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
摘要：虞舜以孝得天下，以孝治天下。孝德是舜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虞舜因此成为二十四孝之首，二妃也以孝行位列《列女传》中。由于舜帝孝德的原发地远离湖湘，故在相当长时间里对湖湘地区影响有限。虞舜的孝道精神与湖湘地区发生关系与唐代文人元结的到来相关，元结年轻时受虞舜孝道思想影响很深，抵达道州后，他立舜祠、修舜庙，刻虞舜孝道精神于石上。元结自身也践行了虞舜孝道精神，多次上表辞官奉养老母，他还推己及人，鼓励他人践行孝道。元结之后，虞舜孝道精神开始成为湖湘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湖湘人士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虞舜；元结；孝道精神；建构
一
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文化中居于首要地位。《汉书·艺文志》载：“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1719孝德是君子之德，是个人修身的一部分，父慈子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它关系到家庭的和谐稳定与生命的延续。古代虽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之分，但孝德却具有普遍性，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2]237。历朝统治者都重视孝道，他们评选出二十四孝，作为践行孝道的典范，供后人学习。舜帝、汉文帝等不仅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孝道，还以身作则，成为了践行孝道的楷模。宋后为统治者尊奉的十三经，每经中都有大量文字对孝道进行阐述，还出现了专门阐释孝道的《孝经》。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孝道，是因为孝道关涉到天下安危，如果家庭稳定，则整个社会也就稳定，而且孝和忠往往联系在一起，在家不孝者，很难谈其会忠于国家。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指出要以孝治天下，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他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3]66-68孟子认为，如果能使一国之民做到“孝悌忠信”，这个国家就能够“无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剥夺民时，则其民不能尽孝悌，就会导致父母、兄弟、夫妻、子女离散，其百姓也必然无心御敌，国家迟早要走向灭亡。
选取2017年1—12月在我院产科行分娩的220例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孕产妇作为瘢痕组,年龄22~37岁,平均年龄为(29.1±3.1)岁,孕周38~42周,平均孕周(39.8±0.5)周;同时选取同期行分娩的220例初次分娩孕产妇作为初产组,年龄21~39岁,平均年龄为(28.8±3.3)岁,孕周39~42周,平均孕周时长为(39.6±0.8)周。不同组孕产妇一般资料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人类应自产生以来便存在孝悌之念，这是人类能够生存、延续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有意识地把孝道思想提出来并作为人类悉知的行为准则始于舜帝。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肯定了舜帝在道德上的模范作用，他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4]43。从《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保存的不少神话看，尧舜之前是“力伐”时代，部落之间战争频繁而又残酷，其时人虽或存有孝心，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至舜帝时，人们开始意识到道德对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德治思想由此产生。舜德内涵十分丰富，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孝德。舜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与其孝德相关。据《尚书·尧典》载，帝尧年老时，准备选择继承人，而虞舜以“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5]28-30而闻于帝尧，在经过重重道德测试后，舜帝最终继承了帝尧事业。对于舜帝的孝德，《尚书》记载较为简略，后来《孟子》及《史记》对具体情节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广为后世流传的舜的后母与弟迫害舜的“焚廪”、“浚井”、“醉酒”等故事开始成形。面对后母和弟弟的迫害，舜仍不怨恨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去化解他们内心的仇恨，“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6]3也就是在持续不断地迫害中，舜帝的孝道精神得以彰显。难能可贵的是舜继承帝位后，依然侍奉瞽叟如初，并且不记其弟弟象的仇恨，封其于有庳。
