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的不断涌现与发展，这在方便人们沟通与交流的同时也导致负面言论与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进而生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控制与引导对于政府的公信力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在分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相关主体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的共生理论，运用Logistic方程构建政府、媒体等主体协同合作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模型，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基于此，通过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及“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实证分析，提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对策建议，以为政府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能力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共生理论；移动社交网络；网络舆情导控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人们通过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发布与传递，这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据CNNIC 2018年8月2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网民总规模已达8．02亿，其中手机用户为 7．88亿［1］。 同时，近些年微博、微信、抖音等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相继涌现并迅速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一方面，这些移动社交网络平台有利于网民发出“内心的声音”；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大量失真信息及网络谣言的传播会进一步生成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由于具备超时空性、即时性等特征，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与演化，这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政府导控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伴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和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日益重视，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成为当前多个学科与领域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基于网络社会治理视角，对网络舆情导控的重要性与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如贾瑞雪等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并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社会网络中的政府形象认知传播规律［2］；熊光清通过对中国应对网络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等建议［3］。情报学、传播学等学科则基于网络舆情由生成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对其传播演化规律进行探究，如王晰巍等人通过爬取“雅安地震”舆情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移动端自然灾害舆情具有多级传播的特征，其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4］；杜洪涛等人将舆情传播分为生成、高潮和消散三个阶段，同时结合五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归纳了舆情演化的关键因素，进而得出应通过控制舆情影响因素来控制舆情演化［5］。此外，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从技术角度出发，在网络舆情治理的技术条件及方法应用方面的研究［6］［7］［8］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尽管网络舆情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一系列喜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作为新生事物，其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含义、特征、影响因素等基础理论研究，鲜有学者从细粒度上对其导控机理以及如何实现多主体协同导控进行实证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从系统角度出发，基于生态学的共生理论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给出舆情导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能力提供决策支持。
3）统计分析子系统。统计分析是项目管理的薄弱环节，在教改项目管理系统中突出项目统计分析功能，可以实现对全校及各二级学院近年来项目申报结题情况的统计分析、对项目申报者基本情况的统计分析、对项目研究内容及方向的统计分析，且以报表的形式进行呈现，能更为直观地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数据，为教改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一、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相关主体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相伴而生的新鲜事物，与传统网络舆情相比，其具有传播时间更随机、传播方式更多样、传播范围更广泛等鲜明特点，因此导控难度更大［9］。鉴于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有效导控不能只依靠政府，而需要多主体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从构成要素来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主体包括政府、媒体和网民。
