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百卉:从“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论席勒的历史研究思想论文

盛百卉:从“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论席勒的历史研究思想论文

[摘要]历史研究是席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勒不仅创造出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书写方法,还建构出人类历史发展模型,并将“审美教育”视为模型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对现代性思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席勒;历史研究;自然的人;道德的人;审美教育

历史研究是席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中,席勒展现出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的多重身影。他不仅创造出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书写方法,还建构出人类历史发展模型,并将“审美教育”视为模型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

一、描述性的历史哲学

席勒的创作和研究在1781-1792年间存在三个转向:历史转向、古希腊转向、康德转向。这一时期,他撰写一系列历史作品:《尼德兰独立史》(1786-1788)、《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 1789年5月26日在耶拿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的首次就职演讲)、《三十年战争史》(1790-1792)。研究者将《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称为“作为文学的类型的历史”[1](P241)。在这些历史书写中,席勒将历史和戏剧创作紧密结合,“他们各自都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幅图画部分地是叙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在那里面每个人物和每种情境都和其余的是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物就不能不以这种方式而行动,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他是以别的方式而行动”[2](P342)。席勒以先验的想象为基础,将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中必然的东西充分展示出来,因此二者都呈现出高度的自律性和合理性。

席勒的历史研究还兼具哲学性。他在给胡贝尔的信中给予自己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兼具“表达的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材料运用方面的锲而不舍,对有影响力的历史权力的清楚的剖析以及——哲学的表述”[1](P243)。可以说,当席勒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时,他的研究就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找到的故事”[2](P27)。席勒的历史研究,并非仅是材料的条块铺陈。他意识到要把握的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一个仍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只要试图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语言中再创造一个事件,把所有细节安排在一个意味深长的秩序之中。所以,历史写作意味着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P303)。席勒将德国当时存在的“自然史观”和“理性史观”共同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资源,试图找到表层史实背后蕴含的深层规律。《三十年战争史》和《尼德兰独立史》两部历史著作,集中体现了席勒深刻的历史思考:他认识到造成德意志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裂和异族宰制;他认识到贵族的阶级局限与大众非凡的政治能量。当这些认识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结合起来时,席勒头脑中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预设不断清晰起来。

二、进步论的历史模型

虽然席勒预测到现代人的精神贫困,但他依然在观念中预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模型。席勒的历史分期并不针对具体史实,仅是建构抽象模型,这体现出“史学分期”和“历史哲学分期”的差异。“史学和历史哲学都做历史分期的工作,一般来说史学是从史实出发做具体的分期,往往以显著的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标志,一般来说是微观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分期的理论,则是宏观地把历史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提出划分的标准并对各大历史阶段的意义做出说明,还要对历史分期的更替作出因果性及必然性的解释……史学的历史分期是出自并且依附于具体历史的;而历史哲学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遍史’意义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3](P144)。席勒提出的模型是“人的自然状态—人的审美状态—人的道德状态”。

上述模型具有进步论的精神底色。“历史进步”在席勒时代并非无须探讨的定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占据西方人头脑的主流观念是循环论或退化论,历史进步论的出现与发展与奥古斯丁、维柯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前者代表了基督教的线性进步观;后者代表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杂糅的复合进步观。奥古斯丁为了清除掉古希腊观念对人的影响,首次预设了人类历史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进步过程,这期间出现的短时段战争、灾难不是倒退而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维柯创立的近代历史哲学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色彩,他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人类历史就是这三个时代之间的更迭。维柯的时间观念是循环论与线性进步论的混合。他认为从神的时代向人的时代的发展是直线进步的。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特权走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维柯又认为人的时代的普遍民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他推崇古罗马那种能保证公民平等权利的君主独裁政体。如果不能出现强有力的领导,那么,这个民族将或是被异族吞并,或是经全面内战堕落回原始状态,重新开启三个时代的演进。

2.1一般情况比较:两组产妇均顺利娩出婴儿,观察组产妇麻醉起效时间为(4.8±3.4)min,至胎儿娩出时间为(5.8±1.2h),最高阻滞平面为(5.3±0.7min),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镇痛指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下表:

显然,p的值越大,相应地pc1、pc2、pc3、pc4的值越小,充电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下文将针对各参数大小对充电过程性能的影响进一步分析。

三、从美走向自由

笔者认为,席勒的预设并非审美乌托邦,它恰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道德的人”与“伦理国家”无法仅靠愿望达成,需要某种力量进行催化。审美文化的参与恰恰可以使人类社会在向“善”的征程中减少偏差、勿入歧路。实践已经证明,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唯有“审美文化”能够承担起救赎的重大使命。席勒认为,美之所以对德行、真理有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它根植于人类普遍的“同情”。在《欢乐颂》中他写道:“聚居寰宇的芸芸众生,/你们对同情要知道尊重,/她引导你们升向星空,/那儿高坐着不可知的神……/她对探索者笑脸相迎,/从真理的辉煌的镜中。/她给受苦者指点迷津,/引向道德的陡峭的高峰。/在阳光闪烁的信仰之巅,/可看到她的大旗飘动,/就是透过裂开的棺柩,/ 也见她站在天使队中。”[6](P31-33)“同情”推动着人从“自然状态”上升到“道德状态”。因此,在席勒的审美理想中,正义的最高实现途径不是同态复仇或森严的律法,而是像神灵一样“宽恕”,“应当忘记怨恨和复仇,/对于死敌要加以宽恕。/不要逼得他眼泪长流,不要让他尝后悔之苦……把我们的账簿烧光!跟全世界进行和解!”[6](P33-34)“同情”使人更像人:自由更谨守边界;自尊更尊重他者;祛魅更敬畏生命。

