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在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处于最危急关头，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饶漱石劝逼他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派我去，我就服从。”于是，叶挺带了叶育青、叶钦和等几名随从下山与国民党谈判，随即被无理扣押。
叶挺被国民党扣押以后，辗转泾县、宁国，先后被囚禁于江西上饶、四川重庆、湖北恩施及广西桂林等地，度过了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狱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与党失去了联系，仍然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任凭国民党反动派怎样百般折磨和威胁利诱，他始终像傲雪青松一般，巍然挺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上饶集中营，叶挺见到顾祝同时，大义凛然地斥责他及其同党背叛民族、出卖祖国利益的卑鄙行径。叶挺说：“我是军长，一切都由我负责。如果蒋介石真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真是为了什么军令法纪的问题，那么，我请求公开用军法审判。我将把事实的真相宣告于全国人民面前。假如我军真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那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我的下级无罪，他们不能负任何有关军令法纪的罪名，因为他们是服从我的指挥的。我要求把我们全军的下级干部，立即释放！”顾祝同不敢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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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尽力设法对叶挺劝降。顾祝同设宴招待叶挺，席间，他故意向叶挺透露蒋介石的来电内容，说蒋对他表示“关心”，要与他“合作抗日”。叶挺严词怒斥说：“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合作抗日’这四个字，亏你说得出口！”“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回到囚室后，叶挺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稿，痛斥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恶毒诬蔑，揭穿所谓新四军“违反军纪”只不过是蒋介石欺骗人民的借口。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反共行径，立即释放新四军全体被囚人员。电报还严正抗议对他的秘密囚禁，要求公开审判。最后是“临电泰然”四个字。叶挺把电报稿交给顾祝同，要他立即转发给蒋介石。
叶挺毫不含糊地回答：“如果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负责任，怕受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叶挺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这充分表明了叶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而不愿苟且偷生的坚定决心。
叶挺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非常关心其他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利用敌人对自己“优待”的机会，尽力照顾他们，同时鼓励、教育他们坚持斗争。当时周恩来经常通过各种渠道送些钱给叶挺在狱中使用，但都被顾祝同扣压下来。叶挺一再坚持斗争，终于迫使顾祝同答应归还一部分。叶挺便将这些钱给每名被囚的新四军干部购买了一些衣服、蚊帐等物。他借送一些食物、用品给被囚干部的机会，在里面夹带一些写有“我在此很好”和“团结一致，斗争到底”字样的纸条，激励他们坚持斗争。他还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不管怎样，我是决不会做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的。”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后来，由陈诚疏通，蒋介石找叶挺谈话。一见面，蒋介石对于什么发表声明之类的条件一概不谈，却巧妙而又阴险地劝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你就打，等到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蒋介石还允诺，只要听他的话，可以到第六战区去任副司令长官，甚至当司令长官也可以。
在叶挺被囚禁于重庆期间，陈诚受蒋介石的指派，曾劝说叶挺到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中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者代司令长官，他说：只要你发表一个声明，就可重新安排职务。叶挺却不为所动，始终不答应。陈诚气得反问道：“希夷兄，你要抗日，在新四军是抗日，在六战区也是抗日，为什么不能在此抗日呢？”叶挺一针见血地反驳道：“你们三战区是不抗日而专打共产党、抗新四军的，你的六战区是不是真抗日，而不打抗日的共产党和进步力量，这个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有数。”陈诚面红耳赤，仍喋喋不休地说：“希夷兄，你扪心自问，我对你绝无陷害之心。”叶挺针锋相对：“这很难讲，我们是同庚、同窗、同事，有过私交，众人皆知，但没有公交，没有共同信仰，这也是世人皆晓的。也许你认为你这样做是为我好，但我恰恰认为你是落井下石。我是非常看重气节的，在我国历史上，气节被认为是人的第二生命，士可杀而不可辱，人如果没有气节，没有人格，活着没有意义，死后也要受到历史的裁决！”
为了表示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不理发，不刮胡子。有人劝他理发时，他坚定地说：“不恢复我的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他在囚室的墙壁等处，书写了“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字句，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志。
2.2.4 敏感性分析 由于纳入的12篇文献样本量较少，一些临床试验使用的方法学质量较差。因此，采用每次去除1个试验后剩余实验结果进行Meta分析。逐一剔除各项研究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Meta分析结果稳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一再与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扣同志。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释放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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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4日，被扣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了。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体验，叶挺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出狱的第二天，他立即致电党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
在该案例中，承包商很清楚业主最在意的是工期问题，所以，在不利因素发生后，承包商针对客观存在的工期延误和生产率降低等风险，主动要求监理工程师下达停工令，避免加大业主的损失。对于业主方来讲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承包商却为索赔取得了合法的依据。
对叶挺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周恩来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叶挺
3月5日
党中央对于叶挺的一贯表现十分了解，立即决定接收他为中共党员。在叶挺的电报发出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修改电文，复电叶挺：
GOLD指南推荐对于有呼吸道症状和危险因素接触史的人群进行肺功能检查确诊慢阻肺，但不推荐对无危险因素接触史和无症状的人群进行肺功能筛查，主要是基于在症状出现前诊断慢阻肺并没有影响疾病病程和患者预后［24］。然而，这一推荐可能存在争议。随访发现，对于未确诊的慢阻肺患者，不管有无呼吸道症状，其急性加重和罹患肺炎的风险都增加［25］。而我国研究显示慢阻肺知晓率及肺功能检查普及率极低，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60%的慢阻肺患者没有明显的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2］，对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的慢阻肺难以实现早期诊断，说明普及肺功能检查对实现慢阻肺早诊早治的重要性。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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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3月7日
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和入党，叶挺的战友阳翰笙、郭沫若等在重庆邀请叶挺全家吃饭。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也应邀参加。叶挺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4月初，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整军会议。4月8日，他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一同登上飞往延安的飞机，他的夫人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也同机前往。因气候恶劣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在飞机高度表等处的反面偷放磁铁），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全党、全国人民都陷于极大的悲痛之中。延安中共中央以及国内各地都分别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的社论，称颂叶挺将军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他的毕生奋斗，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每个中国军人为之感动，足以使反动派羞愧无地。”
在沉痛的悼念中，人们不禁想起叶挺在铁窗里写出的那句豪言壮语：“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编辑 韩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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