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童年期虐待经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检验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389名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童年期虐待经历、特质应对方式和抑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特质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和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主要是积极应对方式在起作用，即童年期虐待经历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影响抑郁。因此，减少童年期虐待经历，提高个体积极的特质应对方式，有利于降低大学生的抑郁几率。
关键词：童年期虐待经历 特质应对方式 抑郁
抑郁（depression）是指个体产生的持续性的低落、悲伤、无望等负性情绪体验。正处于青少年晚期的大学生，需面对情感、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而成为抑郁易感人群。[1]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调查中，抑郁发生率所占比例约为34.6%～41.3%，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2]青春期抑郁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可能会损害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功能，如交往障碍、学习困难、退缩逃避，严重的抑郁甚至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杀等危险行为。因此,探讨大学生抑郁有助于理解抑郁的产生和发展，为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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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抑郁由负性事件引发，而童年虐待经历作为早期负性事件，可能是大学生抑郁的风险因素。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均显示，早期童年虐待经历会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3]魏杰等人研究表明，在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群体中，有50%的个体在童年期遭受过父亲的打骂，有90%以上的个体其父母亲中至少有一人采用高惩罚、低情感、过分严厉、冷淡否定等不良的教养方式。[4]Bifulco等人研究也证实，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更容易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5]因此，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早期童年虐待经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思潮，旨在通过运用个体的性格优势与美德等练习，对抗不良情绪和症状，从而提高人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5].与传统的团体心理辅导相比，积极心理取向的团体辅导弱化对个体心理问题的关注，更聚焦于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学生，防止接受干预的学生被标签化、污名化、特殊化和去个性化[6]，从而强化学生参与动机，积极投入，获益最大化.目前该理论已运用到了临床心理治疗领域，国内外的临床实践表明，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的团体辅导可长期有效的改善抑郁症患者、贫困大学生、社交焦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幸福感[7-12].
特质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6]它是个体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与应激事件性质以及应激结果均有关系。[7]研究发现，特质应对方式对抑郁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应对方式，是产生大学生抑郁的关键因素和核心特征。[8]学生认知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当面对早期童年虐待经历越多，可应对资源就会越少，导致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增多，他们不能够积极正确地应对，因此在这种无力的状态下，大学生会选择逃避、幻想等消极应对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设特质应对方式能够在早期童年虐待经历与抑郁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多年后提及此事，里根也备感懊恼，他曾对一位好友回忆说，“我当时真的并没有想过要在5分钟后轰炸苏联”，“我以为此时麦克风还没与导播室连线呢。话一出口，我也意识到，自己玩得委实过火，这太不应该了”。
（二）方法
（3）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11]采用姜乾金编制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用以评估个体在生活中对各种事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应对策略，它分为积极应对方式（PC）与消极应对方式（NC），各包含有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1～5级计分，1表示肯定不是，5表示肯定是，2～4为过渡程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15、0.726。
（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采用Radloff（1977年）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专门为评价当前抑郁症状的频率而设计，着重测量抑郁情感或心境。该量表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0～3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9。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某高校抽取大学生被试389名，对其童年期虐待经历、抑郁、特质应对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回收349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9.7%），其中男生108名，女生281名。
（1）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9]采用Bernstein（1998年）编制的儿童期虐待问卷，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测量儿童期虐待的工具之一。该量表包括28个条目，分为五个临床分量表：情感虐待（EA）、躯体虐待(PA)、性虐待(SA)、情感忽视(EN)和躯体忽视(PN)。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1分～5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儿童期的受虐频率越高。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5。
（三）数据处理
为深入分析特质应对方式两个成分（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受童年期虐待经历个体抑郁状态的不同影响，本研究以特质应对方式的两个成分作为模型的中介变量，按照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检验方法[12]，构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童年期虐待经历影响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和抑郁之间的路径系数都显著（β=-0.252，p＜0.001；β=-0.258，p＜0.001），且中介效应值ab=-0.252×-0.258=0.065,说明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与童年期虐待经历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93，p＞0.05),因此消极应对方式不起中介作用。
二、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消极应对方式、特质应对方式与抑郁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01,p＜0.05）；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p＜0.001），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349)
注：*** p<0.001；** P<0.01；* 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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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对童年期受虐待的个体影响抑郁状态的程度，采用百分位Bootstrap分析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抽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见表3。结果发现，“童年期虐待经历→积极应对方式→抑郁”的间接效应路径及总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对抑郁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来说,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699，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8.93%。
表2 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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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21.0和AMO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图1
（三）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本研究假设特质应对方式会在童年期虐待经历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因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式对该假设进行检验。拟合结果分析得出，x²/df=3.778,CFI=0.909,TLI=0.928,拟合指标均在0.9以上；且RMSEA=0.052，小于临界值0.08，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特质应对方式能部分中介童年期虐待经历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见表2。
表3 中介显著性的Bootstrap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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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消极应对方式、特质应对方式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积极应对方式能显著负性预测大学生抑郁，这与童年期虐待经历、特质应对方式与抑郁形成关系相一致。[3]首先，童年期经历过不良事件（如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在童年期负性事件之后在其认知系统中会形成意义模糊的概念并预存在潜意识中，随着个体自我意识不断成熟，预存在潜意识中的这些概念被激活并赋予其道德意义，即大学生会对童年期的虐待经历进行负性评价，从而生成消极的认知图式,进而构成抑郁的易感性。[13]个体会在应激事件上倾向于使用自责、幻想、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即使到成年，遇到类似的应激事件，也会重新激发起童年期创伤时的消极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不断负面强化，进而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苏朝霞等人研究发现，个体遭受过童年期创伤等负性事件后，易产生抑郁情绪。[14]Bifulco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15]而较少采用求助、解决问题等积极的应对方式。
此外，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虐待经历与大学生抑郁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可以得出大学生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越多，其对童年期虐待经历的调节控制水平就越高，产生抑郁的风险也就越小。反之，若个体减少积极应对方式，其对童年期虐待经历的控制水平就越弱，发生抑郁的风险就越大。换言之，有过童年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如通过求助、解决问题，这一应对方式可能会减少个体患抑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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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童年期虐待经历、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均存在相关，并且积极应对方式部分中介童年期虐待经历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大学生处于人生的特殊时期，要想减少抑郁的发生，一方面要正确认识童年期虐待的经历，一方面要在应对方式上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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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136-03
作者简介：印利红，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责任编辑：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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