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迄今100周年，它的反帝爱国精神早已明昭日月。100年来，中国人民逐步认识了它的伟大意义和不朽功绩。毛泽东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重要的积极参加者，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实际，深刻而独到地对五四运动予以历史的和科学的评价。
联系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深刻揭示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期，主要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前后，毛泽东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明确揭示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现实中，他们从未互相占有和归属。此刻却有一个仪式需要完成。相会、出发、泅渡、回归。这是在梦中完成的期待于虚无的旅程，务必跃身而人，以真实赤裸相呈。使之终结。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后在《解放》登载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明确指出：20多年前发生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就是它的“性质”，这就是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他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在开始时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像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地排外主义斗争；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方才看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看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同时还认识到受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了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目标，从而使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此次讲演中，还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五四运动所以发生和具有革命性质的原因。他分析说：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亲见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此番立足于国内外宏观层面而进行的高屋建瓴的清晰分析，深刻揭示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进一步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性的重要论断，即：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中国旧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终结，开始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联系党内整风的实际内容，特别是更直接地联系反对党八股的思想斗争，指出了五四运动的偏向和不良影响。他指出：五四运动使人的思想从封建思想及其表现形式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同时使科学和民主精神大倡。但是后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却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或称作洋八股、洋教条。究其原因，在于“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表现在哪里，并具有哪些特点，毛泽东分析说：“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从根本上指出了五四运动发生偏差的深刻原因，这就为进一步纠正它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延安
联系新民主主义文化，正确评价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革命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的分析和论证，其核心点就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革命，只有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才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反对封建文化的彻底胜利，这已为中国文化革命暨中国革命的实践所一再证明。
毛泽东根据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理论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时中国的新文化，已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及之后曾广为流传的各种思潮，称中国人民经过慎重选择，终于决定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也指导中国的文化革命；从此，中国新的“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革命史上具有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它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积极参加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后来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首先以中国文化革命领导阶级的不同而区分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历史地位，其中既肯定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在五四运动以前所起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软弱性的历史特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其次指出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文化革命掀开新的一页，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赞颂道，“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再次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此伟大功劳，是因为它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发生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结成统一战线，进行了彻底的文化革命运动。虽然这些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及时普及到更广大的工农群众中间去，虽然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右翼）的大部分不久就和敌人妥协了，但这个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革命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最后，又概括地总结道：“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在这里既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实践及其之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对五四运动所作出的整个评价，也是对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总体评价。
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阐述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青年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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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分析，由于五四运动的功绩与缺点并存，因而往后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是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另一部分人则承袭了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更向右发展，结果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他还指出，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是以死硬的、后退的、阻碍革命的东西取代了五四运动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东西。
联系纠正中国共产党内所存在的不正之风，正确指出五四运动的缺点、偏向以及纠正方法
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此次讲演中还作了如下的分析：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即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即酝酿成立了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至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勇敢地站在历史潮头，艰苦卓绝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英勇奋斗。可见，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作为划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碑，是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逻辑的。
对于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参加主体及后续影响，作为曾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的毛泽东甚为清楚并深有感触。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其中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而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青年学生。他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青年起了先锋队的作用，这就是带头作用；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青年的时代特征和思想特点，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以及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特殊作用。
当然，肯定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及其之后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先锋队作用，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青年个人就必然地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就必然地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其中，在青年队伍中就存在着脱离革命斗争实际，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对此，毛泽东在讲演中即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青年虽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军，但是要取得革命胜利，“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由此，他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动员、组织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担当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责任。他指出：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真正标准。为了进一步阐明有关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毛泽东还通过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和领导阶级，殷切希望中国青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格局中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发挥先锋队作用，首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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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通过对共产党内形式主义以及教条主义（党八股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正之风的追根溯源，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正确地评判了五四运动的成绩与缺点，同时又顺沿五四运动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发展，加深了全党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认识，并推动了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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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各点，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进行的重要关头，在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中，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科学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从几个重要方面深刻论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意义，也指出五四运动及其发展中的缺点和偏向，这就从理论上系统地加深和提高了人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正确开展，从而确立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也为以后人们深入研究五四运动提供了开拓性和指导性的重要思路。当五四运动发生100周年之际，当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重温和理解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的科学评价，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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