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荀卿虽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家，但学界长期以来“扬孟而抑荀”，史料记载其生平较为简略，且多抵牾，尤其是荀子游齐经历，更成为诸家分歧焦点。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考察“秀才”“游学”“始”等词的意义，可考证荀子当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而非“年十五”。
关键词：荀子；年五十；游学
荀卿是战国末期儒学大家，但因史料记载其生平行事较为简略，且多抵牾，前辈学者虽对此多有考订，仍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荀子游齐经历，更成为诸家分歧的焦点。即使是同一位学者，研究荀子数十年，但在此问题上还是举棋不定，难有统一结论。如梁启雄在《荀子简释》后所附的两篇文章中对荀子是“年五十”还是“年十五”始游齐就难以抉择。他在《荀子传征》一文中说：“年五十(或曰十五，似误)始游学于齐。”[1]413而在《荀子行历系年表》中却说：“荀子年十五初来游学于齐。”[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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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起因源于文献中两处不同的记载。较早对荀子生平作传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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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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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马迁的这段记述，后人多有增改，影响较大的当属刘向和应劭。刘向在《荀卿新书·叙录》中言：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3]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2]2418(《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2]2418(《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关于荀子游齐的年龄，从司马迁之说，赞成“年五十”的有刘向(《荀卿新书·叙录》)、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汪中(《荀卿子通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蒋伯潜(《诸子通考》)、罗根泽(《荀卿游历考》)等。自应劭始，支持“年十五”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胡元仪(《郇卿别传》)、梁启超(《荀卿及〈荀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游国恩(《荀卿考》)、郭志坤(《荀子评传》)等。
认为“荀子年十五始游齐”的观点，主要根据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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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中“游学”是求学之义，荀子年五十才来求学，不合常理。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注：前年然明谓程郑将死，今如其言，故知之。[6]198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基于对荀子寿命的计算而认为《史记》《叙录》中的“五十”是“十五”之误。
而力挺“年五十游齐”者，一方面驳斥《史记》中“五十”非“十五”的倒文；另一方面在“始来”一词上做文章，认为荀卿是个晚学，“始”字含有来迟的意思，若是年十五，便辞义不通了。 笔者亦认为荀子是“年五十游齐”的。抛开文献学的考证和史料的分析，下面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做一些探讨。
首先，关于“秀才”一词，《辞源》对其在早期文献中的词义解释得非常清楚：
才能优秀。《管子·小匡》：“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注：“有秀异之材，可为士者。”《史记》八四《贾谊传》：“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5]
由此可见，在早期，“秀才”指才能秀异之人，与年龄无涉，并非专谓年少英俊者。《辞源》第二个义项指出，“秀才”在汉时成为举士的科目后，直至隋唐兴科举，一直是重要的科目，因此到宋代凡是应举者都称“秀才”了。应举者也并不一定全为年少者，如我们熟知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但大部分当为年少读书之人，故明清后专以称入县学之生员。有学者因见刘向谓荀卿“有秀才”，故而断定荀子此时不可能“年五十”，这个证据并不充分，大有以今律古的嫌疑。
其次，在“游学”和“始来”的意义辨证上，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在“游学”一词，而不在“始来”。因为，支持“年十五”游齐者，即释“始”为“初”；坚持“年五十”游齐者，则释“始”为“才”，认为荀子是“晚学”。然而，“始”的这两个意义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都有相应语例，如：
春，白狄始来。注：白狄，狄之别名。未尝与鲁接，故曰始。[6]1964(《左传·襄公十八年》)
据注可知，此处“始”为“初”义。又如：
2.刘向、应劭都说“是时，孙卿有秀才”，“秀才”是年少英俊之称，故“年十五”才合适。
此例中“始”为“才”义。所以，对“始”字的解释并不能解开这个难题，关键还是在“游学”一词的意义上。从语料来看，至少从应劭开始，人们就误解了“游学”的词义，或者说没有发现这个词的内涵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
