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国民性研讨中的第一个重要文化人。基于“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研究在日本、美国、南洋等地的华侨，发掘他们所具有的国民性，对大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他有赞同但更有批判，他主张以西方海洋国家的冒险、进取、自由民性弥补中国国民性的缺陷。“五四”文化人超越“海洋国家”理念，却偏执地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国民性思潮演变为单一的国民性批判思潮。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促成国民性的中国大陆农业文明，比之梁启超，在抨击中国传统和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方面，“五四”文化人加大了力度，期求彻底改造国民性。
关键词：梁启超；华侨国民性；国民性批判思潮；“海洋国家”理念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第一人，是国民性思潮中的第一个重要学者，在学术界这已是共识；不过，有意识地将他的国民性思考与华侨研究联系在一起论述，这是少见的学术思路。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研究方面该思路有一定价值。
一、国民性思潮是发生于日本、志在革新中国的思潮
近代中国出现一股探讨国民性的思潮，一般而言，就国民性思潮的发端，学者们找到几个发生点。“《中国人的性格》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1](P4)西方人揭示中国国民的性格，严复受其影响，极有可能是最早一位阐述国民性问题的文化人，虽然他在《原强》里没有正式提出国民性一词。另一种观点是，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思潮深受日本影响。“在中国提到‘国民性’问题，除了鲁迅，人们还会想到梁启超。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把‘民’或‘国民’作为问题提出并对所谓‘国民性’问题大加阐发的第一人，因此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国民性’一词的使用首先与梁启超联系在一起。”[2](P36)事实上，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持类似观点，梁启超流亡于日本，后来鲁迅赴日留学，日本的国民性思潮促使他们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综观上述说法，可以作的判断是：对国民性的思索，中国学者严复在西方著作的影响下已独立展开，再往上溯源已无必要；但是，国民性真正成为一股思潮，在学术和文化上有重大影响，它的发生点当在日本。
日本之所以是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生发地点，有其历史原因。一是日本的维新路程比中国走得平顺，它是近代中国的学习对象。明治维新在大约三十年时间内基本完成日本的近代化历程，而大清国起步较早，但行动迟缓，甲午惨败开启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模式。二是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学人早于中国文化人探究国民性问题，流亡在日本以及赴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国民性思潮的影响下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学者指出：“一般说来，‘国民性’一词肇始于近代日本，可认为是大量的‘和制汉语’词汇之一，后来这一词汇又进入中国，成为中国近代语言乃至现代汉语词汇之一。”[2](P12)毫无疑问，不仅“国民性”一词在日本早于中国出现，国民性思潮也先发端于日本，“真正把国民性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的是明治20年间出现的、以政教社为核心的国粹派”。[3](P33)准确地说，在“国民性”词汇生成之前，日本的文化人就在讨论日本人的国民性问题，受日本国民性思潮影响，在日本的中国知识人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且他们更需要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加速维新进程。梁启超是第一个热心学习日本的大文化人，“在中国接受西方和日本近代思想影响，建立改造国民性理论的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4](P60)梁启超参与其中的意义是，他促成了国民性思潮，如他的《国民十大元气论》《中国积弱溯源论》《新大陆游记》等是探讨国民性问题的重磅文章。
中国的国民性思潮在日本得到发展，其原因在于：首先，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类著作，这扩大了中国好学志士的视野，更有利于他们探究学术问题。晚清洋务派在翻译西学时多倾向于自然科学，直至甲午战争之后，学贯中西的严复才翻译了系列西方政治学术著作，但这大大落后于日本。梁启超曾说过：“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5](P324)这些开民智即改造国民性之学可为梁启超所用，梁以它们来研究中国问题；其次，日本的言论比晚清自由。在明治维新前期，日本上层心向西方文明，学者就日本的走向大都能畅所欲言，。“戊辰战争，一举打倒德川幕府，粉碎了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加之明治政府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使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像势不可挡的潮水涌进日本列岛。”[6](P529)思想打开了缺口，日本涌现众多的思想家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不过，明治后期，言论自由有收紧趋势，但仍比晚清的言说空间大。在日本的中国文化人，既占有大量西学资源，又处于相对自由的空间，同时日本蔚为壮观的国民性讨论是优良学术语境，所以在日本的近代中国人如梁启超、鲁迅才成为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领航者。
