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中流传最广的基本经典。公元402年由鸠摩罗什翻译成汉文，后来还出现过六七个译本，但大家读得最多的，还是鸠摩罗什的那一种。前不久我用大字行书全部恭录的，也是这个译本。我居然整整书写了一百四十幅宣纸，连在一起悬挂，长达六十多米，将来刻成石碑，会是一个不小的景观。现在国内几个佛教圣地镌刻了我手书的《心经》石碑，而《金刚经》的篇幅又比《心经》长了十七倍。
相传禅宗的六祖慧能听到《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心明得悟，因此这部经也就成了禅宗中南宗的主要经典。这是中国佛教对原始经典的隆重选择，也是我用那么多功夫来书写的原因之一。
《金刚经》历来有很多注疏、讲解、研讨，但这些著作往往比《金刚经》本文更为复杂和艰涩，改变了它明快的风格，更不适合大批经常念诵它的信众。在当代，又有一些研究者把它归纳得过于概念化，而且仅用几句话了断。让人很难相信，它如果真是这样，怎么会延绵成千百年的晨钟暮鼓？
我与历来的研究者稍有不同的是，除了经义之外，还关注它的文学品质。这一点，读过我的《老子今译》的朋友，一定很有印象。何况，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比老子的生平更有诗意。我曾经花费很长时间和巨大精力到尼泊尔和印度，一一朝拜了释迦牟尼出生、苦修、悟道、讲经、行脚的各个遗址，觉得那真是一部由思想和脚步一起写下的宏大史诗。这种整体的史诗风貌，也体现在很多经文中，《金刚经》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极具代表性。
习惯于理论归纳的当代学者，一定会觉得《金刚经》在行文中包含了太多近似句式的轮番重复。他们或许会想，绕来绕去，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但他们不知，这是一场千人聚会中的慧语铺陈，比较适合诗歌、对唱中经常运用的重叠结构和回旋语态。在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同样的白云，同样的清风，同样的草原，只是马蹄的深浅有了差异。于是，诗人就要重复那么多同样词句，来烘托那一点差异。在一次次“大同小异”中，“大同”体现整体节奏，“小异”体现特殊命题，两相扶持，走向诗和哲理。
《金刚经》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它一再指出，人们如果以形态和声音来显摆和求索，便是“邪道”，背离了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自如神韵。修行者只有摆脱对于声音、香气、味道、触觉、言语、形态等等相状的执着，才能走出黑暗，看见阳光。如果修行者能够不是拿物质来布施，拿金、银、琉璃、玛瑙等等宝贝来布施，而是以《金刚经》所传扬的“无上正等正觉”来布施，以超越种种相状的自如之心来布施，那就必将平复世间狂乱之心，获得真正的福德。而且，永远功德无量。
夏俊？林老板眼睛转了转，他的技术行吗？林老板又回到我的问题上，说你真的回家吗？我镇定地说，是。林老板说你要真是回家，我不能强人所难。如果你不是回家，而是想在深圳换个厂打工——林老板的鼻子嗅了嗅，我的鼻子特灵敏，比警犬还灵，我会闻到你的气息。哈哈哈。深圳的抛光厂，没有我不熟的。除非，你改了行，不做抛光了。
由此反证，人世间的种种惊惧、恐怖、畏怯，都因相状而生，也就是担心失去相状。如果完全不在乎相状，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由此产生一个想法，能否把自己在书写过程中的感受向读者报告？不是讲解，不是注释，而是有感而发，既显得轻松，又更靠近文学。我想，我的不少研究西方现代派的学生读了一定会很惊讶：居然有那么多比“现代哲理”更彻底的思维，早在古代已经可以随口吐出，而且在问答之间的语流，竟是那么美好。
二
《金刚经》的开头，是一番纯粹的文学描写，与一般的经文截然不同。
只犹豫了片刻，他便有了主意，乘人力车直奔警察局。虽然他不喜欢石警官，但通过警员来问四小姐的住址，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还好，他没遇见石西岳。面对他的提问，一名警员上上下下打量他几眼，才笑着说：“四小姐都不知道？陈司令家的千金，就在隔壁大院。”
本文也不艰深，但我还是翻译了一下，以求与后面的行文统一。开头是这样的——
那时，佛祖释迦牟尼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弟子和追随者一起，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吃饭时分，佛祖穿好衣服，拿着钵，走进舍卫大城，去乞食。在城中依次乞食完后，就回到本处，吃完饭，收拾好衣钵，洗了脚，铺好座位，坐了下来。
有一位叫须菩提的长老，与众人在一起，这时站起身来。他袒露右肩，右膝着地，双手合掌，恭敬地对佛祖说……
