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逮捕。同年5月，他在狱中写下了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目前，学术界关于《多余的话》的研究主要有“解剖说”“人性说”“政治说”和“心忧说”四种观点。文章紧扣《多余的话》开场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行解读，认为其提供的具象是瞿秋白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并希望历史能给予自己一个公正的评判。而这，正是作为活生生瞿秋白的合理诉求。
关键词：《多余的话》；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心忧；何求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转移。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瞿秋白虽多次要求随军长征，但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被迫留在江西中央苏区,与留下的红军打游击。1935年2月，从瑞金到上海转移的过程中，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保安团俘获。身份暴露后，他自知时日不多，经过慎重思考后，于5月17-22日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对中共、国民党，对自己、后人说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于长汀中山公园。据龚景春对《多余的话》进行文本考略得知，《多余的话》原稿已遗失。现今留存下来的是《多余的话》的手抄本，经过其多方面史料的爬梳、对比和考证，认为此手抄本系瞿秋白遗著，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该篇已被收录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附录。[注]参阅龚景春：《〈多余的话〉文本考略》，刘福勤主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4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79页。
被中国观众诟病的韩剧中的“狗血”情节，几乎全部属于命运悲剧，癌症、车祸、阴错阳差的出生秘密与性格、社会、历史全无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情节的突如其来、没头没脑才令中国观众感到颇为不适，却令韩国观众格外愉悦。这正是两国文化传统与审美趣味的差异所在。
一、学术界研究《多余的话》的视角与观点
《多余的话》1935年8、9月，首次刊发于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1936年《西北风》的第9期刊登了赵庸夫的《瞿秋白审讯记》，这是第一篇对《多余的话》的内容作完整介绍的文章。至今为止，学界关于《多余的话》解读已有80余年。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1.“解剖说”。陈铁健是瞿秋白人物研究的专家。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篇内心独白。瞿秋白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展现其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深处某些本质的东西。[注]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25页。丁玲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自己的一种“忘情地剖析”。[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丁守和认为《多余的话》“对自己作了无情解剖，表现了诚实坦率的性格”[注]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8页。。谢宏则认为，“《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注]谢宏：《剑走偏锋欲何为——关于〈多余的话〉的另一种解读》，《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第66页。。陈辽认为，《多余的话》“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多余的话》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注]陈辽：《〈多余的话〉：瞿秋白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64、54页。
2.“人性说”。杨奎松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多余的话》进行了解读，认为在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而这“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的价值与定位”，“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注]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前言》(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xvi页。。朱秋德认为，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对前人的“理解之同情”，研究《多余的话》应从“文学、文化和心灵史的角度来解读和诠释”。[注]朱秋德：《〈多余的话〉之解读史与再解读之可能》，《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23页。王建科、刘守仁认为，瞿秋白心系革命事业、对革命者予以暗示和启迪，是他思想人格的进一步升华。[注]王建科、刘守仁：《〈多余的话〉主旨索解》，《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122页。虞友谦认为，《多余的话》内容丰富，因其基调均是以人性视角与立场作为观察与思考出发点，所说的完全是自己的话，故与他人的文字形成另类。对《多余的话》作出“叛徒”之认定，是缘于“革命意识形态”和“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对之持正面评价、抱同情理解之心的，是缘于人性论价值观。从人性的立场，两者并不矛盾。最终给人们呈现仍是一个率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高尚健全的人格。[注]虞友谦：《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瞿秋白研究文丛》2014年第8辑，第234页。赵晓春认为，瞿秋白的文人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常年的疾病和虚弱的身体，同时，赵晓春又从心理学的视角对瞿秋白悲剧性的政治命运进行探索，[注]赵晓春：《瞿秋白的文人性格特质探因》，《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43页；《试析瞿秋白悲剧性的政治命运——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心理科学》2005年第1期，第248页；《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及人格形象》，《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50页。带着读者去寻找忧郁背后的一个高贵灵魂与伟大人格。朱月白认为,“《多余的话》充分展示了瞿秋白身上固有的矛盾性,呈现二元人物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责任担当，也有自己的困惑与软弱。这既是他悲剧性人生的一个背景，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土壤。瞿秋白自身的矛盾性使得《多余的话》不仅仅是一篇单纯的个人自白，它也向后来者提示了一个时代与一群人的真实与复杂”[注]朱月白：《到底是书生——再读〈多余的话〉》，《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38页。。
瞿秋白在被捕后萌发投降之意的说法，连当时国民党阵营的人都不认同。“雪华”[注]原福建某军任政治工作人员的杨幸之，笔名“雪华”。参见龚景春：《〈多余的话〉文本考略》，《瞿秋白研究文丛》第4辑，第179页。说，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对生和死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这是决不会发生的事情，人们不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误解他。瞿秋白为何不选择慷慨就死，博得一个烈士的“芳名”呢？反而要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投诚，揭示出自己的虚伪,揭破自己的假面具呢？！[注]转引自海青：《〈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第6期，第132页。
4.“心忧说”。“心忧说”的典型代表是刘福勤。他认为：瞿秋白心忧苏区被毁、革命受挫；心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存在的问题。[注]刘福勤：《心忧书〈多余的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页。持此相同观点的文章还有周晔《索解历史疑案 试析〈多余的话〉》；季甄馥、张梅毅《革命忧思录——读〈多余的话〉》；吴小龙《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鞠健、魏本阁《〈多余的话〉之再解读》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真正使瞿秋白心忧的是妻子杨之华的安全和因自己牺牲而给她带来的悲痛”[注]林源：《关于〈多余的话>研究提问》，《瞿秋白研究文丛》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王观泉认为：瞿秋白是在为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他的战友们担忧。[注]王观泉：《凄怨的遗言》，《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第68页。李琦则认为：瞿秋白并不心忧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前途命运，而是痛惜其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注]李琦：《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的》，《百年潮》2013年第12期，第44页。
