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献可知，此时的马克思既是虔诚的基督新教徒又是启蒙思想的拥趸，他的思想面貌呈现出双重色调。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中学生的马克思容易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新教和启蒙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准确把握中学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面貌是探究马克思思想进程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马克思；中学时期；双重色调
准确把握中学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面貌是探究马克思思想进程不可缺少的一环。能反映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学养和思想的材料主要有《人生》《查理大帝》两篇诗作、《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福的时代？》三篇论文、高中功课的课表、外语的翻译作品、数学试卷、中学毕业证书等。我们发现，中学时期的马克思既是基督新教的信徒又是启蒙思想的拥趸，他的思想面貌呈现出双重色调。近代启蒙理性与基督教的斗争给人们一种印象：二者是水火不容的。既然如此，该怎么看待这种双重色调的出现。这也促使我们去反思启蒙理性与基督新教的真实关系。
一、作为基督新教信徒的马克思及其思想架构
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明确记载，马克思“信仰新教”，而且“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的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1]。马克思信仰基督新教，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来自家庭，一方面来自学校。马克思的父亲在1816年由信仰犹太教改宗路德新教，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希尔舍改为亨利希。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改宗路德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2]。这种改宗的行为，是当时的社会潮流，是“欧洲文化的入场券”。1824年，马克思的父亲又让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七个孩子接受了洗礼。1825年，马克思的母亲也改信基督教。1834年，马克思受坚信礼。可见，马克思是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另外，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读书的六年中，宗教文化一直都是贯穿在《语言》《历史》这两大课程中的主要内容，升学考试中还要求写宗教论文。家庭和学校里的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早期的信仰。
我们说马克思是基督新教的信仰者，不仅是由于其成长环境有浓郁的宗教氛围，更重要的是因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深深地嵌入了马克思的思想中。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自由式创编。学生编写出口诀后，教师帮助学生进行整理，有顺序、规律的编排，学生会获得了成功的体验和强烈的满足感。
（一）世界观：神造万物。神造万物是宗教世界观的共性。作为基督徒的马克思相信，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最高的存在者，它全知、全能、至善，而“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3]；人的心、理性和本性都是残缺的；人的历史表明，没有神，没有基督，人类将达不到完善和完美的状态，即使文明鼎盛也无法摆脱迷信，无法认清自己；对德行的追求源自利己主义、粗野的力量；人类的拯救离不开基督，只有借助基督而能通达于神。对神造万物和神的至上性的信仰，使马克思获得了一种宇宙观、世界观。
（二）共同的存在论基础。宗教的核心是神，神发端于人类蒙昧时期的灵魂观，灵魂观的特质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设定灵魂与肉体的对立。客观世界的辩证性质被片面化地理解加深了这种对立。可见，宗教在存在论上的特征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高级宗教的基督教当然也如此。费尔巴哈指出：“随着基督教的建立，也就形成了精神和肉体、感性和超感性之间的区别。在历史上，随着基督教的种种因素达到一定发展阶段，这种差别又发展成为对立，甚至发展为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超感性和感性的分裂”[9]。路德主张“因信称义”，把信仰扎根在个体的经验感受中，试图改变宗教的灵肉二分、主客对立的文化基因。马克思曾对路德的努力作出评价：“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10]近代的宗教世俗化浪潮实现了宗教的属性和功能转换，但是并没有改变宗教的文化特质，没有改变宗教的存在论基础。
（二）人生观：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人人可得为祭司和《圣经》至上，是基督新教的三个核心教义。基督新教认为人只要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而无需圣事、圣功，人与神的沟通也无需祭司作为中介，人应该在圣灵即理性的指引下去读《圣经》，去领悟基督的道，应该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而不是以教会和教皇为最高权威。马克思的《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一文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新教的这三个教义。马克思熟稔地引用《圣经》去论证信徒与基督合一的必要、可能和实质，马克思俨然是成为了自己的祭司。他以圣灵为指引，以《圣经》为权威，形同中世纪威严尊贵的祭司一样地解释、运用它。马克思对其与基督合一的情境体验的细腻描绘，不是“因信称义”的生动写照又是什么呢？他说：“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4]。可见，有人说的宗教和信仰融入到了马克思的血液中，不是没有道理的。基督新教的教义确确实实渗透到了马克思的思维和情感中。基督新教还特别重视个人德行的修为，这一点在马克思三篇论文中的印记随处可见。信仰基督新教，使马克思获得了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国有句古话“寒从足底生，树老根先老”。因为脚离心脏最远，血供少且慢，脚的皮下脂肪也薄，保暖性很差，所以冬季锻炼在鞋子的选择上也不容忽视。有的人脚汗多，所以经常选择网面的运动鞋，但是薄网面的透气散热运动鞋在寒冷的冬季已经不再适用。冬天锻炼时应该选择鞋面带有保暖设计的跑鞋，防止寒气从脚底入侵。另外，冬季雨雪天气造成的湿滑路面危险性很大，所以冬季锻炼还需要考虑鞋的防滑性。鞋子尽量选择宽松一些，保暖效果更好而且防止磨出水泡。