这个情景，写得具体而又生动，传达了释迦牟尼和当时佛教团队的生活形态。落脚的园子不小，挤得下一千多人。住在这么大的园子里，又有这么大的团队，居然还要到城中依次乞食，这反映了当时印度佛教的一种行为信仰。那么，这一千多人都跟着他进城去乞食么？那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城中的住户会有什么感觉？当然，这一千多人除了弟子，还有一般的追随者。一般的追随者大多并未出家，可能不必乞食了，那么必须乞食的人有多少？
乞了食，并不在城中吃，还要回到园子里来。吃了还要洗脚，然后铺好坐垫坐下来，开始对话式的传道。
这就引出了第二主角：须菩提。这位大弟子已经颇有声望，但他提问时还是表现出一系列动作：袒露右肩，右膝着地，双手合十……一派虔诚。
这个开头当然不是闲笔。释迦牟尼的透彻生态正好印证了他的透彻主张，而且，由他的日常生活引向一种千人聚集的盛大，而这种盛大正是阐述经义的背景。大弟子须菩提的恭敬，又让盛大的聚集增添了崇高的气氛。
这个开头，又与《金刚经》的结尾构成呼应。那是在释迦牟尼讲经结束之后，仍然由须菩提长老引头，带动各位男女弟子和在家信众，甚至联通一切 “不在场却听到了”的高人，皆大欢喜，表示一定信受奉行。
如此开头和结尾，使中间的讲经内容进入了情节，进入了场景，进入了可以切身感觉的生命呼应。于是，在这里，美学收纳了经学，文学安顿了佛学。
释迦牟尼在讲经过程中，不断地呼叫须菩提的名字，这又让情节贯通，让对话延续，使千人演讲变成了两人交谈，众人旁听，并由此增加了亲切感。
有些现代学者在讲解《金刚经》的时候删略了这个开头，实在可惜。
三
须菩提长老向释迦牟尼提出的，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修行者如果想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应该如何执守、降伏自己的心？”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概念：“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教的基本命题，所以须菩提随口吐出，不必向其他弟子解释。“无上正等正觉”，在鸠摩罗什的译本中由梵语音译，叫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就是我在恭录经文时重复度最高的九个字。鸠摩罗什选择音译，证明直译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地解释一下。这里出现两个“三”字，不是数字，而是音译而来，现在西文译写为sam，表示一种正确的段位。“藐”，意为“平等”；“菩提”，意为“觉悟”。 因此，“三藐三菩提”，可简单地翻译为“正等正觉”。前面加一个修饰词“阿耨多罗”，意为“至高无上”。连在一起，这九字梵语音译，可以大致解释为六字汉语组合：“无上正等正觉”。
这已经触及佛理的核心，我们可以从反面说得比较明白。一般人看世界，看生活，总是界线重重，欲念重重。界线阻止了天下平等，欲念阻止了正常知觉。因此，只有“正等正觉”，才能摆脱界线，摆脱欲念，使一切回到“正”。这也就是说，追求至高无上的“正等正觉”，是一切修行者的起点。
释迦牟尼为什么会认为一切相状都不可信？这与他在菩提树下终于开悟的要旨有关，因为相状正是他悟得的“缘起性空”这个原理中“缘起”的部分外象，本性为空。明明是“性空”却要翻腾出那么多外象来诱人、惑人，当然应该看破。释迦牟尼在很多地方论述过“缘起性空”，在《心经》中又把“空”阐释得非常全面，读者可参阅我研究《心经》的文章《读经修行》。释迦牟尼正因为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开悟，所以不断提醒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上当的是相状。只有把它们看破，才能放下烦恼，获得自在。《金刚经》由此找到了自己的论述重心。
由表5可见，Ks的取值显著提高。Ks的取值提高后，水文模型参数取值得到模型模拟的洪峰合格率为92%，洪量合格率为46.15%，可见考虑采空区的快速下渗进行参数差别化调节后可显著提高模型对洪峰的模拟精度，这表明采空区形成的地表裂缝对洪水的产流过程有重大影响，采空区形成后对洪峰有削减作用，增大土壤饱和导水率的调节范围可有效增大模型模拟精度，但对洪量的模拟精度没有提高。汾河水库水文站控制流域内考虑煤炭开采影响得到的饱和导水率Ks的取值范围为6～9之间，该取值范围可为相似区域提供参考。
该项目渣锁斗阀的液压系统采用“一拖六”的技术方案，即1套煤气化的6台液动渣锁斗阀共用1台油站，该液压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说到这里，释迦牟尼也就回答了须菩提开场时提出的问题。如何执守？回答是：不能执守，一旦执守就会陷入迷妄；如何降伏其心？回答是：不是降伏其心，而是首先是降伏相状。须菩提刚刚提问的时候，释迦牟尼把问题暂时搁置，却带领他进入一种“别样思维”，然后水到渠成，全然解决。这真是高超的答问智慧。