一些学者运用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思潮，除了美国华裔学者刘禾，还有人发文指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7](P42)这种情形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中是存在的，但是，仅仅以西方殖民话语在国民性思潮中的存在而贬损这一思潮，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西方的知识谱系有没有合理之处？其次，国民性思潮延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广、内涵相当丰富，不对其作详细的梳理就下结论，这无疑非常唐突。最后，梁启超、鲁迅、林语堂等均是学识渊博的大家，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有的来自西方人的著述，更有他们亲自观察的所得。近代文化人基于中国变革的需要，他们体察、分析、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思潮无疑有丰富的中国元素。所以，尽管近代中国国民性论述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有关，但它其实是中国内部问题，国民性改造的目的在于建设新的国家。以梁启超来说，他是近代国民性思潮的引领者，探究国民性问题和如何改造国民性，这决定了梁启超在近代国民性思潮中的价值。梁启超的国民性书写为新国家建设服务，“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不仅意味着制度形态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臣民’时代的结束，‘国民’时代的开始。”[8](P18)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深入地思索了该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知道国家与天下有别、国家与朝廷有界、国家与国民为何关系，“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5](P414)无疑，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以现代国家为参照的，他以为，中国人实为奴性臣民、非现代国民，中国强大的前提条件是将臣民打造为现代国民。梁启超的国民性思考表明，优秀思想者在借用外来资源时，他不会被“表述”，他寻求的是如何用西方思想表达中国、促使中国成长。
2.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等生活质量变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4、0.31、0.15、0.23，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评分均显著上升，组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2、10.27、7.34、10.53，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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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梁启超的国民性书写不单建立在历史资料的分析上，更为重要的是，他有鲜活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侨居在日本、美国、南洋的中国人。他从华侨身上发掘中国人的国民性，并试图重构国民性。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以大量文字记述北美华侨的生活状况、归纳他们身上的中国人特性。梁启超统计在美的华侨数量、调研他们从事的职业、记录华人组建的团体，从这些现象中他发现华人的优点有：“一、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一、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一、义侠颇重；一、冒险耐苦；一、勤、俭、信(三者实生计界竞争之要具也)”。[5](P1179)梁启超总结的华侨缺点有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受专制而不能享受自由，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的观点以事实为证，他说中国人在乡村秩序井然，“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5](P1187)中国人是乡土族民、非现代市民，他们不能适应美国的近代生活。梁启超还在其他文章研究过在日本、南洋的华侨，亦发掘国民性。因此，国民性思潮虽原点在西方，梁启超的研究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但由于他深入考察华侨的生存状况，所揭示的国民性便有梁启超的个人发现，而且它确实富有中国特色。
二、基于“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研究华侨的国民性
在“海洋国家”理念的作用下，梁启超研究华侨在海外的殖民，阐述华侨的国民性。海洋国家谋求海权，国民的海外冒险和扩张是海权的必备要素，侨民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是国家向海外发展的根据地。殖民地的建立、建设与侨民的素质、品格、能力密切相关，如华侨能力、才思、野心兼具，他们才有可能建立殖民地。有了殖民地，近代中国就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可能性。所以，持有“海洋国家”理念的梁启超在研究华侨时，华侨的国民性问题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
