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有圣人”，在对方未察之际就下手
秦穆公任用贤才，有史记载的就是从著名的“五投大夫”百里奚开始的。百里奚流落楚国，却被当作奸细被抓住。楚人问他能干什么，他说会养牛。于是就让他养牛，结果他养的牛又肥又壮。楚成王听说了，觉得其饲牛之道与养马相通，便让百里奚为自己养马。看来，非贤君是很难识大才的，如楚成王也就只有看到饲牛之道与养马相通的眼光。楚成王就这样与百里奚失之交臂。
秦穆公听说了百里奚之贤，便想用重金赎回。估计这是人的正常思维，但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年代，秦穆公这样做就等于是直接告诉人家百里奚是千里马了。所幸秦穆公当时的谋臣就说：楚成王让他养马，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才能，不如以逃跑之罪而赎之，当初管仲就是这样从鲁国脱身的。在古代，得贤人必也工于心计，每每若是。
于是，穆公就派人对楚国说：秦国陪嫁的奴仆百里奚逃到了你们这里，想用五张黑羊皮赎回他。楚国一听，估计也没上心，便爽快地答应了。等到知道百里奚之贤，只怕追悔莫及了。
如此波澜不惊地就把大事办了，正是雄主的功夫。
试验段2：K11+150～K11+200段先振动压路机先小振1遍、大震3遍，时速3.2km/h；再用18～21t三轮碾压2遍，时速1.7km/h；最后用25t胶轮碾压2遍进行收光，头一遍时速1.7km/h，后1遍时速2.5km/h。
“筑黄金台”，创造“唯贤必重用”的口碑
燕昭王在燕国纷乱不断之时即位，虽胸有雄略强国之志，而难有所为。而于穷困之时，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终使国强，燕国就是一个例子。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在语境上并没有沿用传统媒体的一言堂模式，而是采用自由发言与表达意见的方式，如果条件允许，主持人可以随时接受观众的提问，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广大受众所具备的话语权以及参与权并不是主持人给予的，而是网络平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形成的。大众传播的节目语境当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情境交流，实现了主持人与观众的地位平等化，而且传播者与受众的身份可以相互转化。由于是面对面的方式，那么就不需要采用传统的“一对众”电视节目主持形式，新媒体更加重视观点的独特性以及信息解读的正确性。因此，主持人要重视口语生活化，这是当前新媒体的主旋律。
燕王如此大动作以招贤，即以好士闻名而传布远近。这一招，便招来数位贤能。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昭王奉乐毅为亚卿，开始了燕国由弱到强的剧变过程。
郭隗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这个重贤招士的办法，其实是给天下贤能之人立了一个比较低的标杆，使其认为一个不怎么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我比他强肯定比他更能受重用，不能不说此法简单而又高妙。于是燕昭王为郭隗翻建府第，尊他为老师。同时，还在易水之旁，筑起高台，积黄金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名曰招贤台，亦名黄金台。
燕昭王问郭隗：齐国乘我们内乱，而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弱，不足以报仇，“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如果你看到合适的人才，我一定亲自服侍他。人云“国乱则思良相”，此之谓也。
量才录用，绝不给外界“任人唯亲”的印象
在用人策略上，刘邦更胜项羽不知几筹。在大宴群臣时，刘邦就发表过一番著名的宏论。即《史记》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臣，原是韩国人，自韩被秦灭后，张良还在博浪沙袭击过秦始皇以报韩仇。后来，机缘巧合，得了黄石公《太公兵法》，便习诵于心，完成了从一个勇士向谋士的人生角色转变。及陈涉起兵，张良也纠聚人马反秦，本想投奔景驹的，不料半道上遇到了刘邦。此时，刘邦还只是让张良给他当管马的官。可以说，张良最初也只是个“弼马温”。
涉身的含义是什么？莱考夫涉身心智观中的“‘涉身’是指人类‘依据生物性的能力以及身体与社会经验在外部环境中运作’，‘心智’则包括理性与概念，因此心智涉身性就是指人类理性和概念的建构都是涉身的，它们通过人类身体、大脑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式运作而形成。”[3]30
而后，张良屡出奇谋大智，数救刘邦于水火，协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终被封为留侯。这说明刘邦量才为用的用人观，是在结合实际灵活运用。面对萧何等知根知底的人，可以及时根据其才能与功绩而任用。但在面对如张良等半道加盟的人才，则有一个根据实践检验再擢用的过程。对于刘邦来说，在你没有显出大才之前，他是不会把你放到高位的，但又不会轻易让人才流失，颇有点为自己储备人才的意思。要得高位，还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取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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