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对一战期间美国战时宣传中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战争初期至后期，女性形象从作为“他者”、富有“女性气质”转化为“独立自主”。表面上，这种现象昭示着女性已逐步超越“内在性”束缚，走向自由和解放。但本质上，这种新主体身份的转化具有虚假性，其背后是男权社会在操纵和主导。并且女性仍未获得自我筹划、设计的权利，也没有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更未全面实现其作为个体“人”的价值。
关键词：美国；一战宣传；主体；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大肆宣传，鼓舞民众参与战争，为战争合法性寻求道德支点和舆论支持。借助发放海报、杂志和播放流行歌曲等多种宣传方式，美国成功塑造出诸多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具有哪些特征？其中暗含着美国男权社会的哪些态度呢？本文借助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以揭穿美国战时宣传中女性主体身份转化的虚假性，为女性自由与解放之路指明方向。
一、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主要观点
（一）基本观点
波伏娃的《第二性》基于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研究女性，并建构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她认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①
波伏娃指出女人的“他者”地位的形成是存在主义的，既源于父权制度和父权意识的主导，也源于女性生育功能、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内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并将教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此背景下，高校应从过去注重“外延式发展”向注重“内涵式发展”转变。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必然要求高等教育评估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二）女性的自由与解放路径
首先需要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使女性能够与男性一样，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存在。这种男女一致性的达成在法律、道德的设计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女性要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为自己而活，自身才是目的，而非任何人和事物的手段。最后，全面认识、肯定和实现自身作为个体“人”的价值。波伏娃坚决反对将男女两性对立、割裂。妇女自由、解放的终极目标是在尊重男女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完全平等、和谐共生，共同建设社会、创造未来。由此，波伏娃将女性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层面。
二、一战期间美国战时宣传中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分析
（一）“内在性”束缚下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1.作为“他者”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美国号召女性参与战时的相关工作，更呼吁她们参与民事工作。歌曲《美国是一个大家庭》的宣传画就极为典型。其中，每位女性从事不同的工作，同时身穿画有各州标志地形图案的服装，从而将女性与各州联系起来，成为各州代表。这幅画一方面高举全美各州团结奋战、共同努力实现胜利目标的大旗，另一方面突出女性角色的新颖性、重要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明确指出，他者（the Other）是指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受主体支配，缺乏或丧失自我意识的异化的人。与之相对立的是“自我”。波伏娃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同样存在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之中，并提出著名的论断“女人是他者”，女人缺乏男性所拥有的主体意识，处于“被动、停滞、空想而无所作为的一种生存状态”②，受制于自身的依附性和内在性。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演化，美国政府在宣传上不仅着眼于鼓励男性参军，更试图充分发挥家庭妇女的后方支援力量，为战争胜利提供保障。在“她正在尽其所能，帮助赢得战争的胜利”、“你能做胜利罐头吗？”等海报中，常常可以看到女性身披美国国旗，努力工作、劳动以支持战争的情景，以示女性为战争所做的牺牲。
（1）被塑造的战争受害者
季度时间序列通常具有周期性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气候、生产周期、假期等季节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使得时间序列基本变动趋势在短期内被掩盖，致使经济发展中的其他客观变化规律难以准确判断。因此，需要对季度或月度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本文采用Census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同时，为减小数据的异方差，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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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存在，而非“目的”，用于激发男人们怜香惜玉、保护妇孺的责任感。而男性则成为具有“超越性”和“独立性”的主体，是解救女性于战争苦海的“英雄”，是“自我”。
（2）被塑造的民族毁灭者
从1906年罗振玉首倡创建京师图书馆开始，到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的合并重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动乱环境中不断发展。1931年7月文津街新馆开馆以后，该馆在馆藏建设、文献服务、目录编纂、学术研究等方面发展迅速，成就卓著。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各项业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逐渐恢复。在1929到1937年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广搜文献，延揽人才，不仅聘请知名学者指导馆务，更多方罗致学有专长的人才进馆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及编纂群体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的这一宣传策略反响甚好，女性纷纷参与战争，成为护士、司机、工人、警察等，甚至入伍参军。
