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因其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而受到世人瞩目，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进行的革命斗争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它既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又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照金精神’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的教育意义得以彰显
照金，自古就有“日照锦衣，遍地似金”的美誉，也有许多非常美丽的传说。它位于甘肃、陕西交界处，群山环抱，植被葱茏。千百年来，照金一直是拱卫长安古城的一道重要屏障，与金锁关等关隘一道，共同担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重任。不过，真正让照金名满天下的，则是因于近代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更是因于它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
1．一般治疗：少食多餐，减少动物脂肪的摄入，均衡膳食营养。戒烟酒，酒精摄入对疼痛复发、疾病的进展有积极影响，吸烟被认为是胰腺纤维化发展的独立致病因素，可引起胰管及胰腺间质高压、胰腺缺血[9]。锻炼身体，规律作息，保持乐观心态也是有积极效果的。
一、革命力量集结照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的指示精神，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同年9月26日，陕西省委通过决议，确定“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发展武装斗争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之后，相继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起义，但均遭到失败。不断的失败，让省委认识到，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要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建立根据地尚无可能。因此，决定到反动统治相对薄弱地区发展自己的力量。1928年，省委派出刘志丹和谢子长到陕北地区分别开展武装斗争工作。刘志丹和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在倒水湾建立了一支南梁游击队。谢子长在陕北榆林各县开展游击斗争，之后与从山西前来的由刘天章领导的晋西游击队汇合，共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1932年初，陕北游击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与刘志丹部汇合，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组建后，经过一系列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部队也逐渐发展壮大。但当省委派李艮担任军委书记，主持陕甘游击队工作后，形势却急转直下。李艮不懂军事，也不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在执行政策方面树敌过多。同时，对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不仅不采纳，还大加训斥，因而导致了五顷塬战斗的失利。原本500多人的游击队，经过此役，人数骤降至200多人。在敌人不断围剿的情况下，被迫分散游击。一部分人员在刘志丹、谢子长带领下，进入照金地区。根据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入照金地区的游击队与陕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一起，开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几经辗转，也于此时进入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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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
总结多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和当时一些具有正确认识的革命实践者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照金地处山区，人民生活疾苦，容易发动群众。又处于甘陕交界处，属于两不管地段，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加之进可以威逼西安省会，退可以利用地形分散游击，完全能够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有着天然的有利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刘志丹等人开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实践活动。1933年3月8日，在照金成立了以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的陕甘边特委；3月中旬，成立了以李妙斋任总指挥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成立以贫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文化教育等职能部门。在红二十六军的配合下，把巩固、扩大照金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在各区乡普遍组建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他们以站岗、放哨为主要任务，保卫红色政权。薛家寨因险要的地理位置成为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这里曾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为红军各个游击队提供被服、医疗、枪械等后勤保障。这一时期红军的影响力，日见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十六军二团，扩建了2个步兵连，人数发展到300多人。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初步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因此得到统一指挥，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到1933年秋，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力量已覆盖耀县、淳化、铜川、宜君四县，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三、照金危局与陈家坡会议
根据地虽然暂时失守，但留下的游击队仍在继续坚持战斗。
四、包家寨会议与永远的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大行其道时期。当时的陕西省委一些领导人成为王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明确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认为这是一种逃跑主义倾向。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杜衡（又名杜振清，杜励君）被陕西省委任命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后，原来的领导成员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都被解除了职务，受到批判，因部队在凝心聚力和军事上的需要，刘志丹被留下任参谋长，但实际指挥权归杜衡。当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照金刚刚打开点局面，杜衡就强令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给以刘志丹等一些反对他错误主张的同志扣上“右倾”“梢林主义”的帽子。杜衡的一味蛮干，使照金的革命环境变得一天比一天差。但杜衡认为这样的局面是因为部队打游击造成的，他固执地认为，根据地的扩大要到人员和物资丰富的地方去，因此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渭华地区固然人员和物资丰富，但也是敌人力量强大的区域，虽然刘志丹、金理科一再反对，但杜衡身居主要领导位置一意孤行不接受劝阻，坚持让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这一个团）离开照金，孤军深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华地区。结果，300多人的红二团在渭华地区几乎全军覆没，当年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的红二团人数不足20人。1933年7月因杜衡被捕叛变，陕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当此之时，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8月14日，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会议，最终确定继续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集中指挥三支武装力量；制定了陕甘红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的总决议。9月，国民党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老幺、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铜川县民团，乘红军主力不在照金之机，伙同叛徒陈克敏向照金苏区进剿，边区特委、政府组织一切战斗力量坚决御敌，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0月，敌又向薛家寨发动进攻，边区军民凭险扼守，因叛徒陈克敏带领敌人从后山岩壁间约200米长的石缝偷袭成功，红军阵地被突破，照金根据地沦陷。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出于保存实力，采取分散突围决策，分别由政委张秀山、总指挥吴岱峰带领游击队员冲出包围。
只是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如何继续开展有效的游击战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每一个游击队员。为此，特委、边区政府、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就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最终确定了今后的“道路”。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撤销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尽快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成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划分陕北、陕甘边、渭北三个战略区；军事后方移至南梁；红二十六军从中策应（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盛赞的“狡免三窟”军事策略）。在这个被后人称为“北方遵义会议”结束之后，革命斗争从此步入正确的道路。三路游击队进行了多次战斗，拓展了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区域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等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为以后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故此，在《民法典》“物权编”的原则设计中，为契合“绿色原则”的要求，应增设“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性规定，作为对《宪法》第26条和《民法总则》第9条的体系性回应。经由上述转变，“绿色原则”将成为普通物权、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相邻关系等物权制度的普遍遵循。循此，物权制度注重发挥资源经济效用的同时，强调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并为物权人“设置必要的维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义务”，彰显物权制度的本土性和先进理念。［6］
五、照金留下的启示
纵观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曲折经历，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断在挫折中觉醒和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事关兴衰成败”。从陕西地区最初多次失败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委某些领导人在早期开展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思想处于朦胧状态，对未来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认识，“左”倾和“盲动”思想长期存在。这种存在，虽然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关，但自身缺乏正确的认识则是其主要原因。这集中体现在发动的多次起义，对敌我态势没有正确的估计，对实际情况没有充分地掌握，更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策略，从而导致关中地区的革命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革命根据地最后之所以落脚到照金，这既是多次失败后催人警醒的结果，也是奋战在一线的有识之士坚持实事求是的硕果。他们中间，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能够在大局面前审时度势，逐渐把目标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区域，通过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长期斗争，逐步建立起了武装割据政权。这种不断在挫折中觉醒和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关键。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实践活动以不争的事实告诫后人，只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面对眼前的实际情况，寻找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之道，革命事业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任何空洞华丽的口号，对于革命事业而言，最终证明都是于事无补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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