游学，笔者认为是采用“游”的方式达到“学”的目的。浮行为“游”，行走为“遊”，古代，“游”又常通“遊”，故“游”有“行”义。而“遊”“游”的内涵又不止于此，且看下面的语例：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遊于艺。[7](《论语·述而》)
教诲之人，遊居学者之所好也。[8](《庄子·刻意》)
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2]3221(《史记·日者列传》)
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10](《三国志·管宁传》)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经。[11](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十六)
可见，“游”不仅指字面的“行”之义，而且蕴含有“学习”的意思，指一种快乐地沉浸于“学习”中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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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学”在古代也不单单指书本知识的学习，《说文》释“学”为“觉悟也”[12]；孔子称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荀子》开篇《劝学》所论述的学习，包括学习各种知识以及修身、养道等，所以“学”是指广义的自我道德修养提高的过程。游学活动正是体现了中国古人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纵观中国传统游学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群中它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有重在实现政治理想之游学，有结交师友、辗转求学之游学，有畅游自然、修身养德之游学，等等。笔者在此只关注中国古代早期的“游学”活动。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的动荡和变革使游士阶层出现，“士”是当时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那时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言：“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13]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来达到王天下的目的，迫切需要广纳贤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即言：“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2]254-255由此可知，当时的游学者并非是无知无能之辈，而是各诸侯都想招揽的人才，他们一般都是“博闻、好辩”之士。我们来考察“游学”一词较早的语例：
楚人有黄歇者，游学博闻，襄王以为辩，故使于秦。[14](《战国策·秦四》)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9](《礼记·学记》)
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卷七中对荀子的生平亦有类似传述，从文字来看，很明显，应劭当是直接传承了刘向的上述记载，唯改动了两个地方：一是把“齐宣王、威王之时”改为“齐威、宣王之时”，因为威王在宣王之前；二是“年五十”改为“年十五”。[4]从此，后人围绕荀子游齐经历聚讼不已。
胶州大白菜通过针对经销商进行单一性供应，使用不同包装，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制定差异化价格定位，品牌产品价格常年处于市场稳定状态，逐步实现了稳定的供销和利润链条关系，减少了产品的流通环节，且胶州市交通便利，减少了损耗，降低了成本。
从上述所引几例中，我们可看到春申君黄歇博闻好辩，司马季主博闻远见，而蔡泽，司马迁言其为“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2]2419。
游士的这种“游学”活动在史书中也有称“游”“游说”的。我们再看几条语例：
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2]2051-2052(《史记·陈丞相世家》)
滨660块沙四层直井长缝日均产液14.5t，日产油量为10.5t；常规压裂日均产液13.3t，日产油量为3.92t；直井长缝压裂日均产油量为常规压裂日均产油量的2.68倍。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2]2953(《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阨日久矣。”[2]296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很明显，第一例中后一“游”字和前面的“游学”意义相承，内涵一样。第二、三例中，主父偃更是用“游学”一词来总结其四十余年周游诸侯国间的经历。
我们再比较下面这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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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应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基础量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小工具，其包涵内部价格市场化改革方向，对坚持市场导向，催生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动力，理顺产业链各环节责任关系，确保各板块效益与集团公司效益一致，不断实现集团公司的大效益，意义重大。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2]240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而来自凉州区云昌镇中沟村的西红柿种植户张万鑫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过去，冲一次水，肥料成本在230元左右，而用“亲土1号”后，冲一次水只需100元，全年来看，过去每亩用肥成本有2500-3000元，而现在只需1000-1500元，而且西红柿品质提升后，平均每公斤还可多卖0.2-0.3元，真正做到了提质又增收。
