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经学诠释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经学,汉学,儒家,范式,儒学,浙东,之义。
经学诠释论文文献综述
张翔[1]（2019）在《儒学史叙述的分断与孔子之义的比附式诠释——清代今文经学发展脉络新探》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对晚明以降中外思想交流与清代今文经学发展之间的主要关联节点做了简要的梳理,勾勒了"大同立教"在近代中国流变的复杂线索。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挪用今古文之争的议题,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节点,将儒学史一截为二,认为暴秦之后的儒学发展悖离了孔子之义,同时以天主教义比附孔子"五经"之义,试图重构道统。此种努力,激发了泰西思想与今文经学的互动和对话。庄存与对"上帝"的论述,及戴望承续其师宋翔凤阐释孔子"太平"之义,与太平天国运动争夺"太平"的阐释权,是两个重要例子。康有为的"大同立教"论述"翻转"了利玛窦等人以"秦火断裂论"为主要特点的儒学史叙述,将其转变为中国文明吸纳西方文明的一种"思想容器",以此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本文来源于《中国哲学史》期刊2019年06期）
景海峰[2]（2019）在《从经学到经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展开的一个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经学是儒学的主体,谈儒学离不开经学,但儒学与经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前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而每一时段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在经学解体之后,现代学术中的儒学话语基本上与经学剥离开来,变成哲学思想等形式;而经学的历史资料则流布于史学、文献学等领域,或收缩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这种状况已持续了百年,所形成的"经学"观念也渐成定势,使其疆域狭窄,形象枯寂,成一死学问。实际上,广义的经学既包括了围绕经典所展开的各种整理和训释工作,也涉及对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义理的诠解与发挥;既有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为中坚的学问形式,也有问道求理的形而上致思趋向。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本文来源于《学术月刊》期刊2019年11期）
余治平[3]（2019）在《周公的殷遗治理及其儒家属性研究——以《酒诰》的文本叙事与经学诠释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周公在平息"叁监之乱"后便着手于殷遗治理。《周书·酒诰》中,周公训导前殷遗民戒酒、止酒,悬为厉禁,态度坚决,手段强硬。以道理晓喻、德性规劝在先,借助于律法刑杀的手段予以强行约束在后,可谓"宽猛相济,先教后诛"。"予其杀"的对象是违抗禁酒令的群饮者,凸显出周初政治军事斗争的严峻性和法规执行的严厉性。当杀则杀,不留情面。教可立德,杀可立威。周公强调治国先治官,司民之吏应当"正身帅民",率先"不湎于酒",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断酒、戒酒、谨慎喝酒的良好风尚。周公借酒所实施的殷遗治理,经由历代儒家学者的注疏训诂和意义诠释,渗透着儒家设刑不用、德主刑辅、教威并举、官为民师等价值取向与精神意旨。(本文来源于《周易研究》期刊2019年04期）
张少恩[4]（2019）在《从经学到国学:近代以来孟子学诠释的学科演进与范式转型》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学科置换的推动,孟子学经历了从西学化经学到经学解体并分散到文史哲的历程。在进入学科坐标后,孟子学的存在形态和研究范式也随着学科演进而发生转型:经学解体后,孟子学最初沿着史学化路径发展,但随即陷入了史料实证化和理论碎片化的境况;其后,哲学化的研究路向使其进入概念范畴,重返了形上学领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范式,孟子学研究均面临着陷入专业隔阂以及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二元割裂的弊端,使孟子学整体研究难以推进。为此有必要设立统摄文、史、哲的国学学科,使其成为未来学科的建构方向,从而进一步推动孟子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发展。(本文来源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胡宁[5]（2019）在《从朱、吕之辩看诗经学诠释体系的转变》一文中研究指出以"衢州之会"为核心,朱熹与吕祖谦就诗经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论辩,汉唐诗经学诠释的弊端被凸显出来,新的观点得以提出并论证。朱熹力诋《诗序》,否定作为汉代诗经学立论之基的"美刺"说,提出"淫诗"说。吕祖谦尽管表示反对,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朱熹的影响。作为论辩的最终结果,以朱熹相关着作言论为标志,诗经宋学这一新的诗经学诠释体系完全建立,"诗叁百"总的精神实质"思无邪"经由重新阐释,回归到个体立诚之本的意义层面上,并强调学者直接领会诗意。这个新诠释体系也有缺陷,并没有在训诂考据上超越前人,且过于注重伦理道德批判,既有损于《诗》的人格塑造功能,又未能在文学欣赏层面上给予风诗应有的地位。(本文来源于《中州学刊》期刊2019年04期）
柏秀叶[6]（2019）在《萧榕年《四书引左汇解》的经学意义与诠释方法》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山东地区研《四书》者,绝大多数以朱注为基础,重在义理。乾隆年间福山萧榕年作《四书引左汇解》,原为子侄易于记诵之家塾读本。但因其"传文俱遵左氏原本段落不敢增减一字",贵在一"真";又以四书为主,尊崇朱注;谋篇布局上有所取舍;评语与注释虽有不足但简明易懂,不失为"四书学"兼"左传学"的入门读本。(本文来源于《齐鲁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2期）