他说，一切生命，不管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管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都应该获得引渡，使它们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但是请注意，修行者如果认定自己引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有了这种认定就未必真有效果，结果很可能谁也引渡不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有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相状，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者了。
这就出现了释迦牟尼独特的精神坐标。大家都在高喊引渡，他却在警惕，在引渡者心目中，自己与被引渡者是否平等。
如果把事情移到释迦牟尼身后的世界上来，我们就能发现，很多好心人都在主张“拯救他人”“指引他人”“开导他人”，却需要认真问一问，你们这些 “拯救者”“指引者”“开导者”的心中，自己与“被拯救者”“被指引者”“被开导者”究竟有什么区别？你们是否把自己的形象定位，打理得太高大、太强势了？
天下的大麻烦，常常就是由那些“拯救者”“指引者”“开导者”带来的，因为他们把天下人心分割了，对立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更是因为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特殊的身份和资格。他们也许是善良的人，但是却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居高临下、永远正面的形象定位，于是也给对方制造了一种负面的形象定位。因此，他们为形象定位而奋斗，对方随之也为形象定位而反抗，麻烦由此产生，并且越闹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新的形象定位又不断衍生，使世界变得既亢奋，又疲惫，既分裂，又混乱，无可收拾。
这里所说的“形象定位”，就是佛教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相状。在更多的时候，只是单说一个字：“相”。
对于“相状”“相”，释迦牟尼的态度很明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形象定位”，都要看破，不留余地。他要人们明白，那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虚空不实，转瞬即逝。
看破相状，是《金刚经》的精髓所在。看破相状，非常艰难，又非常重要，所以要用回旋式的包围圈，反复强调。
说到人们最为执着的“相状”，释迦牟尼举出 “我相”“人相”“众人相”“寿者相”这四种。那就是：自己的形象定位，对方的形象定位，众人的形象定位，长者的形象定位。在他看来，正是这几种形象定位，把人缠住了，缠僵了，缠死了。其实往深里看，这些形象定位都是虚设的，不真实的，万万不可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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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相”，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系列误会。既是对自己生命的误会，对别人生命的误会，又是对集体生命的误会，对时间生命的误会。这几种误会中，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误会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以众人名义所代表的集体生命，以长者面目所代表的时间生命（或称历史生命），却很难正视。直到今天，一讲到人山人海的“众人”，或悠久漫长的“历史”，常常让人徒生恭敬，失去了正等正觉。
在这里，我不妨就“众人相”的虚妄，来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在年轻时代所遇到的“文革”浩劫，可称之为“众人相”的大嚣张、大祸害。但当祸害刚刚结束，前不久还浩浩荡荡的“众人相”却找不到了，原来一切都是假冒。我父亲被关押十年，我叔叔被迫害致死，都是什么人造成的？我在浩劫过去之后反复查问，回答是“革命群众”，也就是“众人”。但是，直到今天，我父亲和叔叔的坟墓上草生草枯不知多少年了，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伤害他们的“革命群众”。这一事实，足以印证“众人相”的虚妄。其实，《金刚经》要破除的“众人相”，并不仅仅在中国惹祸，请看世界各地万众聚集的“众人相”，又有多少虚妄？
至于“寿者相”，当然不是指“长寿者之相”，因为这样解释无法与 “我相”“人相”“众人相”并立。有的学者把它解释成“永生不灭的相状”，或“事物生灭的存在”，这又过于概念化了，而《金刚经》在这里所排列的，是四种形象定位。因此我在上文把它解释成以长者面目所代表的时间生命和历史生命。对于这种“相”的识破，难度也很大。试想，如果把时间和历史都变成一个个“相”压在各种事情之上，那么，一切新生的、年轻的、初始的存在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天下还有生机吗？问题是，那种道貌岸然、陈词滥调的“寿者相”也都只是表演而已。表演什么？表演远年的幽灵曾经一次次给自己“托梦”，让它们复活，其实并不真实。