以“白糖意味着船只”海报为例。这张海报旨在谴责不顾民族危难、同胞生死，只顾自我享受的女性，形成道德压力，迫使她们听从国家的召唤，节约粮食和糖类，以免被斥为民族的毁灭者。这类主题宣传中，美国多选择女性作为抨击对象，将其塑造为民族的毁灭者，这与男权社会对女性长期的偏见不无关系。
2.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指一个女人显得无用、温顺和软弱的气质。波伏娃认为“女性气质”是传统父权制家庭造就的，更是整个文明造就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维护男性的地位和权利而服务的。
以奉新县具有代表性的猕猴桃产业、花木产业为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奉新县的农业乃至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在宣传中，美国高歌女性为民族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亲切地称她们为“烹饪士兵”，利用女性无法上阵杀敌却又渴望建立功勋的内疚感和使命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女性支持、参与战争的热情。在战争中，“家庭妇女”这一“女性气质”所包含指涉的女性被社会加入新要素：为国效力。可见，女性气质依据男权社会的需要而变化，是被后天塑造和赋予的。
以名为“入伍”的征兵海报为例。它刻画了一位面露若有似无微笑的年轻妈妈紧抱孩子，海水正在不断上涨，即将吞没二人的场景。在这类宣传海报中，女性被塑造为柔弱的战争受害者，被赋予“内在性”和“依附性”。面对敌军的侵略，她们手无缚鸡之力，只能依靠男人的保护，沦为“他者”。
2.1.3 制定护理工作质量标准［14］ 上海市护理质控中心专家委员按照国家卫生部、上海市卫生局下发的有关文件，根据护理工作专业要求，结合护理工作调研督察的材料，参考国际通用的质量标准，制定和修订上海市护理质量标准。目前已形成从管理质量到基础质量10项、218条标准，其内容印编成《上海市护理质量标准手册》，下发至各医疗机构，作为广大护理人员的工作指引。此外，各医院根据卫生部印发的《医院管理评价指南》、《等级医院评审标准》，制定了本院护理工作达标标准，作为临床护士专科化的工作行为准则，为护理管理者提供了质量评价标准。
（二）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从“内在性”束缚中的虚假超越
战争期间，由于男性奔赴战场，社会劳动力匮乏，许多工作都不得不由女性接手。因此，在战争后期的宣传中，女性常以勇敢独立的新时期妇女形象出现。这与20世纪初高涨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关。美国在进行战争宣传时，借势发挥，利用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所激起的女性自信心，鼓励女性支持战争、参与战争。这也使得许多女性认为自己已摆脱“内在性”枷锁，成为拥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存在，能够按自我意志谋划自身发展。
2.“新”主体身份建构的虚假性
全省矿业绿色发展现场会在湖州召开（省厅新闻宣传中心） ............................................................................9-6
为团结民众，一致对外，美国在一战期间的战时宣传中将反对战争的民众斥为懦夫和卖国贼，营造出一种“道德强制”氛围，促使民众响应国家的号召。
其实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把老樟树下人家笑话他时的笑声全画下来。然后一幅画一幅画的回击他们。谁今天无缘无故取笑常爱兰了，取笑自己了，取笑驮子了，就画一张他们跟他们取笑内容一样的画，注上男的是谁，女的是谁，然后贴到老樟树上去，让大家都能看到。尽管自己画不好，画得歪歪斜斜，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比说话会来得更有趣，更有力量。
1.被塑造的独立新女性
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团结国内力量一致对外，便努力号召女性就业、参军，赋予女性新角色。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防止女性在战后依然如故地独立自主，侵犯男性的固有特权，在进行宣传时也注重打预防针：号召女性参加工作、参与战时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战后她们应当把工作岗位立即归还给男性，重新做回传统的家庭主妇。
因此在一战结束后，政府和企业便联手让就业女性离开工作岗位，迫使其重新回归家庭，担任传统家庭妇女，把工作机会还回退役军人手中。但随后爆发的二战中，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再次陷入短缺的窘境，政府和企业对女性就业、参军的态度再度翻转，重新上演一战宣传中颂扬女性，呼吁女性参加工作、战争的戏码。
从美国在政府战争前后对女性所采取的矛盾态度和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女性身份转化的虚假性。
在美国的一战宣传中，无论是默默奉献的家庭妇女，还是受人谴责的战争破坏者，无论是勇敢独立的新时代女性，还是需要男性保护的柔弱女子，其形象塑造多以男权社会的需求为依据进行转化，因此，这本质上仍受男性的操纵和主导。这种父权制文化的根源无法拔除，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就难以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女性自身的状况也远未符合波伏娃所设计的女性自由解放之路。一是女性在文化上仍未认清父权制文化的压迫。由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一些女性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不愿加入社会工作之中，承担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即使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她们仍愿意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寄托在男性、家庭之中。二是女性仍未获得自我筹划、设计的权利。尤其是在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上仍未享受与男性相同的待遇。三是女性仍未完全独立，仍将自身视为存在的手段而非目的。四是女性仍未全面认识和实现自身作为个体“人”的价值。她们仍然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即男性能做什么，女性也应该能做什么，忽视了女性自身本有的独特性和价值。因此要在意识层面和现实层面彻底超越男性社会所施加的“内在性”和“依附性”，还有待历史的进步和女性的继续奋争。
注释：
①[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序言，205，239，609.
②李颖.波伏娃的女性观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4.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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