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分析天津市1458份实证样本数据，讨论儿童虐待发生率、心理创伤及影响因素，并据此探讨家庭教育导向问题。(1)调查地区儿童虐待比例大致为42.3%-62.7%，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母亲忽视比率更高且严重虐待行为检出率高于父亲。女童受虐风险高于男童，遭受母亲情感虐待、忽视与多重虐待的风险均显著高于男童。(2)虐待对儿童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创伤，遭受虐待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约下降0.2%-15.7%，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尤为严重，最高可达31.6%，且男童的心理创伤更为严重。(3)儿童变量和情感变量对虐待有显著影响，以儿童表现不佳为借口、以亲子关系不良为实质的虐待行为普遍存在。研究建议，未来需要提升受虐儿童的抗逆力和增强政策的瞄准性，家庭教育应引入专业指导，提升儿童的亲社会表现，并优化亲子关系。
[关键词]儿童虐待 家庭教育 心理创伤 亲子关系
一、引 言
2018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而家庭则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教育事业的第一步。现实中，我们却痛心地看到，很多家庭不仅没有做好基本的教育工作，甚至出现诸多令人扼腕的儿童虐待案件，其中尤以深圳父母轮流家暴儿童事件、温州“狼爸”惩罚儿童致死事件、南京吸毒女忽视女童致死事件及南京火车站哥哥猥亵妹妹事件最为典型。在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高度重视的现实背景下，频发的儿童虐待事件使得关注儿童虐待问题、为家庭教育提供导向性引导，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
儿童虐待(Child Abuse)主要是指由父母、监护人或其他有抚养义务、监管及操纵权的人实施的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情绪、行为等造成伤害或潜在伤害的行为，[1]主要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忽视和性虐待四类，现有研究以前三类虐待最为普遍。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就明文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不至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凌辱、忽视、照顾不周、剥削及性侵犯等虐待行为”。[2]同时，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已成为各国社会政策的普遍共识，新西兰的《儿童与青少年法》(1974)、美国的《儿童虐待防治与疗救法》(1974)、澳大利亚的《家庭法》(1975)、英国的《儿童法》(1989)、德国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1990)、韩国的《儿童福利法》(2000)和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都有禁止儿童虐待的专门性条款，这些法案为管控儿童虐待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尽管如此，儿童虐待风险依然很高，瑞典、挪威及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儿童虐待比例多年保持在5.3%-16.3%，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则长期稳定在7.9%-26.1%，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普遍在40%以上。[3]与此同时，儿童虐待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极为惊人。按照Daly损失法估测，由于儿童虐待，2007年美国的直接和长期经济损失分别为331亿美元和1240亿美元；[4]2012年，日本的直接与长期经济损失也分别达到了1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5]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中国民间社会自古就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儿传统，并将子女视为家庭天然的附属品，[6]儿童虐待事件历来不少见，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相关的各类财政支出约为1031亿美元，占GDP的1.7%，[7]这一数字与美国2007年的长期经济损失已经非常接近。这些儿童虐待问题无不警示我们：关注儿童虐待问题，刻不容缓。
关注儿童虐待问题，应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厘清以下三方面的问题：① 儿童虐待的比例究竟有多高？不同性别施虐者的虐待检出率是否存在差异？男童和女童的受虐风险是否有差异？② 儿童虐待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创伤？哪种虐待行为创伤最大？不同性别施虐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否相同？男童和女童的心理创伤有无差别？③ 什么因素影响儿童虐待行为？不同性别施虐者的施虐原因是否相同？男童与女童被虐待的原因是否存在差异？以下将首先综述国内外儿童虐待比例、虐待创伤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
