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内亚”及其“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成为中国历史学界讨论的“热词”，但学界对有关概念的考订、辨析、认识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日趋重要。中国学者在“内亚”概念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涉及地理、区域、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但需要注意“内亚”概念在解释和使用中存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内亚性”“内亚传统”等具有方法论价值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也需要更加明确的界定。在认识“内亚视角”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性的同时，应重视 “中国性”概念的范式价值，并进而能在“内亚”与“中国”之间找到新的话语方式和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历史观。
[关键词]内亚；内亚性；内亚视角；中国史
“内亚”或“内陆亚洲”[注]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意见是：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但因“内陆亚洲(Inner Asia)”“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三者在涵盖的最大地理范围意义上比较相近，均被理解为以欧亚草原为中心，包含不同种族、语言、文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地域，故三词亦存在着混用的情况。一词是近几年来在历史学界被热议的一个概念，而与之相关的“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也被频繁使用。但搜检相关成果与议题可知，论者对“内亚”的理解和认知各不相同，即使如罗新、钟焓、孙昊、程秀金、刘文鹏等在相关领域有专文讨论的学者[注]相关文章参见罗新：《内亚传统的连续性与中国历史的内亚性》，载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孙昊：《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载《文汇报》，2016-05-06；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5)；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16(4)。，对有关概念的考订、辨析、认识和使用也存在差异。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介绍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讨论目前在中国学者研究中“内亚”概念的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尤其期望通过对整体性研究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内亚性”和“内亚视角”的梳理和界定，能进一步明晰与“内亚”概念相关的问题研究和范式价值所在。
一、中国学者的“内亚”概念及其使用
“内亚”概念自19世纪产生以来，在国外学界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学者首次对国外“内亚”一词专文进行溯源考证的是程秀金，他认为“内亚”概念最初为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提出，而俄国的地质学家穆希凯托夫把内亚解释为亚洲大陆闭塞的、无通向外海河流的地区，所以内亚最初作为自然地理概念被使用；其后被拉铁摩尔、罗茂锐、塞诺、傅礼初等内亚史学者使用和发展，其内涵也逐渐演变为包括语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研究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注]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国外学者在“内亚”概念下讨论涉及中国史研究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或认识是：内亚在涉及传统中国的地理范围上，最大的区域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最小的范围则是19世纪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在语言和民族学范畴内，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阿尔泰语系的各民族。在政治组织上主要是指长城外的游牧政权或草原帝国。另外，在文化或文明冲突研究视野下的“内亚”概念，关注不同经济、生态的接触地带、或称之为文明的边缘这类过渡地带，即拉铁摩尔所谓的游牧力量的“贮藏地”对“内亚”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
从图3可知：八五○农场地下水从1997—2006年地下水位下降1.470 m，平均年下降0.134 m。随着水田面积的增加，单井下降的速率没有明显变化。
国内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成果的题名上借用“内亚”或“内陆亚洲”概念的历史并不长，笔者所见国内最早冠之以“内亚”或“内陆亚洲”作为成果名称的是199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注]南京大学元史教研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论文集。其后钟焓于2005年发表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注]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5(1)。一文，则率先关注了“内亚”作为一个特殊文化圈概念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此后虽有2009年潘志平的《“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和2012年南开大学张建的博士论文《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注]潘志平：《“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张建：《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二文发表，但前者所论与中国史无关，后者的概念使用则仅体现在标题上，正文中基本不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因此可以说，直到2014年以后，“内亚”的相关论题才开始集中呈现，尤其是近两三年，更有泛滥的趋势。
目前中国学者对 “内亚”概念变化的认识和表述，比较典型的如孙昊在《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中所表达的：