由于溃败于海洋国家的缘故，晚清知识人有了将近代中国打造为海洋国家的理念，梁启超的理念尤其明晰。魏源已具有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初步想法，“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9](P88)但魏源的理念还处于模糊状态，因为魏源以为昆仑是世界中心、持有“天朝上国”观念，所以，他的“海洋国家”说有重大缺陷，至少不够成熟。甲午海战败于新兴海洋国家日本，促使近代知识人有变革国家的强烈内在冲动，而马汉《海权论》则为他们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景，明晰打造中国为强大海洋国家的理念在晚清民初形成。在20世纪前半叶的杂志如《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海军杂志》《海军建设》里，不少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问题，梁启超是引领舆论的文化人。他在多篇文章里阐述过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理念，《新大陆游记》则是综论之作，他从海军、海权、海洋贸易、海底电报等角度阐述了海洋新霸主美国的崛起，在警惕美国霸权之余，又渴望中国像美国一样利用太平洋、掌控太平洋，全面向海洋进发，成为太平洋主人翁。因此，自魏源始，近代士大夫模糊的“海洋国家”理念在梁启超手里升华，变得十分明晰。
梁启超的华侨研究为国民性改造论述提供了实据，“海洋国家”理念规约国民性改造书写，他的“新民说”内涵很丰富，将乡土之民重构为具有鲜明海洋特质的国民是主要含义之一。梁启超从1899年始关注华侨问题，他的国民性改造之集大成者当为《新民说》，这本书连载于1902年至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所以，从时间点看，华侨研究为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考奠定重要基础。梁启超以为有何种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想法未必准确，因为国民性极有可能是一个地域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乃至国家制度所塑造，如小农经济、宗法制和皇权共同形塑大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又如梁启超在研究华侨时也认识到，古代中国的沿海之民因在海上捕捞、贸易，他们具有冒险、开创品格。明清期间中国侨民在海外的拓殖中就取得不小成就，但这些“王者”最终被西方殖民者和中国皇权绞杀。就像蛋与鸡谁先谁后一样，梁启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前后不一，在观察近代各国侨民时他指出，欧洲海洋强国国民的扩张品格和冒险精神成就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海上霸主地位，而近代中国的海外侨民则是农耕村落的族民，保守是国民的劣根，因而中国是大陆国家。基于中西国民性的差异，在《新民说》他提出“新民是中国第一急务”，以促使国家强大。尽管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对“新民”而言有一定价值，但因为海洋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了海上英帝国和新崛起的海洋霸权国家美国，因此，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明确表达了学习他们的意愿，再往上溯，早在1900年的《20世纪太平洋歌》里梁启超就抒写以海国民族精神重塑国民性的愿景。总之，国民性改造就是以海洋强国的国民性补救大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梁鼓吹，中国国民须具备西方海洋国民的素质如进取心、冒险精神、独立人格，国民性改造的意图是建设强大的海洋中国，而这种学术思想在当时有一定应用价值。
海洋国家是与大陆国家相对的学术概念，近代士大夫对它们作过学术界定。梁启超在《郑和传》《地理与年代》等作品里明确指出中国是大陆国家并从地理学角度阐述了理由，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诗文里，他认为活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等是海洋国家。海国、陆国一说非始自梁启超，近代中国被西方海上强国的力量所震慑，士大夫一直在探索大清朝的海洋强国之路，魏源在《海国图志》就已对二者作有不甚清晰的界定。鉴于晚清不断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的冲击，加之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和海权理论，在士大夫已有的海国与陆国看法基础上，梁启超对两种类型的国家作了明晰的对立性概念界定。综观梁启超等人的论述，笔者以为：中国作为大陆国家，一是重陆轻海，二是朝廷无意于海外扩张，三是政府非但不扶持沿海民间的海外拓殖还常常打压民间的海洋行为，四是国家没有制海权；西方海国则相反，一是海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翼，二是国民勇于在海上冒险，三是政府支持本国在海外的侨民也借助侨民之力积极谋求国家的海上权力。因此，唯有民间与政府一致发力，视海洋为国家经略的重要场域，临海国家才是海洋国家。
在国民性研究上，梁启超可谓占尽优势，他旅居日本，有西方前沿学术可参照，处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在学术上专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更在于他走了一条适宜的学术道路，即国民性改造论述主要建立在华侨研究之上，华侨研究确立在“海洋国家”理念基础上。