这里的网民主要是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用户。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移动互联网平台相继涌现与发展。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由于使用群体较为庞大，已成为公众发布与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同时，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用户能够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积极地与政府部门互动，这样既有利于公众权益的实现又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依据。
政府是我国正式的官方机构，政府有舆情导控、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网络舆情，政府应采取措施积极地进行导控［10］。政府具有较高的权威度，因而公众一般习惯于通过政府来了解舆情事件的进展与真相。
该惩罚因子随着进化代数增加而逐步递增，可以确保算法在运行初期利用较低的惩罚力度维持个体多样性，后期则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加快删除不合格个体。
（二）媒体
媒体一般被划分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主要是指具有获取与传播信息功能的载体或工具［11］。传统媒体包括报刊、广播、通信等形式，网络媒体是指包括微博、微信、快手等移动社交网络平台在内的互联网平台。
（三）网民
三要突出围绕农业增效加快农田灌排设施建设，内河圩堤与沿河低洼地内的农田按照 “防洪、挡水、抢排、抽排、降渍、蓄水、引水、提水、调整结构”等思路建设好农田水利综合治理小区，加快内河圩堤和沿河低洼地内的农田水利工程治理步伐；按照“蓄、引、提、调”的要求，以涧沟或小流域为单元大建集“河、库、塘、渠、站、水保”为一体的“长藤结瓜”式的工程，重点建成一批活库、活塘工程，切实提高丘陵区防洪和水源的供给能力，推进以塘坝扩挖、沟河疏浚、集体泵站更新改造（机井建设）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加一”工程建设。
（一）政府
二、基于共生理论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分析
（一）共生理论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契合
假设4 设c1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共生网络内政府对媒体的贡献，反之，c2为媒体对政府的贡献，且 c1＞0，c2＞0。
（二）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要素分析
1．舆情传播趋势分析
竖炉长期高温大风量生产，对炉体结构稳定性和耐火材料寿命影响极大。熔化过程中，受原设计影响，加料时铜板等原料落点偏前，砸至砖块上部，炉墙及耐火材料长期受到撞击、冲刷及侵蚀，耐火砖仅用2个月即会脱落，炉墙内衬砖因磨损变薄，炉墙因冲刷形成凹坑，被迫多次停炉修补。竖炉内部铜板烧得太低时，会导致加料口正对面的锁砖部位掉砖多，严重影响生产的顺行及炉龄，一旦炉墙严重破损或烧穿时，易引起竖炉坍塌等重大事故，后果相当严重。
共生单元是指参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从生成到消亡整个生命周期的政府、媒体、网民等相关主体。在相关政策法规下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等共生界面的媒介作用［13］，各共生单元主体之间能够实现能量与信息的共享。政府拥有政策资源，媒体拥有信息资源，网民拥有知识资源。因而，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有效导控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实现有效协同的动态过程。
2．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模式
第一，寄生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许多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要依赖于共生单元中的某个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如在导控初期，舆情的导控往往只依赖于其中某个具有主导作用的共生单元。
将案例融入课堂中，可以使学生将书本上较为枯燥的会计学原理及方法带入到不同的情景中，通过对案例的背景及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分析，从而使学生感到身临其境，达到更好地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解会计凭证处理流程时，以案例为基础，可以将学生按照角色进行分组，分为出纳岗、总账会计岗、会计主管岗等，由每组学生负责不同岗位的业务处理，在此过程中，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会计业务处理流程。因此，案例教学法重点之一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利用案例达成更好地教学效果。
假设3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政府与媒体都处于较为优质的成长环境中，一定的政策、信息等资源能够相互促进，政府和媒体的导控能力会越来越大。设Q表示某个时刻t的导控效率，政府和媒体的导控水平分别为 Q1（t）和 Q2（t），且为连续可微函数。设s1和s2为政府和媒体导控效率的固有增长率。由Logistic的演进规律可知，政府的舆情导控能力存在最大值，且其导控能力不断得以提高，与此同时，舆情导控效率的增长呈下降趋势，直至趋近于 0，且 s（q）为 q的线性函数，s（q）＝ s－rq（s，r＞0）。
第三，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作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主体的政府、媒体和网民等共生单元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共生界面的媒介作用可产生新的成效。如政府与媒体进行合作可以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而媒体可以随时监督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行政的廉洁与高效。
3．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环境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平台等在内的硬环境以及政策、人文在内的软环境。优质的共生环境能够提升各主体间的协作与合作效率，进而提高舆情导控的成效。因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是在某种共生环境下由政府、媒体、网民等多个共生单元主体借助共生界面由寄生共生界面向偏利共生界面与互惠共生界面演化的动态过程，具体的演化过程如图1。
图1 共生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
三、基于Logistic模型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机理
