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是20世纪40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的重要范畴。所谓“细读”，实为“细评”，即评论者在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夸张等隐含的文本意义作出全面的评价。文本细读因强调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为现代文本理论奠定了基础，拥有强大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80年代传入中国后，对文学批评、文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本细读以文本为中心这一特点决定了文本细读的有关理论、方法与经学研究具有某种先天性的关联。因为经学的载体是文本，经学注疏、训诂、传承、创新等无法离开文本。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虽然没有建构文本细读的形上理论，但却有着最丰富、最具体的文本细读实践。经学研究成果从哪里来，只能从阅读、理解、分析经典文本及诠释文本的艰苦劳动中来，文本永远是第一性的，文本细读是经学研究的基本保障。
近年来，柳宏教授的《论语》诠释研究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和总结有清一代《论语》学研究的脉络、特点与成就。继2008年出版《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后，近期又推出《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新作紧扣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文本，从一本本《论语》学文本细读中揭示不同地域学派的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改变了学术界有关既有判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将清代《论语》诠释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他给马云写信，倡议淘宝大学给宗教人士免费开课，并许诺自己将创造一个奇迹，“人生出一次家，是多么的重要。要把出家与还俗，看成是在淘宝上开店与关门一样简单与顺理成章。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更容易看破放下。”
第一，在文本细读中，捕捉地域学人的生命律动和卓异个性。
第二，在文本细读中，纠偏学术界固有认识和判断。
学术史上，有关先期学术成果或一些大家做出的判断，往往长期垄断学术界，有些虽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的驱动下作出某种深化或调整，但大多形成稳固判断，习惯成自然地久居“学术交椅”，学术界奉若神明而很少质疑。《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一书在文本细读中，往往可以抛开先验的模式、既定的经验、权威的观点，作出理性客观的分析与审视。比如，学术史上常常将刘恭冕纳入常州学派，但在细读刘恭冕《何休注训论语述》的文本后，将会发现：第一，刘恭冕并不盲从尊奉常州今文派之注解，完全采取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之态度。当褒则褒，当贬则贬，当是则从，当非则斥。毫无今文家穿凿之倾向。第二，刘恭冕在治经思想上体现出兼采融合的特点，不分古今，不别汉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被刘恭冕引用较多者，不是今文派，而是古文家。第三，刘恭冕之诠释方法亦与常州今文派不同。主要运用考据学之方法。引证博洽，考据翔实。如直接训诂文字者就有两条。即第21条“公羊昭12年”辑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指出“此引‘毋意’，谓意度之也。意与億同义。”第46条“公羊僖4年”辑出“敏则有功。”后指出：“徐彦《疏》云：‘敏，审也。’”此外，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及诸多注家的解说，援引的文献有《春秋繁露》《白虎通》《盐铁论》《史记》《汉书》《后汉书》《礼记》《左传》《五经异义》《韩诗内传》《拜经日记》等，涉及的注家包括刘逢禄、宋翔风、戴望及郑玄、许慎、包咸、刘向、李善、徐彦、臧庸、江永、包慎言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否定前人的既有判断，刘恭冕的主要方法是辑录和考据，主要倾向是不主一家，实事求是，具有扬州学派会通博洽的典型特征。故将刘氏纳入常州学派十分牵强。可见，只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才可纠偏既有的学术陈见，才能形成科学客观的理解与认知，产生准确深刻的观点与判断。故而，没有文本细读，绝不可能产生有说服力、公信力的学术新见。
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即两者都必须抓住文本。然文学研究可以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去阐述，有时候离文本远一点问题不大。但经学研究有其特殊性，绝对离不开文本本身。经学由经典文本和经典诠释文本两部分共同构成，诠释文本既包括对原典加以诠释的文本，还包括对诠释文本再进行诠释的诠释文本。而且，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涉及到文献、版本、校勘、辨伪、考据、义理，其细读需要细致入微，精雕细刻，爬梳剔抉，考镜源流。再者，经学研究方法深深植根于细读基础之上，如经内互证需要对经典了然于胸、烂熟于心；而以经证经、以史证经，则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源和丰厚的学术功力。因此，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任务更加艰巨，要求更加严格，素养更加全面。