这两例中，“游说诸侯”和“游学干诸侯”意义无异。
通过分析，这些语例中的“游学者”，即上文所言之“游士”。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现象在“学而优则仕”的诱惑和招贤养士之风的盛行下普遍起来。《韩非子·五蠹》记载：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15]
战国时四公子更是皆养食客数千，只要有一技之长的士，都有被接纳的可能。游士们或游说各国，宣扬自己的学说；或广交师友，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以求诸侯的青睐，而踏上仕途，实现政治理想。如孔孟周游中原诸国，墨子四处奔走，惠施游历魏、楚、宋等国，驺衍、田骈游学齐国稷下，公孙龙游说燕昭王、赵惠王，等等。综上所述，如果是年仅十五的毛头小子，是不可能做到如此“游学”的。荀子的“游学”与孔孟当是一脉相承，游历到齐国稷下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以扩展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空间，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样看来，“年五十”是比较合适的。
然而，游学的职能从春秋战国、汉初时期发展到汉武帝后发生了改变。刘太祥在《汉代游学之风》一文中说：“先秦官吏选拔制度还不完善，需要‘士’直接‘游说’国君，以进入仕途，而汉代自武帝确立了察举征辟制度，是经过推荐入仕的。从游学职能上讲，汉代基本上没有先秦‘游说’的职能，主要是游学求知和谋取仕途。”[16]45他从《汉书》《后汉书》中选择了典型的106位游学者，制成《汉代游学状况表》，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西汉武帝以前10人大多是承袭战国以来游学之士，以所学游说诸侯，求取官职，称为‘游’，即使用‘游学’一词，也很少有寻师求学的性质”[16]48，这和我们上文的考察结果是一致的。他还说：“自西汉武帝到王莽执政，游学人数增至44人，尽管有些游学者仍有交往谋职的性质，但是寻师求学的性质逐渐加强，而且游学求知与交往谋职二者趋于一体。”[16]48笔者检索《史记》，发现这样一例：
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2]3120-3121(《史记·儒林列传》)
2) 局部现浇混凝土的墩柱，混凝土的黏结作用效果明显，墩柱的抗侧力及耗能能力明显提升，加入耗能钢筋后，墩柱的性能再次提升.带耗能钢筋的局部现浇墩柱性能明显优于其他3个墩柱，后期应深入研究，使其在实际工程中可以得到应用.
可见，汉初“游学”已有求学的性质，刘太祥指出的游学职能改变的这种倾向在国家大一统的形势下初现端倪，因为此时的社会状况已非战国时各国称雄、社会剧烈动荡的情状。但这应该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遍查《史记》，仅此一例，其余皆为“游走各诸侯，宣扬学说，以实现理想、提升自我”之义，汉初的大多数士人在个人活动中还是延续前代士人的做法。
餐厨垃圾，俗称泔脚，是指居民在食品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料和剩余废弃物。餐厨垃圾的组成、性质和产量会随区域和季节变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所有餐厨垃圾都具备如下特点：含水率高，含固率一般小于20%；易腐烂发臭，易滋生病菌，会造成疾病的传播；产生的易腐烂、易生物降解的废弃物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食品种类比较繁多、结构成分也比较复杂，饮食结构呈现多元化，食物垃圾呈现多样性，具有多、硬、杂、粗等特点[2]。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东汉的应劭是误解了汉初司马迁、刘向所谓的荀子“游学”，以为是“游走求学”之义；或者说，应劭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游学”之义去理解了内涵不同的司马迁所言的荀子“游学”，于是觉得“年五十游学”不妥，而改为“年十五”。
另外，梁涛先生从《荀子》一书的生活用语(主要是生活中最熟悉的钱币的称呼)来证明荀子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这个推理应该可靠。齐国原来流通刀币，齐襄王返都临淄后又铸行“圜钱”，而梁先生发现《荀子》一书中称钱币“刀布”并言，没有其他称呼，这说明荀子是在一个刀布并行流通的国家成长起来，战国晚期燕、赵地区是刀布并行流通的区域。假如荀子“年十五”即到齐的话，不会一再说“刀布”，而应以齐国的习语来称呼。[17]
受植区的骨质和骨量是影响种植体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影响整个骨结合的过程。通过术前的CT影像，可用骨密度(HU)值评估受植区骨组织的密度，为种植体植入提供可靠的手术方案[12] 。CBCT具有放射剂量低、扫描时间快等特点，近年来在临床上应用广泛。有研究显示，CBCT可用于术前HU值的评估，还能评价术后骨结合情况[13-15] 。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始”字的意义就清晰了。任何一个词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只可能使用一个意义，词的多个义项只有在不同的语境或辞书中才可能共存。即便是歧义结构，我们把其置于具体的语境，那它的歧义也就消解了。前文我们指出“始”的“初”义和“才”义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都可使用，但一旦确定荀子是“年五十游学”，这个年龄就当时社会而言确实较晚，所以“始”在此处释为“才”较妥。
综上所述，关于荀子游齐的年龄，笔者赞同“年五十”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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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4-0098-04
收稿日期：2018-10-14
作者简介：唐丽珍，女，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训诂学研究。
(责任编辑：袁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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