，卷首刊刻艾儒略、瞿西满、傅汎际、友伯多们名字。又《人类真安》一本，卷首刊刻欧家略、严谟们名字。又搜出《圣教切要》一本，卷首刊刻白多玛、白万乐、王若翰、伊纳爵们名字。又《天主教入门问答》一本，卷首刊刻施若翰、苏方积们名字。又《圣女罗洒行实》一本，卷首刊刻王道性、罗森铎、马喜诺、山若兰、方济们名字。又《圣经直解》一本，卷首刊刻阳玛诺名字。又搜出《默想神功》一本，卷首刊刻石铎禄名字。又搜出《圣母行实》一本，卷首刊刻高一士、段衮、韩霖、李祖白们名字。又搜出《圣母行实目录》一本，卷首刊刻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们名字。这些人实在那里人，现在那里，怎样和你们刊刻流传，那印版如今那里去了？从实供来。”供：“这各书内刊刻的，多明我、万济国、赖蒙笃、万济国、闵明我、白敏峩、罗文炤、艾儒略、瞿西满、傅汎际、聂伯多、欧加略、白多玛、白万乐、王若翰、伊纳爵、施若翰、苏方积、罗森铎、马喜诺、山若兰、方济、阳玛诺、石铎禄、高一士、段衮、韩霖、李祖白、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们，这些人都是西洋人，如今死了，那祝石、李九功、韩霖、阳(玛诺)、王道性、王道甡、严谟们，这些人是中国人。但这些书年久了，并不认得他们，那印版也不知那里去了。”(10)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95页。
在同一审讯中，德黄正国、施黄正国、费若用、白多禄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回答亦大同小异。(11)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94-95、99、104、109-110页。参见同书，第130-133页。在这些审问中，“罗文炤”之名被多次提及，但五名多明我会士众口一词，咬定他是“西洋人”。白多禄等五名多明我会士也将韩霖和李祖白等中国人称为“西洋人”，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实系中国人，但难以想象他们不知道出生福建的同会罗文炤主教的国籍。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在宗教迫害中，如果他们说出罗文炤主教是出生在福安罗家巷的中国人，可能牵连当地乡亲。无论如何，直至1746年，罗文炤之名连同《形神实义》尚在民间流传。
除了《形神实义》上罗文炤的署名，民国年间的一份罗氏宗族谱牒，也保留了罗文炤之名。其文如下：
九汉，行学九，字汝鼎，又名文炤。公初为铎德，罗伯其圣名也。当时明季中华大乱，公热心天主教道，旋里十省教务，教外人见其行多灵奇，被化领洗者日众。罗马教宗嘉其才德，于公历千六百七十九年擢升南京主教，至千六百八十七年卒，迄今民国七年，计弃世已二百三十一年，但生年无考，末由定圣，惜哉。
对于这一族谱，张先清指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罗文藻惟一一份谱传，这份谱传虽然简短，但内中包含我们考察罗文藻的一些重要个人史实。比如，不少关于罗文藻的研究中都提到罗文藻字如鼎，但对于罗文藻的其他个人字号排行则不明了，而这份族谱中相当准确地记录了罗文藻的两个关键的名字，其一是罗九汉，这是其谱名，几乎不为人所知。其二是另一个通用的名字——罗文炤。”通过这一族谱，张先清对罗主教的家族进行了梳理：罗主教的父亲名罗季祝，其祖父名罗尚贲，尚贲先娶妻陈氏，继娶李氏，李氏生四子，分别为季祝、季禘、季袒、季袗。罗季祝行荆四，字汝颂，先娶妻金山王氏，生二女，长女罗适嫁给了街尾陈家，次女罗敬嫁给了黄河村的杨家。罗季祝后来又娶了一位妻子甘棠堡刘氏，刘氏生二子，长子为九渊，次子为九汉。由此可见，罗主教兄弟姐妹一共有四人，除了同父异母的两位姐姐外，还有一位兄长罗九渊。(12)张先清：《祖先、记忆与重构：罗家巷的天主教遗产》，载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编：《“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会议论文集》，2017年，第41-42页。
南京雨花台罗主教墓志之一提到“少孤，抚于伯氏”。“伯氏”有“长兄”“长子”和“伯父”之意，此处指“长兄”。据此，罗主教幼时父母双亡，由其长兄罗九渊抚养成人。罗主教与长兄的家庭似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罗主教去世之前，其“功服从孙”即罗九渊之孙，已经来到南京。根据余天民1691年6月16日致传信部报告书，罗主教临终前，有“侄孙辈等人伺候其旁哭泣”，罗主教温和地阻拦说，不要哭泣，他只承认谨遵天主诫规者为其家人。(13)José Mariá González, o·p.cit., pp. 129-135.罗主教墓志之一署名中有“功服从孙罗日藻”，当为余天民报告书中提及的“侄孙辈”，说明罗日藻留在南京料理其“先叔祖”罗文炤的后事。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封罗日藻从广州致远在罗马的余天民主教中文函,日期署为1717年(“天主耶稣降生后一千七百一十七年”)8月9日(“圣母升天瞻礼前六日”)，(14)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Borg.Cin. 516(5). 在此函中，罗日藻的西名为ioseph Lopez，其中ioseph为教名，中文为若瑟，而Lopez则为音近“罗”的西文姓氏，与罗主教相同。罗日藻称他与余天民在吕宋分别后，返回江宁娶妻，这意味着他没有像他叔祖一样成为神父，而仅仅为一名普通的天主教徒。这意味着在罗主教墓志上署名十六年后，罗日藻的名字依旧。“罗日藻”之名耐人寻味，其中“日”字表示排行，“藻”字为其名。根据中国古代避讳的原则，晚辈不得使用长辈之名，以示尊重。如果罗主教的中文名字为“文藻”，则其侄孙绝不会取名“日藻”；反过来说，既然罗主教的侄孙名叫罗日藻，则可反证罗主教名字中则不能出现“藻”字。因此，罗文藻之名必为讹误。