在将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效应等效成浅埋爆炸后，可根据岩石中浅埋爆炸效应，计算出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时，地冲击应力波形参数。目前计算岩石中爆炸的应力波参数常用的计算公式为[17-18]
梁启超在华侨研究中论述国民性，这使得他的国民性研究有明确的海洋指向性。比如，在《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回顾历史，主要罗列国民的一些缺点，梁启超尤其批判了国民的奴性和促成奴性的中国传统如皇权、儒学。由于在研究中国积弱之原因时，参照的是海洋国家英美日等，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仍持有“海洋国家”理念视角，不过，该文并未明确传达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国家的意图，也未阐明国民性须具有海洋含义。研究近代华侨群体的国民性，梁启超归纳了国民的劣根和优根，看法更为全面、客观。而且，华侨国民性研究直接与海洋问题有关，因为华侨本身就是漂洋过海在海外居住的中国侨民，他们的存在本来就是海洋文化现象，其殖民表现关联国家的海外发展。因此，贯穿有“海洋国家”理念的华侨国民性研究有多重意义：一是调研得来的一手材料使得梁的国民性研究有坚实基础；二是国民性研讨有明确的褒贬，即批判大陆国民的保守、愚昧、奴性劣根，主张以海洋精神如冒险、开创、自由等改造国民性格；三是华侨研究中的国民性书写明晰、突出地传达了梁启超的国家向海洋拓展之期望。1905年发表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以历史上的华侨为研究对象，在梁启超的华侨研究中不多见，他颂扬明清期间南洋华侨的冒险和开创精神，讲述殖民故事之目的仍是推进国家向海外拓展。以上所述能发现，梁启超华侨国民性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凸显、强化了国民性思潮的海洋指向性，因为侨民的国民性关涉海外拓殖的成功与否，关联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愿景。
国民性改造通常被界定为现代思潮或曰启蒙思潮，极少看见有学者从大陆农耕—海洋商贸角度分析它，在学术上这是一种遗憾。国民性改造是“新民”的思想事业，所以，它是一种启蒙思潮，启蒙的朝向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内容、方式等重要问题都做了大量精细翔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12](P93)这类现代性的论述无疑准确。另一方面，如果顾及世界近代史就能发现，改变世界进程的是大航海，是大航海将西方的海洋文化传播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中西冲突中，中国传统的大陆农业文明遭重挫。近代中国在海上的挫败促使知识人了解西方，致使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有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们将海洋问题纳入民族国家的视野思考，有了浓厚的海权意识，并试图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国家。出于“新国家”的目的，梁启超必先“新国民”，他的国民性改造有两种含义：从大陆民性到海洋民性和从臣民民性到国民民性，“新国家”分别对应了从大陆国家到海洋国家和从家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国民性改造的两个含义并行不悖，甚至有交叉，比如，在海上经商的国民更容易拥有自由的秉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均持有类似观点，而自由是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所以，从大陆 — 海洋角度读解国民性改造思潮，符合史实，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是一条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思路。
梁启超基于“海洋国家”理念研究华侨的国民性，从他的话语倾向看，他对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有赞同，但更有批判。梁启超研究华侨的国民性，一般而言，梁持论客观，对大陆乡土中国的国民性他赞赏过，但往往一带而过，批判是常态。在1899年写的《商会议》，梁启超对大陆乡土中国的自治持肯定意见，但是，在比较了华侨与英国侨民的海外自治方式之后，他以为华侨的自治制度远远不及西方侨民的商业公司，因为华侨比较保守、封闭，他们的自治组织在海外不能互相联络。华侨的国民性论述亦上升至国家的高度，“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万镑金之商会，十数年间，规抚全印，指挥若定，筹饷练兵，设馆开港，皆商会任之，国家一切不过问，凡数十年治定功成，乃举而还诸其国，至今英王帝五印焉”。[5](P280)梁启超在同一篇文章里作对比，英国侨民的国民性不同于华侨，其公司制度也更有效力，所以，英国侨民成就了大英海上帝国，这表明，他批判华侨身上的大陆乡土国民性，就是从“海洋国家”理念角度否定它。以“海洋国家”理念观照华侨的国民性直至1919年，在《欧游见闻录》，梁启超眼里的南洋华侨像其他地域的华侨一样，陆民的劣根甚多、殖民能力不强，所以，梁启超在文章里提出，国内精英和政府须帮助南洋华侨建立南洋新国，就其实质而言，这类国家是中国向海外扩展的殖民地。