有没有空，我见了他再说。牛皮糖在乡邻面前受了保安的斥责，血就往上涌，脸色也垮了下来。他继续朝台子上拱。
总之，正是“我相”“人相”“众人相”“寿者相”造成了世间的不平等、不正常，也就是阻碍了人们追求的 “无上正等正觉”，破坏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反观人类的一个共通误区，就是不断地给自己和他人“造相”，正面的相、负面的相、高贵的相、威胁的相、无敌的相、受欺的相……一切困厄皆由此而生，却永远乐此不疲。即使是聪明智慧的人群，也很难完全摆脱“相”的羁绊。
四
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还与须菩提长老讨论了小乘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他们谈到了小乘佛教里通过修行所达到的几个果位，例如，须陀洹果位、斯陀含果位、阿那含果位、阿罗汉果位。这些果位，在断灭三界、断灭烦恼、断灭惑见、断灭轮回上都做得很好，但又总是执着于自己要进入什么、来往什么、拒绝什么等等目标，执着于自己的相状，那也就没有抵达“无上正等正觉”。可见，要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不容易，要识破一切相状真不容易。
相状，与佛教里另一个概念“色”，紧密相关，都是指物质形态的形象定位。佛教往往把世界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显而易见，无论哪个教派都会为摆脱欲界而大下功夫；色界就麻烦了，因为其中包括着有血、有肉、有情的生命形态，有不少教派为了吸引民众常常采取温和的中间路线。而释迦牟尼则要求修行者以无色界作为方向，主张“无余涅槃”，达到修行的最高境界。
他在 《金刚经》里提出，“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所说的“住”，是指执守、执着。所谓“住色”，就是执着于形象定位，包括生命形态的定位。我们的心，只有不被“色”和“相”锁住，摆脱对“色”和“相”的执着，才能“生其心”，才有心灵的自由空间。
释迦牟尼当然也不必再论述基本命题“无上正等正觉”了，作为最优秀的导师，他不做针锋相对地直接回答，而是巧妙地转移了提问者的话题，把问题推到了新的高度。
须菩提长老由此问释迦牟尼，追求有了，起点有了，接下来，该怎么守住，怎么来降伏自己的心？原文为“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金刚经》特别举出了一系列非常吸引常人的相状，然后指出它们都虚妄不实。
例如，人们常说“庄严佛土”。“庄严”就是一种相状，因此佛说，世上并无真正的“庄严”可言，大谈“庄严”就是不庄严。
上面举的这几句，如果用这种幽默的口气来说，确实是对“名”构成了不小的嘲谑——
又如，说一个人就像须弥山一样高大巍峨。佛说，没有这样的身体，没有这样的高大，没有这样的相状。
再如，说一个人“具足色身”，也就是拥有了圆满而完备的形象。其实在佛看来，不存在“具足色身”，那只是一种假象。
…………
我们常人所执守的“相状”，并没有那么庄严，那么高大，那么圆满，那么完备，却还是把它们看成了生活的依据、生命的依赖。例如职位、身价、家世、单位、称号等等，并为它们煎熬、竞争、觊觎，增加了自己和别人的无数烦恼，增加了人世间的不安全。其实，大家是在为假象而征战，为虚妄而遭殃。
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所以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建立了一种艰深而有趣的否定结构。请注意，不是个别性的否定，而是以结构所做出的整体性否定。这种否定结构，把种种相状全部装了进去。例如——
“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是名善法”；
“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在海上人命救助中，对人命进行救助的主体并不单单是海上搜救责任区的缔约国，还有可能来自于参与救助的人道主义救援国。当人道主义救援国进入到其他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搜救责任区时，责任区域内的缔约国会对人道主义救援国的救助行为进行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以保障其救助活动能够助力于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在这种情形下，协调权就会存在于海上搜救责任区的缔约国与人道主义救援国之间，从而使道义论成为协调权的权源。在现代海上救助活动中，不宜苛求或死板地按照公约或协定作为协调权行使的唯一来源，这种基于道义而产生协调关系在海上救助活动中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鼓励。
