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创新思想突破了单一“技术创新”的科学向度，存在对“创新”基本认知的历史向度与理性审视的价值向度，使其体系更加独立完整。马克思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诠释“创新”，指出人类创新活动为何存在？何以可能？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理性审视了创新活动的“革命性”与“偏狭性”，指明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创新活动才能从狭隘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人的创造本质才得以充分彰显。两种向度的有机统一弥补了熊彼特及当代西方创新理论的盲区和缺陷，不仅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方法指导与理论自信，也为全球创新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指引。
关键词：马克思；创新；变革的实践；资本逻辑；发展
说到“创新”，自然会想到约瑟夫·熊彼特，正因他把“经济发展理论”发扬光大，使得马克思创新思想逐渐为人重视，但也造成“熊彼特框架”的理论困境。国内学界多侧重从“技术创新”展开比较研究，淡化了马克思看待“创新”的另两条重要路径。基于历史向度，马克思虽未提出过“创新”概念，但通过语境转化，是否存有一条理解“创新”的逻辑路线？若只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就会缺少对“创新”认知的哲学立足点。基于价值向度，马克思研究“创新”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是什么？若按照熊彼特路线只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运行机理，却撇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事实，就会丢失对待创新问题的根本立场。伊丽莎白·熊彼特曾指出，“但却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1]（p3）直至今日，西方创新理论过多强调科学，过少关注价值，发达国家利用其以稳固自身霸主地位。深入研究这两种向度并将其统一，既能构建起以哲学为根基的“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完整大厦，又为全球创新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指引。
一、马克思理解“创新”的历史向度
关于“创新”的概念界定，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不同学科对其理解各有侧重，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创新”有一个基本认知。创新的“创”主要指“创造”，“新”主要指“新的事物”。在中文词典里，“创新”解释为“抛开旧的，创造新的。”[2]（p306）在马克思的哲学观里，存有一条缜密的逻辑路线，对“创新”有着深刻理解。
（一）马克思理解“创造”的唯物论支撑。
用“创造”解释“创新”存在前提条件。“创造”主要强调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在具体运用中，会出现“谁来创造”的本体论分歧。马克思理解“创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宗教神学热衷“创造”一词，构建出一套为人信服的创造学说，以明确“世界为谁主宰”的根本立场。在西方，基督教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上帝创世说”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创造”绝非从人自身出发，反而人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马克思看到“创造”在唯灵论中的游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给出了反宗教的批判依据：“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3]（p3）其二，对人们固化观念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对“创造”的狭隘理解，“创造（Schöpfung）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出的观念。”[3]（p195）一方面，受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造物”观念印刻于人们意识之中，他们不理解“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3]（p195）诸如“谁生出第一个人和自然界”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抽象线性逻辑思维，当无法回答该抽象问题时，各种创造学说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使自身丧失独立性，异化劳动表现为人所创造的对象反过来奴役自身。在残酷现实中，人们不承认自己就是创造主体，反而“我的生活”是需要通过别人创造且维持的。当“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3]（p195）时，就只得在精神世界里寻求慰藉。其三，对“自我意识”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创立物相，“绝对精神”是真正的创造主体，物性“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3]（p209）结果人和自然界被抽象掉和形式化，整个历史发展变成“绝对精神”创造的结果。值得肯定的是，黑格尔看到了人在自我创造时的“扬弃”过程，贯穿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否定法，这给予马克思极大的启迪。只可惜“创造”的辩证过程被思辨唯心主义包裹，最终还是和“上帝创世说”同流。
马克思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是要把“创造”从唯心主义中解救出来，将其归属权还给“现实的人”，进而科学解释“人为何能够创造”。一方面，马克思把人与动物做了比较，强调人可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3]（p162）动物却不能。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对象，关键在于“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他们的生产活动比动物更全面，可以自由自在地面对自己的产品，甚至“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p163）如此一来，人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挥创造力，并以不同的方式和进路展示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忽视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p162）人脑所特有的机能和属性——意识，是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客观事物为人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在头脑中完成对客观内容的模写，获得形象具体的感性认识。经过概括、归纳、总结后，又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为下一环节的实践提供“认同再造”的动力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4]（p208）人的能动性离不开意识的抽象制作，改造世界离不开意识预设规定的理论建构，其批判力和想象力是人发挥创造力的必要条件。
（二）马克思理解“创新”的实践观深化。
