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
摘要：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
恰当地选择研究坐标的“经”即纵轴，“纬”即横轴，确定好诠释体例，以便合理地组织哲学史料，准确地揭示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哲学家在撰写哲学史著作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考察了现有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探讨了它们的长处和不足，肯定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包容性强，存在的不足容易被克服，因而为当今学术界所认可。
一、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种诠释体例
谢无量撰写(以下简称“谢著”)的《中国哲学史》运用了以时代为“经”、学理为“纬”的叙述体例。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谢著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哲学史通史著作，也是第一本体现现代学术规范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所以断言该书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是因为它抛弃了传统的经学方式，代之以现代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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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著《中国哲学史》采取了以时代为“经”、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全书30多万字，共分三编，各编由上、下篇构成。第一编为“上古哲学史”,第一编上考察古代及儒家的哲学发展，由“哲学之渊源”“六艺哲学”“儒家哲学”等三章构成。第一编下考察道、墨诸家及秦代哲学思想的发展，由“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秦灭古学”构成。第二编为“中古哲学史”，也由上下篇组成，分别探讨“两汉”“魏晋六朝唐”哲学思想的流变。第三编为“近世哲学史”,探讨宋元明清哲学的发展。
谢著《中国哲学史》有以下特点：首先，开创了以“时代”即年代为“经”即纵轴、以学理为“纬”即横轴的诠释体例。谢著《中国哲学史》先将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大阶段，这就是以时代为“经”即纵轴；接着便以学理为“纬”即横轴梳理特定时代内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相互诘难。诸如第一编上古哲学史就探讨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及其相互诘难与回应。第二编中古哲学史考察了两汉、魏晋六朝唐的哲学思想展开，共由22章组成，这些篇章除了总论，不是学派、便是学人。其次，谢著虽然仍有浓厚的经学色彩，但也引进了现代学术规范，包括西方哲学的概念、命题，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等。说它保留了较浓厚的经学形式，是因为它在诠释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时，使用的名言系统仍是经学形式的。它在探讨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就先将其概括为“仁说”“性说”“德治论”“忠恕”“孝悌”“五伦及五常”[1]57-73等经学已有的观念。说它引进了现代学术规范，是因为它使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命题等。比如，谢著《中国哲学史》认为哲学可以划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种”，就是现代学术规范为依据的。在阐述老子的哲学理论时，它运用了“实践道德论”和“政治论”“战争论”[1]113-120三个范畴；在考察庄子哲学思想时，运用了“人生观”“辩证法”和“修养论”[1]134-141三个范畴；在探讨管子的哲学思想时，使用了“功利主义”这一范畴。这些现代哲学范畴的使用，表明谢著《中国哲学史》初步具有现代学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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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之江大学钟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部通史型的中国哲学史，它也采取了以时代为“经”、以学派、学人为“纬”的诠释体例。该书将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上古哲学史”“中古哲学史”“近古哲学史”“近世哲学史”四编即四大阶段，稍稍弥补了谢著中国哲学史在时代之“经”划分方面的粗略。
二、以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中国哲学史的第二种诠释体例
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友兰先生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著采用了以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的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下册考察的是经学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学时代”由“泛论经学时代”“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古文经学与扬雄、王充”“南北朝之玄学”“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隋唐之佛学”“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及二程”“朱子”“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清代道学之继续”“清代之今文经学”等章组成。“经学时代”也是学理作为“经”，再按时代考察相关学者的哲学理论。经学时代各章在探讨相关学者的哲学思想时，同样分列若干二级标题展开讨论。比如“朱子”一章就从“理、太极”“气”“天地人物之生成”“人物之性”“政治哲学”“对于佛家之评论”等二级标题展开探讨。