在“海洋国家”理念影响下，梁启超必然研究华侨问题。海国理念与华侨研究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须回到海权理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曾提到马汉其人和他的思想，在多篇文章如《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均以海权理论分析问题，梁启超十分熟悉海权理论。马汉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10](P56)也就是说沿海国家能否成为海洋国家甚至海权强国，国民的海外殖民意向和能力是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如果梁启超有将中国打造为“海洋国家”之执念，那么，海外华人华侨的殖民问题就是梁关注的重点。纵观梁启超的华侨研究，“海洋国家”理念贯穿始终，在其作用下，殖民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譬如，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对比了华侨的大陆国民保守劣根和盎格鲁萨克逊人善于殖民的个性，新大陆行中的梁启超有意识地以“海洋国家”理念看待华侨的殖民问题。
梁启超所归纳的国民性主要是大陆农耕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此外在局部它带有海洋特质。中国是大陆国家，在东亚大陆中国人创造了农业文明，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里指出，中国主流的传统社会是以农业耕作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中国人生活在熟悉的村落环境中，任何人都是血缘家族的一部分，由于以土地上的耕作为生活基石，所以，他们具有安土重迁的保守心理。显然，梁启超所言的在美华侨特点如有族民资格、村落思想和不能享受自由等，均植根于中华农业文明，梁启超的讲述印证了这一点。华侨在美国建立的团体之一是宗族血缘团体，如陈姓有颍川堂、李姓有陇西堂、黄姓有江夏堂等，梁不得不感叹：“由是观之，以二万余人之众而此种团体如此其多，则族制思想之深入人心可以见矣”。[5](P1184)梁启超议论的是旧金山华侨，他们身在异域，心却不能融入，在同族里寻找安全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心理守旧，华侨依然是大陆农业乡民。梁启超亦调研了华侨设立的同乡会，侨居在外地的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组建同乡会？费孝通的研究可回答该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1](P9)村落不是陌生人环境，一般而言，只要不走出地域，一个人就一直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但是，具有村落思想的人，一旦走至新的环境，他那极强的村落归属感就迫使他寻找同乡，这是同乡会的起源。不能否认，同乡会有一些新功能如帮助同乡融入陌生社会等，但这个地缘性团体在大体上应划在大陆农耕乡土文明的范围内，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乡土之民保守文化心理的外显。此外，梁启超罗列了华侨身上的逸出农耕乡土的特性，如冒险。去新大陆的华工虽是中国人，但沿海民众占多数，所以他们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总而言之，经过几十代先民的积累，中国人有稳定的国民性，它是东亚大陆上的乡土中国积习和累代的文化根性，哪怕是移民至海外的沿海边民，他们也难脱中国人的属性。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劳动有时是释放压力，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有效方式。当人感觉到压力很大时，进行清理劳动、洗涤劳动，可以舒缓身心，释放压力，达到放松的目的。
三、梁启超思想奠定“五四”国民性思潮基础的新解读
梁启超的国民性思考在近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在学界这已是共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问题，并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13](P58)在梁之前虽有严复涉及国民性问题，但文化思潮的起点当在梁启超，他的国民性探究包含有国民性的发现和批判、改造，而且，梁的国民性论述是后续思索者的起始。杨联芬论述了周氏兄弟、陈独秀等对梁启超的接受，她明确指出：“其实，整个五四的国民性批判话语，都是梁启超新民理论的继续和升华——陈独秀的言论方式，就极似梁启超”。[14](P32)在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思潮中，梁启超不仅在晚清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在民国时期，其风靡一时的论述依然富有魅力，“五四”时期的文化人不无偏执地继承、发展他的思想，国民性思潮演变为国民性批判思潮，这是有意味的现象。
梁启超的国民性书写在“五四”时代再次受到关注，国民性研讨成为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潮，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五四”那一代人在梁启超的熏陶下成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均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长期读者，他们熟知国民性话题。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不赘述。其次，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急需国民性思潮。日本明治维新在30年里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革新几乎同步进行；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三十年，得到的结果是甲午惨败于日本，于是晚清有了变法运动，在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经验的启迪下，他积极探索国民性问题。辛亥革命之后，近代知识分子过于狂躁，在他们看来，政治革命远远未达到预期，会诊的结论几乎一致，即国民性之病是国家前进的沉重累赘。在这种背景下，先驱者梁启超的国民性思想被激活，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性批判和改造被强化，理性地思索国民性问题几无可能。