2014年以前的合格处方百分比均低于30%，其中2013年、2014年的百分比均低于20%。惠州市根除Hp处方合格率基本上逐年上升，由2010年的24.14%上升到2016年的51.41%。见表2、图3。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
“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而文章的第三段论述则立足于材料所列的前十八年的情景。“千禧之年来到这个世上，来到这个中国的我，见证了许多许多中国在新世纪写下的篇章，牙牙学语时，杨利伟乘神州探苍穹，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新历程；总角之年，看到了电视屏幕上点起的奥运圣火，桌上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互联网的速度越来越快；量子通信的突破，5G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快捷支付的广泛普及，等等，至今仍在改变着我的生活。”这里综述材料内容，巧妙地再现了考生这一代人的真实生活情景，展示了他们的际遇与机缘，也落实“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待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的任务指令。
…………
这一系列否定结构，一般是先提出一个常用相状，然后由佛（如来）来否定，否定之后再说明，正因为不是，才有了这个假名。
在这里，除了否定相状之外，还否定了随之而来的名，而且否定得颇为讽刺，颇为幽默。
旅居美国的哥哥来巴黎游玩，住在我家。有一天他夜游归来，小区寂静昏暗，从远处观望，只看到一扇窗亮着。他发现，原来这是我家的窗户！夜深人静，我还在灯下阅读写作。我告诉他，我要等孩子睡了，才能安心握笔直书。
是善法吗？佛说不是善法，所以老是叫“善法”；
2.2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ER、PR 的表达水平比较 运用免疫组化法，与对照组比较，宫腔粘连组患者ER 蛋白表达水平较高，而PR蛋白表达水平较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图1、2。
是凡夫吗？佛说不是凡夫，所以老是叫“凡夫”；
是微尘吗？佛说不是微尘，所以老是叫“微尘”；
“比较过氧化氢在不同条件下的分解”是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中的第一个实验，教材特别设置了“控制变量”栏目，介绍有关实验设计的知识，该部分内容是发展学生实验设计能力、培养学生探究思维和科学素养的良好素材。下面以“比较过氧化氢在不同条件下的分解”实验为例，从加强变量分析的角度探讨高中生实验设计能力的培养策略。
是民众吗？佛说不是，所以老是叫“民众”；
是第一引渡智慧吗？佛说不是，所以老是叫“第一引渡”；
是忍辱引渡智慧吗？佛说不是，所以老是叫“忍辱引渡”；
…………
六点五对三点五。这是不错的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李打油说，你拟的对联现在可以派用场了。从此，果然砖瓦得神佑呢，砖窑通风稍作改进，后来窑窑成功。那两三年成了李湾村小的黄金时期。原先为何一打风暴就摔窗掀瓦呀，校舍质量本身就差，选址也不对，迎在风头上，几危险啊。新校舍是偷偷请过风水先生选址的，坐北朝南，近处有水库尾巴，像个泮池，远处有案山有笔架山，象征人文蔚起呢，而且避开了大山挡过来的横风。新校舍被命名为李湾村小教学大楼，其实算不得大楼，只两层，可在整个望湖县都能排第一。李打油在大会上高声宣布，只有这么气派的大楼才能配得上那般轩敞的厕所！全校师生哄堂大笑。
如果用这样的否定结构来环视世间诸物，各种相状的名号也就变成了自我否定——
是专家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专家”；是君子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君子”；是美女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美女”；······
在《金刚经》看来，为各种相状所加的“名”，其实都是冒充。冒充不仅仅是为了骗人，而且也变成了自我认定和世间认定，因此问题更加严重。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把一切相状都看成假象，可能会使自己失去依靠，从而产生惊惧、恐怖、畏怯。对此，佛祖要求修行者在摆脱各种相状时要“不惊、不怖、不畏”。他以自己的例子说明，只有摆脱了相状，才能真正做到“不惊、不怖、不畏”。他说那年，残暴的歌利王要割截他的肢体，他因为早已不在乎自己身体的相状，所以“不惊、不怖、不畏”，结果反倒使歌利王大为震撼。
我在用大字行书恭录 《金刚经》的时候，那么多白天黑夜，经常反复书写“须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意云何”“何以故”等语句，便心生宁静，就像在庙宇中一遍遍倾听经诵和木鱼的声音。