二、儿童虐待比例、虐待创伤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儿童虐待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而出现，但由于其深植于日常文化、教育与宗教历史之中，大部分时间都被法律和风俗所默许。尤其是在崇尚自由主义的欧美国家，早期儿童虐待政策往往并不被认为是“保护儿童的盾牌”，而被理解成为是“扩大国家权力的手段”。[8]但在经历“避难之家”(House of Refuge)、“玛丽·艾伦”(Marry Ellen)及“少年法庭”(The Juvenile Court)等三大儿童保护运动之后，20世纪中叶，民众逐步对这种成人恶习表示出强烈的厌恶，儿童虐待问题才逐步被学术界重视。自1962年美国学者Kempe采用“受虐儿童综合症”(The Battered-child Syndrome)一词来定义“家长或寄养父母严重虐待儿童的临床表现”后，[9]儿童虐待研究正式进入理论视野。时至今日，儿童虐待的相关议题主要围绕儿童虐待比例、虐待创伤和虐待影响因素等三方面展开。
(一)儿童虐待比例的研究
儿童虐待比例的测量既是儿童虐待研究的元问题也是首要难题。Stoltenborgh利用荟萃研究方法发现，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的平均比例分别约为22.6%、36.3%和18.4%。[3]这显示，儿童虐待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对儿童虐待有双重影响。美国、德国、瑞典、挪威、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虐待率比较接近，近年来，其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比例始终稳定保持在5.3%-26.1%、2.7%-17.3%和2.8%-49.3%之间，三者的平均数分别为13.8%、11.9%和31.1%。在儒教文化影响下，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儿童虐待率则有明显上升，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三类虐待的比例高至30.5%、53.7%和56.7%。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则有进一步增长，其虐待率的范围为35.0%-69.0%、39.5%-83.0%和29.3%-60.2%，平均数则增长至53.3%、68.4%和44.9%。[3]图1呈现了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儿童躯体虐待率、情感虐待率和忽视虐待率。
图1 不同国家的虐待率统计图
(二)儿童虐待创伤的研究
儿童虐待可能会引发儿童期严重的生理健康问题，并可能延续至成年期。研究发现，儿童虐待不仅会引起严重疾病，[10-11]如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12]还会造成自杀或过早死亡。[13-14]而且，受虐儿童在成年期的自杀率更高，[15-16]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也更高。[17-19]这些将严重威胁其身体健康。遭遇性虐待的儿童还极易感染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等。[20]
除造成生理伤害外，儿童虐待更严重的后果是引发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这些创伤不仅发生在儿童期和成年期，甚至会延续一生。[21]研究发现，儿童虐待不仅会引发焦虑、抑郁、[22-23]神经衰弱、认知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24-28]还可能带来严重的行为问题，如酗酒、物质滥用、吸毒、攻击行为、犯罪和危险性性行为等。[29-32]儿童期遭受虐待还可能引发社交障碍，尤其是遭受忽视和情感虐待的儿童，更易出现亲子关系问题。[33-34]社交障碍和亲子关系障碍都将长久地影响儿童的社会化功能。研究还发现，不同的虐待形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躯体虐待更容易导致行为问题，而情感虐待和忽视则更容易导致心理健康问题，[28][35]多重虐待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36-37]而现有的性别差异研究相对不足，尚无法确定父亲和母亲施虐对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差异性，也无法确定受虐男童和女童心理创伤的差别。
(三)儿童虐待影响因素的研究
儿童虐待影响因素研究是该议题的第三个重点内容。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受虐者(儿童)和施虐者(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主要照顾者等)两方面。其中关于受虐者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人口学、儿童表现等因素展开。就人口学而言，性别是重要的指标之一，男童更易遭受躯体虐待，[38]而女童更易受到忽视；[39]年龄是另一个重要指标，青春期儿童的虐待风险最高；[40]另外，患有身体残疾和智力残疾的儿童受虐风险更高。[41-42]研究也发现，儿童的行为表现和学业表现是导致虐待的重要影响因素，服从性差且有各种行为问题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体罚、语言虐待和忽视。[43]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受到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的风险更高，[44-45]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典型。