Logistic模型能够有效地描述种群增长的态势，种群的发展初期增长速度较快，但当增至一定节点时，速度便会递减直至停止。与之类似，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同样是在由多个单元主体形成的共生网络中进行演化的。因此，本研究基于Logistic模型构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模型，以揭示其导控机理。为使模型简化，选取舆情相关主体中的政府与媒体进行建模，并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假设“1”代表政府，“2”代表媒体。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共生网络中的要素包括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在各要素的有效组合中，共生网络的导控水平存在一个最大值，令Qm1和Qm2分别为政府与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所取得的效率。
假设2假设政府与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导控水平的发展变化是符合Logistic规律的。
第二，偏利共生模式。该模式是指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中，某些共生单元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对其他主体造成损害。各导控主体在这种共生模式下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进而促进其舆情导控能力的提升。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涉及包括政府、媒体、网民等在内的众多主体，因此需要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共生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在共生的环境中，共生单元间按共生模式形成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12］。政府主体能够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各主体间可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的交流与资源的传递，以实现舆情的有效导控。因此，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实际上可视作政府、媒体、网民各主体间的共生过程，即用共生理论揭示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较为适切。
那一天，一个相熟的部下，拿来一根钓竿让他试手。这钓竿别的没什么好处，只是底端握把设计得很体贴，有个护套，表皮粗糙，能增大摩擦，便于握牢，更妙的是，就连手指的凹陷处都设计得很合理，拿起来很熨帖。有了这玩意，再大再重的鱼钓起来也不吃力。试握之后，李霸崖很满意，刚想收下，贴身护卫提醒他，德公公说过，来历不明的东西收不得。
本研究在文献查阅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研究构思，然后根据文献查阅及问卷分析，对小学生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积累策略进行研究。除了采用文献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式（3）则为 Logistic 模型方程，dp／dt在q（t）＝qm／2处取最大值，当 q（t）趋于 qm时，Logistic 系数对导控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可使政府及媒体的导控水平达到最大值。
由此可知，政府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的时候，导控水平符合：
而媒体在独立进行舆情导控时，导控水平符合：
由式(1)可见,通过改变杆件初始和终点起吊角度以及3个杆件的长度去实现改变起吊高度、物体移动距离等起吊参数,得出了起吊参数对该机构的影响规律,即通过改变杆件各参数可实现.
在共生网络内部，政府和媒体能够通过优势互补更好地进行舆情导控。因此，这种导控方式是非常高效的，可使各自导控效率最大化。这时，政府和媒体的舆情导控模型方程分别为：
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模型中，当政府与媒体两个主体达成稳定的协同关系时，网络舆情的导控便会趋于稳定，即：
由于y1（0，0）是指政府和媒体导控效率均为0，即无法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y2（qm1，0）是指政府通过协同各个方面的因素达到的一个最大导控值，而媒体的导控效率却为0，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舆情导控共生现象，y3（0，qm2）是指政府依靠自身因素的协同导控效率为0，而媒体的导控却达到最高值qm2，这种情况下也无法产生舆情导控共生现象。以上三个平衡点均不满足共生条件，因此不予考虑，而平衡点符合经济学原理条件：
由不等式方程组（8）能够得出c1c2＜0，此为舆情导控共生稳定的因素条件之一。
通过对方程组（6）中得到平衡点的解进行运算处理能够得到：
该式的系数矩阵为
上述是系数矩阵A，由于｜A｜≠0，所以特征方程是 ｜A－ λI｜＝0，即λ2＋mλ ＋n＝0，m ＝－s1（1 － 2q1／qm1 ＋ c1q2／qm2） ＋ s2（1 － 2q2／qm2＋c2q1／qm1），n ＝｜A ｜， 所以当m ＞ 0，n ＞ 0时，平衡点可以是稳定的，反之则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将平衡点代入系数矩阵A中，可得0＜c1c2＜1。y4是稳定平衡点，在舆情导控网络中共同进行舆情导控时，政府与媒体的导控效率分别为因此，在这种对称互惠关系中，政府与媒体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达成稳定的共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舆情的导控效率要远高于各共生单元主体独立导控的效率，这种共生模式是较为理想的舆情导控模式。
演唱民族声乐作品时，除了关注发声技巧之外，更应注重情感表现。即使是同一部作品，声音不同，作品韵意也存在差别。故而，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情”的作用，无论是发声、还是歌词把握，都要突出“情”这一字，从而使作品情感传达更加准确。演唱者可依据声乐作品背景及情感氛围，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音色。当然，该过程中，声音也很关键。民族声乐演唱者要注重基本功练习，灵活把握歌唱技巧，通过声乐作品本身，将真挚的情感表达出来。声乐演唱者要善于借鉴优秀的作品，并将其应用到自身实践中，情感和技巧兼备。
四、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及疏解对策
（一）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基于案例的对比分析
本研究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这两起特大事故均发生于2015年，且两起事故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前者造成442人死亡，后者造成165人死亡［14］，同时都造成较大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但舆情导控效果却截然不同，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1．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共生单元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走势图可直观地反映出舆情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还能从侧面反映出舆情的导控效果。根据相关舆情监测系统的有关数据分别绘制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舆情传播走势图，分别如图2、图3所示。
