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世纪以来，有关“高饶事件”的大量史料陆续面世。学术界就“高饶事件”的起点与终点、“高饶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科瓦廖夫报告”与“高饶事件”的关系、毛泽东与“高饶事件”的关系、解决“高饶事件”的意义与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
关键词：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高饶事件”；研究综述
“高饶事件”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影响的党内斗争，因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00年以前，由于史料的局限及社会大环境等原因，有关“高饶事件”的研究及相关史著中的表述多是就当年对该事件的政治定性的进一步阐释，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新世纪以来，随着“高饶事件”的大量史料陆续公开出版，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我国学术界随之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积极关注，围绕该事件中若干关键问题的重新解读与阐释产生出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本文仅就新世纪以来大陆学术出版物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高饶事件”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以期对推动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高饶事件”的起点与终点
“高饶事件”的起点是该研究中首先面临的话题。聂家华等认为，1952年初署名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使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次对东北局工作中的另外一面有所知晓，对高岗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因此该信是党“对高岗问题从开始关注到发现直至识破这一全过程的起点”，也是党“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1］。戴茂林、赵晓光则认为，“东北一党员”来信本意是向中央反映东北区党政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及贪污浪费现象，并非完全针对高岗，称之为党“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既难以令人信服，也与此后高、饶被重用的事实矛盾；“高饶事件”的起点应该从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说起，因为高岗分裂党的活动主要是在该会议上进行和暴露的，毛泽东也主要是从此时察觉到问题的［2］。李良玉指出，“高饶事件”的起点和终点依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表述历史事件的首要原则是始末化，更因为“高饶事件”之表述涉及作为重大政治事件的“高饶事件”和高岗、饶漱石生平中的1949至1955年两个范畴；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称高岗1949年就开始反党是不正确的，虽然1949至1953年间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是高岗反刘进而企图倒刘的客观因素之一，但此行为尚不具有尖锐对抗性质，也未发展成反对刘少奇与周恩来的宗派活动，因而不能将之纳入“高饶事件”的范畴；“高饶事件”的起点应该是1953年1月中旬毛泽东追查新税制一事，因为高岗是通过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进行反党活动的，“高饶事件”的起点就应该以财经会议的起点为起点，而财经会议的起因则是毛泽东查问新税制［3］。武力也持此说，他指出1953年初推出的新税制关涉六个问题，即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处理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公私关系、工商关系、稳定市场和物价，新税制酿成的风波成为当年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思想和政策转向的导火线，并引发了随后财经会议上的党内政治斗争［4］。林蕴晖也认为，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做出严厉批评后随即在组织上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其结果是刘少奇受到指责，周恩来地位削弱，高岗则掌握了更多权力；全国财经会议上一度出现的“批薄射刘”实际上是毛泽东试图通过批评新税制以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统一党内思想导致的；毛泽东此时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打算重选接班人的意图显然也为高岗领会，这就是高岗积极倒刘的直接背景［5］。
与“高饶事件”起点相关的另一问题是高、饶分裂党的阴谋何时被揭露的？以往论著均指出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3年12月24日”条目也写到，该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6］。聂家华等则认为，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识破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但尚未公开揭露，不能将“识破”与“揭露”等同；揭露和批判高、饶分裂党的活动是在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前后，会前的个别谈话已点出他们的问题，是为小范围揭露；七届四中全会有策略地揭露并批判了高、饶的问题，在未达目的的情况下会后举行了两个座谈会以期解决高、饶的问题［7］。范守信指出，受某种固定思维的影响，以往关于“高饶事件”的研究中存在着把揭露高、饶分裂党的活动的时间往前提的缺陷，揭露和批判高、饶分裂党的活动是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因为“揭露”一个人的隐蔽行为必须点名举事，而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及七届四中全会既未点高、饶之名也未举他们背地所做之事［8］。戴茂林、赵晓光则认为，就“高饶事件”来说“揭露”和“发现”无法截然分开，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警告高岗及会前派陈云外出通报高岗问题既属揭露也属发现［9］。李良玉则指出，现有研究几乎都把毛泽东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作为高、饶垮台的标志是不准确的，因为12月13日毛泽东解决高、饶问题的主意已经成熟，表现一是当天毛泽东约陈毅谈饶漱石问题，二是当天毛泽东审阅《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的关于加强集体领导以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非法活动的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处分高、饶的许可令，是对高、饶的政治判决书；促成毛泽东解决高、饶问题的关键应该是11月底来京开会的叶剑英面询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事，此举不仅表明了此前南方之行中高岗继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事，也暴露了某种微妙关系，使毛泽东处境敏感；高岗南方之行中的其他活动以及对高、饶的更多揭发也促使毛泽东决心解决高、饶问题［10］。姬文波也指出，1953年9月毛泽东严令“有薄无林”名单不许扩散后问题未能平息，正是“有薄无林”名单事件的持续发酵促成了“高饶事件”的爆发［11］。
关于“高饶事件”的终点。李良玉认为，1954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已使“高饶事件”画上了句号，翌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问题做出政治结论则标志着该事件尘埃落定；后来因潘汉年、杨帆问题饶漱石被扩大审查并加重处分不应视为“高饶事件”的本来内容［12］。
在全省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陈铁雄） ........................................................................9-9