对施虐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父母自身经历展开。就人口学因素而言，虐待行为受父母性别的影响，母亲更倾向采取情感虐待，而父亲的躯体虐待更为普遍；[46]同时，种族、家庭成员数量等也会影响虐待行为，[47]少数族裔家庭及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施虐风险更高。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和住房状况等)通常也与虐童行为有关，[10][41][47]由于经济压力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往往施虐风险更高。[48]稳定的婚姻关系和亲密的亲子关系则是重要的保护性因素。[41]受不稳定、不和谐的婚姻关系影响，成年父母更易被激怒，单亲家庭儿童的受虐风险就远高于双亲家庭的朋辈。[41]不和谐的亲子关系往往成为成年父母情绪爆发的导火索，[49-50]虐待儿童也常常成为父母反抗配偶不恰当行为的手段。[51]而从父母的自身经历来看，有精神健康问题及药物滥用问题[41]及自身有儿童虐待经历的父母，[52]虐童风险更高。
综上可见，西方学术界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较多，且对儿童虐待的比例、创伤程度及影响因素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但国内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尤其是能够与西方进行有效对话的实证研究更是少见。同时，关于不同性别施虐主体及不同性别受虐主体的对比研究严重不足，父亲虐待和母亲虐待的风险、特征，虐待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影响因素，以及男童和女童的受虐差异等都缺乏实证证据。以天津地区的实证数据为例，通过对不同性别施虐主体和不同性别受虐主体的儿童虐待问题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儿童虐待的发生率、心理创伤和影响因素，为预防儿童虐待和导向家庭教育提供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1496位四年级至八年级(10-16岁)的儿童参与调查。首先，从天津市内6区中随机抽取4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接着从每所小学的四到六年级中，每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参与调查；从每所中学的七到八年级中，每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参与调查。最终，共计20个班参与了本次调查，合计1496人，回收有效样本1458份，其中女童826人，占总人数的56.7%，男童632人。
(二)测量
采用一系列量表测量儿童虐待、心理健康和影响因素。
1. 儿童虐待
采用亲子关系量表(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ventory)(中文版)[53]测量儿童虐待。原始量表共包括40道问题，基于试调查的数据分析，保留其中12道题目，其中2道测量躯体虐待(推你，抓你，打你或者撞你；用手或者其他物体打你)，6道测量情感虐待(威胁要伤害你；对你发火；批评你或你的想法；非常愤怒地对你大吼大叫；侮辱或者骂你；经常对你发号施令)，4道测量忽视(当你有重要事情时，不会帮助你一起完成；从不表达对你的爱和情感；不在乎你；从不认真听取你的观点和看法)等。采用5点式量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对父亲和母亲的行为进行测量，分值越高，虐待情况越严重。将数据进一步处理后，将“从不”归类为无虐待，“很少”和“有时”归类为“遭受虐待”，“经常”和“总是”则归类为“严重虐待”。
2. 心理创伤
3. 影响因素
社会心理发展的相关指标用来测量儿童虐待的心理创伤，社会心理发展水平越高，心理创伤越小。社会心理发展指标主要包括自尊、社交力、情绪力、抗逆力等4个方面的内容，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中文版)测量自尊，[54]采用中国青年积极发展量表(Chinese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Scale)测量社交力、情绪力、抗逆力等三方面的内容。[55]上述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自尊:α=0.67;社交力:α=0.79;情绪力:α=0.78;抗逆力:α=0.86)。同时，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上述量表效度良好。
基于已有研究经验，主要测量下列变量对儿童虐待的影响：儿童变量、父母变量、情感变量和人口变量。
儿童变量。主要采用青年行为量表(Adolescent Behaviour Questionnaire)[56]测量儿童家庭表现(共4题，如“帮忙做家务(如做饭，洗碗，扫地等)”)和学校表现(共4题，如“帮助同学温习功课”) ，量表经翻译和反向翻译的过程译成中文。调查对象采用7点式Likert测量，汇报一年内全部8种行为的发生频次(0，1-2次，3-4次，5-6次，7-8次，9-10次，10次以上)。该测量同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检验(CFA)，证实效度良好。Cronbach’s α的值(家庭表现0.72，学校表现0.79)也证实，该量表的信度可达统计学标准。
3）当污水流速为0.15 m/s，堵塞换热系数约685 W/m2·K，当污水流速增大到0.2 m/s，换热系数约850 W/m2·K，增大了约24%.而污水速度增大到0.25 m/s时，堵塞换热系数仅提高7%.
父母变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工作状况和教育水平两个指标。调查对象分别回答父亲和母亲的工作情况，进而将“家庭主妇”“退休”和“失业”归类为“无工作”(赋值1)，将“自雇”和“兼职工作”归类为“无稳定工作”(赋值2)，并将“全职工作”归类为“有稳定工作”(赋值3)，分值越高，工作状况越稳定。教育水平主要分为7类(1=未上学；2=小学；3=中学；4=高中/中专；5=专科或本科；6=硕士；7=博士)。
情感变量主要包括养育类型和亲子关系。调查对象需要回答与谁共同居住并接受其照顾，只与父亲和母亲共同居住并只被父母照顾的归类为亲子养育(赋值0)，凡与一名或以上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共同居住并被其照顾的归类为多代养育(赋值1)。采用亲子关系量表(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ventory)(中文版)中的亲子互动子量表(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ubscale)测量亲子关系状况，[53]主要询问调查对象“爸爸/妈妈会跟我一起玩”“如果我做错事，爸爸/妈妈会纠正我”等行为的发生频次。量表采用5点式Likert测量，经检验，Cronbach’s α的值为0.88，信度良好。另外，该测量同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检验(CFA)，证实效度良好。
