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基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一问题意识，建构了“古今中外法”的方法论坐标体系，从时间维度关照党的历史与现实，体现历时性与现时性的统一；从空间维度洞察党所处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体现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统一。这一认识逻辑不仅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而且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树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典范。
关键词：毛泽东；中共党史；“古今中外法”；资政育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国家和民族如若失去了历史的记忆，亦即意味着失去了立身之本，生存之根。历史研究的领域当中尤其是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向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回溯党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史研究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的开山之作，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不仅为日后党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而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一、时代之问：中共党史研究的出场前奏
中共党史研究在历史舞台上正式出场前，时代课题率先奏响了出场的前奏。从宏观的时代背景考察，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直面“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课题，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从微观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20年间，曾经历“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带来路线、方针、政策与国情、党情的偏离，尽管遵义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清理了错误的认识地基，但是缺乏对中共“从哪里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自然回答不了“依靠什么”“到哪里去”的现实之问。如何正确认识党历史上的是非功过问题，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建构中共科学系统之思想大厦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位善于提出并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家。”[1]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关切凸显了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开始成立专门机构，着手收集红军时期的历史材料。进入40年代，毛泽东将历史研究的视域从红军的军史扩大到党史。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收集整理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为1941年延安整风明确党的思想路线提供历史根据。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史研究与延安整风相结合。1941年9月至10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期间发布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党二十年历史”被列入学习研究的题目之一。作为党内重要文件汇集的成果，年底出版印刷的《六大以来》开始供高级干部学习研讨。1942年毛泽东意识到学习党史的对象不应囿于高级干部，3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根据国民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抗战时期划分，在收集各方材料的基础上编印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中共党史文件选集。由此可以看出，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已经逐渐成型，但是在理论问题、研究范式上亟待进一步厘清，因此时代之问和现实之遇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使其进入科学的研究范畴，提供了党史研究的生长点。
二、方法建构：中共党史研究之“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在论述中毛泽东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研究对象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是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的基础上，理清研究问题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并将研究的问题放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进行研究。这一方法的提出为党史研究步入科学轨道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一)问题的厘清：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
在探讨方法论问题之前，毛泽东首先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研究对象等模糊性问题。
某化学品公司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专营化学爆炸物，起初是一家小公司。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收购了几家同行业的小公司。同时，公司从被购买公司及发明人那里购得了化学品及化学加工的专利权。公司在建筑行业、木材加工行业以及那些高质量、交货及时、要求不断创新的行业中维持了一种可靠的、高质量化学产品制造商的声誉。
第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毛泽东基于研究目的构建认识框架，明确研究对象：“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政策。”[2]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是党在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某个历史片段；在空间上，是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而不是细枝末节，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观，也廓清了以往的认识迷思。
(二)时间维度；“古今”法的历时性和现时性的统一
造林地的清理，是造林整地翻垦土壤前的一道工序，把造林地上的灌木、杂草、竹类以及采伐迹地上的枝丫、梢头、站秆、倒木、伐根等清除掉。分为全面清理、带状清理和块状清理3种方式。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系统化、科学化地展开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自此，中共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受到极大重视，开始步入科学化、理性化的研究轨道。
第一关于党史研究的历时性。首先体现在党的历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将中共党史划分为大革命、内战和抗日时期。其中在大革命时期的划分上，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存在准备阶段，将大革命的缘起追溯到了五四运动，甚至早期的辛亥革命。毛泽东认识到，中共绝不是凭空诞生于中国大地上，而应该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本溯源。回望历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无产阶级开始觉醒并登上历史舞台，各阶级的联合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五四运动不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且为1921年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因此可以看到从五四运动的“果”回答了党诞生的“因”，回答了党“从哪里来”的本源之问。其次体现在道与人相结合的历史情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将以史为鉴的历史情怀和忧患意识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毛泽东阅读的书籍当中，史书成为了他案头的“常客”。化理论为方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警告，曾引用《资治通鉴·汉纪》中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期国民党认清当前形势。在研究党的历史时，毛泽东同样看到现实问题在历史上的影子：“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2]毛泽东从历史的长镜头关照现实之遇，体现了其独到的历史情怀。