一是对“经”“子”地位的认识与正统观念不一致。一般认为经过孔子删定的六经(《诗》《书》《礼》《乐》《周易》《春秋》)比“子”的地位高。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将中国古典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承载了先王之道，地位高于“子”，因而“六经”之学相比“诸子”之学重要，也就是“经学”比“子学”重要。在笔者看来，“经学”包括了两层差别较大的含义：一是孔子删定的六经所包含的先王之道，是尔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依据。二是孔子以后儒生对六经的考据与阐发形成的学问，包括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而子学也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诸子偏离六经而提出的学问之道、治国之道等；二是后代儒者阐发的经学提升而成，如二程、朱子的学问本是子学，后来上升到经学的地位。这就是说，必须分清经学的两层含义。冯友兰先生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认为子学时代是开立宗派，提出原创性学问的时代，而经学时代只是注解的时代，似乎与传统观念不太一致。当然，如果将六经当成“子学”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有所交代。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上册为第一篇，即作者本人所说的“子学时代”。“子学时代”由“绪论”“泛子学时代”“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思想”“孔子及儒家之初起”“墨子及前期墨家”“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学”“战国时之‘百家之学’”“《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墨经》及后期墨学”“荀子及儒家之荀学”“韩非及其他法家”“《易传》及《淮南鸿烈》中之宇宙论”“儒家之六艺论及儒家之独尊”等十六章构成。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根据哲学理论是否带有原创性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大的阶段。子学时代起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终结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方针的实施。这一历史时期内，儒、道、墨、名、法、兵、阴阳等家，充分发表各自的见解，以平等身份相待，没有地位尊卑之分，彼此相互诘难、辩论。“子学”的特点表现为富于创新、标新立异、生动活泼、横向发展。“子学”的实质是提出原创性理论，创立学派。经学时代起自西汉的董仲舒，终于清末的康有为。在冯友兰看来，“在经学时代，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榜古代即子学家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榜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2]3-4经学以《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为基本文献。治经学的人必须以六经为出发点，做一点字面上的阐发。
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的特点：首先，开创了以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的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前，已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中国古代哲学史》)，钟泰著《中国哲学史》等中国哲学史著作问世。这些著作的叙述体例都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学派)为“纬”；冯友兰独辟蹊径，开创了以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的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成一家之言。《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大的阶段，无论精准与否，都有创新意义。其次，中国哲学史在考察同一学派时，坚持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中国哲学史》的“子学时代”在考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展开时，先探讨孔子的哲学思想，然后考察孟子的哲学思想，再研讨荀子的哲学思想。这显然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同样，它在考察道家学派时，先检审老子的哲学思想，再探讨庄子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冯著《中国哲学史》也存在以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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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杨大膺所著《中国哲学史纲要》存在的不足：其一、对“经”和“纬”的考察都有遗漏现象。《中国哲学史纲要》的诠释体例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但却遗漏一些有鲜明学术主旨的哲学派别。如以忍受今世苦难，追求来世幸福为价值取向的佛家哲学就没有纳入研究的视野；又如对以诡道取胜的兵家哲学也没有纳入研究视野。它的叙述体例是以学人为“纬”，但在考察同一学术主旨的学派时，遗漏了一些学术地位高、构成中国哲学发展环节的学者。如在考察人为主义派哲学的儒家人物时，只考察了孔子、孟子、荀子，子思、董仲舒等大儒都没有涉及。其二、学术主旨分类的标准太随意。从逻辑的观点看，以学术主旨将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分成“自然主义派哲学”“人为主义派哲学”“享乐主义派哲学”“苦行主义派哲学” “神秘主义派哲学”“理性主义派哲学”等六大派别，这已不是划分而是分类了。对学派分类必须根据它们根本性的属性来划分，而不是随意根据无关紧要的一些属性来划分；否则，就显得非常荒谬。法家与儒家的学术主张基本上是对立的，而《中国哲学史纲要》却根据强调人为将他们归入人为主义学派哲学就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家、兵家、炼丹家都主张任主观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那都可归入人为主义派哲学了。因而，《中国哲学史纲要》用以学派分类的学术主旨有失严谨。
三、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中国哲学史的第三种诠释体例
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蒋维乔、杨大膺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纲要》。这部中国哲学史首次采用了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的诠释体例。
