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位于中国南北、中西交界处，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自古以来重庆就是中国中、西部人口迁移的重要中转站和居留地。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重庆的繁荣与发展和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活动密不可分。
据清道光23年王梦庚修、寇宗撰写的《重庆府志》中的氏族部分记载，书中记录的姬姓、涂山氏、巴氏等共30个氏族中，明确记录不是土著的氏族就多达18个，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在这18个外来的氏族中，在元末明初自湖广、江西迁居重庆的就有12个，自贵州遵义迁来的1个，清初自江西迁来的1个，而自湖广迁来的又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1]联系他们移民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他们与元末明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密切相关。其余4个外来氏族均因官职调动等原因入蜀，与这14个氏族关系不大。
麻城在历史上一直只是一个小县城，孝感乡是麻城下辖的四乡之一，还在成化八年因户口消耗并入了仙居乡。这样的小地方是如何提供了如此大量的移民的呢？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麻城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正处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中段的南麓地区，境内多高山丘陵。元末明初的时候，江淮平原地区战乱不断，而麻城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它位于大别山区，相对于平原而言战争更少，更安全，且位于三省交界处，自然就成为了战区人民避乱的首选。孝感乡在麻城县的西南部，处于大别山和长江之间的冲积平原上，与麻城另外三乡相比更多了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优势。相应地也就吸引了更多的战区难民，如麻城的陈氏来自江西饶州，因红巾军作乱移民到麻城，胡氏家族来自江西南昌，因徐寿辉、陈友谅作乱，四邻纷纷迁走，便于洪武初年搬到麻城，这些难民使麻城的人口大大充实。
元至正十一年，白莲教会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大肆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又散步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还在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使河工们挖出，扩大声势，发动了黄河民工起义。见时机已到，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人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红巾军起义，推徐寿辉为首领，很快便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麻城与蕲水之间距离非常近，“天完”政权的太师邹普胜又是麻城人，因此麻城便成了红巾军起义的一个重要中心，也成了红巾军征集士兵的兵源地。麻城人为了躲避战乱便纷纷西迁，进入四川。
所谓的“麻城孝感乡移民”，除了真正的麻城人和移居麻城并取得麻城籍的人外，还有两种可能的来源。一是将麻城作为移民的中转站的人，如四川泸州的王氏家族祖籍河南，麻城位于鄂豫皖交界处，因此王氏先到达麻城并在此停留了两年后再迁入四川。再如重庆程氏：“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后家徽州，复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避乱入蜀。”[7]；韩氏：“宋知江南徽州府，故丞相琦孙也。寄籍麻城，生子，至高中武魁，明永乐初迁孝感乡，七世孙月桂再迁长寿。”[8]；余氏：“其先江右人，元延祐进士，官参政，名必达者，偕弟成可入籍湖广，再迁长寿。”[9]因为他们曾在麻城居住过，便很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麻城人。另外一种可能是冒籍麻城孝感乡的人。在或自发、或有组织地移民四川的人中麻城孝感乡人比重本就非常大，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之中已不乏小有成就者，“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经验与认识，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10]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同乡之情，因此初来乍到的移民势单力孤，为了寻求“老乡”的庇护，往往也假称自己也来自麻城孝感乡，然后修改族谱，镌刻墓碑等，通过这些手段将其合法化，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元至正二十年，湖北红巾军内部出现分裂，陈友谅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断绝与陈友谅的关系，从“天完”政权中独立出来，带领湖北籍军队留在四川，自称为陇蜀王，后来又受刘桢等人拥立，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自立为帝。明玉珍入川后本就有割据一方的打算，随行将士都携带了家眷，除此之外他还从湖广地区招募了一批移民。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随州与麻城地缘上相邻，在此之前已有许多麻城人入川，可以推测这次也会有不少麻城人前去投奔之前迁入四川的老乡或亲戚，因此明玉珍带入重庆的移民中麻城人所占的比重应该不小。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估计明玉珍带走了占陈友谅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的军队，他说：“足下之兵，虽出于颍之东南，汉沔广湘之地，然而，陈友谅握其权纲，足下固有所见，以偏师入蜀，度其兵分有三分之一。”[2]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时号称自己六十万军队，照此推算，明玉珍的部队应该有十万至二十万人左右。明玉珍自己也说：“区区人马二十万，北下汉中，东下荆楚……”[3]与朱元璋估计的数据基本吻合。接近二十万人的军队，加上士兵的家属和移民，据估计，明玉珍带入四川的总人口应该在四十万以上。[4]这四十万人对四川的影响是巨大的。嘉熙元年，蒙古军队展开了旨在攻占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人民的抗战前前后后坚持了半个世纪，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钓鱼城保卫战。战争中不计其数的人死亡，得不到及时处置的大量尸体又引起了传染病。1259年钓鱼城保卫战时宋元军队激战，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出现大疫，即使到了第二年春天，成都的蒙军和战马的死亡也依然在继续，奉命提兵援蜀的宋将王登和他的幕客唐舜申以及蒙军统帅蒙哥都因感染了此次疫病而死。据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这次瘟疫为霍乱。然而事实上，根据中医典籍的记载，中国大陆近代所流行的霍乱其实是1820年才从国外传入的，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记载的霍乱，并不是这次瘟疫所表现出的急性或者烈性传染病，而是一般的肠胃反常现象。在《元史》里面这次瘟疫被记录为疟疾，但疟疾在合州并不是高发疾病，也不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曹树基根据王登和唐舜申的症状推测这次瘟疫事实上是鼠疫。[5]这次疫病导致四川人口损失惊人。据统计，南宋嘉定年间，四川人口259万户，到了至元十九年，也就是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的三年，四川全境只剩了20万户，全部人口约60万，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在战争中散亡了。整个元代四川的人口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恢复，到了元末，也只有约70万人。[6]因此，明玉珍带来的40万人，对后来四川移民占很大比重的人口现象有巨大的影响。