舜帝的孝行在中华孝道文化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孝经》虽没有提及舜帝，但其内容却是以舜帝的言行作为准则的。如“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2]254，孝子应该具有的品质，在舜帝身上都有体现。舜帝的孝德不仅只得到了儒家的认同，道家、法家也多次称赞舜帝的孝德，甚至还得到了佛教徒的认可。最早提出“二十四孝”的是五代圆鉴大师，他在《二十四孝押座文》中提到“万代史书歌舜主”，但圆鉴大师文中所载舜帝还只是位居二十四孝之一。元代郭守正将历史上二十四位在孝行上有突出表现的古人的事迹辑录在一起，并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开始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其中舜帝《孝感动天》为第一幅，舜帝首孝的地位从此确立。舜帝的孝德深入人心,自古以来不容否定，《孟子·离娄上》就对虞舜“不告而娶”进行了辩解，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3]532除“不告而娶”，舜帝“封象于有庳”也引起了争议，象多次迫害舜，但舜继承帝位后不仅没有惩罚他，还把有庳作为封地给了象。所以孟子学生万章提出质疑：仁人都是这么做的吗？为什么别人犯了错误就要诛灭他，而自己的弟弟犯了错误却还要加封他呢？孟子辩解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3]628-631所以，不管是舜“不告而娶”还是“封象于有庳”，在孟子看来都体现了舜帝的孝悌精神。
不仅如此，与舜帝相关的二妃在孝文化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二妃之事，《尚书》中记载甚少，仅提及尧下嫁二女于舜一事，至于二女下嫁舜后所做的一切，则没有提到。《孟子》中有关舜帝记载颇多，但也没有论及二妃。唯有《山海经》及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有所记载，但《山海经》中的二妃是“出入以飘风暴雨”的湘水之神，而《湘君》《湘夫人》中的二妃则是多情、幽怨的形象，先秦文献中的二妃更多的是文学形象，距离道德形象还有一定距离。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仍然只写到了二妃下嫁于舜，但却对舜之后母及弟迫害舜的情节进行了丰富和补充，这对刘向后来撰写《列女传》中的“有虞二妃传”有所启发——舜帝既然开启了中华孝道文明，那舜帝的妻子二妃也应该是道德典范。于是舜帝在孝道上所做的一切便与二妃相关了，二妃形象由文学形象转化成了道德形象。“有虞二妃”被刘向置于《列女传》之首，《列女传》所载事迹虽与《史记》大致相同，但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二妃的积极参与，而且二妃还是舜摆脱困境的关键因素。该《传》末尾对二妃进行了赞颂：“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6]4充分肯定了二妃的孝德。家庭的和谐不仅只是依靠男性，女性特别是出嫁后的女性对于促进家庭的和谐也十分重要。舜帝的孝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二妃才得以实现的，舜帝和二妃是孝文化最早的践行者，中华孝道文化就是从舜和二妃这里开始的。
二
自广德二年（764）至大历三年（768）五年时间里，元结在治理道州上取得了辉煌的政绩，《新唐书·元结传》载：“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9]4686元结离道州刺史任时，潭州刺史张谓为之作《甘棠颂》来赞美他，道州百姓更是“乐其教，至立石颂德”[9]4686。由于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取得了杰出政绩，大历四年（769）由道州刺史“进授容管经略使”。经略使拥有了数州政治、军事权力，这对当时许多人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元结担心母亲年纪已老，不能经受沿途奔波和南方的暑热，因而上表辞官，他在《让容州表》中写道：“臣欲扶持版舆，南之合浦，则老母气力，艰于远行；臣欲奋不顾家，则母子之情，禽畜犹有；臣欲久辞老母，则又污辱名教。”[8]156元结陷入了忠孝难两全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元结“乞停今授，待罪私门，长得奉养。”然而，由于容管地区洞夷獠、西原蛮正在作乱，朝廷急需元结这样的人才平定叛乱，故元结这次请求并没有得到代宗许可，结果元结“母老不得尽其养”[8]174,在元结任容管经略使期间，其母病逝。元结母亲去世后，当依据丧礼回家守孝，但当时容管地区动乱尚未平息，“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9]4686。然而,元结辞官心已决，作《再让容州表》：“今陛下又夺臣情，礼授容州。臣遂行，则亡母旅櫬，归葬无日；几筵漂寄，奠祀无主。……特乞恩慈，允臣所请，收臣新授官诰，”[8]158据颜真卿为元结所作《墓碑铭》载：“大历四年夏四月……君矢死陈乞者再三，优诏裒襃许。”[8]168元结的孝行最终打动了代宗，元结得以返回祁阳为其母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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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字次山，后魏常山王拓跋遵的十二代孙，河南鲁山人（今属平顶山）。