在内亚，尤其在内亚游牧帝国的政治中心地区的蒙古高原，政治领导权的确立与更替同样有自己独特的仪式性表达，这一仪式固然随着时代、族群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更替，但也有清晰可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贯穿其中，使内亚政治文化迥然有别于华夏传统而自成一系。⑥
从孙昊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其所谓的“内亚”包涵了三层含义，一是“内亚”是指内陆欧亚地理范围中地域和文化特征最为典型的蒙古草原地区，二是内亚政治体的典型特征是游牧帝国，三是从区域文化或文明研究对象的认识看，内亚的“标签”经历了从野蛮落后的象征到草原文明的核心的过程。
检索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国学者们在“内亚”概念下关注的主题或研究的问题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
第一，介绍、评介国外“内亚史”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以介绍欧美“内亚史”研究学者的成果居多。如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选编翻译出版的《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注]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选编：《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一书，介绍了被称为“内亚大汗”赛诺的相关论文著作。黄达远、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注]黄达远、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一书，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另外，袁剑的《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注]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一书，介绍了拉铁摩尔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果以及中国学界在20世纪对其理论的接受过程。钟焓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注]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是近年来出版的介绍国外内亚史研究状况比较系统完备的著作，全书约 33 万字，分六章依次评价了伯希和、塞诺、傅礼初、乌瑞夫人、王明珂、森部丰六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治学特点，作者对他们的评析涵盖了从 20 世纪前期直至最近以来内亚史研究的不同流派与各自取向。此外有如邵建东、刘迎胜翻译的由德国学者帕拉斯所著的《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注]P.S.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傅正的《美国“内亚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偏见》[注]傅正：《美国“内亚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偏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2-08。等论著。这一状况表明，国外理论或研究成果的介绍，是中国学者笔下“内陆欧亚”或“内亚”概念使用的肇端和重阵。
称取原料20 g，加入10倍水研磨，后按2%，3%，4%，5%投料量将胰蛋白酶投入，按2.3.2.4的方法酶解，45 ℃恒温,反应时间为60 min,将pH调节到8.0的条件下进行酶解，结果见表1。
他将“内亚传统”表述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政治、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一套关于政治领导权确立与更替的独特仪式性表达。笔者认为，罗新关于“内亚传统”的界定，是着眼于其迥别于华夏传统而言的，这对于讨论中国王朝中的“内亚性”非常有意义。即以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为例，作者对北魏的举毡旧制的探讨，是通过对拓跋鲜卑政治传统的考察，说明游牧政权的“内亚传统”问题，他说“只有从内亚传统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不仅草原上突厥和回鹘的可汗们经过这一仪式之后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而且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北魏的大多数皇帝们，以及后来元朝的皇帝们，都是由七个王公贵人用黑毡托上皇帝宝座的，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立汗仪式”[注]。
糖尿病的临床类型主要包括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NIDDM、2型)和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1DDM、1型)。其中2型糖尿病例约占90%。治疗糖尿病必须坚持早期性、长期性、综合性、个性化的原则。治疗的根本目的,是使患者的血糖达到或接近正常水平,纠正代谢紊乱,消除糖尿病症状,防止并发症,维持良好的健康和活动能力,延长寿命,降低病死率。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生活护理发挥了积极而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饮食护理和适度的体育锻炼。本研究中,35例糖尿病患者经药物治疗结合有效的生活护理干预后,血糖均恢复或趋于正常,精神状态改善,体力增强。
第三，古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中的“内亚”概念，更多的是泛指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包括西藏、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如《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中收集论文30篇，涉及蒙、藏等内亚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物、典制、民族关系等，被称为国内外蒙元史及西北民族史学界特别的“学术集刊”。