王国雨[7]（2019）在《经学传承与哲学诠释:《诗》儒家经典化的途径》一文中研究指出"《诗》的儒家经典化"过程指《诗》由"先王之政典"成功转化为儒家"六经"之一的过程,是《诗》之意义和精神发生转化与升华的过程。其途径有二:首先有赖于早期儒家经典之学亦即早期经学系统之授受与传承,这是《诗》儒家经典化的现实基础;其次有赖于早期儒家对《诗》的引用和诠释,以及对"《诗》言志"之整体意义的化约,从而使其内涵儒学化,这是《诗》儒家经典化的内在根据。这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一方面,儒家的价值理念不断地被"注入"《诗》文本之中,使其"本义"不断发生延伸、扩充,使其"次生意义"不断被固定化;另一方面,《诗》作为先在的权威文本,以丰富的价值理念和"诗"的灵动性参与到了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之中。(本文来源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姜哲[8]（2019）在《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互动——以《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英译与诠释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方汉学的开端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适应主义"的传教策略之下,耶稣会士对很多儒家典籍进行了翻译与解释,从而开启了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互动共进的历史。刘殿爵以英文撰写论文探讨《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意义内涵,即是这种互动作用的典型案例。在这一过程中,汉学使得某些多少为自身语言的同质性所缓解的经学诠释问题,以一种较为"醒目"的方式重新被突显出来;而经学的回应也促进了有关问题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总之,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这种双向交流特别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敞开与融通互释。(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研究》期刊2019年01期）
姜海军[9]（2018）在《从理到礼:宋代浙东学派经学诠释的范式转换》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宋代,浙东学派与关学、洛学、闽学等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在经学诠释上也有自己独有的思想与方法。尽管浙东学派在经学诠释上,与关、洛、闽学等一样,注重思想义理之学,但在经典解释的归宿上,他们则更强调经制事功,强调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性命道德之学。其次,与当时闽学、心学等理学家注重《四书》学不同,他们普遍重视六经之学,尤其是事关当时秩序、政治的叁《礼》学、《春秋》学。此外,在经学诠释方法上,浙东诸儒不像洛学、闽学等理举家注重性命道德之学的丰富与完善,而是更加注重经史考据等知识性的梳理和发挥。总之,浙东学派尽管与当时的洛学、闽学、心学等同属儒家,但在经学诠释上独具特色,并成为当时经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派,并由此影响了它在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观念。(本文来源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期刊2018年00期）
余治平,唐艳[10]（2018）在《周公训诫:“无彝酒”与“德将无醉”——经学诠释下《酒诰》对酒的使用控制与德性规定》一文中研究指出《周书·酒诰》是周公对卫侯康叔的政治嘱托,尤其强调戒酒、断酒、止酒的重要性。按照周公的规劝,经常不正当饮酒、酗酒,容易为非作歹而败坏世风。喝酒过量会引发非理性,瓦解自制力,甚至导致丧德丧邦,故酗酒不免要受到天罚。"无彝酒"是要求降低饮酒的频次,公卿王孙不能常饮,其原因则出于经济成本、政治统御、信仰信念方面的考虑。但酒在供奉过天帝神祖、完成祭祀之礼后,当饮则饮也不为错。文王、周公始终把酒与个体自我的品行修养捆绑在一起,赋予喝酒以道德内涵和礼教规定,试图借酒立德,通过酒精的检验而确证自己的德性品格。君王教化天下,要从喝酒这样的小事着手,轻忽它则会拉低德性要求而有损德性积淀与培养。酒是天地精华,来源于直接关涉无数人的生命存在的土地与粮食,所以不允许浪费挥霍。(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期刊2018年05期）
经学诠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经学是儒学的主体,谈儒学离不开经学,但儒学与经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前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而每一时段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在经学解体之后,现代学术中的儒学话语基本上与经学剥离开来,变成哲学思想等形式;而经学的历史资料则流布于史学、文献学等领域,或收缩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这种状况已持续了百年,所形成的"经学"观念也渐成定势,使其疆域狭窄,形象枯寂,成一死学问。实际上,广义的经学既包括了围绕经典所展开的各种整理和训释工作,也涉及对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义理的诠解与发挥;既有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为中坚的学问形式,也有问道求理的形而上致思趋向。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经学诠释论文参考文献
[1].张翔.儒学史叙述的分断与孔子之义的比附式诠释——清代今文经学发展脉络新探[J].中国哲学史.2019
[2].景海峰.从经学到经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展开的一个视角[J].学术月刊.2019
[3].余治平.周公的殷遗治理及其儒家属性研究——以《酒诰》的文本叙事与经学诠释为中心[J].周易研究.2019
[4].张少恩.从经学到国学:近代以来孟子学诠释的学科演进与范式转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5].胡宁.从朱、吕之辩看诗经学诠释体系的转变[J].中州学刊.2019
[6].柏秀叶.萧榕年《四书引左汇解》的经学意义与诠释方法[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
[7].王国雨.经学传承与哲学诠释:《诗》儒家经典化的途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8].姜哲.西方汉学与中国经学的互动——以《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英译与诠释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2019
[9].姜海军.从理到礼:宋代浙东学派经学诠释的范式转换[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8
[10].余治平,唐艳.周公训诫:“无彝酒”与“德将无醉”——经学诠释下《酒诰》对酒的使用控制与德性规定[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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