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依托、以法论道、兼取百家之善规避其短而形成的学术思想，其治道方略在久经战乱、民生凋敝的西汉初年为统治者所采用，成为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本文将运用文献整理的方式，总结黄老之学的兴起背景、发展脉络，为深入研究黄老之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道家；黄老学；理论
黄老之学是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兴盛于西汉初年的新道家学术思想。其承并保留了老庄道家“无为”、“道法自然”的哲学合理内核却不隐于世，将道家的“修身”理想上升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略，与老庄所奉行的注重个人修身发展的传统道家大有不同。《黄老帛书》出土后，经学者考究，通常我们认为，黄老之学指的是假托黄帝之名、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道法结合、以法论道、对其他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而形成的综合性学术思想。
一、秦汉黄老学传世文献书目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著作共有三十七家，其中绝大多数为黄老道家著作，且绝大多数已经佚失。有《老子》《伊尹·九主》《庄子·天道》《恒先》《三德》《黄帝四经》《鹖冠子》《尹文子》《文子》《慎子》《管子》四篇、《管子·枢言》《申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其中《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汉志》中虽被视为杂家之作，却是以道家理论为基础、熔铸百家学说为一炉的智慧之作。尽管黄老道家与杂家有着兼容并包的共同特点，但不容忽视的是，黄老道家是以老子学说为核心的，而杂家并无核心学说。因此笔者认为将此两部著作视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品是毋庸置疑的。
二、黄老学理论体系
(一)黄老学的兴起
对于黄老之学的兴起地，学术界大致分为两派，分别是齐国和楚国。郭沫若作为早期研究黄老之学的学者之一，认为黄老之学是“培植于齐、发展于齐、昌盛于齐”的①，白奚在《稷下学研究》中用明确的标题指出“黄老之学产生并成熟与稷下”②，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张增田《黄老治道及其实践》也都持相同态度。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帛书等第一史料的出土，不少学者研究证明黄老之学早在楚国便已产生，吴光先生在《黄老之学通论》中从道家学派对战国时期楚国故地的影响、马王堆汉墓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地缘关系、《黄老帛书》的语言特点以及《黄老帛书》与《鹖冠子》、《国语·越语》的内容关系共四方面论证《黄老帛书》的作者应该是楚国黄老学派之士，一并得出黄老之学兴起于楚国的观点。受丁原明先生的启发，笔者以为，在战国时期成书的诸多黄老著作如《恒先》、《尹文子》、《三德》、《鹖冠子》、《管子》、《黄帝四经》中，既有成于楚国者，亦有成于齐国者，因此可以说黄老之学是兴起于稷下的，在发展、传播的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统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齐国为中心的北方黄老之学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黄老之学。在天下大一统的趋势下，君王为了进一步集权统治，必须竖起维护自身阶级统治利益的理论旗帜，故先秦百家思想也趋于合流，黄老之学便是典范。对于黄老之学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蒙文通先生如此概括：“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③可以说，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成熟于秦、兴盛于汉初，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黯然。
(二)黄老学的阶段性发展及代表书目
黄老之学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为老子之学披上了新的“嫁衣”，把一向注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处世之道的老子之学，改造成了专注探讨如何才能富国强兵霸天下的为政之道的黄老之学。④
(1)形成期——《管子》与《黄帝四经》中的黄老思想
不仅如此，行业总产值缓慢平稳的上升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传统电台产业，据调查自2009年起，美国人民使用网络电台的平均时间从每周的6分钟增加到9分47秒，使用人数从2010年到2011年的一年时间里增长了近20%[7]。
同时期成书的《黄帝四经》，通常被视为南方黄老学论著。从内容上讲它是一部将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统一于一体的强调“治国之本”的著作。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是以老子的“道”论为哲学最高概念的、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和“形名”而构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则是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为理论依据，兼取其他诸家之长的顺应时势的政治思想主张。因此，有人把“道”和“法”看作是《黄帝四经》的两条主线，书中也确实有不少论道、论法的篇章，然而深究全文，无论是道、法，亦或是德，都是作者针对君主治国提出来的，其本质还是要求君主要做到“无为”，故笔者以为“无为”是《黄帝四经》的主线。其中《经法》、《十大经》、《称》分别从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的恒定法则、黄帝与大臣的对话价值、古代格言的集萃三个角度去论述，权衡出最正确、最得体、最有效的治国修身方案。⑦《道原》篇对“道”的品质及功用的论述虽与老子的“道”论有相似之处，却更注重“天地之道”，辩证地回答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⑧如果说老子主张的是“自然无为”的“世界观”，黄帝之言则是进一步明确了“自然无为”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黄帝四经》能够指导为政者如何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自然无为”。正如《黄帝四经·十大经》第十五篇，“欲知得失，请必审明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愉)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静翳不动，来自至，去自往。”⑨明确指出天下万物都有其特定的运动法则与归属，如果能够把握好事物的本身与客观存在的直接关系，便能知晓福祸的道理。由此得出人也应该做到虚静无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所为而不妄为。
(2)成熟期——《吕氏春秋》中的黄老思想