摆脱相状而“不惊、不怖、不畏”，这在释迦牟尼看来也是十分稀少而珍贵的品德，那就是我们所景仰的“万难不避、万险不退”的大雄精神。“大雄”精神也就是金刚精神，中国佛教寺庙总习惯把供奉佛祖的主殿名之为“大雄宝殿”，即与此有关。因此，每次看到“大雄宝殿”，我都会想到《金刚经》。
中国民间历来传说，《金刚经》具有明显的“辟邪”功效，大概也就是依仗着大雄精神和金刚精神吧？
五
真正伟大的宗教，并不要求信众陷入密集的概念丛林，而只要求简明记诵。一声声佛号，一次次礼拜，都是重复的，并在重复中抵拒以复杂形态出现的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只看到寺门，听到钟声，面对袈裟，就已领悟了一种宗教境界。因此，简明，是一种宗教成熟的标志。如果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简明，那就更加合乎天道。
释迦牟尼认为，执着于相状，必然因分割了天下而让自己和他人都变得狭隘和琐小。如果反过来，不执着相状了，精神天地就会变得很大，令人神往。
请听他与须菩提的一段对话——
释迦牟尼：须菩提，东方的空间，可以思量么？
须菩提：不可以，世尊。
释迦牟尼：那么，南方、西方、北方，这四维空间可以思量么？
须菩提：不可以，世尊。
释迦牟尼：须菩提，菩萨不执着于相状的布施，所以他的福德就像东、南、西、北四方上下一样，不可思量。
在释迦牟尼看来，无边无际的大，就可能产生无边无际的福德。种种相状，就是通向无边无际境界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清除。一旦清除，必有非常美好的结果。
因此他觉得，阐述这个道理的《金刚经》，“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
《金刚经》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在主张摆脱一切相状的时候，终究会自问：佛法，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要人们执守的相状？
对此，《金刚经》显得非常坦诚。它认为，佛法本不固定，没有执守的理由。人世间一切对固定目标的执守，都应该放弃。如果要人们必须执守佛法的相状，那么，人们也有理由去执守别的相状了。如果要人们一味执守佛法的相状，那么人们随之就会指责“非佛法”了，而指责“非佛法”就离开了佛的包容真谛。因此，《金刚经》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金刚经》认为，一般在佛教团队中所说的佛法，只是让人渡河的船筏。人们到了彼岸就必须舍弃船筏，佛法也是这样，迟早会被舍弃。何况，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么多“法”，并不是正的佛法。
这个意思，《金刚经》里的原话是：“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船筏的比喻，又很文学。一个小比喻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只有文学做得到。
连佛法都可以像船筏一样被舍弃，这给中国的禅宗带来极大的启发，增加了其他宗教所少有的精神自由度。对此且不作细论，可参阅我的著作《修行三阶》中讲述禅宗的章节。
最后，要说说《金刚经》这个名称了。前面说过，全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指大智慧；“波罗蜜”是指引渡；引领词“金刚”，当然是指精坚不摧之志。因此，合在一起，“金刚波罗蜜多”，意为“以大决心大智慧引渡”，或者说，以金刚智慧引渡。如果不用梵语音译而只用汉语，此经也可称之为《金刚智度经》。但是，鸠摩罗什的译名已成经典，不必擅改，因此还是简称为《金刚经》吧。
此经虽然长达五千多字，但意思却很简明：识破相状，放弃执守，抵达至高无上的正等正觉。在释迦牟尼的各种经论主旨中，这就是《金刚经》的分工使命，它完成得很充分。
那就还是让那句佛诵来结束本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手书的六十余米《金刚经》全文，今后不管收入何书，展览何处，都会有本文跟随，以表达当代学人的拜读之忱。
余秋雨 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 （今余姚市），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出版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曾经贴地历险四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全部重大古文明遗址，获台湾读书人最佳书奖、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等。近年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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