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年卢卡奇思想的三次立场转变对青年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残余是导致青年卢卡奇的革命辩证法走向唯心主义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青年卢卡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指明无产阶级是革命辩证法的主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工人要超越物化意识上升为无产阶级的关键环节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如此一来，在革命辩证法的主体身上，青年卢卡奇又回到了他极力摆脱的向内发展的浪漫主义道路。只有在全面把握青年卢卡奇辩证法思想发展脉络的条件下，才能对其革命辩证法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青年卢卡奇；革命辩证法；物化；无产阶级意识；浪漫主义道路
卢卡奇的思想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按照张一兵教授的观点，“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1]。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青年卢卡奇。青年卢卡奇一直孜孜以求地探索摆脱西方文明危机的道路，实现人的解放始终是他的奋斗目标。十月革命使得他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改变世界的希望，因此，他开始从文艺救赎的道路转到现实的革命道路上来，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青年卢卡奇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辩证法”[2]19，这种革命辩证法要落到实处，关键环节是无产阶级意识。为什么青年卢卡奇如此强调阶级意识的作用呢？虽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青年卢卡奇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完成的，但在此之前，青年卢卡奇受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在实现人的解放道路上一直走向内发展的方向。因此，在青年卢卡奇认为“物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普遍命运之后，向内发展依然是他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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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青年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研究的视野不断开阔，但是《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依然是被关注的重点。一方面，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历来被认为是卢卡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另一方面，《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本人就将此文的主题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如此一来，对青年卢卡奇革命辩证法思想的评价往往局限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因而，得出他的辩证法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简单的结论。本文力图从青年卢卡奇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来考察他的辩证法思想，这对正确评价卢卡奇及正确认识革命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看出，对农业大学的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技推广模式的研究较多，而对农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较少。在我国，农业科研单位是农业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科研人员取得科研成果需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农业技术推广则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手段与方式。为此，可以对农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模式进行相关的研究，拓宽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研究领域。
一、 青年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是贯穿在其理论探索的全过程，相反，他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立场转变的复杂转变时期。
(一)辩证法的前奏：新康德主义
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就是实践。“工人进入物化的过程和变为商品，虽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2]231在此种人性的追求中，无产阶级必然要打破直接性，使资产阶级“虚假”的形式背后的矛盾上升为自觉的辩证的矛盾，客体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意识已经完成了向实践的过渡而改变了客体的形式。
韦伯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美尔的理性主义道路。韦伯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合理化”，对于此时仍然依附西美尔思想的青年卢卡奇来说，“显然，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与卢卡奇的思想基调存在巨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卢卡奇从对西美尔的依附中‘惊醒’过来”[5]8。被“惊醒”的青年卢卡奇充分吸收了韦伯的思想资源。韦伯思想的逻辑并没有跳出康德理论的理路，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康德思想中的现实基础揭露出来。韦伯认为，技术理性已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追求。在技术理性的逻辑下，不仅外部世界，就连人本身也成了被计算和操纵的对象。价值维度越被“去魅”，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越显得合理有序。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物化”的思想反观韦伯对青年卢卡奇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深远持久”来形容，除了直接借用韦伯“合理化”“可计算性”等概念外，卢卡奇还直接称韦伯为“真正心眼明亮的历史学家”，不仅对物化结构的基本原则做了描绘，还补充了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分析。然而，在对资本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之后，韦伯陷入了悲观。最后，他和西美尔一样，只能把价值的成就放在主体内心的超越上。正因如此，“卢卡奇意识到现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只是一个‘上帝已死’的俗世，相反，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演化为了一个具有独立性、自足性的‘系统(system)。’”[6]
经历了新康德主义思想的洗礼之后，青年卢卡奇思想处于困顿与希望并存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深切感受到沿着西美尔等人的艺术救赎之路走下去，前方是毫不触及现实的否定，最终成就是虚无；另一方面，若跟着韦伯的思想继续前进，面对的将会是彻底无法超越的“铁笼”，从而陷入悲观主义的命运。然而，青年卢卡奇心中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渴望仍旧在迫使他积极寻找拯救现代文明的出路。