《中国哲学史纲要》全书为分“卷上”“卷中”“卷下”三大部分。“卷上”包括“作书旨趣”“新划定中国哲学的派别”“自然主义派哲学”“人为主义派哲学”“享乐主义派哲学”五章。“卷中”由“苦行主义派哲学”“神秘主义派哲学”两章组成。“卷下”由“理性主义派哲学”“结论”两章构成。从篇章结构看，《中国哲学史纲要》采取了以学术主旨为“经”的诠释体例。而在各学派下，《中国哲学史纲要》选择了若干学人的哲学理论予于介绍，体现了以学人为“纬”的叙述体例。如在“自然主义派哲学”这一章中，该书选择了老子、庄子两位学人的哲学思想予以介绍。在这一章的“后论”里，该书认为关尹子、列子都是自然主义哲学家，而杨朱、吕不韦、刘安、王充也有自然主义派哲学的倾向。在考察“人为主义派哲学”时，该书选择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予以介绍。在考察“享乐主义派哲学”时，该书选择了扬朱、郭象、嵇康、阮籍等人的有关思想，并认定陶渊明、李太白、白居易是享乐主义派哲学的践行者[3]90-100。在不同学术主旨下，选择不同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予以阐发，就是以学人为“纬”的诠释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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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经学”和“子学”的关系理解为绝对不变的。从通常的观点看，“经学”(六经之学)高于“子学”，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却有不断将“子”提升为“经”，从而将“子学”提升为“经学”的事例。“六经”也因此渐次扩容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三经，而这些提升为“经”的，此前乃“子”。换言之，以前为“经”的，可以提升为“子”，“经学”可以提升为“子学”。但冯友兰先生却把“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绝对化，这与学术史的发展有出入。
四、以哲学问题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中国哲学史的第四种诠释体例
20世纪30年代末，张岱年先生推出的《中国哲学大纲》则是以问题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诠释体例。
蒋维乔、杨大膺所著《中国哲学史纲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创造了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的中国哲学史第三种诠释体例，有开先河之功。《中国哲学史纲要》以“自然主义派哲学”“人为主义派哲学”“享乐主义派哲学”“苦行主义派哲学”“神秘主义派哲学”“理性主义派哲学”等六个学术主旨为“经”，以老子、孔子、杨朱、墨子、魏伯阳、周濂溪等思想家为“纬”，提纲挈领地勾勒整个中国哲学史的萌芽、初创、形成。优点是主题突出、条理清晰。第二、提出了以学术主旨划分中国哲学学派的依据。以往，学术界根据《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前汉书·艺文志》等典籍的看法，将先秦学派分为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杂家等六派，并将后起的宋明理学归并为儒家。蒋维乔、杨大膺认为这种划分依据的是先秦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诞生了一些新的派别。基于此，他们主张在整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时，有必要依据学术主旨重新划分学派。他们划分的结果，就是前面介绍的六大哲学派别。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派哲学即道家学派；人为主义派哲学即原来的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享乐主义派哲学即道家中的杨朱自我派，以及魏、晋、六朝的玄学派；苦行主义派哲学即墨家学派和名家学派；神秘主义派哲学为汉晋时代的神仙家；理性主义派哲学是融化儒、释、道三家而来的宋、明理学[3]13-15。从他们根据学术主旨做出的重新划分看，有一定道理。
《中国哲学大纲》先依据涉及的问题将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然后以三大问题为“经”渐次展开。上部“宇宙论”由“本根论”“大化论”两篇组成；中部“人生论”包括“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四篇；下部“致知论”包括“知论”“方法论”两篇。上、中、下三部分展开而成的八篇即八大学术问题作为诠释体例的“纬”。当然，“经”“纬”的地位是相对的，当八大学术问题析出各章所对应的学术观点时，八篇即八大学术问题则成为诠释体例之“经”，而具体的学术观点则成为诠释体例之“纬”。如“人生论”的第四篇包含的“人生问题论”包括“人生问题”“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4]567-708等学术观点，就是进一步诠释的“纬”。
如不细心思考，会以为以哲学问题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的中国哲学史的第四种叙述体例与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的中国哲学史的第三种叙述体例没有区别。但实际上这两种叙述体例有根本性的区别：以哲学问题为考察的“经”即纵轴，对同一个哲学问题的解答不同的学派、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因而可以容纳许多学术观点；而以哲学派别的学术主旨为“经”，则只能涉及同一学派下相同观点学者的类似观点，因而能容纳的东西有限。这也是《中国哲学史纲要》单薄，而《中国哲学大纲》厚实的主要原因。
张岱年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有以下特点：首先，开创了以哲学问题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的诠释体例。《中国哲学大纲》先以中国哲学涉及的“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问题作为诠释体例的“经”，然后以8篇涉及的八个问题作为叙述体例第二次的“经”，再以解答八大问题的各种学术观点作为叙述体例的“纬”，层层推进，成为考察中国哲学的第四种诠释体例。其次，涵盖面广。与蒋维乔、杨大膺所著《中国哲学史纲要》以自己确定的六大哲学派别为“经”、以学人为“纬”的诠释体例相比，《中国哲学大纲》的涵盖面要广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前者涉及六大哲学派别的学术主张，才30余万字；后者以三大哲学问题为“经”，层层推进，达70余万字。如前所述，“人生论”这一篇下面就安排了“人生问题”“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志功问题简述”“人生问题论综论”，几乎涵盖了人生问题的方方面面。涵盖面广，意味着尽可能多地搜集了已有的学术观点，也就使诠释体例之“纬”得到了拓展。
《中国哲学大纲》存在的不足：第一，中国哲学涉及的某些重要问题没有作为考察对象。《中国哲学大纲》选择了中国哲学涉及的三大问题作为诠释体例的“经”即纵轴展开研究，富有特色和新意。但三大问题能否涵盖中国哲学涉及的所有内容呢？应当说这很难。比如说，先秦时期，名辩逻辑还是较发达的，探讨了思维领域不少问题，似乎可以以“思维规律论”来概括。第二，学术观点作为诠释体例之“纬”也有拓展的空间。比如，本书第二大部分“人生论”的第四篇在探讨“人生问题论”时，从“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等学术观点进行考察，应当说这已很完备。但回顾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生问题，有些学术观点还没有纳入考察对象。比如儒道两家在人生价值追求上的“入世与出世”的对立，佛家与俗家在追求人生幸福方面的“来世与今生”的矛盾等也可以作为学术观点探讨。