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文指出：“吾国衰亡之现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15](P136)陈独秀酷似梁启超，行文的语调夸张，也延续梁启超的忧国忧民心态，但偏于一端，他批判国民的缺陷、揭示其原因，最后亦阐释如何改造国民性。关于“五四”重提国民性，杨联芬做了不错的研究，她以保守的《东方杂志》和激进的《新青年》为例，指出国民性批判、改造是“五四”时代思潮，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对比西方人(如史密斯、罗素等)对中国国民性流于外在、片面现象的分析，中国的国民性理论更注重对奴性的揭示，更接近‘国民性’的本质——尽管它根本地不是‘国民性’，而是与专制政治密切相关的‘人性’。因此，这个理论是一种不具备真理性的现象理论，或者说，它更多是一种现实的策略，其意义会随专制政治的解体而减弱 。”[13](P31)所谓国民性，就是一国之民所具有的特性，中国人的奴性并不是纯粹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它由小农耕作、乡村宗法、儒家礼教和皇权政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作用才生成。有学者指出：“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学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学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16](P9)所以，促成奴性等国民性的文化要素既多元又是一体的，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人，根据自然环境创造了独特乡土文化，皇权制度与乡土文化双赢。大一统皇权为农业耕作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自然型农业既是皇权统治的物质基础还不会对该制度构成威胁，儒学护卫皇权，皇权也报之以“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平台，因此，国民性不仅仅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它是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人性。就此而言，“五四”文人重提国民性，在时代需要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性问题登场的还有传统文化批判。
“五四”延续梁启超的文化事业，国民劣根性批判最终的矛头指向了中华农业文明，静态乡村、儒家礼教、皇权制度都是“五四”启蒙者大力贬损的对象。陈独秀在其《抵抗力》一文中说，国民的抵抗力薄弱原因有多方面如中国的思想学说之为害、君主专制之流毒等，他的解读思路在“五四”期间有普遍性。吴虞指责儒家文化，称其是中国人等级思想之源，因此他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7](P225)老英雄吴虞之所以猛批孔家店，因为他认为儒家学说戕害国民，是中国人奴性形成的根源之一。鲁迅对弃医从文的解释是，他要医疗精神病态的国民，国民性批判因而成为文学思潮。近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发达，“乡村和农民仍然在作家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分量。蒙昧，保守，贫穷，狭隘，这些性格无一不是‘国民性’的表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学必须将手术刀伸向民族的痼疾。文学对于乡村的关注很大程度地源于鲁迅的表率作用——他甚至成为乡土文学的开创者”。[18](P98)国民性批判，鲁迅为何首要选择的是农民？这不单是因为他了解村镇的生活，更因为他知道，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农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国民性在他们身上有集中的体现。鲁迅塑造的中国农民如祥林嫂、阿Q、闰土等，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受害者，中国的大陆农业文明促成了他们的愚昧、守旧、迷信、奴性。国民精神上的病态事出有因，从批判国民性到批判中国传统，这是对症下药之举。
在“五四”文人看来，批判传统是去国民性病根，吸纳西方文明是培育正气，此外，作家在其文学书写中提供了另一条改造国民性的路径，国人在海洋活动、感悟中民性被海洋重塑。国民性有病，当斩断其根即否定中国传统，所以，鲁迅强调“不读中国书”，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主张多读外国书籍，其意图无非就是养育中国人的“活气”。“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9](P12)鲁迅的说法不无偏激，但若了解他改造国民性的良苦用心，也就能理解他的激进。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处处强调借鉴欧美文明，“谨陈六义”，[20](P2)即去掉陈腐的国民性、养成健康的国民性，所谓奴隶、保守、退隐、锁国等是乡土中国的国民性，自主、进步、进取、世界等即为近代以来海洋强国的国民性，重构中国的国民性，后者是要达成的目标。“五四”文学中不乏以国民的海洋活动、海洋体验重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的作品。在郭沫若诗歌《浴海》“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这句诗里的“戏弄”一词，展示了郭沫若勇于立在时代潮头的雄心。“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我的心和日火同烧”两句抒写了大海和太阳一起孕育新生命，它们是诗人再生的母体。