河南平顶山、登封、三门峡、濮阳等地是虞舜青年时期活动地，也是舜文化集中分布地，这里流传着许多舜帝年轻时孝行的民间故事，作为河南人的元结受舜文化影响较深。他在早年所作《补乐歌·大韶》序中说：“《大韶》，有虞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舜能绍先圣之德。”[8]P4其诗称赞舜德之浩大：“洋洋至化兮，日见深柔。欲闻涵濩兮，大渊油油。”[8]4可见舜德对少年元结影响之深。在舜德中，元结对舜帝之孝德更为崇敬，元结《治风诗》中有《至慈》篇，是专门歌颂舜帝孝德的。据《二风诗论》载：“安之以慈顺，故颂帝舜为慈帝。”[8]10元结在这里直接把舜帝称为慈帝，并在诗中称赞其孝德之广大及化人之深：“至化之深兮，猗猗娭娭。如煦如吹，如负如持，而不知其慈。”[8]6在歌颂舜帝孝德的同时，元结对于当时有违孝德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感叹当时之所以有“穷极凶恶者”出现，在于孝道的崩坏，故要“闻之订之、嗟之伤之、泣而恨之。”[8]77并且认为父子之间由于“听谗受乱之意惑”[8]78，结果导致令人悲感而痛恨的事情发生。他在诗中感叹：“呜呼！即有深慈，将安兴哉！即有至孝，将安诉哉！”[8]78这时的元结尚年轻，还只是从思想上接受了舜帝的慈孝，认为提倡孝道可以改良日益颓败的世风，而其自身的孝行，则还没有得到完全彰显。安史之乱发生后不久，元结之父元延祖病逝，他在临终前告诫元结：“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9]4682元结听从了其父告诫，起兵反抗安史叛军，后为肃宗所闻，于是征召入朝廷。元结上《时议三篇》，对当朝时弊进行了中肯剖析，深得肃宗肯定，于是拜为左金吾兵曹，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并且任命他在唐、邓、汝、蔡等州招缉义军来抵抗安史叛军。元结在与安史叛军作战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成功实现了由文人向武将的转变。上元元年（760），元结被正式授予了监察御史一职，“未逾数月，官忝风宪，任兼戎旅”[8]103。监察御史在唐代虽仅为正八品，但能朝见皇帝，出入朝廷，监察百官，职权范围较为广泛，是一个颇受重视的官职，而且元结还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掌握了一定军事指挥权。对于刚入官场的不久的元结而言，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但元结三代单传，其母渐老，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与赡养老母以尽孝道发生了矛盾。在二者选择中，元结没有任何犹豫，选择了辞官。他在《辞监察御史表》中写道：“臣老母多病，又无弟兄，漂流殊乡，孤弱相养。……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养。”[8]103元结的这次辞官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但其孝道精神因此而得以彰显。后来，元结入荆南节度使吕諲幕府，任节度参谋。宝应元年（762），吕諲卒于任上，元结在处理完吕諲丧事后，再次上《乞免官归养表》，表示辞官归养老母的愿望：“臣无兄弟，老母久病，所愿免官奉养，生死愿足。”[8]112并且希望能“愿全忠孝于今日”，元结的行为感动了当时的代宗皇帝，辞官得以实现，辞官后的他隐居于武昌樊上，侍奉自己的母亲，元结的孝道精神第一次在自己身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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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结不仅自身践行了虞舜孝道精神，还推己及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推行孝道精神，《旧唐书·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戊申，襄州军乱，杀节度使史翙，部将张维瑾据州叛。”[12]258襄州军乱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不少将士的父母因战乱而不知所归，不得已投靠从军的将士。这给当时军队带来了一定负担，战争中将士的口粮都难以保障，现在还不得不分口粮给将士的父母，但元结依然上书给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他在《请给将士父母粮状》中肯定了将士分衣食给父母的孝行，并建议：“伏望各量事给其衣食，则义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劝，实在于此。”[8]101同年又上《请收养孤弱状》给来瑱，建议如果有孤弱子弟投奔将士，要收养他们，并且给予他们一定量的口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元结身上得到了全面的展现。由于元结解决了不少将士的后顾之忧，他们在战争中也尽其忠勇，元结自安史之乱后指挥的战争没有失败过一次。元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孝道精神，并认为孝道与忠君爱国存在一定联系，他说：“夫孝而仁者，可与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义勇。