另外，也会询问儿童一系列基本的人口学问题，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性质(0=城镇，1=农村)、兄弟姐妹数量等。
四、研究结果
(一)儿童虐待率
1458份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地区儿童虐待比例较高(见表1)。其中，父亲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与忽视比例分别为44.3%、46.8%和62.5%，母亲虐待比例为42.3%、45.4%和62.7%。父亲严重虐待率分别达到了5.3%(躯体虐待)、4.6%(情感虐待)和10.9%(忽视)，母亲严重虐待率也分别达到10.1%(躯体虐待)、6.4%(情感虐待)和13.9%(忽视)。从虐待率来看，父亲的躯体虐待率和情感虐待率略高于母亲，母亲的忽视率更高，且母亲的严重虐待率要明显高于父亲，显示母亲的施虐程度更重。
对比男童和女童可见，女童遭受父亲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的风险都高于男童，且严重忽视较高，但遭遇严重躯体虐待和严重情感虐待的风险相对较低。女童遭遇母亲的情感虐待和忽视的风险高于男童，且严重忽视的检出率较高；但躯体虐待的风险较低，且严重躯体虐待和严重情感虐待的风险相对较低。可见，女童受虐风险相对较高，尤其是情感虐待和忽视，而遭受严重虐待的风险则小于男童。
表1 虐待率统计表(%)
类型父亲虐待母亲虐待男童女童男童女童虐待严重合计虐待严重合计虐待严重合计虐待严重合计躯体虐待40.77.348.046.83.950.743.08.251.241.711.553.2情感虐待42.46.048.449.93.553.444.65.349.946.17.253.3忽视60.710.671.363.811.275.057.315.672.966.912.679.5
研究还发现，调查地区儿童虐待并非呈单一行为表现，多重虐待的发生率较高，见图2(P表示父亲虐待，M表示母亲虐待)。调查结果显示，单一躯体虐待(P)、情感虐待(E)和忽视(N)的比例仅为1.8%-3.0%、2.2%-3.7%和23.0%-25.6%，而父母亲多重虐待率则分别达到了57.5%和57.9%。在各类型多重虐待中，PEN(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型虐待的比例最高，高达29.1%和35.2%，父亲和母亲的PE(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型虐待、EN(情感虐待和忽视)型虐待和PN(躯体虐待和忽视)型虐待的比例也分别占总体的7.2%和7.0%，11.2%和7.4%，10.0%和8.3%。可见，父亲采取两种虐待类型的多重虐待风险高于母亲，而母亲采取三种虐待类型的多重虐待风险高于父亲。
何良诸心火窜起！你截火车，跳起来啐我一脸，发疯般扭大秧歌，连“保安”都被你打得抱头鼠窜，那股劲呢！何良诸忍住，一句刺激的话不能说。小勺酒店是生活区神经中枢，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候，他要在这里呆下去，有鱼，会浮出水面的。驼子不是摸上门来了吗？
对比男童和女童可见，多重虐待的检出率与总体规律类似，女童遭受父亲的PE型和EN型多重虐待的风险高于男童，而遭受父亲的PN型虐待和遭受母亲两种虐待类型的多重虐待风险都低于男童。但是，女童遭受三种虐待类型的多重虐待风险更高，PEN型多重虐待比例分别高达30.9%(父亲虐待)和38.4%(母亲虐待)，明显高于男童。
“互联网+教育”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地不断发展，互联网科技与教育领域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信息化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教育领域中，在全国中高职院校中，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
(二)儿童虐待的心理创伤
[13]Brown, D. W., Anda, R. F., et 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he risk of premature morta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9, 37(5).
2.儿童虐待的心理创伤比较严重
图2 多重虐待率统计图
表2 单一虐待的心理创伤(%)
类型父亲虐待母亲虐待男童女童男童女童自尊社交情绪抗逆自尊社交情绪抗逆自尊社交情绪抗逆自尊社交情绪抗逆躯体-2.6-0.70.0-6.3-1.80.31.4-5.5-2.8-2.40.8-7.5-0.50.42.6-7.0严重躯体-8.3-2.2-5.6-2.5-7.94.13.35.1-6.21.24.1-4.1-3.3-1.21.8-8.6情感-4.3-3.0-1.6-4.4-3.8-2.1-0.4-4.2-2.4-0.20.4-6.2-0.60.13.1-7.1严重情感-5.7-1.2-7.5-3.3-17.0-1.1-3.4-2.6-8.94.4-1.2-5.3-4.22.85.0-3.1忽视-3.9-3.6-4.1-7.1-2.8-5.1-5.6-6.3-3.8-4.0-4.3-7.6-4.6-5.1-4.0-6.5严重忽视-8.0-10.4-14.7-7.2-12.7-13.4-16.5-6.7-8.6-10.4-15.3-9.7-11.5-8.3-13.4-4.2
[19]Afifi, T. O., Mota, N., et 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rsh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ldhood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adulthood[J]. BMC Public Health, 2017, 17(1).