“创新”离不开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人能动地展开“创造性活动”，二是“被改造对象”作为“新事物”，对旧事物有所“扬弃”。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科学地引入“实践”，折射出他对“创新”的根本性认识。
一方面，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自然看不到人的“能动创造”。费尔巴哈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对人而言“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5]（p167）换句话说，他认识到自然界对人的意义，却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p499）对主客体认识不够彻底。费尔巴哈把客体抽象化，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客体”，又把主体主观化，只强调“人的感觉”或“直观反映”，结果反映于主客体“关系”中的“创造”自然被忽略了。马克思抓住主客体的“实践关系”，指出人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自然界，不是脱离于人之外、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而是被人打上活动的烙印，是世代人类活动的结果，它既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又是人类改造的对象，同时整个人类历史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搭建起主客体发生本质关联的桥梁——实践，人“能动创造”的特质在“实践活动”中彰显，在“被改变了的世界”中得到印证。
另一方面，人类在进行创造活动时，“被改造对象”相较于以往对象具有“新特性”，因而实践必须是“革命的”。关于《提纲》第一条，费尔巴哈贬斥“实践”，将其确定“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6]（p235）却未看到它“改变世界”的重要意义，即“‘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p499）关于《提纲》第三条，马克思否定“环境改变人”的单向运作，强调“人也改变着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一致，得益于“革命的实践”。关于《提纲》第四条，费尔巴哈只解释了宗教和世俗基础的关系，却未给出解决方案。马克思补充道，世俗基础不仅要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且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要在实践中发生革命。
从词义理解看，实践的“革命性”具有“创新”意思。恩格斯在1888年的修订稿中，将第三条“革命的实践”改为“变革的实践”，第四条最后一句话改为“……，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3]（p504-p505）在德文里，“革命”翻译为“revolutionär”，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强调政党、国家之间的斗争冲突；第二，强调“变革的”。[7]（p1401）“变革”翻译为“umwälzende”，广义强调引起某种事物的彻底变化，狭义主要指事件的发明或思想的革新。[7]（p1766）由此可知，“革命”与“变革”存在重合的意思表达，恩格斯是在不违背原稿意图的基础上，将“革命”含义进一步精准化（因为“革命”在后期多用于强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具有第二层含义所强调的“创新”意思。
从内容层面看，马克思三处提到“革命的实践”，旨在强调“改变世界”的重要意义，深刻反映“新事物产生与旧事物灭亡”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对实践作出“革命性”规定，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p22）具体而言，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需要通过“破旧立新”“革故鼎新”的实践活动，不断产生出合乎历史发展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这正与《提纲》的最后一条遥相呼应：“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02）由此看出，“创新”内在反映“革命的实践”这一本质要求。
（三）马克思站在新唯物主义立场理解“人类创新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出系统阐释，道出了人类创新活动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满足“新的需要”离不开创新。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需要即人的本性，只要存在着需要，人类的历史活动会随着扩大化的需要变得日益丰富。从满足吃喝住穿的基本需要开始，“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p531）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类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革命的实践”达成目的，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一轮需要。这种逻辑关系表现为“需要—变革的实践—需要”的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其反复性和无限性的特点，决定着人们必须创新且不断创新。
第二，“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意指创新活动。马克思指出，每一代人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3]（p540）“所继承的活动”强调重复性和稳定性，指的是“常规活动”。但是，“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仅靠常规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完全改变了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p540）“完全改变了的活动”强调创造性和非稳定性，指的是“创新活动”。马克思通过对新旧环境更替的考察，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常规活动和创新活动，二者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常规活动是推动创新活动的必要准备，每一代人都要在反复进行的社会生产中积累起经验，为新的发现提供基础平台。同时，创新活动又是打破常规活动的必然结果，所继承的活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否定中融入新的因素，以满足人类持续的新需要。
第二，创新目的的狭隘性。“效用原则”和“增值原则”使“以资为本”彻底取代“以人为本”。在私有制下，狭隘的创新观限制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都存在一种异己力量对准自身，无法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就资本家而言，贪婪本性限制他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在粗鄙片面的需要中，丧失了感觉与特性本该具有的丰富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挑战着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3]（p192）被禁锢的自我意识在实践活动中趋于单一化和极端化。就无产者而言，改进的机器可以把复杂劳动划分为无数个简单的分工协作，以吸引更多的非熟练工人参与到生产运作中去，这种看似对工人劳动强度的削弱，实际是把工人完整的劳动过程肢解化、碎片化，在精细分工下展开单一性和重复性的枯燥劳动，“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3]（p739）除此之外，“机器排挤工人”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激起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剥削压榨。马克思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8]（p580）每一次技术改进，工人都有可能在生产变动中面临失业，个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精神世界也日趋贫瘠，最终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背道而驰。