岂有责其忠信，使之义勇，而不劝之孝慈，恤以仁惠？”[8]101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痼疾，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元结虽没有直接指出，但他认为推行孝道是关键因素，他在《述时》中写道：“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大和，足矣。”[8]75《让容州表》中也说：“孝于家者忠于国。”[8]155这与《论语》中所提倡的“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1]10-13是一致的，所以元结举荐人时，多视其是否有忠孝之心。如宝应元年元结所奏《举吕著作状》，推举吕諲侄子：“质性纯厚，识理通敏，仁孝之性，不惭古人。”[8]111元结为文，也注重宣传孝道精神，他在《文编序》中提到作文的目的：“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8]154-155可以说，元结不仅从思想层面上接受了虞舜孝道思想，还从多方面践行了虞舜的孝道精神。
上古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这种共性文化成为了维系整个华夏文明的精神纽带，但同时上古文化又具有地域性，五帝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五帝身上所具有的各种品格在不同地域之上形成，形成之后在不同地域产生影响的大小也不尽相同。
“孝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10]171,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其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在生活中践行，或者践行程度如何。践行孝道最基本的层次是赡养老人，也就是说当父母失去生活来源，生活无以为继时，作为子女必需要赡养父母。这是责任，也是无条件义务，甚至与是否继承父母的财产无关。这一义务源于子女对父母生育、抚养自己的无偿回报。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做到这一层次，连这一层次都做不到的人，最后往往被诉诸于法律。但法律也仅仅只保障了老人的生存权利，从道德层面看，仅赡养父母还不能说尽到了孝道。《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1]85可见，子女除了赡养父母，还要出自内心的尊敬，要对父母有感恩之心，这是孝道的更高层次。当今社会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元结为当代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元结任道州刺史后，践行了虞舜孝道精神，他把母亲安置在自己身边，亲身侍奉母亲的饮食起居，事事亲为。他在《让容州表》中写道：“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实一身,奉养老母，医药饮食,非臣不喜，臣暂违离,则忧悸成疾。”[8]155元结亲身侍奉母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的父亲元延祖宝应元年（762年）去世，大历四年（769）其母去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元结不管在哪做官，总是把母亲带在自己身边，在战乱年代，元结的这一行为十分难得。
据《孟子》及《史记》等载，虞舜出生于山东，青年时活动于河南，中年称帝于山西，晚年南巡于湖湘，其归葬地虽有异说，但大致可以确认为江南九嶷[7]109-112，其后裔寓居于浙江、福建一带，所以山东、河南一带注重宣传舜帝的孝道精神，山西地区多宣传舜帝选贤授能的治国精神，湖湘地区注重宣传舜帝的文学精神，江浙地区注重宣传家族精神。每一地区对舜帝的文化精神都有继承，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虞舜之所以在湖湘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舜帝晚年南巡化蛮，并葬于江南九嶷及二妃追舜不及自投湘水而死的行为感动了湖湘人民。但舜帝的孝道精神从舜帝时代直到唐代中期在湖湘地区几乎无人提及，舜帝孝道精神对湖湘地区产生影响需要某种契机出现，而这一契机与唐代文人元结的到来有很大关系。
广德二年（764），元结在四十六岁时任道州刺史。到任后，他开始招辑流民，守卫城池，畬种山林，道州渐渐从战乱中恢复过来。道州在唐代还属于蛮荒落后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史记》中所载舜帝归葬之处。永泰元年（765）元结以虞舜葬于九嶷山（唐时属道州境），在道州之西建立舜祠，又作《舜祠表》，并请当时的江华县令瞿令问用篆书刻在石上。《表》对虞舜之德进行了颂扬和充分肯定，元结认为：“大舜于生人，宜以类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万世而不厌。”[8]127把舜帝提高到与天地等同的地位。永泰二年（766），元结又于道州西山上建舜庙，又上《论舜庙状》，乞请免除近庙两户人家的赋税，以负责打扫管理舜庙，其目的是“表圣人至德及于万代”。[8]133元结在道州建立舜祠、舜庙，主要是宣扬舜德，特别是舜帝的孝德。元结在《时化》中提到：“夫妇为溺惑所化，化为犬豕；父子为惽欲所化，化为禽兽；兄弟为猜忌所化，化为仇敌。”[8]71-72，怎样去改变这种现状，在《时化》中元结没有提到，但到道州任刺史后，他以实际行动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用舜帝之道德去教化道州的百姓，让他们从恶的一面化向善的一面。元结以德化蛮的行为不仅影响了道州百姓，甚至感化了道州之外的西原蛮。在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西原蛮没有一次侵犯过道州，而周边的永州、邵州却多次遭遇战火。除了以舜帝孝行感化道州百姓，元结甚至把孝道思想刻之于金石，他在任道州刺史期间，创作了《涍泉铭》，其铭曰：“时世相薄，而日忘圣教。欲将斯泉，禆助纯孝。”[8]149他希望通过宣扬孝道精神来使日益相薄的时俗得到改善和纯化，这是对孝道思想的直接宣扬。
