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婷
（西安事变纪念馆陕西西安710001）
摘要本文阐述了自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共、共产国际、各派军阀以及英美等国家对于事变的态度挤兑事变和平解决的影响。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影响
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九派横流，从“九一八”事变起，“抗日”成为国人共同的呼声。西安事变更使全国人民的心爆发了。那么，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与之有关联的各派系都采取了怎样的应对办法？最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详细的阐述，如有不妥之处，恭请斧正。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内部就已有不和之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所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陷入不堪。1935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杨虎城（以下为张、杨）作为“剿共”的先锋将领对陕甘的红军发起进攻。但接二连三的失败，加之蒋介石对抚恤金和军饷削减，迫使张、杨不得已另谋出路，寻找中共关系。同时，希望蒋介石能够暂时放弃“剿共”计划，把精力集中在抗日上，蒋介石却一意孤行。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苦陈词，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己见，不做丝毫的让步。在蒋介石的不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强大压力以及中共希望联合抗日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下，张、杨才决意在蒋介石发动第六次围剿红军命令时实行兵谏。
（一）
事变后，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内部出现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张立即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从侧面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日本和英美的利益。亲日派的何应钦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的意愿相同，占了优势，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和国民政府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方面想借此机会将蒋介石以及张、杨一并解决；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从中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要挟南京政府以不损害日本的在华利益为前提解决好这次事变，何应钦在压力之下也只有如此。然而作为蒋介石坚实后盾的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孔祥熙等人，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营救蒋介石回南京。因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别代表日本、英美这两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二）
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共与张、杨集团已就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杨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希望能够获得援助。12月14日中共决定派周恩来到西安，同时派出军队全力协助西安的工作。中共正确分析西安事变后国内外形势的两大前途：一是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者是最好的选择，前者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很快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包括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和中间派；给张、杨实际援助；周恩来在12月17日也应邀住进了张学良在西安的住处，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三）
作为中共坚强后盾的共产国际，中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给共产国际发电，希望能够给予实际的帮助，当时共产国际反对的态度也非常明确。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所属军队毅然叛变并扣留蒋介石将军之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国加深之背景上显呈特殊性质”；12月15日，苏联《消息报》又说“张学良之举动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等。苏联方面认为，张学良是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发动这一事变必然有其利益可图，是想要利用抗日之名目制造分裂。这种错误的认识，持续并影响着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将如何解决的态度。张学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误解到这种地步，虽然苏联及共产国际所给出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中共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一直到事变发生的第八天，共产国际才明确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如何处理蒋介石”这一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是“联蒋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逼蒋抗日”。从抗日大局考虑，中共与张、杨不谋而合，促成了“逼蒋”这一折中做法。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态度，虽说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与中共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反映着苏联本身的战略和出发点。
（四）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日本竭力挑拨西安与南京的关系，反对双方的和平谈判并做好了武装干涉的准备，企图挑起中国的内战。同时还支持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组织亲日政府。而与其相对的英美派，自然也不希望在华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所以表现出积极支持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谈判、主张与张、杨妥协，反对南京政府讨伐张、杨，同时也表示要参与调解。
（五）
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实力派军阀也在蠢蠢欲动。他们中多数表示不支持张、杨的，但是也有例外如广西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以及绥远将领傅作义都是支持的，也主张“用政治解决”。对于地方实力军阀来说，蒋介石一直是采取吞并异己的做法，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占，所形成的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既然蒋介石被抓了，正好是他们得以喘息的机会。而中共对军阀的政策相对宽松，使得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救国要求也日渐强烈，这也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是共同的行为。在张、杨手足无措的时候，从中国共产党到地方军阀所表现出来的意愿，使他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所以在西安事变后，各方态度对张、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推动其和平解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1、《老新闻1936》
2、《西安事变研究》陕西省人民出版社丛一平主编
3、《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桧林主编
4、《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唐德刚撰写
作者简介：时婷，女，1985年2月出生，陕西西安人，西安事变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