当然，作为第一本通史型的《中国哲学史》，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首先，时代之“经”即研究坐标的纵轴过于粗略，遗漏了不少本应提及的时代节点。谢著《中国哲学史》的“中古哲学史”考察“魏晋六朝唐”哲学思想的发展时就比较明显地存在这一问题。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以“六朝佛教之盛行”介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盛行就如此。对于佛教的传入和兴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谢著并没有将它划分为几个小阶段即几个时代节点，仅仅5个版面的叙述就简单了事。在这一编中，遗漏了隋代哲学这一时代节点。其次，学理之“纬”显得疏漏、简略。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该作为学理之“纬”的重要观点、学人没有收入。还是以“魏晋六朝唐”的内容安排来说明。“言意之辨”、玄学的发展历程是魏晋时期哲学讨论的重要内容，谢著却没有涉及。隋代部分哲学家王通、智顗等人的学术思想构成了哲学发展的环节，谢著予以忽视。唐代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在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方面有特点，谢著没有收入。而对明清哲学的讨论则存在更多的弊端，李贽、王船山、魏源等著名思想家都没收入。二是对以纳入学理之“纬”学人的哲学思想的介绍过于简单。一部中国哲学通史，从唐虞哲学一直叙述到清末，总字数才30多万，用于刻画思想家哲学理论的字数的简略可想而知。
五、以学者为“经”、以学术问题为“纬”：中国哲学史的第五种诠释体例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冯友兰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采取的就是这种诠释体例。1947年，冯友兰受聘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义整理后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以英文出版。中文版《中国哲学简史》于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哲学简史》包括“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背景”“各家的起源”“孔子：第一位教师”“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名家”“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后期墨家”“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韩非与法家”“儒家的形上学”“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将汉帝国的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新道家：主理派”“新道家：主情派”“中国佛学的建立”“禅宗：静默的哲学”“新儒家：宇宙论发生论者”“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新儒家：理学”“新儒家：心学”“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等28章。
例如，我们首先对全部的KiK－Net－SF数据集进行反演，得到初步的滑动模型。在输入的数据集中如果某一观测的地表位移值与预测值失配超过一定阈值则定为离群值。作为例子，图5显示了去除与模型偏差超过15°的离群值矢量后的KiK－Net两个数据集。这里选择15°作为方向阀值，使得滤波后的KiK－Net－SF数据仍然表现出空间变化的合理相干性。我们没有根据矢量幅度对离群位移值滤波，因为它对约束震源定位影响不大。对离群值滤波后，与GPS数据相比，KiK－Net－BH数据集的统计偏差由之前的37%降至20%。
《中国哲学简史》除了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属于导言性质，最后两章探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以及如何走向世界外，其他各章基本上也是以学人为“经”的叙述体例。“新道家”“新儒家”包含的五章虽然以“学派”命名，但实质上指向学人；否则，安排两章即可，没必要设置五章。各章在探讨相关思想家哲学理论时，都先从若干有内在联系的学术问题出发，在充分阐述的基础，总结该思想家的学术观点。比如，它在考察荀子的哲学理论时，就围绕“人的地位”“人性的学说”“道德的起源”“礼、乐的学说”“逻辑理论”“论其他几家的谬误”[5]127-135等学术问题进行阐释。
《中国哲学简史》诠释体例的特点：第一，开创了以学人为“经”、以学术问题为“纬”的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从上面给出的篇章结构看，该书基本上是以学人为“经”即作为诠释的纵轴，以学人的学术观点作为“纬”即诠释的横轴展开诠释的。第二、强调逻辑论证。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中国哲学文献往往以名言隽语、比喻例证表达自己的观点，缺乏逻辑论证和内在联系。《中国哲学简史》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时，一方面注意挖掘思想家提出相关观点的依据以及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条理清晰。该书在考察了中国哲学形成的背景、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人哲学思维的特点等问题的基础上，按照儒、道、墨三家，兼顾佛家、名家等学派，从古代依次往后考察，条理非常清晰。
《中国哲学简史》叙述体例的不足：首先：整体性、系统性不足。以学人为“经”、以学术问题为“纬”的诠释体例，呈现给读者的印象有零碎、不系统之感。不同的学者围绕同一学术问题进行解答，牵涉的时间跨度大，不得不置于不同的章节中探讨，显得整体性、系统性不强。其次，整合力不足。以学人为“经”、以学术问题为“纬”的诠释体例关注的是先秦朱子显学思想的延续、变迁。基本特点是以儒、墨、道、法、名等学派为基本线索，考察其代表人物对学术界关注的学术问题的见解。而对于那些难以隶属这些学派的学者，则往往不予研究。如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启蒙思想都没有纳入考察视野。换言之，这种诠释体例的整合力不足。
六、余论
也许是看到了上述中国哲学史后四种诠释体例的不足的难以克服，20世纪40年代以后撰写、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绝大部分采取了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叙述体例。