“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早已被全盘洗掉！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在大海里洗浴、净化之后，诗人新的自我诞生。同时，郭沫若还是时代精神的吹鼓手，在第二节他召唤同时代人一起融入大海，在与海洋的互动中，民族精神和大众的自我被重新建构。冰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在《往事(一)》《往事(二)》《寄小读者》里有不少书写海洋的篇章，她不仅要求自己做“海化”青年，也希望中国人接受海洋的塑造。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四”文人在国民性改造上尽心尽力，但结果不如人意，因为数千年大陆农业文明铸就的国民性不可能在瞬间消失，同时，移植西方海国民族的国民性，似食洋难化，因为西方式的海国文明在中国的氛围不够浓厚，因此，国民性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必须说明的是，不同于梁启超，“五四”文人在研讨国民性时，往往忽略它与“海洋国家”理念的关联。在陈独秀、鲁迅的文章里，国民性改造通常是一个不伸向“海洋国家”理念的话题，或曰在阐述国民性时他们不习惯于谈论海洋国家问题。在郭沫若、冰心等作家的海洋诗文里，海上活动重构国民精神是主题，他们很少从“海洋国家”理念角度阐发国民性重塑的重要性。因此，与梁启超相比，“五四”文人的国民性思潮几近越过“海洋国家”理念，他们仅延续了梁启超的国民性研讨，不过，由于梁启超确定了国民性思潮的实质，“五四”国民性改造在内容上与梁的想法一致，以海国民族的精神重铸国民性是二者的共识。
梁启超的国民性理论是“五四”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基础，“五四”文人做大了国民性思潮，他们更在意国民性批判，“五四”的思潮有积极意义，也有缺憾。首先，他们拓展、深化了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在梁启超的华侨研究中，出于将中国打造为海洋强国的现实需要，他批判华侨的村落思想、族民认同和保守心理等国民特性。梁启超将国民性之病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在《爱国论》里，他批判皇权政术造成了国民的奴性，在其他文章如《新大陆游记》等，他还部分地否定了宗法制度和乡村自治方式。“五四”文人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向纵深挺进，国民的劣根以及生成劣根的文化传统是他们大肆挞伐的对象，抨击传统的力度明显加大，如批判礼教“吃人”和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风潮。鲁迅是国民性批判的样板，在他的文学书写中，国民性批判和改造在乡土文学中蔚为大观。须指明的是，知识精英的乡土反思并不是高高在上救世心态的外显，这只能说明他们抓住了主要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社会是东亚大陆上的农业社会，宗法、礼教和自然农业在乡土高度融合，所谓的国民“坏根”在农民身上有集中体现。其次，“五四”文人窄化了梁启超的国民性思潮。有学者指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从来不曾像梁启超那样罗列国民性的优缺点，更缺乏系统性，他在继承国民性反思的同时，所着眼的基本上是‘坏根性’。”[1](P8)应该说，鲁迅的偏颇，“五四”其他文人也有，他们往往专注于国民的“坏根”，对国民性的分析不及梁启超全面，而且，比之梁启超，他们更“媚外”、更激进。国民性就其内涵而言，有劣根也有优根，如果习惯性地与批判联用，那它就是实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策略，彻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是它的一个目的。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由于国民性以及促成国民性的中国传统如皇权、礼教、宗法等往往一无是处，批判传统和引进西学以改造国民性就显得无比重要。
结 语
以上所述表明，就国民性思潮而言，梁启超的华侨国民性研究有特别的意义。梁启超建构国民性理论，其背景是中国大陆农业文明与西方海洋商贸文明发生冲突，中华文明溃败，所以梁启超有了建设中国为海洋强国的想法。服务于“海洋国家”理念，他研究华侨的国民性，梁启超的国民性理论有充足的依据。出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梁启超批判国民身上的愚昧、保守、奴性之乡土积习，主张以西方海洋国家的民族精神改造国民性。由于“五四”国民性思潮延续的是梁启超的文化事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陆农耕乡土上的国民性以及衍生国民性的中国传统是“五四”文人批判的重点；他们的偏激在于，在国民性改造中激进地否定传统。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思潮是横跨文史哲三界的一个热点，研究成果非常多，本文仅提供一种新的学术思路，以推进国民性思潮研究。
随着工控网络规模的迅速增大，网络的异构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黑客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工控网络的安全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保障工控网络的安全，就需要对已有的工控网络状态信息进行分析，对将来的网络状态趋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作出应对的策略，减少因网络安全问题而造成的损失［6］。
1.3.2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安排2名高年资医师，从图像噪声、心脏、大血管结构以及伪影等方面评价图像质量，采用4级评分法：4分，图像表现为低噪声，没有阶梯状伪影，心脏与大血管结构显示较佳，且边缘相对锐利；3分，图像噪声低，可见少量阶梯状伪影，心脏与大血管显示相对清晰；2分，图像中等噪声，可见较多阶梯状伪影，心脏与大血管结构显示受到限制；1分，图像噪声高，阶梯状伪影十分明显，或者无法观察心脏与大血管[1]。