王颋所著的《内陆亚洲史地求索》及《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注]王颋：《内陆亚洲史地求索》，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王颋：《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两书，用考据和文献等方法对从夏至明朝与北方民族相关的地理、乐器、物产、宗教、传说等内容进行了考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整理出版的《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注]韩儒林：《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选编了韩儒林的蒙元史研究成果和西北地理札记，也涉及对匈奴、突厥、吐蕃等民族政权探讨的文章。耿世民于2015年出版的《内亚文史论集》[注]耿世民：《内亚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古代突厥—回鹘文献和古代西域—中亚语言、历史文化的近40篇论文。王东平在介绍刘迎胜所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等研究成果时，也冠之以“内陆亚洲史”研究的新成果。[注]王东平、魏志江：《内陆亚洲史和中国海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成果——评刘迎胜教授3部近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4)。此外如邱轶皓：《“骨咄”新考——对内陆亚洲物质交流的一个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2)；唐均：《内亚草原帝国城市缘起的多个层次——基于女真文所记相关术语的源流爬梳》，载《都市文化研究》，2017(1)；石雅如：《变动的内亚与儒生的理想——8—12世纪关于“胡服”的话语变迁研究》，北京服装学院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文，均是将北方民族文化视为“内亚”概念使用的前提。
第四，作为研究范式或视角的“内亚”概念，越来越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典型的如姚大力的《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注]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载黄达远、袁剑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13-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一文，满怀热诚地介绍了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认为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知识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注]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16(4)。一文，则介绍了“新清史”学派如何对欧美和日本学界“内陆亚洲”理论进行运用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体系。游牧文化传统也是“内亚”视角下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罗新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钟焓的《“四海之内皆可汗”——论内亚汗权体制中的“有限性君权”》[注]钟焓：《“四海之内皆可汗”——论内亚汗权体制中的“有限性君权”》，载《文化纵横》，2017(4)。、曹金成的《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沈睿文的《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黎镜明、李沙沙的《内亚传统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历史演进》[注]曹金成：《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沈睿文：《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载《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2015；黎镜明、李沙沙：《内亚传统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历史演进》，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等文，均是通过“内亚视角”将北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制度传统进行整体性讨论的典范。
综上可知，在“内亚”一词的包裹下，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貌，甚至不乏被追求学术“时髦”者滥用或泛化的倾向。总之，基于“内亚”概念在解释和使用中出现的这种随意性、不确定性，学界有必要反思和做进一步的澄清工作。
2008年以前，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而且增长较为缓慢，但是2008年之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迅速上升，2008年到2017年增长了31个百分点，截止到2017年年底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达到49%。杠杆率过快的增长意味着意味着偿付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增加，但是由于中国居民具有大量的流动性资产可以对抗流动性风险，所以居民部门杠杆率风险并不高，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并不需要过分担心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
二、“内亚性”“内亚传统”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
“内亚性”和“内亚传统”均是“内亚”一词的衍生概念。如果说，“内亚”更多的是在地理或区域意义上被使用，“内亚传统”多用来指代非汉文化或制度体系，而“内亚性”则是对中国各王朝中体现出的“内亚”因素的一种整体性描述。所以，“内亚性”是一个与“内亚传统”在研究对象和解释范畴上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厘清这两个概念对于边疆民族史和中国史的研究意义，显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一)什么是“内亚性”