(二)走进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新康德主义到黑格尔思想的转变
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是青年卢卡奇理论探索的继续。这种转变的现实背景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支持战争的狂热情绪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战争中表现为英雄主义)。所有这些使青年卢卡奇内心产生拒斥，这从他对韦伯夫人关于战争意见的答复“越好，也就越糟”[7]2中能明显体会到。可以说，战争带来的毁灭给卢卡奇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至于他借此深刻认识到了掩盖在西方文明面纱下的野蛮特性。所以，对于一直孜孜以求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的解放的卢卡奇来说，此时的重点就是如何摆脱西方社会这种带来深重灾难的“文明”。另一方面，就这一转变的理论背景来说，克服实证主义理论的影响促使他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在理性主义的原则统治下，卢卡奇清楚地认识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平衡关系已经遭到破坏。按照卢卡奇自己的回忆，他指出，“很清楚，我对战争连同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拒斥心理都是纯粹的乌托邦；即使在最抽象的思维水平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缩短我的主观态度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起先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世界观、科学的工作方法等进行严厉的重新评价。”[7]3正是基于主客观的双重因素，青年卢卡奇开始了从新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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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理论》正是在超越浪漫主义的困顿中完成的，是青年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的标志。通常认为，青年卢卡奇此时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确实，具体分析《小说理论》能够发现浓重的黑格尔思想的影子。首先，体现在《小说理论》的“总体性”概念中。青年卢卡奇认为史诗的时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总体性”，“总体性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发生在它的内部，没有东西被它排斥在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指向比它更高的外部；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内部的一切想着完美成熟，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7]9所以，与其说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是经过西美尔这个棱镜观测马克思得到的一个结果，不如说它更接近于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因为青年卢卡奇自己也承认，写作《小说理论》时自己已经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马克思在他眼里还只是写作《资本论》的“社会学家”。其次，体现在对小说的分析方法上。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一个理性(绝对精神)外化的过程。所以青年卢卡奇将黑格尔哲学发现的成果运用于美学领域，比较了小说与史诗在哲学观念上的异同，从而赋予历史以有机的内容。
在普遍物化的条件下，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其思想都停留在直观层次上。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从根本上对直观的超越。这就需要凭靠中介的环节揭开历史的结构形式，达到生成与起源的一致，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同一主题——客体。如此，实现了的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在无产阶级实践中成就的辩证法就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
(三)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即使后期青年卢卡奇看到指导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但他不是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坚持与错误思想作斗争，以肃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就积极投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中。但是，一方面，在极左的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下，匈牙利革命遭到惨败，连青年卢卡奇本人最后也被迫流亡；另一方面，受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圣经”进行教条化解读，导致了一种纯粹“科学”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越来越被抛弃。因此，青年卢卡奇明确意识到，需要从根本上探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他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所有论点。……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2]19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中，青年卢卡奇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指明无产阶级是革命辩证法的主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工人要超越物化意识上升为无产阶级的关键环节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
卢卡奇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主观方面，在先后接受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并发现这些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之后，卢卡奇陷入了理论的迷茫和困顿中，并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思想困境的新出路。从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小说理论》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青年卢卡奇那普遍绝望的状态，文章结尾处他写道：“希望只是一个世界即将来临的征兆，它依然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已存事物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粉碎。”