席勒在《人的美学教育书简》(1795)中提出,弃恶从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驱动力量。他写道:“起初,大自然对待人并不比对待它的其余作品要好多少:在人的自主智力还无法独立行事时,它就代行其事。但人正因此而成为人,不致停留在紧靠大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状态,而有能力借助理性从大自然预定的道路上退回,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变成为一件自由选择的事情,将身体上的必要性提升为精神上的必要性。”[4](P141)席勒在这里将恶预设为历史原点,同时指出,人的发展受到弃“恶”向“善”力量的驱动。“善”使人区别于动物,“善”使人超越自然本能,进而显示出人类自身的伟大。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康德哲学对席勒的影响。康德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总是从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5](P6)。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席勒对康德的超越。虽然康德认为理性可以引导人向“善”发展,但对“善”何时实现却很悲观,“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准备着进入的那种更好的状况相形之下,始终总是一种灾祸;并且朝向终极目标的无限前进的这种提法,同时也是对于无限系列的灾祸的一种展望,那即使确实是被更大的善所压倒,但仍然不会使得称心满意出现。称心满意是他们唯有通过终极目的有朝一日终将达到才能设想的”[5](P58)。相较之下,席勒却对“善”的最终实现相当乐观,他提出将“审美的人”作为从“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之间的必经阶段。因此,美就超越了自然美、心灵美和社会美等三个层面,成为建构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

笔者认为,席勒的进步论历史模式不仅受到前人影响,还是对自身青年时代历史思考的一种延续。席勒在卡尔学校时期的博士论文(1780)中曾想象性地建构了人类发展的驱动力及进程:“一种内在和积极的自然的冲动,与出生地的贫瘠结合,教导我们的祖先大胆思考,并为他们发明了房屋……在这里重新有了新的产品,新的危险,新的需求,新的精神努力。动物本能的冲突让人群同人群争斗,把未经提炼的矿砂炼成宝剑,造就冒险家,英雄和暴君。城市被加固,国家被建立,随同国家产生了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艺术,数字,律法,狡猾的教士——和神灵。”[1](P245)作为一名医学院学生,青年席勒认识到初民具有动物性,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是,随着人类不断向前发展,制造工具的能力使人在进化的伟大征途上越走越远。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大大增强,私有制随之产生,制度、规则、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也纷纷建立起来。这里传递出的信息是:席勒确信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由低向高发展是必然趋势,但同时,他对这种发展趋势背后的深层驱动力量并没有深刻认识。相比之下,写于十五年之后的《人的美学教育书简》在认识深度上有了显著提升。

在审美文化激发、培育 “同情”的问题上,我们能够看到赫尔德对席勒的影响。赫尔德历史哲学关注的焦点就是人道,即人的自由的力量,视其为人类进步的终极动力。他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作用,“人们所建立的一切制度、科学和艺术,如果它们是与真理相符合的,那么除了把非人、半人变为人之外,它们就没有任何其他目的”[7](P100)。赫尔德认为,历史的进步在于人活得更像人,而非“他人即是地狱”的尖锐对立。席勒从赫尔德的观念中找到实现人道的途径——“艺术”,并将之提升到“审美教育”的更高水平。他坚信,即使历史有短时段的倒退,但合乎人道的“伦理王国”终将通过“审美教育”得到实现。“唯有美学的国家能够使得社会成为现实的东西,因为这种国家通过个体的天性贯彻整体的意志。如果需求迫使人进入社会,而理性将群居的原则植入人的内心,就只有美才能赋予他一种合群的性格。唯有情趣才能将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培育了和谐”[4](P274)。(第二十七封信)审美教育是人类从自然走向道德自由的中介,是人类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桥梁。席勒坚信,人类必然 “通过美走向自由”[4](P170)(第二封信)。

眼看肚中的孩子安然无恙了,陈清夫妇草拟了一份《代孕协议书》,决定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孩子的归属和责任,以消除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协议中说:“陈清夫妇与张梦华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张梦华为陈清夫妇代孕孩子,生下孩子后就交给陈清夫妇,不承担对孩子的抚养、教育、监护等所有义务,也无认领权利。陈清夫妇为了感谢张梦华的关爱,支付她2万元每月的代孕补贴费。待孩子出生后,一次性支付30万元的代孕费用。”我对协议无异议,就此颤抖着签下了名字。陈清夫妇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说卡里是前几个月的代孕补贴费,让我收着。虽然倍感屈辱,我还是收了下来。

四、结语

席勒的历史研究是“诗”与“真”的高度结合:力图回到原生态历史但竭力避免它成为对读者忍耐力的考验;不仅向艺术借鉴表达手法,还竭力避免历史淹没在文学虚构中。他建构了从“自然的人”到“审美的人”再到“道德的人”的三阶段模型,预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倾向及推动力,对现代性思想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席勒传[M]. 卫茂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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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 历史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席勒. 席勒文集Ⅵ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6][德]席勒. 席勒文集Ι[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7][苏]古留加. 赫尔德[M]. 侯鸿勋,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From“NaturalPeople”to“MoralPeople”——An Analysis of Schiller’s Historical Research Thoughts

SHENG Bai-hui

(Faculty of Humanitie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iller’s thinking.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Schiller not only creates a historical writ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literary character, but also constructs a model of human historicaldevelopment, and regards “aesthetic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model.His research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thought.

Keywords:Schiller; historical research; natural person; moral person; aesthetic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9)01-0001-03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盛百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责任编辑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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