目前学界所谓的“内亚性”，主要用于概括历史上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方面和影响程度。就笔者所见，首次在研究成果的题名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罗新，他在《内亚传统的连续性与中国历史的内亚性》一文中认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和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存在着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内亚历史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表现为“内亚传统”，而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表现，或者说中国史中与内亚史交织的部分为“内亚性”。他同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上是不均匀分布的。“固然，那些以来自内亚的族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北朝、辽、夏、金、元和清，其历史内容理所当然地洋溢着强烈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深刻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充斥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注]⑥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66-73、2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此外，钟焓在《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明帝国与内陆亚洲的历史关联遭到了相对消极的评估，如果在中国史中发掘出“内亚性”的历史因素，那么就不仅要重视对北朝和辽、夏、金、元、清等北族政权的学术研究，进而还应该认识到，像汉、唐、宋、明等王朝统治时期，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重要，并从君主形象的多元性、合璧文献和宗教影响三个方面与清朝的“内亚性”相比附。[注]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5)。在《重释内亚史》一书中，他进一步将“内亚性”的研究对象细分为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变形、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和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三部分，同时介绍了相关国内外著作中对此三种“内亚性”的研究。[注]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6-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相比较而言，罗新主要着眼于“内亚性”在中国历史上长时段的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而钟焓则对“内亚性”的具体表现上做了内容层面的划分。
其三是立足“多元”看中国。张广达在《从内亚史视野观察十至十三世纪的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演讲中，认为从内亚史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探讨的主要是内亚草原骑马游牧的流动族群与中原农耕定居地区的编户齐民之间的异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与之相似，孙昊也认为从内亚视野看辽史的关键问题不是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之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相似性，不是将辽史置于内亚史的解释框架，而是探讨内亚传统在辽朝社会政治体制建构和维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唐宋变革的历史情境，认识到辽朝历史的多元性特征。[注]孙昊：《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载《文汇报》，2016-05-06。事实上，这种基于族群互动视角下对中国史多元性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罗新所否定的以中国史本位的“内亚视角”研究，即借助某些内亚史研究以对中国史作补充性解释。笔者以为，这种借鉴“内亚”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成果之后的中国史研究，似乎在叙事体系上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也是学界普遍所寄望的一种研究指向。这种研究指向试图摆脱过去汉化视角下的王朝史叙事旧路，又不满足于以内亚民族为主体的局部性研究，而是希望在正视内亚民族影响下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
(二)关于“内亚传统”的认识
但是这也将引发另外一个疑义，即“内亚”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内亚传统”概念导致的同质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的问题。从罗新的讨论可知，他所谓的“内亚传统”其实就是游牧社会、游牧文化、游牧政治体传统，所以在其讨论的议题中“内亚传统”的内涵具有同一性。而学界对于“内亚”的解释和使用是繁杂的，即以最狭义的“内亚”地理范围而言，也包括蒙古、新疆、满洲等地，虽然它们相对于中原而言，其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就其内部来说，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主体、文化传统等条件也都各不相同，将其政治、文化特征概括为均质的“内亚传统”是否会抹杀其各自的独特性，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学界对“内亚传统”的理解与罗新近似，多倾向于“游牧特性”或草原特征，然而其内涵的“非汉传统”或“非中原传统”的指向则意味着可以将之放射到其他农耕、渔猎、绿洲等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上。因此，目前对“内亚传统”概念内涵的过分简化的表达与其外延使用并不相符合，即可能导致所谓的“内亚传统”变成一个只是相对于“汉文化传统”或“华夏传统”的伪概念。其实，如果进一步深究，“华夏传统”本身就是一个为人所熟悉却含糊不清的概念。因为传统往往指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延续，它必然需要在时代的现实中寻找它的客体表现。若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任何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概念、术语、命题、名词都是一种语言符号，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对这种符号的运用与它要表达的语义之间并不可能完全吻合。[注]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27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所以笼统地以“华夏传统”抑或“内亚传统”对历史进行长时段的概括容易忽视其内部的差异性所在，也缺乏足够的内涵支持。