[7]115其实，除去中学时期对马克思著作的涉猎，在1980年前后，青年卢卡奇就已经比较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早期，卢卡奇为了完成关于现代戏剧的著作，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然而，此时青年卢卡奇眼中的马克思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作为开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以及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践的马克思还没有进入卢卡奇的视野。但是，十月革命后，卢森堡和列宁的理论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理论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理论创作，并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有意掩饰这些理论家对其思想的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指出已经接触到了这些新的思想。正是在自身理论困境与新理论的巨大冲击下，青年卢卡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二是客观方面，十月革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青年卢卡奇激情地说道：“我们——终于！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1918年青年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开始为无产阶级革命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
二、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的革命辩证法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社会界定为普遍物化了的社会，其在思想上表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虽然德国思辨哲学已经暗示了一条解决矛盾的“总体性”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只有落实到实践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身上才能超出纯粹概念的王国，辩证法才能成为改变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革命辩证法。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即工人通过中介上升为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同一主体—客体，实现历史生成与起源的一致。概言之，无产阶级的意识就是实践。
其次，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是物化意识在思想上的表现。德国思辨哲学的发展进程暗含了一条以“总体性”辩证法解决这一矛盾的武器。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普遍物化的基础上，青年卢卡奇进一步指出：“世界的这种表面的合理化，渗透到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2]149也就是说，在青年卢卡奇看来，所有的合理化都是部分的、形式的合理化，组成系统所依据的具体内容之间是偶然的、相对独立的。这也就是青年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得以生成的空间。康德通过“自在之物”的概念划定了人类认识的界限，承认概念的既定内容的非理性特征。但是，当思维撞上了自在之物这个界限时，“如果思维不想放弃对整体的把握，那就必须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找到那个思维的主体”[2]173。这个思维的主体是统一的主体—客体，是一切内容的创造者。然而，由于这个“行为”主体的先验性质，在面对经验世界的时候，只能退回到主体内部做主观的评价，外部世界仍然受规律的必然性支配。可以说，这样一种向内发展的道路完全没有触碰到外在的客观现实，主体对于客体依然是停留在直观水平上，只不过进一步把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可逾越的两重性彰显出来。艺术以关于物质基础的具体内容为目标，创造一种具体的总体，似乎能够弥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状态。然而，艺术的原则就意味着要么是世界的美学化，要么是美学原则被提高为塑造客观世界的原则，所以，这是一条企图通过对问题的回避来成就主体的道路，是一条通往乌托邦的救赎之路。青年卢卡奇认为，虽然先验哲学没有解决问题，但却已经暗示了解决问题的真正道路。当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即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解在辩证的运动过程中时，一条能够包容主体与客体的“总体性”辩证法道路就被黑格尔揭示了出来。主体和客体不是处于绝对对立的不可融合的双方，而是能够在历史过程中实现相互生成，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不是一种对立的双方自然消融于无声无息的历程，乃是显明的独立的放弃，反对的征服，矛盾的调节之自觉的历程”[9]。历史成为向内敞开的历史，成为不断生成的历史。然而，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绝对精神，现实的行为者只是绝对精神的变现和承载者，这样一来“行为对于行为者本人来说就变成先验的，表面上获得的自由突然变为对控制他们的规律进行反思的那种虚构的自由”[2]202。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被驱赶到概念的神话中去了。
(一)物化与辩证法思想
首先，青年卢卡奇判定“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物化”概念的形成依靠的是马克思和韦伯双重思想资源的支撑。其一，青年卢卡奇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拜物教”为前提，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劳动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8]。青年卢卡奇则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在青年卢卡奇看来：一方面，对人来说意味着抽象劳动成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即只有抽象劳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这一原则下，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已然消失，人被还原为无差别的、可被计算的对象。其二，青年卢卡奇还借助韦伯的思想继续深入分析。韦伯承认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两个原则，即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商品经济的出现，但是，韦伯更强调的是每个人在劳动分工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不是生产力自动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们对劳动本身的预先规定，也就是合理化原则，就是根据计算去规定、安排。根据韦伯，青年卢卡奇意识到世界是被“去魅”的世界，人以世俗的事业成就上帝的事业，所有与这一信仰无关的、能够成就个体价值的因素都被视为是无意义的。综合马克思与韦伯的观点，青年卢卡奇得出结论：这样一个合理化过程导致的是世界本身的合理化，最终成就的是一个消除一切人的因素、自足的、绝对的系统。这就意味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完全隔绝的，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就是直观。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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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卢卡奇意识到，无产阶级不能从其直接处境出发，进而引起革命的行动。但是，他接着指出：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呈现在二者之间的客观现实性凭靠的是根本不同的中介范畴。