第二，创新成果在社会的普遍交往中为集体共同占有。创新活动并非是少数人的实践活动，其过程需要多数人的共同参与，因而它的广度、深度和频度是在社会的普遍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并以虚幻共同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既然“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3]（p571）那么创新成果必然被少数人私吞独占。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是最稳定的生产力量，大工业反而使他们加速联合在一起，不断朝真正共同体的方向迈进，他们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而是作为个人处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因而一切“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3]（p573）“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3]（p574）最终也一定为社会集体所共同占有。
二、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创新活动的价值向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考察，折射出他对创新问题的理性审视。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这种“飞跃式创新”居然招致虚伪的面纱、撕裂人间的温情、加剧社会的动荡，完全背离人类关怀的终极指向。马克思直指资本逻辑就是元凶，要使创新活动合理化，无产阶级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使创新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未整治渠化前，西江航道是天然河流，仅能通行两三百吨的小船，还经常发生触礁搁浅事故。通过实施西江航运干线升级扩能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通航船舶也从当初的小船发展到如今的2000吨、3000吨甚至更大，这对于我们航运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说起西江航道的建设带来的体会，广西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黄永佳兴奋不已。
（一）资本主义创新活动的“革命性”。
第一，创新活动能够从狭隘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8]（p37）换言之，创新活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却受到私有制的根本限制。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奈资产阶级只得消灭大量的生产力，但这种解决办法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队伍愈发庞大，一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正在孕育成熟。“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3]（p581）从而消灭掉创新活动所附属的剥削性与压迫性，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固然，创新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只有从私有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发挥出真正价值，使其为全人类服务。
“我有这么厉害吗？说得好像我就是超级英雄！”唐小果有些骄傲了，“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非得要我这超级英雄出马呢？”
从理论层面看，“创新”未上升到哲学高度，缺乏一种共性认知。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折射出他对“创新发展”的总体权衡与根本立场。资本主义国家把创新作为追逐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把创新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桥梁，归根结底，是在“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西方创新理论彰显对“科学尺度”的深刻把握，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与真相，但对创新发展的“价值尺度”研究不足，走的仍是“经济利益至上”的逻辑路线。马克思创新思想融入“价值尺度”的衡量机制，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创新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价值评价上，创新发展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价值选择上，创新发展要兼顾最大效益与最小代价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创新发展要融入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工具理性的社会泛滥。
针对表2的统计内容，不得不说的就是贯穿全文的“自然之道”，但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理解“道”在《文》中的含义。学者们对“道”这个概念的阐述可谓众说纷纭，其中我个人比较同意郭宝军先生的见解，即“道”在全书中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宇宙本源的道；二是道家自然而然的道；三是儒家的社会伦常之道[13]。
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保守僵化的封建羁绊被消灭，只留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更强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从竞争关系看，资本家之所以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是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获取超额利润，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4]（p370）资本家又必须创新，甚至“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3]（p739）从阶级关系看，通过技术发明或机器改良，资本家不断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节约劳动力成本。除此之外，资本家还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例如有效分配工人的劳动时间、调整工人的分工协作方式等等，这些都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本文通过剖析调研中的主要问题，给出了“集合的含义及其表示”这一节课新的教学设计，并提出了核心素养视角下概念教学的一些思考.