四、罗主教名与字的蜕变
那么，罗主教之名文炤如何讹为文藻，其字宗华又如何讹为我存？下面简单地梳理一下罗主教名字的演变脉络。
追本溯源，根据现存罗氏族谱，罗主教原名为罗九汉，字汝鼎。这是罗主教的世俗名字，而在加入多明我会后，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入教而取圣名或教名，乃天主教传统；因此，来自福安罗家巷贫困之家的罗九汉取教名额我略，西文写为Gregorio，同时取西文音近罗姓的西文姓氏 López。罗九汉并不满足于此，根据赖蒙笃《形神实义》一书上的署名，他至迟在1673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文炤。估计在同一时期，他还将其字汝鼎改为宗华，如同南京雨花台墓志所示。宗华意为崇奉中华，罗主教此字表现出他强烈的中国情怀或中国情结。
由图1可见，灰渣脱色率随吸附剂投放量加大而增加，投放量达到 1.5g·L-1时变缓，达 2.5g·L-1时进一步变缓。初期染液中有机物浓度较大时，吸附剂的吸附位与吸附质接触机会多，吸附效果好，当吸附质浓度小于某一浓度范围后，吸附剂的吸附位与吸附质作用几率降低，吸附效果减弱[5,6]。综合考虑，确定灰渣吸附剂投放量为2.5g·L-1为宜。
因此，罗主教入教后的名与字，实际上有两个载体。其一，《形神实义》，上面有罗文炤之名，而无宗华之字。如上所述，《形神实义》一直流传至乾隆年间，但在乾隆十一年(1746)福安教案后，其书被查禁，罗文炤之名也随之消失。特别是当时在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将罗文炤称为“西洋人”，罗文炤之名更容易被人遗忘。其二，南京雨花台主教坟罗主教墓志，上面既有罗文炤之名，也有宗华之字。但是，雨花台“主教坟”先在1848-1849年的水灾中遭到浸淹，后在1862年湘军与太平军的激战中被彻底破坏。(15)《江苏省天主教史略》(参考萧若瑟《天主教行传中国考》)载，罗文藻主教“葬近雨花台，髪匪后失所在”。缪荃孙等纂修，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整理：《江苏省通志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册，第360页。太平天国之后，1889年之前，南京雨花台主教坟迁葬，即从原先低洼之处迁移到雨花台较高的地方。1889年法国耶稣会士方殿华(Louis Gaillard)实地考察并测量雨花台“主教坟”新墓地，并记录了他所见：雨花台新墓地立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耶稣二字，并刻有葬于此地的十名传教士的西文姓名、中文姓以及他们入会、入华、逝世日期。(16)Louis Gaillard, NankinD'AlorsEtD'Aujourd'hui:NankinPortOuvert,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01, pp. 261-262.原本第六位入葬者罗文炤，在墓碑上变成第十位，似乎立碑者故意让这位多明我会传教士与其他耶稣会士分开。至于有关罗文炤主教的信息，除了西文名字Gregorio Lopez，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中文“罗”字，余者皆缺，甚至缺少国籍。
随着《形神实义》的销毁，特别是随着雨花台主教坟罗主教墓碑的毁灭，罗主教的真实名字销声匿迹，讹误由此而起。就笔者所见，“罗文藻”之名最早出现于1887年，是年法国耶稣会士高龙鞶写作《金陵教思录》，其第三十五节《罗主教卒》载：“康熙三十一年，张公方济至，相助毕公为金陵副本堂。是年，主教罗公文藻，于本城内买巨室一所，室旁系北京显宦某府第。公虑其阻挠，故买成后，并未迁住。嗣因嘱洪公若，致书在京张城、白进二公，凂其与某相商。谁知某温语抚循，并无异说。覆书还，公大喜。奈缘病势增剧，未获移居。后于终前，竟转赠方济各会中某代牧，为该会中圣堂。说者谓此室基址，即今城内之火神庙是。”第五十三节《主教及司铎古墓断碑》又载：“间考金陵聚宝门外雨花台处圣坟，据本地年迈信友口称，谓髪逆前，尝葬有三主教，十二司铎，各立有墓志，载明姓氏里居，以及平生事迹。髪逆之时，碑残碣断，挖掘一尽，斜阳荒草，无处可寻；而累累青冢，亦皆荡如平地。兹诚恐年久失传，故特撮笔汇志之。所云三主教，一姓罗讳文藻，福建人。”(17)高龙鞶：《金陵教思录》(未刊手稿)。参见高龙鞶：《金陵开教录》，载《圣教杂志》第19卷第2期，上海：圣教杂志社，1930年，第57-63页。感谢孙江教授和谭树林教授提供这两份珍贵的资料。高龙鞶所写“罗文藻”，或为当时当地天主教徒所口传。南京话中无卷舌音，“炤”与“藻”的发音均为zao，这大概是“炤”语讹为“藻”的原因。