二、“高饶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根据链条锅炉煤炭燃烧特点，沿炉排长度方向燃料先后经历干燥、挥发分析出、着火燃烧与燃尽等阶段，每个阶段所需空气量不同，所以沿炉排长度方向分多个风室进行分级送风。由于同一风室炉排上方的煤炭处于同一燃烧阶段，所以一个风室内沿炉排宽度方向配风要均匀。但在锅炉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风室端部效应”的影响，链条锅炉沿炉排宽度方向普遍存在横向配风不均匀现象。在强风区，冷风直接进入炉膛，过量空气增加，降低炉膛温度；在弱风区由于煤层阻力增大，燃烧速度减慢，还原反应加剧，使化学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增加，燃烧热效率降低。因此实现链条炉排横向配风均匀、纵向供风合理是提高链条锅炉热效率的关键。
2.4.2 药剂防治该病除选用上述技术原则外，在发病初期常用药剂有：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用种子量0.3%拌种或500～800倍液喷雾，或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800倍液。
近年来，关于“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即将之置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王海光指出，发生在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关头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就治国理念而言，执政后中共党内围绕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政见分歧迭出，此分歧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且同时存在于高中级干部间，以高岗为代表的由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倾向于毛泽东的治国路线而对刘少奇等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的领导人，从思想观念到派系上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隔阂与意见；就利益冲突而言，执政后党内懂管理有知识的干部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国家管理工作的前台，知识型干部占据权力部门要津的状况自然也就招致了那些抱有“打天下坐天下”封建意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的失落与不满，“高饶事件”中“白区党”和“苏区党”的说法就是此一情况的反映；这一理念和利益上的碰撞在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中是很难避免的，“高饶事件”的发生就是这个碰撞的结果［17］。林蕴晖也持此说。他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导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成员基本上是农民，大多缺乏文化和必要的科技知识，而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不少是知识分子，对城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相对熟悉，因而在建国初期的党政机关中占据了较多的领导岗位；从建国的指导思想来看，农民出身的干部更多反映出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希望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经合作化走向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而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则能冷静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赞成以激进方式变革经济社会，主张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和发展；这两种素质和思维的分野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高层第一次权力角逐的深层次原因［18］。武力也指出，新税制风波后对新税制的否定是在三个层次上进行的，首先是对党政关系和党内领导关系的调整，其次是通过批评新税制将全党思想统一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再次是通过纠正新税制中的公私平等、工商平等纳税的观念和措施改变了公私关系和工商关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由利用、限制、改造一变而为逐步消灭，这一切促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及全党对之的认同［19］。李良玉也认为，“高饶事件”关涉党内权力分配和思想政策分歧，涉及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饶漱石的人事关系及毛泽东与高、刘、周的关系，是这三方面相互错综交织形成的复杂政治事件［20］。
“高饶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学者们热烈探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聂家华等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高岗、饶漱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导致的，高、饶将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酝酿变动、调整人事安排以及当时党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若干意见分歧当作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可乘之机［13］。戴茂林、赵晓光则不同意将“高饶事件”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高、饶个人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高、饶自身的错误固然是“高饶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导致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更应该重视；高岗以宗派主义思维方式曲解党内政治生活、追求个人权力并搞非组织活动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建国初期过渡形态的大区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级的行政架构是事件产生的体制因素，党内高层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则是事件发生的认识上的原因［14］。张树新等认为，戴茂林、赵晓光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级”的说法既于法无据，也与事实不符，因此所谓中央人民政府“两级制”管理体制为“高饶事件”的发生以体制上的空间的观点不能成立［15］。曹应旺指出，建国初期确实存在过的类似于“经济内阁”的机构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可知国家计委只是一个部委级机构，并非与政务院甚至也非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平级；高岗虽然后来领导了八个工业部门，但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依然是被协调与协调、被管理与管理的关系；1953年3、4月中财委的领导关系被分割为五个方面后遂产生了体制上的不顺，一则中财委的集中统一领导被弱化，二则中财委的“工”和“劳”权分别归高岗、饶漱石领导，其与政务院的上下级关系不甚明确，正是这个“五口通商”所致体制上的不顺为高、饶搞分裂以可乘之机［16］。
三、《科瓦廖夫报告》与“高饶事件”的关系
