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植物考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植物考古,必要性,局限性,可能性
植物考古论文文献综述
郭荣臻[1]（2019）在《植物考古话语体系下的“可能性”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植物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在探讨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生业模式、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田野发掘工作、植物考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这种方法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科学的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承认植物考古方法所得假说并非确凿无疑的定论,在加大样品力度、运用多种方法和证据阐释相关问题的同时,尽可能多使用"可能"、"或许"等或然性概念,尽量避免使用"绝对"、"一定"等必然性术语。(本文来源于《博物馆研究》期刊2019年04期）
郭荣臻,靳桂云[2]（2019）在《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一文中研究指出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本文来源于《东南文化》期刊2019年01期）
吴瑞静[3]（2018）在《大汶口文化生业经济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农业确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运用植物考古方法,通过对大汶口早期北阡和大汶口遗址以及大汉口中晚期焦家遗址的植物考古个案研究,并结合该地区已有的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探讨大汶口文化的生业经济。根据植物考古发现情况和大汶口文化类型划分,将海岱地区划分为胶东半岛、鲁北、鲁中南、皖北四个地区。并对各个小区的农业及采集活动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各个区域之间生产方式的异同和生业经济的发展演变。大汶口文化早期,史前农业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农业生产是获取植物资源的主要方式,采集野生植物资源在植食资源利用中所占比例较小,各区域的生业模式有所差异,稻旱混作农业格局大致形成。胶东半岛地区是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并辅以少量粟和水稻,农业生产在生业中可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采集经济仍然占有一定比重。鲁中南地区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黍二者地位相当,同时种植少量水稻,农业为主要的生计模式。皖北地区农作物只有水稻,为稻作农业类型,野生植物资源只有栎属一种。但该遗址样品量少,结果不一定代表遗址的全貌,区域性表性可能更加有限。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农业发展较快,农作物种类增多,采集经济在生业中的比重进一步减小,黍的地位下降,粟、稻强化种植,稻旱混作农业正式形成。鲁北地区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类型,同时种植少量黍和大麻,暂未发现水稻。农作物遗存的数量和种类似乎与其高等级的聚落规格不符,这可能与2016年发掘区位于遗址边缘有关。皖北地区总体上为稻粟混作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单一,各遗址农业有所差异。杨堡遗址水稻的地位和比例高于粟、黍,芦城孜遗址未见黍,粟的地位高于稻,尉迟寺遗址粟、稻地位相当或粟略高于稻。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水热条件的差异应是各地区发展不同农业类型的最主要原因,水稻种植可能是受到南方文化系统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5-13）
张居中,程至杰,蓝万里,杨玉璋,罗武宏[4]（2018）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前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为探讨中原地区和淮河流域农业起源与发展、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截至目前,针对贾湖遗址已经开展了多方面的植物考古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掘者就在贾湖遗址发现了稻作农业的有力证据,(本文来源于《考古》期刊2018年04期）
吴晓铃[5]（2018）在《春秋时期 凉山先民已吃上麦类》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 吴晓铃)面粉，如今已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然而历史文献记载，四川凉山地区直到元明时期，才开始出现麦类作物。这个结论，随着植物考古的进行而有了改变。3月8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近年在凉山地区植物考古的成果：在当地一处名为团山包的考(本文来源于《四川日报》期刊2018-03-09）
[6]（2018）在《第六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一文中研究指出2017年11月10日至14日袁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袁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共同承办的野第六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冶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顺利召开遥来自中山大学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中国科学院大学尧北京大学尧吉林大学尧山东大学尧西北大学尧郑州大学尧国家博物馆尧浙江省文物考(本文来源于《农业考古》期刊2018年01期）
余翀,钟华,董宁宁[7]（2017）在《新形势下中国动、植物考古学科体系建设》一文中研究指出会议上,赵志军和袁靖总结了当前中国动、植物考古所面临的形势:“伴随着动植物考古的深入发展,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动植物考古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内容也不断扩展。经过十余年的工作,能够在以遗址为单位的定性定量分析中,累积原始材料的(本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期刊2017-12-01）