在古代，四川盆地与外界交通主要依靠四条道路：北面通陕西，陆路如早期的褒斜道、金牛道，后期的与古金牛道基本重合的剑阁道、米仓道，水路如嘉陵故道，还有小路如王古道、汉壁道；东面通湖北，这个方向主要以水路为主，如峡道、汤溪水道，陆路如南陵山道；[11]南面和西南面与西南夷相同的五尺道和邛筰道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且不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川陕这一条路线，古诗词中常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就是指穿过秦岭大巴山脉的川陕路线。剑阁道从古南郑（汉中）出发，经勉县西南烈金坝，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金牛峡），经今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入古葭萌（广元昭化），再经剑门、柳池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岭和石牛辅进入成都。这条路线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取蜀的首选。魏梁州刺史邢峦在《请伐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剑阁”。据《华阳国志》《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周慎王五年，司马错、张仪取金牛道取蜀；建安17至19年，刘备灭刘璋，自葭萌径自白水关，再进据潼城，克绵竹，败任勒于雁桥，进围成都；景元四年，钟会经关口，昭化入剑阁到达成都；元康八年，关中六郡流民由剑阁入成都；永和三年，桓温克晋寿、葭萌、白水城，降李氏……足见剑阁道战略地位之重要。
由表1可见，所提出的混合方案可以有效地减少次级灭弧时间，从而确保快速的自适应单相重合闸并加速系统恢复正常。
在18个外来氏族中，除去因任职而迁来的4个氏族和自贵州遵义迁来的杨氏，剩下的13个氏族都来自麻城孝感乡。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移民时间也大致相同，12个在元末明初时迁来，1个在清初时迁来。谈到四川移民，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并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在现在的四川省境内居民里，“湖广填四川”移民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然而重庆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元末明初的移民，“湖广填四川”的影响反而更小。这主要与重庆的地形和地理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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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取道剑阁道的军队也不少：崇祯三年，起义军“扫地王”廖惠经宁强、广元克剑门关；崇祯九年，李自成自汉中入川，崇祯十年从七盘关、昭化进入剑州、梓潼、绵州、新都，围成都。明将洪承畴也率军自七盘关进入广元打败起义军；起义军取米仓道从秦州入南江、通江；崇祯十一年，李自成经剑州进入汉中；崇祯十二至十三年，张献忠在陕、鄂、川三省的交界地带与明军作战，奔走游击于川北的广元、昭化，川南的泸州、南溪……可以看出明末入蜀的战争进军大都选择了北面的川陕路线。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曾取峡道走水路入蜀，但却“焚断驿舍七百里”，[12]这一事件对峡道的设置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后来的军队选择经这条水路入蜀的就更少了。所以，从军队的行军路线和主要战场也可看出明末清初战争的破坏主要集中于川西和川中地区，重庆位于川东，又是山城地形，与中西部的平原相比受到的破坏要小许多。当战争过后，人烟更加稀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农耕条件更好的四川中西部平原对新来的移民自然更具吸引力，移民们更多的选择了继续西行，而不是停留在重庆，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四川多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而重庆多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移民”后代这样的人口布局。
公司层面的控制是指存在于公司整体层面，对业务层面实施的控制措施产生普遍、深远影响的控制，体现公司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承受能力、公司治理监控水平、对道德价值观的遵守、人员素质与发展水平以及职责权力分工。根据《企业本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层面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及内部监督四个部分，其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企业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方面。
历史上多次的移民事件为重庆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和技术，大大促进了重庆的发展。今天的重庆占据了直辖市的优势，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移民城市。然而新的移民与古代的移民相比更具有高知识水平的优势，必将促进重庆经济社会更加迅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清）王梦庚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5[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2-68页.
[2]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5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153页.
[3]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5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4]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5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5]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4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6]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4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7]（清）王梦庚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5[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8]（清）王梦庚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5[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9]（清）王梦庚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5[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10]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11]蓝勇.四川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清）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M].辽沈书社，1993那年，第231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宋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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