（三）职业观：天职。赋予人的职业以宗教内涵，认为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基督新教的天职观。它主张勤勉劳动，勤俭节约，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也体现了这种天职观。马克思把人的职业看作神的指示和启示、看作达到崇高目标的手段，赋予职业以神圣性和崇高意义，对职业选择的可能陷阱作了多方面的推演，最后立下为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而工作的宏愿。“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那种高傲、悲壮和苍凉，读来让人动容。基督新教的信仰，使马克思获得了一种崇高的职业观。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基督新教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的成长环境，成为马克思须臾不离的文化背景，更重要地是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学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和情感，塑造了此时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
再次要达到“运行有效”的要求。好的制度必须是有效率的制度，即制度运作顺畅高效。效率首先表现在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使个人利己行为结果与给定的社会目标相一致，降低人们冲击规则程序底线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要求规则是明确易行、普遍适用的，相关制度安排有高的耦合度，这是制度运行有效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要求社会行为主体能够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法治意识，增大违规成本，压缩“潜规则”存在的空间。
二、作为启蒙思想拥趸的马克思及其致思方向
启蒙运动在英国潜滋暗长，在法国狂飙突进，在德国余波荡漾。作为新潮流、新趋向，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马克思也呼吸着时代的新空气，受益于时代之新声，在那个时代，对人的理性、自由和尊严的呼唤汇成声彻寰宇的呐喊。马克思接触到启蒙思潮，首先得益于其父亲。据记载，老马克思虽然身为犹太人，却没有犹太教的一切偏见，他受到过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理念。他青睐伏尔泰、卢梭、莱辛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奉行理性主义，在宗教和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老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文化面貌无疑感染了马克思。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传记的作者科尔纽认为，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父亲。这一点，能够从老马克思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马克思对父亲终身的眷念中得到印证。其次，特里尔中学的老师们的精神风貌对马克思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特里尔中学的校长是康德哲学的坚定支持者维腾巴赫，而康德哲学是启蒙思想之集大成。维腾巴赫在哲学、宗教、政治上的取向和老马克思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前者更为清晰、坚决，因而对马克思的影响更直接、更具有决定性。再次是赫尔德、歌德、席勒等文学家的影响。这些文学家其实也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与晦涩艰深的哲学相比，通过文学形式表达的启蒙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更大，毕竟此时的马克思还是中学生。有记载表明，马克思曾系统地阅读了这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启蒙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人类壮丽的精神日出。自然科学重视经验和逻辑，对以巫术和迷信为外衣的宗教具有祛魅作用，为宗教批判提供了坚实的据点。然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它所引发的哲学后果就是：“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哲学思维”[11]，哲学中最根本的存在论问题却隐而不显，从而也不会触动宗教的存在论基础。康德哲学延续了近代哲学的使命，那就是“让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得到发展的自然科学享有科学霸权而提供依据和保障”[12]。近代哲学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最高的实现。但是，主张调和折中的二元论和以辩证法为“幻象的逻辑”的康德哲学在存在论上的特征正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种哲学是无法摆脱宗教的。康德哲学以实践理性的公设的形式为宗教招魂，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卢卡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附属物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宗教本体论保留它在历史上已经占领的意识形态活动余地”[13]。由此可见，近代哲学与宗教水火不容不过是表象。
（二）论证方式的转向。马克思告别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等论证方式，独辟蹊径地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论证信徒与基督合一的必要。在马克思选择职业时的思考中，天职观有痕迹，预定论无影踪。马克思说，“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7]。之后，马克思又采用了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家色彩的雄辩笔法，自信地运用思维的力量，周详、缜密、大气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上述表明，中学时期的马克思既是一个基督新教的信仰者，也是一个启蒙思想的接受者，因此马克思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双重色调。其中，基督新教塑造了马克思的思想架构，是中学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外观和外壳；启蒙思想扭转了马克思的致思方向，激发和释放了马克思的理智潜能，为马克思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生动活泼的时代元素。
总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兼容基督新教与启蒙思想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基督教和启蒙理性是高度和谐的。由于马克思当时只是一个中学生，他无法洞察基督新教和启蒙思想深层次的矛盾，因而其思想呈现出双重色调。
综上所述，给予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硝苯地平与盐酸拉贝洛尔联合治疗可明显提高临床效果，降低血压与尿蛋白含量，改善母婴结局，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但本研究所选样本量少，研究结果是否存在代表性，仍需临床多渠道及多中心选择样本，以增加样本量进一步探讨。