《管子》中引起学界关注并被认可为黄老学作品的是《管子》四篇，即《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丁原明先生评价《管子》四篇的哲学观点大体相同，构成了有机整体且富有层次感，将老庄道家的治身引入世而为治国，注重内治与外治的统一，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品⑤《管子》中的黄老思想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道”作为治道的理论依据。《管子》中的“道”是对老子本原之道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了有别于本原之道的“精气说”。“精”与“气”在《老子》中也曾出现，而《管子》“精气说”的政治意义在于教导国君行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个人的修身，通过“治心”得道，运筹帷幄，使得文武百官各司其职，朝野若能得治，则天下太平。二是将“无为而治”作为治道的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道因贵”、“因循天道”、“顺时而变”、“顺应人性”。“无为而治”是黄老之学的核心内容，在诸多黄老学著作中均有体现，下作详述。三是将“治己”、“治吏”、“治民”作为治道的具体方略。所谓“治己”便是上述提及的“精气说”。“治吏”与“治民”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官吏与百姓都要注重以德教化、依俗、依法而治。而治吏则更强调“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⑥即要做到因公受禄、刑罚公正、德配位才能使百官、人民信服。
⑤ 参看丁原明：《黄老学纶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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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鼎盛期——《淮南子》中的黄老思想
④ 参看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85页。
⑥ 耿振东：《管子译著》，三联书店2014年4月版，第181页。
1.4 组培苗的生根培养 将外植体上分化出的不定芽剪切下来，转到MS基本培养基上培养。待组培苗生长到5～6 cm，并且长出2到3片幼叶时，将其分别转到0、0.1、0.2 mg/L NAA浓度的生根培养基中，促不定根萌发。30 d后取出与CK(0 mg/L)进行比较，筛选出合适的NAA浓度，用于诱导生根。
③ 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巴蜀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67页。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120页。
②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第92页。
注释：
定干高度是果树树体培养的关键技术，与树体生长有密切关系[5]。定干程度重有利于生长，沙荒地苹果定干高度不同处理存在显著差异，行间清耕定干高度显著低于间作小麦、自然生草，行间清耕苹果幼树生长量显著高于间作小麦、自然生草。第二年新梢生长量存在显著差异，间作小麦苹果幼树生长量、干粗、中心干粗、分枝粗均显著低于行间清耕和自然生草，行间清耕和自然生草之间差异不显著。
黄老之学的自身理论发展从战国中期到汉初是与时俱进的，成书于景武之际的《淮南子》是集大成的代表作。该书兼取百家之长，并明确地以道论为基础，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黄老之学，因此《汉志》将其归为杂家显然是不妥的。其中的黄老思想突出表现为形成了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并继承发扬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高诱《淮南子叙目》言：“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⑩准确地指出了《淮南子》思想的深邃性，集道家之大成。《原道训》对“无为”和“无不为”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11]同时在《修务训》中再次解释：“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12]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所说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消极顺应自然，而是按照“自然之势”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规律办事，不能违背它，如此才能实现“无为”与“无不为”的统一。老子的“无为”思想中比较强调“谦下不争”、“不敢为天下先”，而《淮南子》将其继承并发挥为“因循”、“应时而动”，比起老子的说法更为明确积极，是对黄老道家理论的创新发展。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吸取了先秦百家的哲学思想，结束了学术界的百家争鸣，真正地做到了学术思想服务于君主治国，是黄老之学发展的成熟期。其中的黄老思想突出表现为“以‘太一’和‘精气’解道”、“贵因论”、“贵生论”。如前所论，“精气说”首见于《管子·业内》篇，而“太一”出自郭店竹简的《太一生水》，《吕氏春秋》融合南北黄老之学的观点进一步对“道”进行了诠释。“贵因论”继承和发扬了黄老之学形成之出所提出的“因循论”，其本质并无大变，依旧是强调遵循客观规律、遵循自然人性同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运用到治国当中，便是其所提倡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而治。“贵生论”则指出为政者要注意满足人民的合理情欲而非一味地实施严刑峻法。
其一，从研究总体现状来看，2007-2017年我国武术文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波浪式增长趋势，发展不太稳定。从来源期刊分布来看，在武术文化研究领域载文量最多的期刊《体育文化导刊》。从核心作者分布来看，王岗、邱丕相、杨建营三位学者的发文量最高，并形成了以他们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作者合作网络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同一区域、统一研究领域的合作强度较大，跨行业和跨区域之间的合作较少。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如果是在第二个7天内漏服超过12小时：前面如果不曾漏服，直接补服并继续服用即可。如果已经漏服过一次，参照第一个7天方案。
⑦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版，第344页。
⑧ 参看葛荣晋：《先秦两汉哲学论稿》，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65页。
⑨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版，第336页。
⑩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第3页。
[11]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第23页。
结合美国和英国关于继续盘问适用的标准，是以“合理怀疑”或“怀疑的合理根据”作为启动继续盘问的要件。两者说法虽然不一致，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即只要警察在心中对相对人的行为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即可对相对人进行继续盘问。合理的怀疑是美国和英国适用继续盘问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完全依靠主观感受，而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即通过对相对人的行为、言语、特征、标识、外出原因、目的地、随身所携带的物品以及外来的消息、情报等客观情况进行的主观判断，如果上述客观因素导致了理性人主观上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即可适用继续盘问。
[12]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第111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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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素雅(1994-)，女，汉，河南郑州人，硕士，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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