毛泽东与“高饶事件”的关系是研究“高饶事件”所无法回避的。李良玉指出，毛泽东与“高饶事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高岗的关系和与刘少奇、周恩来的关系以及这两方面的关系是怎样影响事件的发展的；毛泽东与高岗关系中需要着重研究的是1952年10月高岗奉调入京至翌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前二人的关系，此期间高岗地位上升，1953年4月毛泽东对政府权力收拢和重新分配后高岗除主管国家计委工作外还分管八个工业部门，国家计委俨然第二政务院。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仔细检查1950年前后毛、刘二人不大合拍之处可见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不完全在于思想论点方面，还有刘少奇讲话和处理问题时呈现出来的代表中央的决策性姿态；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反对分散与破坏党委制的情况、要与分散主义做斗争应该包含对刘少奇上述行为的批评。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1952年底到1953年春毛泽东对政务院工作亦很不满，新税制问题强化了此种不满；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撤销、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的出台则反映了毛泽东拆分中央财经委以重组中央财经工作格局、削弱总理职权、扩大高岗权力并提高高岗地位等多重含义，这些信息大约也是造成高岗错误分析形势并在党内制造事端的原因之一［24］。戴茂林、魏子杨考辨指出，目前许多史著中记载的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搬兵”说（即认为在高岗的干扰下财经会议“批薄”调门居高不下，毛泽东建议在外地休养的陈云、邓小平与会）存在诸多疑点：一是陈云7月23日返京，24日与会，而非8月初“搬兵”后与会；陈云与邓小平的发言不是在高岗“批薄射刘”发言之后而是之前。二是纵观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起因、经过、结果可见会上居高不下的“批薄”与毛泽东关系密切，而非高岗主导的。三是8月11日周恩来做的会议结论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代表中央所做，并非去除高岗干扰后做出的；周恩来在会议结论讲话中曾经21次点名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并表示同意高岗对薄一波的评价；毛泽东讲话中也强调批评薄一波是完全必要的，可见此次财经会议最终也未降下“批薄”调门［25］。姬文波也指出，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批薄射刘”的发言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周恩来的结论报告和毛泽东的总结发言包含了陈云、高岗两人大会发言的主要精神，毛泽东将其意见分散在陈云与高岗的发言中，通过陈、高发言形成必要的气氛，从而水到渠成地给会议作了结论；所谓“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及“搬兵”解围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26］。
四、毛泽东与“高饶事件”的关系
《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刊载的《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的十二点建议》公布了1949年12月24日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习惯称《科瓦廖夫报告》）后，高岗与《科瓦廖夫报告》有何关系遂成“高饶事件”研究中的又一热门话题。张树新等据前苏联披露的史料指出，虽然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以证明《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很不正常及报告中贬损其他领导人而褒扬高岗的说辞不难推断出高岗与《科瓦廖夫报告》有密切关系；“高饶事件”的发生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至于这一因素是如何影响了“高饶事件”的发生、揭露和处理则尚待研究［21］。高岗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则指出，称《科瓦廖夫报告》与高岗有关没有确实根据，该报告曾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传阅过，当时仅据报告中若干内容与高岗的有关言论相似而猜测是高岗所为，但高岗至死都不承认是他或他授意写过此类报告［22］。戴茂林则考证指出，师哲所称《科瓦廖夫报告》是科瓦廖夫被毛泽东训斥后“为摆脱窘境”而写给斯大林的“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的说法有误，从科瓦廖夫时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特别代表及报告是于1949年12月24日上交斯大林的情况来看，该报告显然是科瓦廖夫为配合毛泽东访苏而精心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见到报告的确引发了毛泽东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的过分警觉，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建国初期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和处理，但此影响并非如目前的流行看法——只是认识到了高岗的面目，而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高饶事件”前其影响主要是毛泽东对《科瓦廖夫报告》中提到的刘少奇、薄一波、李立三等所谓的“亲美反苏派”的怀疑、不满以至对他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批评乃至不适当的处理；在高、饶宗派活动暴露后毛泽东始把高岗的活动与《科瓦廖夫报告》联系起来，认为是高岗的阴谋误导了科瓦廖夫［23］。
五、解决“高饶事件”的意义与历史教训
学术界还积极探讨了解决“高饶事件”的意义与历史教训。关于解决“高饶事件”的积极意义，李良玉指出，一是使得刘少奇与周恩来的地位巩固加强，人事上的直接结果体现在党的八大上，大会选出的中央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久经遵义会议、延安整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各项重大斗争考验后形成的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构成了党中央的健康体制，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失误都与该领导体制被破坏有关；二是推进了高级干部政治生活规范的建设，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了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六项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关于高级干部政治生活的首份规范［27］。聂家华等认为，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党内斗争，加强了党的团结，促进了党的建设，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也为党的八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28］。
关于处理“高饶事件”方式方法的评价。聂家华等认为，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他们的问题并未上纲到路线斗争高度，组织处理比较宽也比较成功［29］。张树新等也认为，中央对“高饶事件”的揭露和处理本着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个中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是提出的“反党集团”问题，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的说法，事实证明“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并不存在［30］。戴茂林、赵晓光则认为，聂家华等关于中央对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采取了“治病救人”方针的说法不妥，实际上是进行了无情斗争，给予了严格制裁［31］。林蕴晖也认为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并非比较宽松，虽然没有出现像后来党内斗争那样广泛的株连，但也还是存在着株连的；由高岗株连的东北局“五虎上将”一案、由饶漱石株连的杨帆冤案均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大抓“反党集团”的结果［32］。范守信也认为对高、饶的揭露和处理并非比较宽松、比较成功，若当时更冷静一些、考虑更周到一些、工作更细致一些，事情向良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33］。王海光认为，“高饶事件”的处理方式形成了党内斗争中“有罪推定”“一棍子打死”的模式，助长并发展了党内“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风气，对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34］；从后来历史来看，整个毛泽东时代历次党内斗争都有来自“高饶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彻底打倒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35］。