图2 2015年6月1—5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图3 2015年8月12—23日“天津港”爆炸事件舆情走势
数据来源：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
由图2、图3可知，事故发生后都在短时间内迅速生成较大舆情，且都在事件发生的次日达到峰值。相比之下，“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峰值较高，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舆情的消亡较为迅速，基本在5天内，舆情数值便趋近为0，而“天津港”爆炸事件舆情持续的时间较长，舆情消亡速度较为迟缓，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相比，“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导控效果较好。
2．社交网络平台报道情况分析
社交网络平台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它对于舆情的产生、传播、导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相关舆情监测系统及媒体平台的有关数据分别绘制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及“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媒体平台报道情况对比图，如图4、图5所示（见下页）。
当 s＝qm时，增长率为0，即 q（qm） ＝ 0，从而得r＝s／q，于是得出：
由图4、图5的比较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后，信息通过各种移动社交网络平台传播出去，其中微博的报道与传播比重都是最高的，分别为64．30%与42．50%。据统计，“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的质疑舆情总量高达39%，“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负面言论则较少，舆情总体趋于中立，中立言论占总言论的 53．8%［15］，这说明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相比，“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媒体更好地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降低了负面舆情的产生。
综上所述，通过对史料教学的概述，了解到史料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启发学生历史思维，对提升历史教学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效的运用史料教学，合理的选取史料，使史料符合学生学习、成长需要，进而培养学生历史素养。
图4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媒体平台报道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看舆者说公众账号相关数据整理。
3．政府导控效果分析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虽然都是特大事故，但舆情导控效果却相去甚远，这与政府导控有着直接关系。从政府信息披露情况、政府与媒体协同效果、舆情倾向、政府认同度四个方面对两次事件政府舆情的导控效果对比分析，如表1。
“所以，大清是典型的大陆战略国家，他的内在逻辑由五块拼图构成：以满蒙联盟为武力保障，以汉域江南为财税来源，以藏传佛教为宗教思想，以西域回疆为战略纵深……这就是古代中华帝国，能达到的终极形态！”
图5 天津港“爆炸”事件媒体平台报道情况
表1 两次事件政府舆情导控效果比较
政府信息披露情况 政府与媒体协同效果 舆情倾向 政府认同度“东方之星”沉船事件 迅速 较好 中立 提升“天津港”爆炸事件 滞后 较差 负面 降低
由表1可知，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较为迅速。该事件发生次日便召开首场发布会，披露事件救援情况，随后平均每天三场，实时披露事件处理进展。而“天津港”爆炸事件较为滞后，事件发生17个小时后才召开首次发布会，这导致网络谣言的产生。在政府与媒体协同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的效果较好，政府及时披露事件进展情况，媒体及时进行正向播报。而“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效果较差，政府的反应偏慢，媒体也没能及时起到正向引导作用。在舆情倾向方面，前者偏于中立，后者则偏于负面。在政府认同度方面，“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使政府认同度加强，而“天津港”爆炸事件使政府认同度受损，相关数据表明在事件发生后，前者政府认同度为 4．02，而后者政府认同度仅为 2．29［16］。
（二）共生理论视域下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疏解对策
1．优化共生单元
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过程中，政府占据着关键生态位，因此政府应加强引导与协调作用，积极总结舆情事件导控经验，完善舆情导控相关政策，积极为各共生单元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媒体是舆情导控共生网络中的重要主体，因此政府应积极与媒体进行有效协作，不断提升舆情导控能力。网民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关键主体，网民贯穿于舆情生成、传播与演化的整个生命周期，政府应加强与网民的合作，通过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洞察移动社交网络舆情走向，进而有针对性地对舆情进行导控。
中医学认为,周围性面瘫主要发病原因在于正气不足、经络空虚,使风寒之邪易侵袭面部经络,导致面部经气阻滞、营卫失和、经脉失养、筋肉纵横不收。因此,本病治疗要以袪风通络和行气活血为主。
2．构建开放协同的共生模式
为了提升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能力，政府需要积极整合各主体的优势资源，使政府、媒体等共生单元实现导控资源共享。政府与媒体等共生单元在开放协同的环境中能够产生新的能量，如政府在进行舆情导控时能通过媒体及时披露相关事件的处理及进展情况，以避免网络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又能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政府行为，以促进政府行政的廉洁与高效。如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政府迅速反应，通过媒体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的处理进展，这避免了因不明真相而引发的次生灾害，提升了政府认同度。而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反应相对滞后，政府与媒体的协同效果较差，导致网络谣言的大量产生。因此，构建开放协同的共生模式尤为关键。