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域相毗邻的独特地域。其中蒙古草原又是历史上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无论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十分典型，又可称为‘内亚’(Inner Asia)。‘内亚’在学术话语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最初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在传统史家记事中，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曾反复出现，而当代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内亚’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域，越发地重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了。[注]孙昊：《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载《文汇报》，2016-05-06。引文中Central Eurasia或为误译，内陆欧亚在国内多译为Inner Eurasia，Central Eurasia则为中央欧亚。
第二，区域史，即作为区域地理概念的“内亚”是中国学者研究成果中出现较多的一个领域，但在使用时受国外学者的相关表述影响较大，并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如杨镰谓“内陆亚洲(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蒙古国、俄领中亚)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区域”[注]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载《读书》，2007(3)。。乌·额·宝力格则认为中国的“内亚”边疆，即今日之内蒙古、新疆、西藏。[注]乌·额·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载《文化纵横》，2017(2)。黄达远称“内亚”主要指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中国新疆为中心的地理概念，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视为同义语。[注]黄达远：《18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载《学术月刊》，2014(8)。潘志平在《“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一文中，“将中亚五国与其相邻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的西北北部地区”称之为“内亚”，且作者强调，自己在“这里只是借用了‘内亚’，而非拘泥于其内涵和外延”[注]潘志平：《“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值得注意的是，罗新所谓的“内亚传统”，不仅仅停留在讨论某一游牧民族的制度或文化上，而是将其作为民族史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因此，他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专辟“内亚传统作为一个方法”一节，讨论作为一种方法的“内亚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他以北魏清河王绍即位仪式上的君臣对话和突厥立汗仪式上新可汗预言自己在位年限为例，说明“内亚传统的连续性，意味着在与外部政治体、文化体接触并接受影响的同时，内亚各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治体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保障内亚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能获得连续的传播和发展，无论是在时间上(从六世纪到十世纪)还是在空间上(从鄂尔浑河谷到伏尔加河谷)”。而内亚游牧世界这种象征性文化符号的跨语言、跨地区、跨时代的传播继承与发展，正是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美妙诠释。[注]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50、59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内亚传统”的确是整体性和连续性考察内亚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内亚传统作为一种方法，可能还在于提示我们如何将内亚历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单元进行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中原王朝史的附庸。
如上所述，罗新在最早关注“内亚性”这一概念时，就指出与它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内亚传统”，那么何谓“内亚传统”？目前学界对此给出较为清晰的描述的学者仍然是罗新：
除了对“内亚传统”这一概念认识本身需要注意外，其与“内亚性”的关系也应进一步区分。根据罗新的论述，“内亚传统”与“内亚性”实际存在相伴生的关系，如果说“内亚传统”的概念是相对于内亚政权的建立者而言的，“内亚性”则是受“重叠关系”影响的中原王朝的特征，但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建立者中除了来自中原地区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治体外，还包含了来自“内亚政权”的统治民族，而根据罗新、钟焓的观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具备“内亚性”特征，那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原王朝的“内亚性”，除了体现出不均匀或不均衡性外(即可理解为内亚因素的多少不同)，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层面？因此，笔者以为， 在“内亚传统”和“内亚性”概念的使用上，必须明确的加以外延上的限定，前者主要是探讨某一类的北方民族政治文化传统，而后者用于分析北方民族在中国各王朝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在探讨元、清等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的时候，无论是“内亚性”还是“内亚传统”，其概念的解释力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内亚视角”的范式意义及其问题