正当我想对病患的康复提出注意事项，病房外传来一阵喧哗声，能走动的病人都起身簇拥在病房门口向外张望，议论纷纷。
第二关于党史研究的现时性。从毛泽东对党历史分期的划分可以看出，现时性强调党史研究的与时俱进。毛泽东根据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将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性质和特征不同，决定了历史分期的科学划分，也决定了党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路线政策。例如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变。革命的第一阶段反对北洋军阀，第二阶段反对国民党，第三阶段反对日本侵略者，不同的革命任务决定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要跟上时代步伐。党在历史上就曾因忽略了现时性遭遇挫折。毛泽东总结了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2]从国共合作北伐到国民党实行叛变革命，合作阶级的政策转向敌对态势，固守“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陷入了右的倾向；从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敌对阶级的政策转向合作态势，固守“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陷入了“左”的倾向。可以看出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根据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因此党史研究有服务现实的社会功能，即资政育人。毛泽东在1942年明确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理清党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更是为了总结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既有加强党内教育的目的，也有指导现实政治的色彩，实现资政和育人的统一。因此在党史研究过程中既要走进历史，也要走出历史，实现历时性与现时性的统一。
(三)空间维度：“中外”法的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统一
“中外”法在毛泽东的界定里，除了既往思维对中国和外国的划分之外，论述中还注意到己方和彼方之分。中共党史既要考察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的状况，体现国际视野，也要明确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体现中国情怀。二者统一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利于从空间维度科学认识党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从而全面地分析党情。
第一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目的，毛泽东主要明确三点：首先是清理历史领域的认识地基。理清党过去20年所走的路，包括取得的成就、经历的挫折，正确认识发展过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其次是以史资政，指导现实。毛泽东看到党史研究在当下党的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必要性：“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2]强调了中共党史研究服务现实政治需要的功能；最后是建立系统化的历史研究。毛泽东认为在回望来时路，展望未来路的过程中存在着“走一步，看一步”的狭隘视野，缺乏对党整个历史的系统性、全局性研究，因此提出要系统地考虑整个党的历史。
第二关于党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毛泽东认为在研究中共党史时，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固然是与中共活动和实践直接相联系的场域，同时国际社会的风起云涌，在党史研究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毛泽东在划分中共诞生前夕的准备阶段时，分析应该诉诸于辛亥革命抑或是五四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无产阶级尚未觉醒，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联系国际，这一时期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未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同样缺乏自觉自省意识。反观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之深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就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觉醒并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毛泽东在分析阶级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将五四运动时期视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准备阶段。五四运动之后的两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毛泽东认识到共产国际在党成立之初的重要作用，提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到会的情形，自此中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毛泽东进一步认识：“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2]，将中共党史研究与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斗争相联系，自觉地体现了其国际视野。
第一关于党史研究的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将己方和彼方纳入中和外的讨论范畴，体现了毛泽东在注意自身力量变化的同时，也关注他方力量消长所带来的影响。在论述里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例如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等。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话语里的己方和彼方力量消长，“中”即己方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历史结缘，成为了历史舞台的在场者，逐渐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外”即彼方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历史失缘，成为了历史舞台的退场者，逐渐从舞台中央退场到幕后。尽管如此，对待彼方是不是意味着全盘否定呢？毛泽东恰恰认为以彼方为镜，可以更好地关照己方的发展。以国民党为例，毛泽东指出：“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2]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强调中共党史研究除了关注自身的发展，还要有贯通的视角，从他方的材料和活动中寻找自身的影子和踪迹，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共党史的发展。
2）集水系统：集水系统厚度约300 mm，由粒径20 mm左右的碎石或卵石平铺而成，中间设有集水盲管，防渗层的坡度应坡向集水管，在集水管安装有底层垂直通风复氧管。
毛泽东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讨论，奠定了中共党史的学科基调，推动了党史学科的理论建设。
“古今”法顾名思义，指的是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共党史既要体现历时性，即将问题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考察，又要注重现时性，即现实场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发现的新问题。二者统一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利于从时间维度科学认识党的历史与现实，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
三、研究价值：推动党史学科理论建设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二是财务管理各项工作朝着信息化、数据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传统财务管理工作开展分设多个岗位，由于多数工作主要由人力完成，使得各个岗位的人员设置较多。大数据到来以后，各项工作开展利用信息化技术完成，决策制定和计划形成均以数据和信息为依据，这样以来，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不再需要大量岗位和员工，财务管理工作开展朝着信息化和数据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大数据的挖掘、利用和分析等要求财务管理人员掌握大量的信息化知识和将技术性知识与财务管理知识相融合的技能，能够适应新时代对财务管理人员提出的高要求。
(一)奠定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推动党史学科理论建设