此外还有海青通过引入凯博文“躯体化”概念，从社会根源和文化变迁的层面来分析《多余的话》，其主旨在于揭示知识分子个体在革命潮流中，通过“自我分析”达到自我改造。[注]海青：《〈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第6期，第130页。陈相因则认为，解读《多余的话》不应该以平常的目光评断来阅读，而要用演戏的方式来朗读，和作者一同进入他的符码和戏码的世界。[注]陈相因：《“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济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95页。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临终遗言。正是这份遗言的欲言又止让后人众说纷纭。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年青时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从此以后就没有改变过。[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8页。有人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他被捕后，充分流露出一种求生的本意。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无法得到历史的证实。
二、瞿秋白的“心忧”
那么，瞿秋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多余的话》，到底想要诉说什么呢？
(一)对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
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由于犯有盲动主义错误而被撤职，向忠发和李立三领导中国革命。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炮声不断，中国大地战云蔽日，硝烟弥漫；与此时同，中共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和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决定大干一场，打算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同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当时十分霸道,大搞“一言堂”,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他甚至公开宣称禁止对政治问题进行自由批评。[注]杨祖培：《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58页。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在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遭到压制和打击。
免耕播种技术是技术的一种方法，是在地表存在农作物残茬的基础上，选择使用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农作物播种施肥工作，有效降低了对土壤的翻动，减少机械设备在农业耕地上的反复碾压次数，降低人工成本投入。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统区先后有十几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失。[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为此，共产国际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错误。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中共党内又产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被指犯“调和主义”错误，并被开除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9页。，很快他便“告了长假修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1页。。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过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5页。。所以，《多余的话》不是投降书，瞿秋白不是叛徒。相反，瞿秋白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文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坚守底线，决不叛党。正是这种文人气质，瞿秋白坚持了作为共产党人底线，并能够与国民党进行顽强的对抗。笔者认为瞿秋白矢志于共产主义事业，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从充满失望的呼号中可以看到瞿秋白真正希冀的是他人对自己的正确理解，作一个公正的历史评判。
(二)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但不被他人所理解。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由于对革命形势错误的估计、主张“无间断革命”的观点、采取错误的策略，被党内同志批判为盲动主义错误。[注]《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后来，李维汉的回忆直接点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认为，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他还否认了当时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广州起义因为指导思想上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注]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57-59页。
瞿秋白主张“无间断革命”而犯下“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这种判断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瞿秋白之所以主张“无间断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对“二次革命论”。因为“二次革命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穿了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当时，大家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注]《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1页。还不太清楚，瞿秋白“无间断革命”实际上是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间不要插入资产阶级统治或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二次革命论”。正是这种不断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就不会形成第二次革命。[注]《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3页。他还认为，中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将要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但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79-80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可能由于他在当时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明确认识到，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故而被后人错误理解为“一次革命论”。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是确保中国革命发展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走向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解释了共产国际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344页。也就是说，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是指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不应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仍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这种认识正好避免了瞿秋白走上“托陈取消派”的立场，体现了瞿秋白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
智能变电站技术主要是采用计算机监控信息、技术处理等，有高度化信息共享和智能化的控制以及集成化的设备装置。
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经历了万宁、长沙、盐城、福州、南京、昆明六大分站赛，赛事为城市带来竞渡激情的同时，也为每一座城市注入了崭新活力和文化自信，带动了当地水文城市建设。划向绿水青山，面朝碧海蓝天，这也许正是中华龙舟大赛的内涵所在吧！