一种文化精神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域并不等同，在该文化精神产生的特定地域，影响力尤大，虞舜孝道精神也是如此。舜帝是中华道德文明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4]43舜帝以德而得天下，以德而治天下，而舜德文化的核心便是孝道精神。据司马迁《史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4]32《孟子》也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3]537虽然今天学者无法确切考证历山、雷泽、寿丘、负夏的具体位置，但从“冀州之人”、“东夷之人”，结合舜文化遗迹在今天的分布情况看，舜帝青少年时应该活动于山东、河南一带，其孝道精神也产生于这一带。从文化的影响力来看，舜帝孝道精神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些地区。如孔、孟都出生于山东地区，他们的著述中也有多处关于孝道的阐述。特别是孟子，言必称尧舜，他认为舜以孝行感化了瞽瞍，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了表率，是“大孝”，并且认为：“舜之道，孝弟(悌)而已矣。”[3]816在《离娄下》《万章上》《尽心上》等篇章中也有关于虞舜孝道的记载，可见舜帝孝道精神对其影响之深。河南地区也是一样，河南舜文化遗迹大多集中分布在黄河两岸，这与虞舜部落从东夷之地向西扩展方向一致，而且分布在河南的遗迹大多和舜帝孝行相关。虞舜孝道精神对今天山东、河南地区民众影响依然深远。
舜帝对湖湘地区的影响不同，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4]44《山海经》中也有记载：“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13]459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舜帝曾南巡湖湘，且最终葬于湖湘地区，但因舜帝南巡是其晚年之事，与其孝道精神并没有必然联系。舜帝在湖湘地区的影响更多体现了一种文学精神，因而，在湖湘地区有大量关于舜帝与二妃凄美爱情的文学作品。屈原的《湘君》《湘夫人》首肇其端，其后，有关舜帝与二妃的文学作品开始泛滥起来，并与湖湘贬谪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湖湘骚怨精神，而有关虞舜孝道精神，在元结来到湖湘地区之前很少得到传播。元结任道州刺史后，虞舜孝道精神在湖湘地区传播的契机出现了，元结由舜葬于江南九嶷联想到年轻时受到的虞舜孝道文化的熏陶，并进而把孝道文化在湖湘地区进行推广。
虞舜孝道精神与湖湘文化精神在元结身上首次得到了融合，他不仅从理论上宣扬了虞舜的孝道精神，还践行了虞舜孝道精神，为湖湘人士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从此之后，虞舜孝道精神开始成为湖湘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哺育着广大湖湘人士。
从早期湖湘学派强调经世致用，到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知行观，再到魏源的“师夷长技”、章太炎的“以革命明之，以革命去之”都体现了湖湘学派知行观经世致用的特质。“一批批湖湘志士，在这种经世致用和力行实践思想的熏染下，‘以天下为己任’，在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领域留下光辉灿烂的业绩。”[5]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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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9）02-106-07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虞舜文化与湖湘精神动态建构”（项目编号：15JD24）；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历代元结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YJA751031）。
作者简介：胡娟，女，湖南岳阳人，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肖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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