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孩子参加了小学组织的“道歉日”活动。老师要求孩子们把想对爸爸妈妈说的道歉，写在一封信上，而后专门组织了一个“道歉信”展览，家长可以去参观。朋友兴冲冲地去看了，最后心情沉重地回来了。因为她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孩子都在为没能考高分而向父母道歉。
“道歉日”的本义，是想让孩子们能够主动为各种“对不起”他人的言行，真诚地致歉，并请求原谅。据说韩国就有个道歉日，在这一天，人们会互赠苹果，藉此表达没能说出口的道歉，特别是向亲近的家人、爱人和朋友表达歉意。
这原本是个温馨有意义的做法，道歉是一种能够让生活变得幸福的能力。孩子们可以道歉的事情很多，可能是自助餐拿太多、吃不了浪费了；可能是看演出时打打闹闹，影响了别人；可能是平时很少做家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父母的付出视若无睹；也可能是待人接物态度不佳……
可惜的是，如今的中国孩子，不会为自己没有遵循公共道德而道歉，也很少会为自己没有及时感恩道歉，更不会对伤害了他人而道歉，却动辄为没有考出好成绩而道歉。
孩子为分数而道歉的背后，站着多少为分数焦虑不已的父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经做了一次在线调查：“89.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因孩子学习而焦虑的父母不在少数，其中40.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多。”
迟早有一天，父母们也会为自己的高分情结道歉。因为眼里只有满分的孩子，常常会在真正重要的人生竞赛中败北。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马林·麦格拉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哈佛近年本科的整体录取率只有5%，每五个满分学生中将有四名被拒绝，其中也包括很多SAT拿满分的中国学生。她说：“我们不需要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学生，而需要一个有抱负、能够脚踏实地，用他们的人生来全力完成一件伟大事情的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这么多的孩子为没有考好而向父母道歉，几乎是一种本能。
但是，好想向孩子们大声说：“对不起！”孩子们清一色为分数道歉，意味着他们日常生活内容的乏味。其实，孩子们应该为没有时间亲近大自然，看看小草发芽、蚂蚁搬家，没能快活地淋着哗哗啦啦的小雨而道歉；为不能找到玩耍的小伙伴、不能在游戏中学习与人相处而道歉；更要为被父母塞进了各种辅导班和特长班，不能寻找真正的兴趣，不能尽早思考人生的意义，不能仰望头顶灿烂的星空、敬畏脚下坚实的大地而道歉。
无比遗憾的是，说到和做到是两码事。虽然我坚持着没有让孩子上任何的辅导班，虽然我努力为孩子留出更多和小朋友游戏的时间，但很多时候，我也是一个真实的为分数焦虑的妈妈。我试着问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如果有一件事需要你郑重道歉，你会为什么而道歉？女儿想了想说，我为上次语文只考了79.5分道歉。我问，如果不是为语文分数道歉，你还有什么可以道歉呢？女儿说，我为数学考试错了好几道题道歉。我接着追问，除此以外，还可以为什么道歉？女儿说，我上次英语单元考的单词拼错了。
身边有家长光补习费就花了八万元，为孩子聘请了昂贵的私教。也有家长把孩子送进“励志型”辅导班，老师每堂课都在为孩子们洗脑，要求他们以上清华和北大为人生目标，否则，他们将来在北京就会“连块瓦也买不起”。
认真研读关于工匠精神的文献，不难发现，聚焦点即是“精益求精”，除此而外，还涉及诸如职业道德和勇于创新的品质等内容。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对工匠精神作比较研究时敏锐地发现，德国的工匠精神和日本的工匠精神是存在差异的。德国制造的核心是让生产“井然有序”，完美分工。德国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在大工业领域精细生产和对生产秩序的逐步完善。而日本的工匠精神，更加重视细节和指标的极致化。
但在西方国家，个人的言行不会太多的被周围人拿来作为参考系，人人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去做哪些事情及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通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太会受别人影响，因此，人们也习惯不去过多关注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审视他人言行的行为会减少，个人的行为对周围人的影响力变小，如果行为出错导致的结果也会变小，不会因为采取的方式异于传统而遭质疑。人们就只担负比较小的心理压力，对行为所负的责任也就没那么大。除非行为的结果影响到相关者的利益时，利益相关者便会采取行动来制止该行为。所以，西方文化中考虑问题时，可以对事件本身做出评判，换了个主体后，结果还是一样。
我半晌说不出话，终于鼓起勇气，郑重对女儿说：对不起，妈妈向你道歉。
田朵最烦小宁说她矫情，在她看来，那不是矫情，那叫精致。她举着被小宁“腰斩”了的牙膏从洗手间出来，“我不用，要用你用，给你！”她想都没想，就一把将手里的牙膏扔了过去。
摘自《支点》
标签：孩子们论文; 孩子论文; 工匠论文; 自己的论文; 父母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幸福》2019年第5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