对比男童和女童遭受单一虐待后的心理创伤可见，男童遭受虐待后其自尊、社交力、情绪力等方面的心理创伤大于女童，而女童遭受严重虐待后的自尊、社交力、情绪力等方面的心理创伤又大于男童；遭遇虐待和严重虐待后，女童的抗逆力要强于男童，其抗逆力的创伤明显小于男童。
“这种说法属于偷换概念。”湖北省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学科主任医师谭子虎介绍说，冬天因为晒太阳少导致人体骨骼出现的钙流失等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春、夏、秋3个季节弥补回来。骨头变脆是一个长时间渐变的过程。冬天骨折多可能与冬季地面变得坚硬，且与人们衣服穿得比较厚、行动笨拙，在冰雪天容易滑倒有关，中老年人尤其如此。因而，冬天比其他季节更容易让人滑倒和骨折，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冬天骨头会变脆。
图3是遭受多重虐待后的心理创伤分布情况。[58]分析数据可见，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更为明显，在4类多重虐待中，PEN型虐待的心理创伤最为严重，创伤度接近或超过10%，最大甚至接近20%。综合来看，三重虐待的创伤大于双重虐待，严重虐待的心理创伤均大于虐待。
图3 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分布图
另外，对比父母亲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可见，母亲的虐待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创伤多大于父亲，此规律在男童中表现尤为突出。对比男童、女童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可见，在分布规律上，男童和女童与总体分布规律接近，PEN型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普遍较突出。归纳而言，总体上，男童的心理创伤度比女童更高，遭受母亲严重EN型虐待的心理创伤最大；而女童遭受父亲严重EN型虐待的心理创伤最大。
(4)Because he has to support his family,he cannot refuse to overwork.
(三)儿童虐待的影响因素
表3呈现父亲虐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统计结果，表中数字为自变量的发生比值OR。
研究发现，以儿童表现为借口、以情感关系为实质的虐待行为在父亲中广泛存在。数据显示，父亲躯体虐待的影响因素较为集中，家庭表现越差(OR=0.62, P<0.001)、亲子养育(OR=0.52，P<0.05)的儿童易遭受躯体虐待，且年长儿童遭遇躯体虐待的几率更大。情感虐待则普遍受到家庭表现和学校表现的双重影响，OR值分别为0.75和0.86。忽视除了受到家庭表现的影响以外，也受到亲子关系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亲子关系越差、教育水平越低的家长，施虐风险越高。多重虐待则主要受家庭表现和亲子关系的影响，家庭表现越差、亲子关系越差的儿童更易受到多重暴力。模型的统计结果还表明，父亲严重虐待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良的亲子关系，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忽视的显著性均在0.001以下，OR值为0.03-0.43；多重严重虐待测量中，儿童表现和亲子关系都与父亲的多重严重虐待显著相关。
表4是母亲虐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统计结果，表中数字为自变量的发生比值OR。
表3 父亲虐待儿童行为的影响因素
变量类型指标(模型1)躯体虐待(模型2)情感虐待(模型3)忽视(模型4)多重虐待虐待严重虐待严重虐待严重虐待严重受虐者变量(女)1.06 0.711.110.661.121.320.730.93儿童变量家庭表现0.62∗∗∗0.93 0.75∗1.040.72∗∗0.70∗0.56∗∗∗0.43∗∗∗学校表现1.03 1.02 0.86+1.06 0.84∗0.99 0.90 0.87 父母变量工作状况1.45+0.87 1.06 1.12 1.01 0.77 0.96 1.12 教育水平0.92 0.97 0.99 0.75 0.80∗0.66∗0.84 0.78 情感变量养育类型0.52∗0.85 0.81 1.13 0.89 0.77 0.75 0.62 亲子关系0.80 0.43∗∗∗0.82 0.37∗∗∗0.19∗∗∗0.03∗∗∗0.20∗∗∗0.13∗∗∗人口变量户口0.64 0.49 0.70 0.36∗0.81 0.75 0.81 0.48+年龄1.29∗∗∗0.91 1.05 0.99 1.17∗1.05 0.95 1.14 子女数量1.14 0.89 1.04 1.34 1.04 1.54 1.09 1.25 R方0.2230.1540.3870.323-2LL1312.9351347.3441118.1251313.103
注：***为P低于0.005，**为P低于0.01，*为P低于0.05，+为P低于0.1。
表4 母亲虐待儿童行为的影响因素
变量类型指标(模型5)躯体虐待(模型6)情感虐待(模型7)忽视(模型8)多重虐待虐待严重虐待严重虐待严重虐待严重受虐者变量(女)0.911.441.072.18∗2.14∗∗∗1.532.28∗∗1.98∗儿童变量家庭表现0.73∗∗0.68∗0.75∗0.780.75∗1.020.77+0.60∗∗∗学校表现0.77∗0.780.80∗0.960.850.800.880.73∗父母变量工作状况1.35∗1.291.47∗1.221.110.760.931.36+教育水平1.050.861.140.901.100.921.051.18情感变量养育类型0.790.990.880.831.223.03∗1.221.02亲子关系0.810.870.980.63+0.25∗∗∗0.05∗∗∗0.20∗∗∗0.19∗∗∗人口变量户口0.53∗0.710.56∗0.33+0.890.740.750.47+年龄1.25∗∗1.38∗∗1.24∗1.28∗1.040.880.911.22∗子女数量1.380.731.271.430.801.311.221.27R方0.2330.2300.3830.352-2LL1276.2781191.4961019.2081133.374