随着全球史、“想象的共同体”、新清史等西方思潮对传统“中国观”的冲击，同时基于对过去中国史研究中的王朝史范式的反思，不少中国学者试图借助内亚史的研究以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内亚视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笔者认为，“内亚视角”的范式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通过从汉民族到内亚民族历史叙事主体的转换，启发学者关注少数民族对中国史的塑造作用，增进对中国历史多元性和整体性的理解，促进各民族彼此的认同。其二是通过从边疆看中国的立场转换，摆脱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地域视角，从更宏大的地域视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和发展，关注过去所认为的“边缘”地带的历史塑造力量。其三是通过以上两点，立足于当下实际，重新构建一套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中国史叙事体系，在多元族群和地域互动下解释过去的历史。目前国内内亚史研究在此三方面都有所努力，但也面临着由“内亚”及其相关概念本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一)“内亚视角”的研究取向
首先是立足“北族”看中国。罗新在《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一文中认为，北朝兼备内亚与华夏双重文化传统的因素，因此对北朝史的研究有两个路径：一是基于北朝史是中国史的立场，关注汉唐历史连续性，从华夏本位角度研究北朝史。二是基于北朝史是内亚史一部分的立场，即关注汉唐历史的断裂，内亚与华夏两个文化传统的遭遇、碰撞和调适，从内亚史视角研究北朝史，即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是追寻中国北族王朝历史中的内亚渊源，并通过对“北族”某一问题的研究，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局部照亮内亚史，从而使得我们获得对古代历史更丰富立体的认识，就是“内亚视角”。[注]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载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75-91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学界部分的研究实践也基本遵循了这一理路，如曹金成的《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一文，与罗新关于北魏君主举毡即位仪式的“内亚传统”的解释路径相似[注]曹金成：《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可以视为是典型的“内亚视角”的研究。这种基于内亚民族立场的“内亚视角”，与新清史强调内亚民族历史文化因素的研究路径有一定相似性，区别是他们在强调清史的一部分与内亚史是重叠的同时，最终体现的是整体中国观的研究指向。
其次是立足“边疆”看中国。在近年来兴起的“内亚”热中，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注]黄达远、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论文集中，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拉铁摩尔的代表性研究论文11篇。姚大力将其学术理路概括为“从边疆发现中国”，并对其观点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在拉铁摩尔视野中，中国国土由汉地和“长城边疆”两个有机部分构成，“长城边疆”或者谓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并非总是“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而是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来自这一地区共有的“内亚特性”，并认为“这种强调中国的内亚特性、强调从长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就是有些学者所谓的“内亚观”。[注]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载黄达远、袁剑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13-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另一位受到内亚史学界关注的人物是巴菲尔德，他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被认为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是拉铁摩尔之后新的“边疆范式”。巴菲尔德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存在着彼此相对独立而连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在作为两者边界的内陆亚洲地区，双方彼此接触并对对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长时段的视野下，内陆亚洲对草原社会和中原王朝的历史变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注]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继巴菲尔德之后在国内学界引起空前反响的是王明珂的观点，他曾师从于巴菲尔德。尽管在其著作中没有再强调“内陆亚洲”这一概念名词本身，但其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等系列著作中，继续贯穿了前者“从边疆看中国”的研究路径，并有进一步的理论完善。[注]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从拉铁摩尔、巴菲尔德到王明珂，从边疆或边缘看中国的“内亚视角”在学术理论化程度上走的最远，尽管受学科背景和宏大叙事的限制，在具体史料考证上有所不足，但仍在国内学界受到了广泛肯定。
学院坚持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分管教学、学工和科研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蓝岛创客空间、教务处、学工处、科研及校企合作处、人事处、五系、继续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形成齐抓共管的联动协调机制，确保“双创教育试点班”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
可以说，“内亚性”概念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从这两年学界关于“内亚性”“内亚因素”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唐、宋、明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政权的“内亚性”探讨。重要的成果除罗新对北朝、钟焓对明朝的研究外，李鸿宾在《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一文中，通过分析北方因素对唐朝政治体建设和政治集团的影响，认为统治集团中的北族文化血脉在促使唐朝对外扩张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李鸿宾：《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载《学术月刊》，2017(2)。王一凡则关注到了宋朝的“内亚性”问题，并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察了北宋与辽金交界地带墓葬中所反映的“内亚性”文化因素。[注]王一凡：《北宋时内亚因素对中原汉文化之影响——北宋与辽金交界地带墓葬分析》，载《中原文物》，2017(1)。