姜铭,闫雪[8]（2017）在《成都平原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成都平原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始于2009年,通过以浮选法为主的植物考古工作方法,从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明代的数十处考古遗址中提取到大量的植物遗存,为讨论成都平原各时期的农业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从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这两处成都平原早期的典型史前遗址里采集到的大量的植物样品,对认识成都平原最初的农业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受到来自多个方向上的影响,其构成较为复杂,而植物考古对厘清其中的关系是大有可为的。(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遗产》期刊2017年06期）
安静平,郭荣臻,靳桂云[9]（2017）在《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考察——基于植物考古的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我国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想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古代历史就必须了解中国农业的历史~([2])。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约当夏商周叁代~([3]),是我国传统农具飞跃发展和传统农业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与此同时,(本文来源于《叁代考古》期刊2017年00期）
马方青[10]（2017）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2015）东周至西汉植物考古观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植物考古的要旨是观察植物、而研究人。在分析邾国故城2015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大遗存时,我们试图立足城市视野来解释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此时,植物的食用性不再是人类唯一或首要目的,而是将改善居住环境和观赏等文化和审美活动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人类有意识地区隔景观、选择植物,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不断丰富的动因之一。在邾城已鉴定的24科植物中,小麦、粟、黍、大豆等谷物占据了最大的数目,非农作物数量较少但种类较丰富。基于以上植物遗存特点,我们辨析了杂草所反映的农田生境和观赏植物所反映的城市生境,重点则是通过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复原城市人文景观。而在这座有着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城市遗址内部,一块与官署活动有密切相关性的区域,其植物遗存更具有特点。在城市化的复杂进程中,如邾国故城一般的东周两汉城市面貌发生巨变,而社会转型所带动的,已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器物的进步。植物现象或波动或稳定或变革,揭示了人与植物互动行为的变化其实源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宏观背景。在方法论上,我们尝试将密度的时空分析应用于植物遗存研究中,以构筑居民与植物之间、发掘区与整个遗址的相关性。此外,"谷物杂草比"提供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通过邾城与各时期大型聚落或中心城址的对比,我们发现了规律:谷物和杂草比值的高低与遗址规模大小成反比。因而仅以该指标而言,在一个统一文化区内,居住区相较行政、作坊、祭祀等区域要高,继而由于人类更有计划性的管理行为,等级高的聚落或特殊功能鲜明的城址整体高于一般农业聚落或乡村。而基于植物考古的农业和饮食研究具有显着优势,植物大遗存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最直观的谷物资料。宏观上,邾城谷物结构基本保持着稳固的姿态,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内部发生着优劣变化,比如粟麦的角力,大豆的起伏,小豆的转变,水稻近乎于消失等表现。微观上,小麦在东周至西汉保持的优势地位是最重要的发现,它可能说明了"古代小麦革命"的某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综合其他考古材料和文献典籍,才可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植物考古面对的农业和饮食问题。对谷物结构、"粟麦格局"的观察和描述还不够全面,变化的历程及其原因的解析还不够充分和深入。我们试图通过景观的概念来构建城市植物考古的阐释模式,但仅依靠邾国故城这一座城址的一处小发掘区,并不能一一说明除开遗址本身之外的太多问题。我们仅能粗浅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假设,更多结果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验证。(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7-05-21）
植物考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植物考古论文参考文献
[1].郭荣臻.植物考古话语体系下的“可能性”分析[J].博物馆研究.2019
[2].郭荣臻,靳桂云.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J].东南文化.2019
[3].吴瑞静.大汶口文化生业经济研究[D].山东大学.2018
[4].张居中,程至杰,蓝万里,杨玉璋,罗武宏.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J].考古.2018
[5].吴晓铃.春秋时期凉山先民已吃上麦类[N].四川日报.2018
[6]..第六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J].农业考古.2018
[7].余翀,钟华,董宁宁.新形势下中国动、植物考古学科体系建设[N].中国文物报.2017
[8].姜铭,闫雪.成都平原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为例[J].中国文化遗产.2017
[9].安静平,郭荣臻,靳桂云.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考察——基于植物考古的证据[J].叁代考古.2017
[10].马方青.山东邹城邾国故城（2015）东周至西汉植物考古观察[D].山东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