对于什么是“盲动主义”？瞿秋白给出了定义：靠少数勇敢的中共党员搞暗杀；靠脱离群众的游击战在乡村中杀人放火；不考虑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是否成熟就盲目号召在大城市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注]《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08页。中共六大指出，所谓的盲动主义就是不考虑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而采取的军事冒险。这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而实行的武装斗争是不顾群众、脱离群众盲目瞎干。[注]《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15页。瞿秋白和中共六大对盲动主义的内涵是非常清晰的，但中共早期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再加上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大多农民出身，文化程度很低，对盲动主义理解不到位；还有广大农民在暴动中吃了亏，其报复主义很盛行，结果造成了许多盲动主义的现象。比如，在湘南暴动中的盲动现象，湘鄂边初期的游击战争中都犯有盲动主义错误。[注]唐正芒主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上，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当然，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反对盲动主义的。早在1927年的时候他就提出：“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95页。同时瞿秋白对三大起义是盲动主义的说法也是反对的。他在《多余的话》中指出:“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1927),到11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8页。由于客观因素的存在，尽管瞿秋白已经意识到有盲动现象，但客观上又无法阻止盲动主义的发展。后来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批评了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不得不承担此由盲动主义而造成的革命失败的后果。因此，尽管瞿秋白主观上反对盲动主义，最终还是被批判为犯有盲动主义的错误。尽管瞿秋白蒙受了很多冤屈，但是他始终初心不改。被俘以后，原本有多次求生的机会，然后，最终他却选择了，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这难道不正是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一种表现吗？！
目前国内有关运费险的研究在针对消费者购买运费险的具体决策过程和心理刻画方面相对不足，因此可将消费者在面对商家是否提供运费险时的决策过程作为继续研究运费险问题的新切入点。
三、瞿秋白的所求
目前，学术界的“心忧”说，主要论述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担忧中国革命，以一个丈夫身份担忧自己爱人杨之华的悲痛。而笔者认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心忧”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本文以长沙市望城区为研究区域，以2009、2012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InVEST模型，评价了研究区生境质量，探讨了其变化的空间分异性，主要结论如下：
(一)与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对抗——决不投降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力红军相继撤离中央苏区，蒋介石又派出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现全面清剿。11月底，国民政府又进行划区清剿。此时，苏区人们的衣食住行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而瞿秋白的肺病更加严重。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转道香港送他去上海就医。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转移途中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俘获。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身受酷刑折磨的瞿秋白仍然坚不吐实，还巧妙地掩护了张亮(有孕在身，项英的妻子)和周月林(梁柏台的妻子)。三天后，瞿秋白等人被押送到上杭县监狱。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份，迷惑敌人。敌人看过这份供词后说，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但要当地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实与共产党向无关系。为了脱身，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了信。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囚笼，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在4月15日，向敌人写了一纸“呈文”。这些“笔供”和“呈文”都是在特殊条件不得不采取的掩护和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当瞿秋白被叛徒指认后，他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注]江东林：《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第39页。
真实身份被认出后，瞿秋白就没打算活下去，当宋希濂希望瞿秋白能谈点他想要的东西时，瞿秋白说，等我写完以后，就会送给你看。[注]翟爱东：《瞿秋白狱中斗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可以说，国民党叫瞿秋白做什么，他就会答应。但是，他就是不投降。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兼抚州警备司令宋希濂回忆说：“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注]江东林：《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第41页。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注]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21页。
(二)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瞿秋白进行剖析，构建出对瞿秋白人生的认识和评判，但仍有缺憾或不足。因此，本文将紧扣《多余的话》开场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行解读，希望对瞿秋白有一个更为真实而具体的认识。
根据《救国时报》记载，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被押送到长汀国民党第36师师部，接着深夜进行严厉审讯，并实施各种酷刑，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计划和行动。但是，他在敌人炮烙前，毫无畏惧，始终镇静自如。后来虽然受到极刑，再三昏迷，清醒后不过是闭目呻吟而已。蒋介石知道严刑拷打瞿秋白没有什么用处，于是电令施以劝降之法，并让他住到“优待室”，允许记者采访。但是，瞿秋白态度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凡是遇到来跟自己交谈的人，滔滔不绝的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一致抗日救国。一旦访谈者为蒋介石辩解，瞿秋白立即会对他们提出种种事实，批判蒋介石，以致于那些说客竟然无话可说。[注]转引自海青：《〈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第6期，第133页。由此可见,国民党纵是软硬皆施，瞿秋白并不动摇。
3.“政治说”。林勃认为，《多余的话》的写作主旨就是揭露王明路线。它是瞿秋白通过曲折的手法同王明路线所作的最后的斗争。[注]林勃：《〈多余的话〉浅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57页。王哲认为，瞿秋白用《多余的话》表达出“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诉求”[注]王哲：《瞿秋白〈多余的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诉求》，《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9页。。孙果达认为，瞿秋白是为了党和中国革命的安危，不仅对死亡不屑一顾，甚至甘冒“自毁名节”“自取其辱”的巨大风险，写下了《多余的话》。[注]孙果达：《瞿秋白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党史纵横》2018年第5期，第39页。梁化奎认为，瞿秋白所思考的是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些思考已经触及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另外，还有金红、韩星婴的《“多余的话”：三种维度解读的思考》等。
