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迹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展军事运动。在丰富的军事实践中,李大钊的武装斗争思想逐步形成,成为我党早期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坚持武装斗争实现独立解放
李大钊分析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的原因指出: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为了防止我们民众的勃兴,……使中国永远在军阀互争之下不能崛起”;[1]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的反映。中国要独立解放,必须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斗争”,“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以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2]“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举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3]
李大钊高度评价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这次大革命,不是单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4],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预言,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开展世界革命的时候,“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旧政权就会“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打落在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
李大钊指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6]十月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红军的存在。“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暴力革命”,“把一切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手中,除此别无他途”。
二、创建革命武装力量
李大钊分析了孙中山数十年革命屡遭失败原因和反动军阀用武力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后强调,进行革命必须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7]“现在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势力,”“就得靠革命的进步军队……消灭他们。”[8]
(一)培养军事人才
李大钊在血雨腥风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主要表现为制定退守南口、“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分化瓦解北洋军阀等战略战术。
(二)争取旧军队
以SPSS20.0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率(%)表示,计量资料经t检验,(±s±s)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P<0.05。
(三)改造农民武装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李大钊十分重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他向鲍罗廷建议加派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组织河南红枪会的训练和领导,给予其武器及经费的支援。他还陆续派萧人鹄等人到荥阳领导和改造农民自卫武装,促成贾峪区农民自卫军大队的建立。1926年,面对直系军阀占领河南后当地的革命形势,他因势利导,保留和增派革命同志在河南继续做红枪会的工作。8月8日,李大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指出,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掌握现代新式武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大进步,“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他号召农村中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农民运动者深入红枪会,向他们宣讲红枪会发生的必要性、红枪会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的道路,把旧式的红枪会组织改造成为现代农民自卫团。
李大钊在分析了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后强调,“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11]“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2]当时,鲁、豫、陕等省的农民纷纷组织了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这些武装从总体上是革命的武装力量,但存在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封建迷信”等弱点。为此,李大钊曾派大批同志深入农村指导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改善他们的组织”,“变旧式的乡村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13]
(四)组建共产党军
在指导、帮助冯玉祥整顿国民军期间,李大钊还十分重视共产党在国民军中直接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在他的指导下,“史可轩旅”、“张兆丰师”、“李象九和谢子长的营连”等相继成立。组建内蒙古特别民军。李大钊曾亲自到塞外坝上高寒地区的多伦检阅这支在此集结训练的队伍。
二是促进张宗昌“驱孙而拒杨”。李大钊利用山东的张宗昌企图扩大地盘、独树一帜的野心,及其与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即南下进攻孙传芳,阻止杨宇霆出兵江苏。致使张宗昌受杨宇霆的制约不能夺取江苏等地盘,杨宇霆受张宗昌的制约也不能派兵南下,为北伐军占领江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
1921年,李大钊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建议“要办军官学校”。[9]他还曾经指出:“我们党要建立军队……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10]为培养军事人才,他多次选派优秀党员和干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等院校学习;领导创办中山军事学校等军事学校,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一)退守南口
冯玉祥国民军倾向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各派封建军阀的嫉妒恐慌与仇视。国内外反动势力组成“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在直奉晋鲁约50万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下处境十分困难。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为保存国民军实力,李大钊为冯玉祥制定了“撤出北京、退守南口”的作战方针,得到冯玉祥的认可。此后的南口大战坚持了4个月之久,牵制了直奉联军大量兵力不能南下,发挥了保障北伐军两湖战场顺利作战的重大战略作用。
(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
五是加大投入力度,多措并举做好抗旱工作。国家防总及时会商研判抗旱形势,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重要骨干工程的科学调度,并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重旱地区了解旱情、协助开展抗旱工作,及时调拨抗旱物资,会同财政部下达7.84亿元专项经费,用于392个县级抗旱服务组织设备的购置,目前全国2 144支县级抗旱服务队设备购置工作基本完成,并在抗御高温伏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李大钊就强调,在“全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的过程”中要注意“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他与吴佩孚建立松散的联盟,使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从北洋军阀阵营中脱离出来,对张学良开展了争取工作,派谢子长、陈毅到川陕军阀中发展革命武装。
(三)瓦解北洋军阀
李大钊分析了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破坏军阀“讨赤联军”策略,一是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促使郭松龄将所部7万人改编为东北国民革命军,加入拥护革命的军事阵营,并一度占领锦州,兵锋直逼沈阳。虽然郭松龄造反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此事给张作霖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且其部将魏益三继承了他的遗志,率部参加了冯玉祥国民军。
饲料的化学处理方式主要有碱化处理(氢氧化钠、氢氧化钙等),氨化处理(尿素等)和将前两种方法结合的复合化学处理。碱化处理是指利用碱性物质破坏细胞壁中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和木质素之间连接的酯键[25],增加纤维素之间的空隙度,增大瘤胃微生物附着量,提高纤维素的降解率,改善细胞壁的消化[26]。氨化处理是指饲料与氨作用时,有机物质与氨会发生氨解反应,从而打断木质素与多糖之间的酯键,在提高饲料利用率的同时形成氨盐,氨盐可作为瘤胃微生物的氮源。
在南口大战期间,李大钊为冯玉祥部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作战方针。五原誓师后,李大钊提出具体作战计划:“出兵陕西,经府谷、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进军陕西,击溃直系刘镇华部,解西安之围,然后以关中为据点,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会师中原”。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制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最终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于1926年11月28日解围西安城。1927年春,根据奉、鲁、孙兵力部署及奉张出战河南计划,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冯玉祥遵照李大钊的意图率兵东出潼关,先后占领郑州和开封,与北伐军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全部实现。
三是促使阎锡山“不与奉合作”。1926年10月起,李大钊曾派人几次与阎锡山驻京代表会晤,进行争取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表示“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指国民党)同行(合作),早具决心”,“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并且撤回了京绥铁路沿线所属部队。1927年4月,阎锡山下动员令,率全军出兵讨奉,使张作霖大惊,河南河北奉军纷纷向北撤退。
(2)伟晶岩标志:根据勘查成果及研究资料,规模的大伟晶岩往往具有较充分的结晶、分异空间,铌钽矿往往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伟晶岩脉中。因此,幕阜山岩体西南缘片岩地区规模较大的伟晶岩脉可以作为重要的找矿标志。
第一,提升民众对保健食品认识。由于健康科学的知识会影响中老年民众对保健食品的兴趣,特别是在保健食品营养特性、功能效应和潜在的健康益处方面,因此积极的引导方式应是教导引导,让民众科学认识保健食品。
四是争取豫境军人联合反直反奉。1926年7月,李大钊成功争取到张伯英等豫境军人从军事布置、方式方法到具体行动等方面反对吴佩孚的态度。李大钊还积极争取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军阀,“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14]1927年1月,靳云鹗在河南正式“通电讨吴”。3月,靳云鹗与田维勤、魏益三等通电倒吴讨奉。
李大钊丰富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实践切合中国革命实际,不仅对当时我党北方革命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遗文补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96.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6.
[3]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90.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56.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02-603.
[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29.
[7]李运昌.李大钊送我上军校.回忆李大钊[M].人民出版社,1980:79.
[8]屈武.李大钊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一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95.
[9]《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1.
[10]李运昌.李大钊送我上军校.回忆李大钊[M].人民出版社,1980:79.
[1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25.
[12]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
[1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75—876.
[1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84—885.
作者简介:马苹,1972年生,辽宁海城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训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标签:李大钊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国民军论文; 军阀论文; 河南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兰台内外》2019年第11期论文;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训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