（二）资本主义创新活动的“偏狭性”。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p580）创新活动本该助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却把多数人推向贫困与衰颓的深渊，究其根本，强大的资本逻辑剥夺了创新活动本该赋予的真实价值。
第一，创新动机的偏私性。在资本毫无节制的扩张中，创新动机从“满足人的需要”扭曲为“对货币的疯狂膜拜”，“效用原则”和“增值原则”贯穿创新活动始终。一方面，“效用原则”以金钱为衡量标准，在社会范围内创造出一个有用体系，“不断创新”是资本家精心编织效用关系网的重要手段，能不断挖掘出原物体或新物体的使用属性，使其变得“有用”。然而，创新活动失去了原有的“感性光辉”，集中于以“金钱”为核心的具体展开，加速着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需要异化。另一方面，“增值原则”以资本积累的方式获取利润最大化。在利益驱使下，资本家尤为重视技术发明、生产组合、市场扩展等创新活动，但产生的事实情况是：社会总财富在增加，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资本家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断破坏真正的财富源泉——土地和工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更多人加入无产阶级行列。显然，社会总财富的无限增值与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产生严重对抗，当创新活动受控于强大的资本逻辑时，社会进步的表象下隐藏着“创造性毁灭”的必然趋势。
第三，“交往扩展”加速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p559）倘若交往范围孤立狭隘，发明创造就有可能在偶然事件中遭致毁灭。由于早期人类战争频繁，“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3]（p560）当交往范围冲破地域或民族局限，发明创造就不至于在斗争冲突中彻底灭绝，即使发明物的雏形再简陋，但只要扩散到多数区域或为多数人掌握，失传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不仅保护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也为新一轮的发明创造提供智力支持。因此，交往扩展是保护创新成果、发挥创新价值的重要途径。
主成分分析(PCA分析)，将传感器所显示的多指标数据信息进行转换和降维，从而转化为少数综合指标信息。PC1和PC2分别代表的是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贡献率，横、纵坐标的比例越大，表示该主成分贡献率越大,表明此分析方法可以将样品的多个指标信息较好地反映出来。采用PCA 方法分析不同品种(系)红熟期辣椒的电子鼻响应值结果，见图3。
第三，创新发展的失衡性。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思维膨胀，形成以经济主义、技术主义为核心的片面发展观。一方面，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却不可避免地反噬到自身。在利益面前，资本家无休止地对自然资源展开疯狂掠夺，随意处置各种残余垃圾，致使严重的环境污染。土地贫瘠、资源浪费、空气污染、生物锐减等现象屡见不鲜，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处于异常状态，造成其紧张关系并使之破裂。如今，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十分盛行，自信于以新技术消解生态危机。然而，资本逻辑对自然的破坏一直存在，先进技术的牵引最多使某块区域相对清洁，但必会出现污染的“重灾区”。另一方面，片面的经济化技术创新将道德与温情湮没于社会之中，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囚于“物质主义”的牢笼内，“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8]（p580）资本逻辑以物质价值创造为核心，却有限的展开精神价值创造，“个体存在”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由，放大“个人价值”，弱化“集体价值”，由此滋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及时进行养护，采用土工布或黑芯棉覆盖+洒水的方法，以土工布长期保持湿润为标准，由于顶板面预埋件较多，养护时采取土工布穿竖向精轧螺纹钢的方式，保证土工布紧贴混凝土面，保证养护质量，梁体内腔采用喷雾器，安排专人进行养护，按规范要求，养护时间不少于14d。当环境温度低于5℃时，梁表面喷涂养护剂，采取保温措施，禁止对混凝土洒水，混凝土喷涂养护剂养护时，应确保不漏喷；当外界气温较高时，适当增加洒水次数或延长洒水时间。
（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创新发展。
第三，劳动者的创造本质得到真正解放。创新活动最能体现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是通往自由解放之路的必要活动方式。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的创造本质被否定，甚至降格到动物般的活动水平。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压迫的、强制的、非情愿的，当逃避劳动成为一种常态，富有激情热情的创造活力便失去根基。马克思希望人们能从“异化”中解脱出来，创新活动不该是加速人口贫困的手段，而是人的创造本质的充分彰显，创新主体也不该局限于少数人，而是在自由公平的创造环境中，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激发出创造活力。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3]（p223）
由表4可见，按照本方法对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07446（GSS-17）测试结果全部在规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
在工业革命的催化剂下，封建主义社会最终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p36）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一系列质变性的创新活动。
第四，“人的发展”通过创新活动反映出来。在谈到“人的解放”问题时，马克思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3]（p527）这句话虽是批判那些在“自我意识”中沉沦的“聪明哲学家们”，但无形之中又道出另一层含意：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离不开创新活动，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大机器的发明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工业革命“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p192）人的发展通过他们的历史活动反映出来，创新活动则证明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使人不断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身。反言之，人的发展伴随着丰富多样的创新活动。
马克思批判的不是创新活动本身，而是资本逻辑的劣根性，若不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狭隘的生产关系将继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解决方案上，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开倒车”的党派，他们“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8]（p580）问题关键不在于现代技术本身，而在于掌握现代技术的群体是谁。马克思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8]（p580）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三、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创新思想在历史向度和价值向度的延展深化，超越了单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科学向度，无论是在理论视域还是在实践眼光上，都要比西方创新理论更加深刻，这无疑对中国创新发展有所裨益，也为全球创新发展的未来走向提供指引。