[参考文献]
[1]伍国.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J].书屋,2006,(7).
[2]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日本[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4).
[3]陈春香.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6).
[4]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一)[J],鲁迅研究月刊,2003,(10).
[5]张品兴,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7]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5).
[8]孙强.国民性话语 :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07,(1).
[9]盛邦和.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J].福建论坛,2010,(6).
[10]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2]郭汉民,袁洪亮.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J],广东社会科学,2000,(6).
[13]曹亚明.梁启超与五四国民性批判思潮的源流[J].中国报业,2011,(3).
[14]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J].鲁迅研究月刊,2003,(12).
[15]陈独秀.抵抗力[J].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民国四年).
[16]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品性与特色——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A].中国全史(第一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J].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民国六年.
[18]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 :文学的乡村[J].文学评论,2005,(1).
[19]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民国四年.
LiangQichao’sOverseasChineseNationalityStudyandtheNationalCriticisminthe“May4thMovement”Period
CHEN Xu-sh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arine state”, Liang studied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uth Sea, and explored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s. He agreed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inland China to some extent, but he criticized it more. He advocated the remedy of the defects of Chinese nationality by the adventurousness, aggressiveness and free civility of Western maritime countries.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transcended the concept of “ocean state”, but they developed Liang’s thought in a paranoid way. The national trend of thought evolved into full criticism of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root of national inferiority for which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mainland China was blamed. Compared with Liang Qichao, these people strengthened the efforts in attack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cultural spirit, hoping to completely transform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people.
Keywords: Liang Qichao;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ty research; critical thinking of nationality; the concept of “marine state”
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G19-ZX54)
作者简介:陈绪石(1968—)，男，江西瑞昌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11-0130-08
〔责任编辑：黎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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