关于解决“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聂家华等认为，当时中央侧重于组织处理而对涉及到的理论认识问题没有搞清楚，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未能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污蔑、澄清党内政治思想是非，反而要求刘少奇就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1947年的老区土改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提法和“天津讲话”四个方面做了自我批评，这等于是确认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少奇晚年悲剧的伏笔已经就此埋下［36］。李良玉认为，囿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把高、饶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一个受前苏联党内斗争错误做法之影响、包含原则性理论错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该结论逐步演化发展遂成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对高、饶的揭发批判采取了算旧账的方法，出现过把高、饶历史上正确的地方也当作错误甚至罪行加以揭发批判的现象；牵涉到的一些政策原则和理论问题如批判新税制、如何对待经济地位上升为富农的党员、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方针的看法、“天津讲话”等，由于事关与毛泽东的分歧当时多半被确认为错误，实际上刘少奇的这些观点符合党的方针路线，是积极有益的［37］。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学术界对“高饶事件”的研究是在持续地向纵深发展，不少观点已经突破既往的条条框框而向基于史实、尊重史料的学术研究回归。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应该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例如2016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称“高饶事件”为“分裂党的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严重事件”［38］，而不再沿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反党事件”［39］的说法。笔者认为，关于“高饶事件”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后的研究应当从进一步厘清许多细节入手，进而理清其中的有关因果关系。当然，这则有赖于更多一手史料的面世。
(1)往往在向斜转折端附近矿层加厚，形成厚大矿体[9]，多表现为勾状体。紧密倒转褶皱可以造成矿体紧密重叠，使矿体加厚或使矿体重复出现。在发生倒转的褶皱构造中，倒转翼常常被拉断，而正常翼则表现出矿体等厚性。
参考文献：
［1］［7］［13］［28］［29］［36］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4（2）.
［2］［9］［14］［31］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4（6）.
［3］［10］［12］［20］［24］［27］［37］李良玉.“高饶事件”笺注［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5）.
［4］［19］武力.一九五三年的“修正税制”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5］林蕴晖.“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M］／／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92—9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1.
［8］［33］范守信.一则重大史实的考证——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1）.
［11］姬文波.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15］［21］［30］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5（6）.
［16］曹应旺.第一届全国人大前的“经济内阁”［J］.党的文献，2009（5）.
［17］［34］王海光.评〈国史札记〉兼论高饶事件［J］.炎黄春秋，2008（12）.
［18］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M］／／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26—127.
［22］张晓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J］.赵家梁，口述.百年潮，2002（3）.
［23］戴茂林.关于“科瓦廖夫报告”的几点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5（5）.
［25］戴茂林，魏子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之我见［J］.中共党史研究，2012（11）.
［26］姬文波.“高岗事件”若干重要问题辨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32］林蕴晖.东北局“五虎上将”冤案始末，杨帆冤案的诱因辨析［M］／／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32.
［35］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高岗事件考辨［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1：38.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452.
［3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93.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Latest Researches into“Incident of Gao Gang and Rao Shushi”in the 21stCentury
FANG Hai-xing
（School of Marx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More and more historial records have been gradually revealed when the scholars in the field have been giving some fresh and insightful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beginning and end，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the role of Igor Kovalyov Report and the role of Mao Zedong in the“Incident of Gao Gang and Rao Shushi”.The paper gives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at in China’s mainland in the 21stCentury.
Key words：general plan fo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Mao Zedong，“Incident of Gao Gang and Rao Shushi”；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871（2019）01-0097-05
DOI：10.16752／j.cnki.jylu.2019.01.018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方海兴（1972—），男，陕西横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YZD15）
（责任编辑：李利霞）
标签：事件论文; 高岗论文; 党内论文; 关系论文; 党史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YZD15)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