三、马克思思想的双重色调的实质探析
（三）理论旨向的转变。在理论旨向上，马克思突出了强调人的自由、尊严、高尚、幸福和完美。马克思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合一，无非是为了指出人的道德走向崇高的路径。而他对职业选择的殚精竭虑，最后指向了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8]。马克思言出必行，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淡泊劳碌一生，成了尘世间的普罗米修斯。
中学时期马克思思想出现这双重色调，是一目了然的。但其思想呈现出双重色调的原因和实质，却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不对这个问题深究，就会对中学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面貌的认识流于表象，作出片面、模糊的判断。基督新教和启蒙思想有机地结合在同一文本中，出现在同一人身上，个中原因要从客体和主体两方面及其相互作用去考察。从客体的角度来看，要问这两种思想的性质是不是可以兼容、并存；从主体的角度看，要问主体的素质是不是为这两种思想的同时出现创造了可能；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看，要明确主体充分认识客体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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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马克思还是中学生这一个基本事实中去寻找。作为一个中学生，青年马克思涉世未深，心智还处在迅速成长期，无鉴别、无批判地汇集多种思想于一身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种可能在我们自身和身边人的成长经历中是随处可见的。何况，马克思思想这种多元因素并存的局面，不仅在中学时期存在，而是一直维持到马克思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和自立的时候，即当他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候，只是到这时，马克思才与其他各派思想划清了界限，才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并按其哲学原则审视、批判、改铸、消化一切思想资源，去除它们的杂质和相互抵牾之处，使它们成为一个宏大的思想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困难在于第一个问题。18世纪以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战斗的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深入人心，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启蒙理性和宗教是水火不容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成见，导致一些人在面对中学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双重色调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定性。其实，启蒙理性和基督新教是可以兼容的。
（一）共同的阶级基础。启蒙思想家所批判的宗教，并非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是一般的宗教，而只是与封建秩序相适应的宗教，而这种与封建秩序相适应的宗教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合理性。宗教也在随情势之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内涵，以反映其经济基础、服务其社会基础。它可以与原始公社相适应，成为原始先民的精神家园。它可以与封建秩序相结合，成为上帝之城。它还能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促进社会的和谐。因宗教改革所催生的基督新教是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向往的、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相适应的，基督新教和启蒙思想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共同的阶级本质，使得基督新教与启蒙思想绝不是势不两立的。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海涅在《论德国》一书中还揭示了基督新教和启蒙思想的血缘关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融基督新教与启蒙思想于一体，本质上不过是表明此时的马克思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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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思方式的转换。马克思在中学考试的宗教作文中论证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实质和必要性，运思的落脚点在于人，而不是神的崇高和神圣。神造万物，万物又复归于神，突出神的至上、全能，贬斥人的卑贱、无知，把人的得救完全归于上天的赐予，把人的成就当作神的伟大的证明，是宗教典型的运思方式。但在马克思的论文中，对神的敬仰，落脚点却在人，信神是为了“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变得更加超凡脱俗”，是为了“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6]。
启蒙运动强大的冲击力也激荡了四分五裂的专制普鲁士，它席卷风云的裹挟力也在马克思的内心深处掀起波澜扎下根，把马克思对天国的向往引向对尘世幸福和崇高道德的追求中。
注释：
[1][3][4][5][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933、450、452、460、454、45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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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页。
[9]《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11][12][1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页。
*作者简介：李成龙，哲学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剧永乐，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收稿日期：2018-12-1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存在论视域下马克思的宗教观研究”（项目编号：17C1564）。
[责任编辑 丁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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