注：***为P低于0.005，**为P低于0.01，*为P低于0.05，+为P低于0.1。
统计结果显示，母亲与父亲的虐童行为虽然具有形成机理上的部分差别，但是儿童表现与亲子关系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家庭表现与学校表现的OR值分别可达0.73-0.75和0.77-0.88，可见母亲对于儿童的日常表现比父亲更为敏感，其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学校表现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更高。母亲的工作状况与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也有密切联系，其OR值分别为1.35和1.47，表示工作状况越稳定的母亲对于儿童的要求越高，可能带来的以虐待为表征的惩罚性教育更高发。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亲子关系虽然对不同程度的忽视及多重虐待行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力(OR值为0.05-0.25)，但由于对其他虐待行为的影响不足，故该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虐待类型上的差别。而在人口学因素方面，躯体虐待与情感虐待主要受到年龄影响(OR为1.24-1.25)，大龄儿童的虐待风险会显著增长。
一般标准对于产品的要求，主要有两大方面考核：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一般来说，标准均会根据不同质量等级的产品，规定不同的等级进行考核。关于FZ/T 73044-2012和FZ/T 82006-2018这两个标准的考核内容进行对比和分析，主要情况见表2、表 3及表4。
对比分析表3和表4中受虐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可见，男童和女童遭遇父亲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忽视和多重虐待和严重虐待的风险无显著差别。可见，性别并非父亲施暴的主要影响因素，父亲施虐主要受到儿童表现、亲子关系等因素影响。男童和女童在遭受母亲躯体虐待方面无显著差异。结合上述关于父亲躯体虐待无性别差异的发现可见，父母的躯体虐待往往不受儿童性别因素的影响。而女童遭受母亲的严重情感虐待(OR=2.18)、忽视(OR=2.14)、多重虐待(OR=2.28)和多重严重虐待(OR=1.98)的风险显著高于男童。可见，性别是母亲施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女童遭受母亲的情感虐待、忽视和多重虐待的风险都显著高于男童。
五、讨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天津市1458名儿童的实证调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1.儿童虐待风险仍然比较严重
从统计结果来看，父亲和母亲的虐待率分别为44.3%-62.5%和42.3%-62.7%，该比例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常态，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多重虐待比例也较高， 57.5%和57.9%的检出率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30%-40%的比例。同时，女童受虐风险更高，且更容易受到母亲的情感虐待、忽视和多重虐待。
术后询问患者治疗过程的感受,采集两组患者的主诉情况和躯体反应情况,其评价标准如下:患者主诉身体感觉良好,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治疗为良好;患者主诉过程痛苦,表示不愿意再次接受治疗为差。躯体反应评价标准如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安静,无呻吟和肢体活动为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呻吟和肢体活动,但未对检查治疗产生影响为良;均不符合上述描述,严重影响诊疗为差,优良率=(优+良)/55*100%。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30 GW增长到2017年164 GW,年均增长率为28%。根据我国“十三五”电力系统规划研究表明,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在2020年将达到33%,2030年将提升到50%。目前,我国的“三北”地区出现严重的弃风问题,2017年甘肃、新疆、蒙西、吉林弃风比例分别达到33%,29%,17%,21%。究其原因,风电消纳问题是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挑战。为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我国已经在东北和新疆地区试点调峰辅助服务市场。针对风电并网后风电消纳所带来的备用问题,本文介绍并总结了备用容量的确定方法、获取方式以及费用分摊的方法和原则。
调查显示，遭受单一虐待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严重虐待的心理创伤显著高于虐待，遭受多重虐待的心理创伤最高。对比男童和女童可见，尽管女童的受虐风险更高，男童的心理创伤却更重，女童遭遇严重虐待后的心理创伤又会显著高于同样遭受严重虐待的男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抗逆力的调节作用。研究也发现，遭受虐待后，女童的抗逆力水平降低相对较少。在缓解虐待的心理影响方面，抗逆力可以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如果虐待程度较高，抗逆力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3.儿童虐待普遍受到儿童变量和情感变量的影响