（一）马克思创新思想弥补了西方创新理论的盲区与缺陷。
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到至今较为成熟的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制度创新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西方创新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继罗伯特·默顿·索洛、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之后，2018年保罗·罗默也荣获诺贝尓经济学奖，足以证明创新学派代表人对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然而，西方创新理论一直聚焦于“技术创新”，虽在经济学领域斩获头筹，却丢失了“创新”本该具有的全面性。
资本主义创新活动以刺激生产力为核心，以获取高额利润为动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p698）人类把科学知识运用到社会生产中，以技术改良的方式呈现，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激起连锁效应，引发资本家对技术的高度重视，所有机器无数次的微小调适，都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正如棉纺织业推动毛纺织业、麻纺织业、丝纺织业的进步，金属加工业、生铁制品、采矿业又推动道路、铁路、船舶、运河的发展，工业革命犹如无边界的编织网，其现实影响不可估量。第二，市场创新。新航路开辟打破地域的狭隘状态，历史逐渐成为世界的历史，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人口动力与环境支持。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8]（p35）这其中包括资本家如何建立殖民地、管理人口、发展航海、适销对路等各种问题，开拓新市场伴随着各个环节的不断创新。第三，管理创新。资本家组织工人高效开展工作，反映出一种管理能力。马克思强调：“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4]（p443）进而又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p378）不断改进的分工协作方式，意味着更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诞生，持续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实践层面看，西方创新理论虽影响深远，但终究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充分掌握话语权，以“创新优势”标榜自身，大肆宣扬“创新不息，资本不死”的巧言歪理，多数人居然为之信服。其二，人们会不自觉地把“创新”与“科技创新”等同起来，加上西方技术霸权的环境影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在马克思看来，“创新”绝非只停留于技术层面，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8]（p591-p592）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的内在关联。资本主义以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却尽力维系腐朽僵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所谓的“技术创新优势”伪证“资本主义永恒”，深陷于“生产力决定论”，违背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恰恰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庞大的生产力终究会挣脱狭隘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灭亡。西方创新理论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作为研究蓝本，有技术无原则、有企业无人民、有增长无共享，如拔高到一般认知，会抹煞掉各国创新发展的个性差异。尤其对中国来说，照搬照套西方创新理论会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必须找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创新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创新思想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方法指导与理论自信。
走在21世纪创新热潮的崎岖大道上，中国创新发展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既要应对一些人的质疑挑唆，又要积极克服各种疑难杂症。深入研究马克思创新思想，并将其扎根于中国土壤，就会认清道路曲折与前途光明的并存状态。
第一，马克思创新思想时刻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中国坚定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发展之路，难在要处理好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关系。创新发展作为新发展观理念之首，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改变人民生活方式意义深远，但也涉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劣、内外联动不足、非公平正义等现实难题。习近平同志强调：“五大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9]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创新发展承担起重任，但如何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各发展环节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还需我们更具针对性地完善系统优化方案。
第二，马克思创新思想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难在处理好资本与创新的关系。基于现实考量，离开资本空谈创新不切实际，它的确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还未达到彻底消灭的条件。中国电商巨头的崛起、共享模式的发展、绿色ppp模式的成功等等，皆离不开创新资本的影子。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刻批判，要善于解决资本带来的各种“后遗症”。在具体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资本狂欢”与“创新落寞”的断链现象，在资本“隐形权力”的操控下，创新也会受到残忍压制。因此，政府必须细化落实资本监管的政策方案，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中国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则要明确：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创新需要资本的扶持，我们要善于利用资本。但资本绝非处于支配地位，我们必须限制资本，使其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作用。
第三，马克思创新思想注重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中国难在创新发展涵盖的深度和广度。一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同志强调：“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0]（p271）“科技追赶”之路任重道远，历史遗留下来的科技差距，需要中国不断释放引进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市场创新的综合效应，借力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最终实现弯道超越。二是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1]中国不囿于单一的科技创新，而是把创新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有效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知识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教育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等。要加强理论创新，为实践活动提供正确航向，要加强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要加强文化创新，为全国人民提供精神引领。