也就是说，无论是呈现在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前的客观现实，都不是赤裸的直接现实，而是经由了中介的环节。更进一步说，客观现实都是“虚假现实”，历史的原貌(即赤裸的现实)只有在打开中介环节之后才能被揭示。对资产阶级而言，一方面，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原则下，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孤立的个体和纯粹被计算的量；另一方面，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占据生产资料，对劳动过程起到支配地位，使得他产生一种“主体”的假象。因此，资产阶级的双重身份决定其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纯粹的客体地位，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找不到超越直观的中介。就无产阶级而言，他仅仅只是作为社会的纯粹客体而出现的，在他身上只有被计算的量的关系，正因如此，他就被迫超越直接性。对直接性的超越就意味着中介环节的加入，就意味着对客体结构构造和运动倾向的揭示，并在思想上反映客体的内在意义，进一步上升为无产阶级意识。由此才能打开历史的起源和环节，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
(二)无产阶级意识与革命辩证法
以思辨形态出现的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并不能解决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困境。黑格尔在思辨领域实现历史性的原则与青年卢卡奇的追求无法契合。这一点是被青年卢卡奇明确意识到的，他指出《小说理论》的作者“当时他在寻找文学类型的一种普遍辩证法，这是历史地建筑在美学范畴和文学形式的真实本质基础上的普遍辩证法，他力求在范畴和历史之间，找到较之于他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更为紧密的联系；他力图理智地理解变化中的永恒，理解本质在持久合法性范围中的内在变化”[7]4。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思想并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如何在经验世界与主观世界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找到沟通二者的中介呢？这是青年卢卡奇思此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也决定着他下一步的理论立场。
最后，改变世界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无产阶级是主体。青年卢卡奇正确分析了黑格尔不可能发现改变客观世界的革命辩证法的缘由。从客观方面来看，在黑格尔的时代，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还未清楚显示出来，因此他把民族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力量来源；从主观方面来看，虽然黑格尔发现了具体的总体的意义，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受到来自柏拉图和康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二重性思想的影响，二者之间并列、矛盾中缺乏统一的中介，所以导致最终转向过去达成综合。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普遍确立，商品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社会矛盾变得公开化、明朗化，即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是建立在对一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0]。青年卢卡奇认为，在普遍物化了的社会，现实的无产者还不是无产阶级，要上升为无产阶级的首要条件在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
但是，无产阶级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超越直接性并找到打开历史起源的中介，将意识提升为无产阶级意识呢？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即起源)的阐明。”[2]216无产阶级最切实的“当下”就是自身成为商品，变为生产过程中孤立的、被计算的纯粹客体，每一个量的变化掩盖的都是对工人的质的改变。这种质与量之间的张力使得工人意识到自身的地位成为可能。但是，仅仅停留在商品意识的层次上还不能彻底超越直接性，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还是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进一步说，在这种关系中还不可能产生革命的辩证法。如何才能彻底超越直接性、形成无产阶级意识是青年卢卡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青年卢卡奇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不是一种神秘的类意识，因此，任何企图从外面直接赋予无产阶级意识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以其地位的特殊性为基础、朝着社会总体前进的意向。历史发展的高度是在中介的环节中，在无产阶级对总体的渴望中实现的。所以说，无产阶级对直接既定东西的远离改变了行动对象的属性，这就一方面意味着在现实中实现了觉醒的意识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更意味着历史成为生成的过程，以及主体对这一发展过程的把握。这就是无产阶级实现的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
起初，青年卢卡奇的主要兴趣是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对文艺理论进行哲学反思，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产生和运用辩证法思想。《现代戏剧发展史》和《心灵与形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现代戏剧发展史》是青年卢卡奇在西美尔思想影响下完成的，后者在其著作《货币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直接击中的是客观文化的领域”[3]。西美尔以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根本上处于异化的状态，人成为了失去其本质的商品，世界不过是这种“商品”的集合体，这正好反映了社会本身就是以这样的悲剧形式展开的，因而生活根本逃离不出悲剧的命运。青年卢卡奇显然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他就以社会学思想追问和分析现代戏剧都表现为悲剧的原因。“他指出，现代戏剧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今天的生活中诗意已不复存在，孤独原则困扰着每一个人。灿烂辉煌的雅典时期已成为过去，散文化生活的冷漠、孤凉和悲哀已成定局。在这样的气氛中，现代戏剧若想成功，它必然要表现这种生活的悲剧。所以，它必定是悲剧的，别无选择。”[4]但是，现代人要如何摆脱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呢？青年卢卡奇认为沿着西美尔的思路，必然会得到如下结论：由于主体根本无力吸纳客体的多样性，所以，二者之间是根本无法通约的。这就意味着客观的经验世界对主体来说是根本无法触碰的，与主体之间隔着无限遥远的距离。最终只能在主体性内部成就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但是，卢卡奇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充满仇恨与蔑视，所以，这显然不可能是青年卢卡奇想要的答案，他想要的是对经验世界的理解与改变，沟通主观与客观。这一点在青年卢卡奇对西美尔时代周期模糊性的批判中可见端倪。