3．培育多元协同的共生环境
政府是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关键主体。一方面，政府可出台一系列促进舆情导控的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力量为舆情导控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媒体与网民等其他主体应努力营造多元协同的共生环境，积极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舆情导控中来。同时，加强政府、媒体等相关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有利于政府及时了解事件情况，以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最大程度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此外，在舆情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及时运用官方媒体通报事件的真实情况，并积极引导其他网络媒体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媒体自身要牢记职业操守，在报道新闻时不可夸大、歪曲事实真相；网民要克制自己的言论，不可偏激和言过其实，协力维护网络净空。
其实，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承包商，早在投标时就开始研究招标文件、合同文件、相关法律规范，寻找可能索赔的机会。无论索赔结果如何，一旦发现索赔或意识到存在索赔机会后，都会及时提出索赔意向，这是在整个合同实施期间保证索赔实现的前提条件。索赔的关键在于“索”，承包人积极地“索”，发包人才有可能“赔”，如果承包人不主动去“索”，发包人是没有义务去“赔”的。
结 语
基于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与共生理论的契合性，在对舆情导控相关主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构建了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模型，并对其导控机理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得出政府与媒体之间只有形成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多主体协同共生的理想局面。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对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的阻隔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对比分析，得出当前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阻隔因素，并运用共生理论给出相应的疏解策略。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从政府与媒体两个舆情主体的共生关系来探讨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机理，而事实上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的导控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其相关主体还包括网民及其他主体。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究移动社交网络舆情导控中众多相关主体的共生与协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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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Public Opinion in Mobile Soci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CAO Hai-jun，LI 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This facilitates people＇s communication， but also leads to the unremitting spread of negative speech and online rumors．The effective control and guidance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subjects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rol，the ecological symbiosis theory is introduced，the logistic equat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odel coord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and the guidance mechanism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revealed．Based on thi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astern Star”shipwreck accident and the “Tianjin Port” explosion accident，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re given，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bility of the mobile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mobile social network；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guiding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2－0007－07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三社联动’机制研究”（18AZZ015）
作者简介：曹海军（1975—），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理论、城市基层治理、网络社会治理研究；李明（1990—），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网络社会治理、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标签：舆情论文; 社交论文; 网络论文; 政府论文; 媒体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三社联动’机制研究”(18AZZ015)论文;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