因此，在流量为40～60m3/h（标准状态下）时，应采用大于70kW的功率，而当流量为30m3/h（标准状态下）时，应采用50～60kW的功率，一般情况下，尽量不采用40kW的功率。
(二)对“内亚视角”相关问题的反思
首先，“内亚”概念的不同解释和使用影响了国内学者对于“内亚视角”的理解和认识。在罗新、钟焓等人看来“内亚”更类似于“内亚民族”概念，其“内亚视角”也主要是基于内亚民族本身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如何看待历史而言。拉铁摩尔、姚大力等学者侧重于“内亚”的边疆属性，将“内亚”理解为华夏边缘的文化和族群互动地带。而张广达、孙昊等提倡的内亚视角，则侧重于对多元族群互动下的中国史认识和解释方面。显然，“内亚”作为与长城以南“农耕地区”相对的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亚洲中部地带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组织以及民族，这样广泛的地区很难以一种均质的“内亚特征”加以概括。因此，学者们在使用“内亚”及其相关概念时，需要明确的界定和谨慎使用，以逐渐明晰“内亚视角”研究方式的确定性指向。
在南水北调受水区内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地下水情况，分区分类确定地下水生态水位。以地下水生态水位作为地下水合理开采的控制性指标，比较直观地衡量地下水开采情况，保护地下水资源。
从本次奇异变化的特征看，与地震前兆异常有一定的相似性(魏庆汝，2000)。另外，汶川地震前，全国地热台网的256口观测井，有40口观测到了疑似异常，震前陡降异常有15口，占异常总数的37.5%。这类异常出现时间与地震发生时间相差多为几天至几十天。虽然兰考豫11井水温、水位突降形态与某些疑似前兆异常类似，但此异常已持续长达一年，期间并没有对应的地震发生。因此，此异常为地震前兆异常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内亚视角”的一个关键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内亚”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提倡“内亚视角”的学者基本上都对过去“汉化视角”的王朝史观提出批评和质疑，认为“汉化视角”忽略了边疆民族对中国历史的主动参与能力和塑造作用。但正如罗新所论， “历史上的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内亚政权之间都保持着空间、文化和人群的部分重叠关系”[注]罗新：《内亚传统的连续性和中国历史的内亚性》，载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69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中原王朝的建立者中除了来自中原地区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治体外，还包含了来自“内亚政权”的统治民族，显然，由内亚政权发展而来的中国王朝与由中原自身生成的中国王朝，其王朝中的“内亚性”存在质的差别，前者的内亚性与内亚传统有关，后者则是外来因素；由“内亚传统”而生成的“内亚性”(如北族王朝的内亚性)与因“内亚因素”而产生的“内亚性”(如汉族王朝的内亚性)应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进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钟焓在批判美国新清史学者以清代的“内亚性”而否定其中国王朝特性时，从君主在不同族群中的多元形象、汉文和非汉文的文献“合璧”现象、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与政教联盟关系三点，论证明朝也具有相同的特征，从而说明明清王朝的同质性，但这种比较忽略了“内亚传统”与“内亚因素”的不同性质和影响程度。何况，清代所实行的多元的政治、文化政策，如合璧文书等，固然有其“内亚传统”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现实的多民族统治需要的结果，是“内亚性”与“中原性”的合并而致的“中国性”结果，而不仅仅是“内亚性”表现。所以，元清与宋明的差异性在于，前者在入主中原而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政权时，内亚传统趋于不断衰减的过程，内亚和中原的二元性界限逐渐模糊，“中国性”特征开始凸显的历史特征；后者则是在内亚因素不断影响下，使中原性在不断融入内亚性成分的过程中彰显“中国性”的本质。
其三，反思“内亚视角”下的“新清史”应重视“中国性”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很多新清史的学者把长城以内的中原地区等同于中国，而将“内亚性”与“中国性”相对立， 他们“强调明清两朝的差异性和断层性，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或清帝国被其定位成内亚性十分突出，甚至有时压倒了‘中国性’的典型征服型统治政权，明朝则被化约成一个相对纯粹的汉人政权，常常被用来反衬以彰显‘内亚性’著称的清帝国的存在”[注]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5)。，认为清朝是中国和内陆亚洲两个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体，所以刘文鹏在讨论“内亚视角”与新清史的关系时，清晰地指出：利用内亚视野对汉化史观下的清史叙事进行新的全面修订，是“新清史”学者要表达的一种史学志向，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其结果就是使“‘内陆亚洲’由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统一体，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释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并可以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所以，‘新清史’以内陆亚洲为基础构建其‘去汉化’、‘去中国化’的理论，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也违背了‘区域研究’的本义”[注]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16(4)。。
