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管子》问题错综复杂，早已是学界的共识。单就其文本来讲，内容博杂，无论是作者、成书年代还是学派归属等问题历史上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和困难。另外，世人一直以为《管子》游离于中国主流文化之外，几乎没有参与到后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建设中，是被边缘化的“小子”。因此，直到今天学界对于《管子》研究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虽然陆续有著作问世，但敢于直面碰触《管子》历史命运问题的并不多，《管子》研究基本止于文本的政治、经济思想研究方面，少有人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全面整理《管子》学脉络，即使像《管子》断代史这样的研究成果至今也付诸阙如，相较于其他所谓重要子书而言，《管子》的命运是相当落寞的，这不仅不符合《管子》自身的学术地位，亦不符合《管子》的历史发展实际。幸运的是，耿振东博士《管子学史》的问世打破了《管子》研究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作为生长于齐国故地、身受齐文化熏陶的耿博士毅然投身于《管子》研究，克服种种困难，辗转全国各地图书馆，搜集《管子》各种版本注本，爬梳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两千多年以来《管子》的传播、流传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不但对《管子》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脉络作了纵深梳理，而且多维度、全方位的进行了横向分析，实为近年来《管子》研究的一部力作，不仅填补了《管子》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管子》学的深入研究和整体发展。
耿博士的《管子学史》有诸多创获，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首先，文献资料宏富丰赡。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学者对《管子》的文献资料进行过深入挖掘与全面整理，《管子》在历代的传播、阐释情况亦鲜为人知，不少版本更是深藏各大图书馆难识真面目，而耿博士靠一己之力，几乎将《管子》文献资料竭泽而渔，不但搜集并研究了近百种历代《管子》不同注本，而且将历代著名文人学者著作中对《管子》的评说一一搜罗并深入阐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像民国期刊刊载的一些《管子》研究文章皆搜集起来，作了专题研究。《管子学史》这种细大不捐、无所不包的扎实文献资料功夫非常人所能及，这无可厚非地奠定了此部著作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其次，视野开阔，内容全面。《管子》一书包罗万象，凡经济、政治、思想、军事、教育、文学等内容皆无所不涉，而《〈管子〉学史》更是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学术史的缩影，若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全面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学术素养，要想完成此部大作恐怕是痴人说梦。而《管子学史》很好地展现出了著者此方面的学术能力。如《管仲生卒年故里考辨》一章，作者的考证功夫以及对地理文献与地理知识的熟稔运用令人信服；《管子的轻重学说》一章以及相关章节对于国家货币、贸易、盐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问题的阐释令人称奇，很难相信一个毕业于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居然能将经济问题阐释得如此明白清晰。他如文中清代乾嘉学派对《管子》辨伪、校勘、古音、古韵、训诂等研究方面的阐释，皆非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专业研究能力不可，而著者对这些章节的论述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令人大开眼界，受益良多。因此，整部论著彰显出视野开阔，内容全面的特色。再次，视角独特，个性鲜明。与其他诸子相比，经济财政问题是《管子》一书论述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其独特之处。作为传统的文史哲研究工作者，一般往往不愿意在自己不熟悉的经济问题上浪费太多笔墨，认为那应该是经济研究者的任务，传统学术问题的讨论才应该是自己的研究工作重心。而《〈管子〉学史》的著者却不循规蹈矩，不惜将管子关注的经济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上展开讨论，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眼光。文中作者不仅在总论中独辟一章将“管子的轻重学说”作为管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来讨论，而且在后面的论述中，又花费了大量功夫将管子的“轻重学说”对不同朝代经济政策及财政改革的影响以及后人对“轻重学说”的继承发展都一一梳理出来。如第二编《春秋战国秦汉〈管子〉学》中，不仅将“财经”作为秦汉时代文化背景进行重点阐释，而且又独辟专章分别从“币制及盐业等官榷政策”以及“东郭咸阳等对《管子》轻重学说的实践及发展”两个方面详细阐释了管子经济思想在秦汉的传播和影响。每个朝代基本都按照这样的结构模式进行了处理。可以说，经济问题纵贯著作前后，一以贯之，这充分说明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独到的学术见解，《管子》思想不仅没有游离于后世中国传统社会之外，而是在扮演着一个事关国计民生大政方针的重要角色，这是一个国人本不应该被忽视却偏偏又视而不见的重大问题。作者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以及深刻见解使作品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化特色。
《〈管子〉学史》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这里主要谈两点。其一，必将推动诸子学的全面平衡发展。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传统文化的繁荣，诸子学得到了迅猛发展，不管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还是学术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诸子学迎来了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诸子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学者们大都将研究目光集中在《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子身上，而对于其他影响不大的所谓众家“小子”，往往不以为意，认为“小子”难登大雅之堂，研究工作费力不讨好，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引不起多大影响，故学者们大都浅尝辄止，不愿花费太多精力研究这类课题。长久以来，这种局面一直未得到改观，以致使得“小子”研究萎靡不振，甚至个别诸子少有人问津，严重影响了诸子学的整体发展。耿博士积多年之功撰写的《〈管子〉学史》的成功问世让人眼前一亮，它不仅为诸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诸子学“小子”不兴的尴尬局面。这部煌煌大著为所谓“小子”的研究打开了一片天地，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必将引起诸子学的全面平衡发展。其二，对于重新考量《管子》的现代价值意义重大。耿博士用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客观公正地将两千年来《管子》一书的流传演变情况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上的真正的《管子》。与先秦诸子大都为坐而论道的“士”阶层身份不同，以管子为宗的《管子》学派的作者大都应是积极参与或热心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实干家，这一群体广泛吸取百家之长，以务实的态度全面总结并深入探讨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经验与大政方针，特别抓住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财政、贸易、货币、礼法等重要大事，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最后汇集编撰成《管子》一书。此书之价值毫不逊色于老庄孔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有益补充与重要一翼。西汉初期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惜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以来，《管子》一度被扼杀，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外。实际上，《管子》的经济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吸取，成为了自汉代以来各个朝代治国理财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随着明清以来《管子》的复兴，《管子》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民国时期，《管子》一书的社会价值被大力开掘，其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因其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相通而倍受推崇。故梁启超评价管子是中国“最大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钜子”，这绝不是妄言，而是符合事实的中肯之论。耿博士梳理出来的《管子》学术发展线索第一次让我们真正认识到《管子》的价值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管子〉学史》不但颠覆了世人对于《管子》的看法，而且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管子》的学术地位以及过去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试想，如果《管子》后世遇到的是开放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充分发挥《管子》思想，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法治健全、国强民富的现代社会呢？这亦应该是我们认真思想的问题。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今天我们应该摆脱历史的禁锢，大胆为《管子》正名，重新审视其学术地位，给予其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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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20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李波( 1971— ) ，男，山东潍坊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
(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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