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无疑存在区别，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两者的目标期待。文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水平，深化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诗意感受与认知把握；而经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们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追求，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中如何创造和谐的环境、准确地定位角色、积极地经世进取。质言之，文学文本的阅读，永远是美好的“心灵远游”，研究主体可以体验到作家情感的律动和个性的张扬，它是一个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世界。而经学文本的阅读，在当代则表现为艰难的“精神苦旅”，原因在于它更多的是枯燥的训诂和繁琐的考据，目标指向理性的审视与意义的分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绝对，在对经学与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往往既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也不乏相互融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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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文本细读中，彰显新问题，揭示新特点。
在清代地域学人的文本细读中，我们同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经学家张扬的个性，卓异的风采。细读程廷祚《论语说》，其解《述而篇》“加我数年”时云：“愚尝雪后山行，路甚险滑，偶至冰雪稀少处，车前与人忽呼曰‘易行矣！’车后者戒曰‘即使易行，汝亦以难行视之，则可保无事耳！’愚闻之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迩言信不可忽也。观夫子此章之言，乃知古圣人设卦词，皆为人事。而设彼以术数图象求诸幽渺者，不亦异乎？”雪后山行，须臾不忘经义，可见其痴迷执著之情。细读赵良猷《论语注参》，从其“语自有味”“最有意味”“此节极好”“此说极好”“此说最好”“此论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议论之最纯正者”“论自新警”“论自明豁”等极具个性化的按语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诠释主体解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和创造参与。反之，没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的文本细读，就不可能发现毛氏好名争胜、傲睨一世的独特个性和纵横博辨、富有生气的诠释风格；没有江声《论语俟质》的文本细读，就无法了解其生平不作楷书、与人往来书札皆作古篆的嗜好，其“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人非笑之亦不顾也”的偏执令人击节叹赏。凡此，不在文本细读中体验、涵咏，不对文本深入审视、细致分析，很难捕捉到地域学人如此丰富多彩的鲜明个性，无法体验到《论语》诠释注家拥抱文本的生命律动。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减少空洞的总体分析和笼统的宏观描述。如学术界通常认为吴派最专，皖派最精，然鲜有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阐述。《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不仅高度概括出吴派专于尊汉求古、专于训诂文字、专于钩沉辑佚，皖派精于名物、精于训诂、精于古注的特色，还精辟指出：第一，吴派的学术宗旨是一尊汉经，但在其具体治经实践中并不完全纯粹，并非彻底践行“凡汉皆好、凡古必真”的治学理念，此在惠栋《论语古义》中虽未见端倪，但在江声《论语注参》中则偶见对古说的大胆批评；第二，吴派《论语》诠释实践中，其“不主一家”的倾向，“实事求是”的态度，模糊了吴皖两派的学术界限，这似乎让人看到了皖派的雏形。这一现象十分有趣，亦十分重要，这既为吴皖两派合流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依据，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吴派向皖派演进的轨迹；第三，吴皖两派均能坚守汉学，但吴派多“株守汉儒”而“不敢出入”，抱定“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而皖派则能跳出“汉界”，做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并能从训诂通义理，突破旧学，提出己见。
新疆和什托洛盖煤田地震勘探技术使用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了新疆邻区及其他地区的煤炭资源勘查工作中，加快了新疆煤炭资源开发进度，提高了报告研究程度和资料可靠程度。
总之，《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从文本细读切入，打破标签式理解、概念化判断，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新形态和新问题，为清代《论语》诠释吹来新风，输入活水，大大拓展了《论语》学研究的空间与视野，进而为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借鉴。
IGD专家小组将尽可能地使用一些公用标准，如ISO和OGC的地理参考影像标准等。为了弥补军方标准的不足，解决军方标准缺口问题，DGIWG还与ISO、IHO和OGC等国际标准组织开展了多方合作与协作，并将这种合作与协作发展到NATO的联合情报、调查与侦察（JISR）领域，共同开展该领域的影像标准化工作。
收稿日期：2019-03-18
作者简介：宋钢，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22-02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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