三、 浪漫主义的回归：向内发展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评价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时指出：“首先是他把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在政治上采取的是毫无保留的积极参与立场；其次，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过于黑格尔化，特别强调辩证法与总体之间的必然关系。”[11]阿多诺还在他的著作《否定性的辩证法》中批判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但是他们都没有继续追问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征？通过建立早期思想发展与其辩证法思想之间的联系，我们就会发现青年卢卡奇即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也没有超出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救赎之路注定是要奠基在主体本体的基础上走向内发展的。
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往回追溯，我们会发现，青年卢卡奇的写作目的是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的统治是导致革命流产的根本因素，因为实证主义影响下仅仅停留在直观层面上，根本无法沟通主体与客体，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果陷入直观，就不可能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关系，革命也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必须恢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辩证法。在一个普遍物化的社会，革命的辩证法何以实现？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关键是突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无产阶级的意识问题就成为革命辩证法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问题。
② Byatt,A.S.Peacock and Vine.London：Chatto&Windus,2016,p.6.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此时，青年卢卡奇虽然在马克思关于拜物教分析的框架下寻求无产阶级意识产生的契机，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一切人的绝对对立。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青年卢卡奇早期思想对其辩证法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新康德主义向内寻求价值主体的观点。新康德主义者继承了康德的物自体思想，严格区分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他们主张价值只有在主体的情感、意志中去寻找。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西美尔还是韦伯都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而向主体内部寻求自由的实现。正是与这一思想影响的关联，青年卢卡奇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才有可能超越普遍的物化。这也是青年卢卡奇的革命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他认为，对象化使得人能够直观自身，是对人的肯定。而只有在异化中，人的创造物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才是对人的否定。相反，青年卢卡奇将对象化等同于物化，他一开始就站在价值批判的角度，将主体与客体设立在绝对对立的关系中，认为客体对主体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他的革命辩证法只能是向内发展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来自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青年卢卡奇第二次进入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这一次是企图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重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小说理论》的写作时期，青年卢卡奇就研究了黑格尔的“同一性”(或称“总体性”)原则，并接受了他的历史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革命辩证法的研究，他仍然坚持这一原则，“他基本上是站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相同立场上来批评黑格尔的不彻底性”[12]。青年卢卡奇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悲剧在于局限在概念的领域，而要现实地改变世界就只能靠实践，并以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同一主体—客体。但是，青年卢卡奇只是给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披上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外衣，使无产阶级代替概念成为新的“神话”，他并没有摆脱第一次进入黑格尔时接受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卢卡奇独断式地指出历史有一个绝对起源，在这个开端处历史的主体是主客同一的，为此打破资本主义物化世界“凝固”的历史就是要找到这个同一的主体—客体，从这个同一体出发打开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缺乏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面考察，他的“历史”又成了逻辑的推演，为此他不得不再次进入黑格尔的思想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结 语
由此可见，青年卢卡奇的革命辩证法思想与其早期思想的探索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内在关联揭示一个对卢卡奇革命辩证法思想做更全面评价的维度，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思想发展本身存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被包含于他的革命辩证法中。正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76年版序言中，卢卡奇所指出的：“就我能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2]3诚然，从《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卢卡奇无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去驾驭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若我们只是站在局限的视野中去评价卢卡奇的思想，这样不仅是对卢卡奇的不公平，还会遮蔽很多其革命辩证法思想的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清热滋阴活血祛瘀汤联合激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效果显著,有效弥补单纯激素治疗的弊端,有效提升治疗效果,帮助患者尽快康复,值得临床推广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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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5.004
作者简介：胡露露(1994-)，女，江西赣州人，在读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陶韶菁(1972-)，女，江西南昌人，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9)05-0022-08
收稿日期：2019-05-30
[责任编辑：刘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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