研究显示，父亲的虐待行为往往以儿童表现不佳为借口、以亲子关系不良为本质，亲子关系对不同虐待都产生了普遍且显著的影响。且随着虐待程度的提高，亲子关系的负面影响越发显著。母亲虐待方面，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往往以儿童的家庭表现和学校表现为最主要诱因，忽视与多重虐待则主要受亲子关系影响，因此以儿童变量和情感变量为基础的生成逻辑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培养城市会展旅游品牌就是为城市制作一张拿得出手的会展旅游名片，有助于提升成都市在游客中的影响力。想要培养成都市的会展旅游品牌，首先要找出成都市的优势产品、优势行业和优势会展。提到成都，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国宝大熊猫或者火锅、串串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成都市可以围绕这些知名的产品打造具有特色的会展项目，会展要具有鲜明的主题特色，定期举办，提供专业的服务，集中资源对会展旅游品牌进行大力营销推广。培养城市会展旅游品牌不仅可以促进成都市的整体会展旅游建设发展，还能提升游客的感知价值。
从深层逻辑来看，儿童虐待的基本特点及其风险因素，深刻体现出基于儒教文化基础上的“家务事”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直到今天，由于未能经历诸如国外三大儿童保护运动的洗礼，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仍将儿童视为家庭的产物，儿童虐待常被视为一种教育方式而非权利侵犯，这是儿童虐待比例普遍较高且严重依赖儿童表现的文化诱因。而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传统，使得女童受虐风险增加。同时，过度依赖家庭身份的福利分配方式也加剧了家庭对于儿童的管束，国家在儿童照顾责任上的弱化使得“国家-家庭”育儿边界更多地向后者倾斜。在治理中，尽管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儿童虐待的防范与干预，但是，时至如今也未能通过家庭教育和儿童福利的专门性法律，儿童虐待的主管部门与西方相比，级别更低。且中国2017年用于儿童福利的财政投资仅为美国2006年同期数据的3.3%，资源投入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儿童虐待的防范效果。
(二)政策建议
从未来的政策设计来看，应当着重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1.增强政策的瞄准度
中国应当持续加强以受虐女童为主要目标群体，以情感虐待、忽视和多重虐待为核心内容，以杜绝严重虐待行为为基本底线的虐待防护机制，通过提升受虐儿童的抗逆力和增强政策的瞄准度来减缓部分儿童的心理创伤，尤其是男童的心理创伤。
2.积极引入家庭教育的专业指导
中国应当尽快出台《家庭教育法》或《儿童福利法》，积极拓展政府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基本职能，为中国家庭提供正确育儿思想。同时，政府应当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开展家庭教育相关活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及社工介入等方式，为特殊家庭提供家庭教育专项服务。
3.注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训练
提升儿童利他性行为表现的训练应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导向内容，如引导儿童帮忙做家务、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等，减少因家庭和学校表现欠佳引发的虐待危机。
4.注重优化亲子关系
中国应当着力降低因离婚和留守等问题引起家庭结构变化的家庭风险，引导家庭内部警惕忽视问题和多重虐待问题，积极促使家庭成员形成更为亲密的代际关系。
注释：
[1]Gilbert, R., Widom, C. S., et al. Burden and consequenc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J]. The Lancet, 2009, 373(9657).
2）“橘子采摘节”，早橘成熟的季节和十一长假相遇，到该地旅游的游客较多，可以根据相应的情况，在采摘园中举办一些相关的旅游活动（如橘子DIY制作活动、“橘子采摘活动”），吸引游客的关注度，提高游客的重游率。
[2]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EB/O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44-25.shtml,198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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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da, I. and Igarashi, A. The social costs of child abuse in Japa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4, 46(1).
[6]实际上不单单在中国，很多国家都有虐待儿童的传统，如《罗马法》(Roman Law)就规定“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惩罚儿童”。这体现出在有限文明的基础上虐待儿童至少是被部分允许的。
[7]Fang, X., Fry, D. A., et al. The burden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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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ssey, J. M., Chang, J. J.,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adolescent health consequences [J]. Pediatrics, 2006, 118(3).