至于罗主教“我存”之字，依笔者所见，其最早出现于1924年Joseph de La Serviere撰写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史，1552-1814》(LesanciennesmissionsdelaCompagniedeJésusenChine，1552-1814)中，该书有罗主教一幅木刻像，其像右上方有“主教罗文藻我存”的字样。(18)Joseph de La Serviere,LesanciennesmissionsdelaCompagniedeJésusenChine, 1552-1814, C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1924, p. 46.罗文炤主教逝世后，余天民在给教廷传信部寄出一份报告的同时，“也寄了一桢主教的遗像；他的衣着是按照中国的习俗，坐在祭台旁，其上有主教高冠及令牌，手持一串念珠”(19)Enrique Heras,LadinastíaManchúenChina:historiadelaúltimadinastíaimperialyenparticulardesusrelacionesconelcristianismoylacivilizacióneuropea, Barcelona:Libreíay Tipografia católica,1918, t. 1, p.493. 吴历《哭司教罗先生》诗中，有“空帷像设俨相似”句，说明罗主教灵堂中供奉着罗主教的遗像，此“像”当同于余天民所寄“遗像”或为同一木刻像。。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中国现状新忆》(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刊刻了这一画像，下方法文注释为：“Gregoire Lopez Chinois de Nation, de L'Ordre de S.to Domenique, Evesque de Basilee et Vicaire Apostolique a la Chine(Gregoire Lopez，中国人，圣多明我会，巴希利衔主教兼中国宗座代牧)”，(20)Louis Lecomte,Nouveaux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laChine, A Paris 1696，p.208.画像上无一汉字。樊国粱主教(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1837-1905)1902年所著《北京：历史与现状》(Peking,histoireetdescription)一书中，刊有罗主教木刻像，上面依旧仅有法文而无汉字。(21)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Peking,histoireetdescription. Peking:Paris Desclée,De Browver,1902, p.159.但自从Joseph de La Serviere于1924年在罗主教木刻像上写下“罗文藻，我存”之后，其后所有罗主教画像均依样画葫芦，如José Maria González所撰《罗主教传》(22)José Maria González，o·p. cit.,封面即采用此图；同作者在另一部著作中也采用这一插图，José Maria González,HistoriadelasMisionesDominicanasdeChina 1632-1700，Madrid:Imprenta Juan Bravo, 1964，T. I, pp.528-529.以及郑天祥《罗文藻史集》上所载画像。“文藻”之名以及“我存”之字，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三柱石”之一李之藻，其字即“我存”。因此，笔者怀疑Joseph de La Serviere可能将罗文炤与李之藻混为一谈。
无论如何，罗主教的文藻之名以及我存之字迅速流传，从而取代了文炤以及宗华。在几乎所有中西文著述中，凡提及罗主教，均采用罗文藻之名。不但如此，一些刊物和机构也为纪念这位国籍主教而冠以文藻之名，如1937年南京创刊的《文藻月刊》，1966年台湾高雄创办“文藻女子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文藻外语大学”)，1947年福安罗家巷(罗江)“文藻修院”等。在此期间，由于载有罗主教署名的赖蒙笃《形神实义》并未完全销毁，罗文炤之名偶尔浮出水面，但大家似乎更愿意将之当做罗主教的别名。例如，陈纶绪神父(1915-2005)为《形神实义》上罗文炤之名所作注解：“Gregorio López，生卒年1616-1691, 中国多明我会士，未来的南京主教，通常以罗文藻而为人知。”(23)陈纶绪：《罗马耶稣会档案处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Albert Chan,S.J., ChineseBooksandDocumentsintheJesuitArchivesinRome,aDescriptiveCatalogue:Japonica-SinicaI-IV. , N.Y.: Sharpe, 2002)，第165-166页。记录罗文炤之名的罗氏族谱应该也是受到《形神实义》的影响，但同一族谱中的两篇罗主教传记，用的名字还是罗文藻。(24)张先清：《祖先、记忆与重构：罗家巷的天主教遗产》，载《“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会议论文集》，第43页。一旦弄假成真，往往真不敌假；罗主教名与字的蜕变，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结语：为罗主教正名