在豫北林县，腊八粥用小米、柿块熬制而成，味道甜香，俗称“柿疙瘩白汤”。农妇们在太阳未出前将粥做好，挖到南墙上几勺，口中念道：“腊八粥，早些做，扳上南墙一谷堆儿，小鸹不蹬俺家谷。”“一谷堆儿”为河南土话，即一堆的意思。“小鸹”，即小鸟、麻雀，是鸟类的统称。冬季天气寒冷，候鸟南飞，农妇们把腊八粥放到南墙上，有面对南方祭鸟的意思。再者，根据河南民居的特点，住室坐北朝南，院子北面为屋，南面为院墙，东西两侧多为牛屋和厨房，要把粥放到墙上祭鸟，就只有放到南墙上。腊八这天，如果让鸟吃饱腊八饭，来年它就不会啄吃自家的谷子了，故民间流传有“吃了腊八粥，来年好收田”的俗语，正是表达了农民渴望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6.为增加钢护筒抗倾覆稳定性，每一节段钢护筒施打完成后，需及时利用低潮位对钢护筒进行加固，钢护筒中心间距为5m，采用12m[14槽钢单面联桩，待回填完成后回收槽钢重复利用。
跨过曲折，终究会走向光明。夸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实力，鼓吹“全面私有化”，又或者诋毁中国能力先天不足，对中国创新丧失信心，这都是“形而上学”“独断主义”的典型表现。中国创新发展的复杂性决定其道路的曲折性，也正因如此，中国在逆境中锤炼成长，不断造就创新成事的真本领。在马克思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创新发展的独到理解与深刻把握，在前进道路上对初心和使命的牢记坚守，必然迎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光明前景。
（三）马克思创新思想指引全球创新发展的未来走向。
21世纪以来，创新全球化日益凸显，各国充分认识到，创新驱动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12]虽然新经济体的创新实力有所提升，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主导着全球创新格局，大变革时代催促帝国主义利用“创新优势”维系霸主地位，掌控全球生产体系，占据整个价值链高端。创新实力较量的背后，隐藏着更新剥削方式、宣扬西方民主、灌输普世价值的全新战略。马克思早就洞察到创新活动在资本逻辑操控下的扭曲与偏离，创新异化表现出新形态。其一，互联网技术代替过去传统的军事入侵和殖民掠夺，衍生出暗网交易、虚拟货币、病毒勒索、数据泄漏等重大隐患，无不展现帝国主义新型的侵略行为。其二，资本主义国家推动“雁行战略”，强化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依附关系，通过知识产权垄断、管制高技术出口、设置贸易技术壁垒等措施，维系非平等的交换关系，同时还竭力阻碍发展中国家展开自主创新。其三，“金字塔”形的国际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国际收益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北富南贫现象日益加剧，世界无产者的数量还在上升。从整体形势看，全球创新发展出现“一边倒”现象，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
马克思创新思想对扭转全球创新格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内，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厘清自主创新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运行规律。20世纪70年代，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结果不但没有实现技术赶超，反而加深了经济附庸、政治附庸和军事附庸的程度。拉美“私有化”改革违背了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最终陷入贫困境地。中国充分认识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不盲目、不跟随、有立场、有原则，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基本架构。经验教训警醒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有效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多】这个“多”字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服务广度，第二层意思是服务深度。简言之，就是跑的池塘多和池塘跑得勤。业务量的提升，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新用户的开发，一个是老用户的增量，作为一名优秀的销售人员应该明白这点。那么，每多到一个新的养殖池塘，我们就会有一个潜在的新客户，继而会产生一个新的成交机会，于此同时就蕴含新的增量机会；而每多跑一次老客户，就会给原有用户多提供一次服务的机会，那么也就多了一次老用户增量的机会，特别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许多饲料、渔药厂家实施“人海战术”的服务策略，如果晚去一步，那么你的业务可能就会被对手抢走。
对外，创新发展迫切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创新发展”在新时代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与外延，它强调利用创新驱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而非某个国家、某个区域的单独发展，同时它还涉及协调发展、安全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人的发展等诸多问题。要想打破全球创新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团结起来，充分利用各国市场、资源、人口、环境等优势，提高整体区域的创新能力。如今，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打造内外联动的合作型创新平台，激发沿边国家的创新活力，聚集创新人才的智慧火花，引爆创新发展的指数级增长，使各国人民都能成为创新成果的分享者与受益者。这不仅是马克思所期盼的理想状态，也是发展中国家所渴望的发展模式。2018年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把创新、开放、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点有机结合起来，指明了创新发展的动力、途径、原则、目的，契合了“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的年会主题。在马克思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雁”，要继续开辟创新高地，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推动全球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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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5）.
[12]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7-0005-08
作者简介：周文娟（1992—），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17AL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生态治理：从马克思生态理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17FKS01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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