[11]Jackson, Y., Cushing, C. C.,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Trauma,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The Role of Abuse Type and Placement Moves on Health Conditions and Service Use for Youth in Foster Care[J].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016, 41(1).
就以观赏石的分类而论，古典观赏石的分类因受制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的约束，就只有灵壁石、太湖石、昆石、英石四大类型为正宗，延续了上千年。
培养思考的技巧，这种技巧将把抽象或具体的概念形成、理解及语言等联系起来。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认知技巧，使其运用到课程学习当中去。这些技巧包括推理、创造性思考以及评估能力等。教师需要分析学生的思考过程以及教学生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12]Harris, N. B. How childhood trauma affects health across a lifetime. TEDMED[EB/OL]. https://www.ted.com/talks/nadine_burke_harris_how_childhood_trauma_affects_health_across_a_lifetime, 2014-09-30.
表2呈现的是遭受单一虐待后的心理创伤。[57]研究发现，三种虐待均带来一定的心理创伤，且情感虐待与忽视的影响更为显著。遭受躯体虐待后，儿童的心理创伤程度分别达到0.2%-7.2%，遭受严重躯体虐待的心理创伤最高可达8.0%，而遭受情感虐待和忽视的心理创伤分别达1.4%-6.7%和3.3%-7.2%，严重情感虐待和忽视的心理创伤最高可达10.8%和15.7%。可见，虐待程度越高，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越大。令人惊喜的是，相对于一般受虐儿童，遭受严重虐待的儿童的抗逆力水平下降率更低，受虐甚至会激发抗逆力。
[14]Kwok, S. Y., Chai, W., et al. Child abuse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3,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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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eber, S., Jud, A., 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maltreated children and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 maltreatment: A systematic review[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6, 25(2).
（2）实施案例教学法，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水平，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求教师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断努力学习，定期到企业进行学习，提高工程实践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7]Springer, K. W., Sheridan, J., et al. Long-term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Results from a large population-based sample of men and wome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7, 31(5).
[18]Widom, C. S., Czaja, S., et al.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4, 38(4).
对比不同性别施虐者所造成的虐待创伤可见，父母亲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所造成的创伤度相仿，受虐儿童和严重受虐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分别下降了0.7%-7.5%，0.8%-6.7%和3.3%-10.8%。遭受严重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的心理创伤，最高可高达8.6%，10.8%和15.7%，可见情感虐待和忽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具体到心理健康的不同层面可见，父亲的躯体虐待主要对抗逆力产生消极影响，情感虐待主要带来自尊和抗逆力发展受挫，忽视主要影响情绪力和社交力；母亲的虐待创伤分布与父亲类似。不同的是，母亲虐待的心理创伤程度较父亲高，但母亲严重虐待的心理创伤程度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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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虐待创伤的计算方式为心理健康(PH)值的下降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虐待的心理创伤=(PH虐待-PH无虐待)/PH无虐待，严重虐待的心理创伤=(PH严重虐待-PH无虐待)/PH无虐待。
[58]虐待创伤的计算方式为心理健康(PH)值的下降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双重虐待的心理创伤=(PH双重虐待-PH无虐待)/PH无虐待，三重虐待的心理创伤=(PH三重虐待-PH无虐待)/PH无虐待。严重虐待的心理创伤的计算方法同理。
GenderDifferencesofChildAbuseRate,PsychologicalTraumaandRiskFactors——Empirical studies with Tianjin Samples
WANG Miao1 WAN Guowei2
(1.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2. Zhou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mpirical survey with 1,458 participants from Tianjin,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rat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risk factors of child abuse,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family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proportion of child abuse was roughly 42.3%-62.7%, which was far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others tended to neglect, and the risks of severe child abuse were higher than fathers. The risk was relatively higher for girls, especially the risk of maternal emotional abuse, neglect and multiple abuse; (2) child abuse caused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trauma. With abuse, the child’s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 decreased by 0.2%-15.7%, and the trauma of multiple abuse was particularly serious, with the rate up to 15%. Besides,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was specially more severe for boys; (3) child variables and relational variables had directl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abuse. There were widespread child abuses with bad child performance as excuse with ba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essence.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target abused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ir resilience, and encourage professional guidance introduced into family education. Improving children’s prosocial performance and optimiz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hould be involved as important contents in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Keywords:child abuse; family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trauma;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2019-03-07
[作者简介]王淼(1986-)，女，山东威海人，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万国威(1986-)，男，河南濮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困境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7CSH075)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8-0048-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805
标签：儿童论文; 创伤论文; 男童论文; 女童论文; 躯体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困境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7CSH075)论文;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