因此，如何讨论和叙述“中国”以及“中国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在反思新清史的相关论点时必须要面对的。对此，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一文认为，应当从王朝传承的“正统性”问题上进行探讨“中国”，所谓的“内亚性格”边疆治理措施不过是技术手段和“大一统”格局的前提，而“汉化”也无法概括清代对前代王朝“正统性”的接续过程。[注]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载《读书》，2015(12)。熊鸣琴则认为“中国性”即是古代政权在王朝谱系中的“正统性”。姚大力进一步指出，中国性本身具有多元特征，揭示其内部的内亚性并不会离析其本身的内聚性，而有助于澄清把“中国性”等同于“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只有在承认中国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注]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载黄达远、袁剑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15-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即对于多民族政权中来自内亚和中原传统的诸因素共同作用表现出来的特点，可以用“中国性”概括之。
其四， 充分阐释“中国性”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或可成为新历史观的努力方向。20世纪以来，学界为探索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的规律，多着眼于种族或文化差异，先后提出汉化、胡化、华化、涵化等概念和研究视角，今天“内亚视角”的提出和受到重视，无疑是学术不断推进的结果，亦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但因其关注点在于区域的特征、差异和影响，解决的仍然是局部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性”概念，兼具地理、历史、政治和文明内涵，是当下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恰当表达，但对“中国性”概念的强调并不是要所取代或否定“内亚性”，而是对其难以解释的晚期中华帝国多元性统治的特点进行补充或纠正。袁本罡在《追寻、重构与批判：对“中国性”之本质的三种不同理解》一文中，介绍了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性”概念的不同认识，“海内外学者对‘中国性’的阐述，尽管观点不同，却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当中国从帝国体制中走出迈向民族国家时，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靠什么来获得内在的一致性，从而使他们能接受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也折射出人们对‘中国性’这一概念的态度”。作者从中华文明源流的争辩、“文化中国说”、后现代理论的解构这三种针对“中国性”的不同论述，说明了人们对现代中国与其传统的关系的不同认识。[注]袁本罡：《追寻、重构与批判：对“中国性”之本质的三种不同理解》，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作者所强调的关于“中国性”的论述应“都是以历史以及文化的积淀作为根基”的指向，正是本文所谓“中国性”的研究目标，即通过“中国性”的概念探讨中国多民族政权下内亚与中原因素共同对历史的塑造表现。正如钟焓所言：“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我们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而不能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注]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这种新的历史观，既能摆脱过去以王朝史为叙事主体的旧路，又能避免陷入单一研究视角的极端路径。总之，如何在既有核心的叙事主体又兼具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上展开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仍然是学界需要探索的课题。
The Concept and Reflection of InnerAsia in Chinese Scholars’ Study
QI Meiqin，CHEN Jun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InnerAsia and its derivatives such as InnerAsianess,InnerAsianTraditionandInnerAsianPerspective have become popular terms among Chinese historians,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analysis,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he concepts. Especially, the interweaving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NewQingHistoryandtheInnerAsianPerspective make it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clarify and reflect on the concept of InnerAsia and its derivatives.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onnotations of related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use of the concept of InnerAsia and its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ese scholars’ study. While reviewing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nerAsianessandInnerAsianPerspective for holistic research,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aradigm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ness. It advocates that the historians can find a new way of discourse between InnerAsianandChina and a new historical view more consist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InnerAsian;InnerAsianess;InnerAsianPerspective; Chinese history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研究”(17JJD770013)
[作者简介]祁美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张 静)
标签：中国论文; 传统论文; 概念论文; 内陆论文; 视角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研究”(17JJD770013)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