第三关于党史研究的中国情怀。尽管国际环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内环境是中共活动与实践的直接场域，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往往会导致研究误入歧途。因此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体现中国情怀。“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2]毛泽东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立场。在论述中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 “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思想、理论和观点，邯郸学步，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使中共党史研究不仅失去了中国之底色，也在实践的探索上缺乏道路之自信。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3]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以俄为师，毛泽东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4]只有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中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开出绚烂之花，结出丰硕果实。
第一在档案的收集、整理和汇集出版方面，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亲自主持中共党史文件汇编。通过主持收集整理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出版了《六大以来》这一党内重要文件汇集的成果。在党史材料的组织和编排上，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曾提出自己的设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2]从而全面、客观地研究党史，防止陷入主观主义的研究误区。
第二在史学理论方法方面，毛泽东阐述了党史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提出了历史分期的划分方法，并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毛泽东在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错误时，指出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应该诉诸于历史实践当中寻求事件的本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少数人能左右的，领导人物作为客观存在，其活动本身也有客观原因，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正与反，为日后的党史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在收集、整理党史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毛泽东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第一，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党史研究不仅体现在学理上有其理论意义，而且体现在现实中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通过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总结党一路走来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不仅能够起到总结成功经验，吸收经验教训的党内教育作用，更是为党在日后明确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对象，制定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路线，探索革命和建设的本质规律提供必要的借鉴。毛泽东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就曾总结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三个基本问题和若干规律。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规律，他预见到：“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得到了证明，而且在抗日战争中也还在继续得到证明。”[5]
第二，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毛泽东作为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而且以历史的眼光关照现实和未来。在党史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将问题意识延伸到了党的建设学说和建设理论上：“党的建设既是指在马克思党的学说指导下所进行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也是指对这一实践的理论研究。”[6]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当中，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做出了理论上的推进和深化。邓小平曾给予评价：“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7]进入新时代，党在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的特点提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实现党的自我革新，不断提升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凝聚力，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8]
采用回顾分析法,对患者的病例资料以及临床检查、结肠镜检查等内容进行总结分析,以实现内镜下诊断非炎症性肠病大肠溃疡患者临床特点及诊断价值研究。
参考文献
[1] 宋进.毛泽东关于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论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1):33-36.
[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1937年8月—1942年12月)[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9，404，401，405-407.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1959年2月—1975年7月)[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4-607.
[6] 万福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65.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
[8]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MethodologicalConstructionandResearchValueofMAOZedong′sStudyonthe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ZHOUYing
(College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how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constructed the methodology of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with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his book HowtoStudythe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which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Party from the dimension of time, embodying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time; and studi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reflecting the unity of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hinese emotion. This cognitive logic not only promotes the disciplin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Party, but also promotes the CPC′s self-construction and sets up the model of the Marxist ruling party.
Keywords：MAO Zedong;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ethodology of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mentor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9-02-04
作者简介：周莹(1995—)，女，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33(2019)02-0009-05
[责任编辑、校对：王国成]
标签：党史论文; 中共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