西部矿业企业现阶段为提高经济效益，会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种类和规模增加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影响扩大，进而导致企业周边环境服务功能水平及质量下降。加大开发、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环境保护治理和管理等方面的环保成本，将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产品销售压力、降低经济效益，所以企业在环保成本增加对经济效益产生影响时，要采取相对应的分析策略[1]。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泰斗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60—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放弃了自己30年代初《中国哲学史》以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哲学简史》以学人为“经”、以学术问题为“纬”的诠释体例，改为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160余万字。该书按时代先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上古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明时期，清代时期、现代时期，然后在这六个时期下按学术观点分八十一章予以展开。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表明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中国哲学史诠释体例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可行的。
冯契先生对先哲和时贤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做过比较，对中国哲学史叙述体例的优点和不足有清醒的认识。他所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采用了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叙述体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勾勒了由原始的阴阳、五行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该书由“绪论”和“先秦”“秦汉—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两篇构成，共70余万字。第一篇“先秦”由“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百家争鸣的高潮”“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四章构成。第二篇“秦汉—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包括“独尊儒术与对儒家神学的批判”“玄学盛行与儒、道、释的鼎立”“儒、道、释的相互作用与合流”“理学盛行与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阶段”五章构成。两篇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划为两个大的阶段，就是以时代为“经”展开诠释。两篇涵盖的九章都设计了相关学派的学术问题予以讨论，就是以学理为“纬”。粗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划为两大阶段似乎有点粗略，但它的第二层次是根据诸子百家学术展开脉络倒推时代划分各章的，因而是较精细的。换言之，作为冯契中国哲学史诠释理论的时代之“经”是较精细而非粗略的。
1.3.3 患儿治疗依从性评价 由于哮喘患儿是特殊群体，其对于治疗的依从性是针对于家属，临床药师对实验组患儿家属在1年时间内，每个月评估其治疗的依从性，以能够稳定持续用药为较好，以分值5分表示；以虽未能持续稳定进行药物治疗，但对于疾病控制仍存在相应的重视及治疗为一般，以分值3-4分表示；对于用药治疗频率较低，完全不能按照疗程进行治疗为较差，以分值1-2分表示。
参考文献：
[1] 谢无量著，王宝峰，等校注.中国哲学史校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
[3] 蒋维乔，杨大膺.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67-708.
[5]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27-135.
FiveHermeneuticStylesof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fromtheVerticalandHorizontalDimensions
WANG Xiangqing,SHEN Kuan
(DepartmentofPhilosophy,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HunanChina)
Abstract:From the vertical and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known as "Jing" and "Wei" in Chinese),the existing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esent five hermeneutic styles.The first is to regard the times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theory as the horizontal,the second is to regard the school or theory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times as the horizontal,the third is to regard the academic gist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scholar as the horizontal,the fourth is to regard the theory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as horizontal,and the fifth is to regard scholar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as the horizontal.The hermeneutic style of taking the times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theory as the horizontal is a comparatively recognized one in today's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Jing (the vertical);Wei (the horizontal);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hermeneutic style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1.011
*收稿日期：2018-10-25
中图分类号：B2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1-009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X012)
作者简介：王向清，男，博士，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伟)
标签：中国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论文; 体例论文; 学术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X012)论文; 湘潭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