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体现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并列。如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都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占领中心城市；和李立三一样，梦想发动城市中心工人的武装起义，以达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对根据地最大的危害，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宗派主义就是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过去“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9页。。这里的“祸害”自然是指中共中央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然而。事实上“秋白是一个正派的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注]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他所期待的“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5页。。但对于“立三路线”后党内所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瞿秋白深感担忧，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在《多余的话》中，用“无字天书”来控诉王明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整人的宗派主义，来提醒党内同志注意身边的这个“祸害”。
(三)《多余的话》是作者希望历史给予公正评判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先在上海加入鲁迅等人组织的“左联”,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初又奉命到中央苏区办教育。他先后目睹了白区、苏区革命力量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引导下,几乎损失殆尽。在白区，党的组织几近瘫痪；而党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苏区”百分之九十被破坏；还有令人恐怖的“肃反”运动,错杀了无数革命干部和革命同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革命到底往哪里走？革命前途在哪？身在囹圄中的瞿秋白只能通过残酷的自我解剖，来表达对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担忧。“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2页。
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很坦率地说，自己现在已经被国民党俘虏了，这就意味着没有生还的希望。然而，自己早就已经被党清除，也就无所谓从事革命斗争了。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但是，所有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他最惭愧的是自从自己退出中央政治局以后，病得十分厉害，以至于好像自己心态发生很大变化，对政治斗争没有办法去尽自己最大努力了。[注]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5页。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无奈感，并没有影响到瞿秋白在生命最后四年间，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革命和党的正确路线而奋斗。他还很谦虚的说，自己不过是例行公事，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说是“奋斗”，好像是有点自我夸耀。当然，他一想到党在几年前所犯下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错误，感觉到自己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会因此而减少自己所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种责任就更加重大了。他相信，任何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他们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瞿秋白自己愿意去接受历史最公正的评判。[注]《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2页。
瞿秋白想得很清楚，他认为自己在党史上的功过是非，不管是功劳还是罪过，将来必定盖棺定论。所以，他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但是，考虑到自己生前不被人所理解，又忍不住想多说几句，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尽量表露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使后来人在了解自己时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也可以省去后人很多猜想和考证的功夫。[注]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6页。
结语
瞿秋白的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而把他从最高位置拉下来，且给予种种打击，也与共产国际有关。
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日益需要注入持续的创新活力。创新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衡量组织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组织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必备条件[10]。一般创造力作为创新的“种子”和“启动器”，其不应戴着“神秘面纱”，而是应与“大众相见”。提出一般创造力的概念内涵，梳理其存在机制、影响因素并探索其提升的有效路径，可以更加明确一般创造力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建立更加完备的创造力概念体系，并进而为一般创造力的发生机制和发展策略等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927年以前，瞿秋白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之后，他又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苏维埃革命而努力奋斗，与盲动主义作无声地抗争，与“立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一项针对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鸟类开展的研究中，科学家对比了两群生活在不同地点的企鹅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希望对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鸟类展开比对。结果发现，企鹅所在处的人类越多，体内携带的这种基因就越多；企鹅生活得越偏远，体内这种基因就越少。
瞿秋白的一生是悲剧的。因为时代造化，他一度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人物；因为中共不成熟，他饱受委屈，还要进行残酷地自我剖析。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埋怨过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即使自己受尽党内无端的批评和折磨，他在临终之前，仍在心忧中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由此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
(本文得到了赣南师范大学曾耀荣教授和赣州市市立医院于春华教授的指点，特此致谢！)
"Worries"and"Pursuit":AnotherInterpretationofMyUnwantedWords
ZhangHongchun
Abstract: In February 1935, Qu Qiubai was arrested by the Kuomintang in Haotian, Changting, Fujian Province. In May, he wrote the controversial work MyUnwantedWords in prison. At present, there are four main viewpoi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MyUnwantedWords, including "Anatomy Theory", "Humanity Theory", "Politics Theory" and "Worry Theory". The paper closely interprets the opening line of MyUnwantedWords: "Those who know me understand my worries, but those who don't know me mock my Pursuit". It has provided the concrete image of Qu Qiubai's unswerving commitment to the cause of communism, his endless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revolution and hoped that history would give him a fair judgment. This is precisely the reasonable appeal of Qu Qiubai as a living person.
Keywords:MyUnwantedWords;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rries; pursuit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4.010
作者简介：张红春，女，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责任编辑：毛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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