综上所述，根据罗氏族谱、罗主教墓志、其生前署名等，罗主教的名与字可以完整表述为：罗文炤(原名罗九汉)，字宗华(原字汝鼎)。大约从19世纪末起，其名被误为罗文藻，大约从20世纪初起，其字被误为我存。尽管学界过去注意到罗主教在《形神实义》上所署之名罗文炤，但这毕竟是孤证，而且罗文藻之名广泛流传，所以这一署名遭到忽视。时至今日，随着罗主教墓志以及罗氏族谱的发现，罗主教名文炤、字宗华，铁证如山，而改正罗主教的名与字，则势在必行。
也许目前唯一没有异议的修正方案是采用罗氏族谱的说法，即罗主教名罗九汉，字汝鼎。但这是罗主教本人放弃的俗名，若坚持使用这一名字，则显然有违罗主教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有三个选择：其一，继续使用学界通行的罗文藻之名，但如上所述，这是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一个讹误，所谓约定俗成，不啻将错就错，或以讹传讹。其二，罗文藻和罗文炤二名并用，这是一种妥协或和稀泥，而一主二名，势必产生混乱，而且二名先后主次，也难以定夺。(25)罗一鸣研究载有罗文炤之名的罗氏族谱，当与张先清发现的族谱为同一族谱。但罗一鸣将罗文炤当作罗文藻的别名,他对罗主教的介绍如下：“罗文藻(1611—1691)，又名罗文炤，行九汉，字汝鼎，号我存，福建福安罗江里巷村人，为天主教的第一个中国籍主教。”见罗一鸣：《罗文藻生卒年考》，载《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8页。其三，采用罗文炤之名以及宗华之字，摒弃罗文藻之名以及我存之字。笔者主张第三种选择，即使这可能带来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有错就应改正，迟改不如早改，长痛不如短痛。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name and zi (a courtesy or style name) of the first Chinese bishop Gregorio Lopez (1617-1691). For a long time, his name has been written as Luo Wenzao (罗文藻), and his zi as Wocun (我存), but two epitaphs in ARSI reveal that his real name was Wenzhao (文炤), which corresponds with his only-remaining signature in a book written by another missionary as well as with the records in GenealogyofFamilyLuo (罗氏族谱).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epitaphs, the grandson of his brother was named Luo Rizao (罗日藻)，which could be verified by a letter written by Luo Rizao himself. Thus the name of the bishop could not have the character zao (藻), due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name avoidance. The epitaphs also show that the bishop’s zi should be Zonghua (宗华) instead of Wocun (我存).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ot until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at Wenzhao(文炤)was mistaken as Wenzao (文藻) , and Wocun (我存) only came into being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hich might have been misled by the zi of the famous Chinese Christian scientist Li Zhizao (李之藻).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Luo Wenzao (罗文藻) and Wocun (我存) should be written as Luo Wenzhao (罗文炤) and Zonghua (宗华).
Keywords: Catholicism; Luo Wenzao/Luo Wenzhao
作者宋黎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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