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得出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发展状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逐步向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奋进。今天我们依然走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找到其可借鉴的正确理论与实践成果,对今后的实践应用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化
马克思最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后的图景,并运用唯物史观证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做了相关的论述,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十分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为之不懈奋斗,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具有了中国印记,赋予了中国内涵,形成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P21)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奋斗历程进行梳理和重温,可以在新时代更好的认清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肩负的使命,更好的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内涵
每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既具有类本质的规定性,也具有各自独特的差异性,体现为性格、才能、意趣、需要、气质等,这些是一个人“独立”、“我之为我”的基本要素。“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P161)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阐述: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实现人的政治解放
政治解放将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人由政治动物转变为真正的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认为政治解放是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支配,实现国家世俗化。世俗国家的产生使国家成为人的国家,而不是神的国度。人们不再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宗教上,而是寄托于自己所属的国家。国家是新的寄托,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新的中介,国家代替神,使人获得人的基本的权力或行动的自由,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将能够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3](P170)这表明政治解放为人的解放创造了一种可能,人们可以在国家范围内,通过世俗化国家存在的方式实现人部分的自由发展,如人能够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而不被绑缚在宗教活动中去。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结果:人本身的解放
人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人的需求总是多样化的,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使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4](P46)回归人自身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素质的极大提高。只有达到这两个基本的条件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设想的“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P37)即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能力能够得到发展的社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去做自己的事情,通过多种方式(即实践的和理论的)来促进进一步的解放。事实上,自由必然为全面发展创造环境,只要人不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束缚,就可以培养自己想发展的兴趣爱好或者能力,因而也就会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是可以凭靠自己多种能力和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职业,而不只是把人框在一种职业中,只能通过一种能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终价值目标,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继承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并不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创新,我国对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实践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1978年:关注人的个性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本文以河套灌区为研究对象,针对采用黄河水作为滴灌水源所面临的泥沙过滤、水量调蓄以及高效利用等突出问题,通过研究分析获得如下结论:
(二)1978-2000年:解放发展生产力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关注他的行动,及时制止他的不正当行为,使他没有可乘之机,在我严格的教育下,他有所收敛。有时还会对着我可爱地笑,亲近我说话,这时我就抓紧机会与他交流,表扬他最近不和同学打架,课堂上认真听课了,也会举手发言了,他听了脸上泛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
(三)2000-2012年:增加物质资料进一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1一般资料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我院对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了分析研究,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有50例。对照组有24例女性和26例男性,最小23岁,最大75岁,平均(42.73±10.76)岁;体重最低42 kg,最高82 kg,平均体重(63.89±6.04)kg。观察组共有25例男性和25例女性,最小25岁,最大74岁,平均(42.58±10.47)岁;体重最低41 kg,最高82 kg,平均体重(63.21±6.26)kg。两组的普通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可以开展比较分析。
(四)2012年至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特有的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达到相应水平,也可以提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每次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9](P509)理想是属于精神和意识的范畴,理想中的自由再美好也只是存在于意识中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只有生产活动的实践才能得出供养自由的硕果。“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使国人振奋和自豪。面对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应清醒的意识到,目前我们的经济总量还难以供养14亿人口实现真正的自由,中西部发展差距悬殊,城乡融合还没有取得可预见的成果,收入水平依然存在两极分化。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未被解放的生产力,调动各生产积极性不断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宏观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自身改造自身提供理论基础。微观上,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拥有许多未被开发的生产要素,然而现实中由于体制的缺失多被浪费,要加强对农村这个大市场,资源腹地的研究和开发,以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前提任务,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生产总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要想破除人对物的依赖实现真正的自由,不是不去生产,而是尽全力发展生产,使物质财富丰富到人不再受它束缚的程度,同时创造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环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理论上,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教训,得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应该朝着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去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拉回到“人”上,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实践和发展。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深化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摆脱自然界的束缚,为实现人对自然的自由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可以实现人的社会自由。这与马克思设想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一致。因为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状况,在虚假的“共同体”中自由只是相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的,而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除阶级,使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而非某一阶级的成员。只要人真正实现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成为必然。在实践上,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通过教育“将人的素质的培养和人的本质的丰富相结合。”邓小平认为教育是人获得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基础,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来逐步向人的自由本质靠拢,科教兴国战略也由此而来。制定并改革教育体制,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便开始了中国化的初步发展。毛泽东历来主张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自由首先表现为个人独立性”思想的继承。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是不依赖于人和物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人们还没有获得政治解放,经济上的物质贫乏,使人们同时受到人和物的限制。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相应的思想观点。早在1944年8月毛泽东审查一篇待发表的社论时就提出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族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6](P239)毛泽东把个性的不独立不自由与专制主义相联系,指责专制主义压抑摧残人的个性,导致了人性的愚昧、创造力的停滞和发展的落后。这无疑表明了毛泽东对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的重视,并把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经济上,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同样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带给中国人残酷至极的压迫,这种环境不仅压抑了中国人的个性,而且也间接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深刻指出了专制主义教育对人个性的巨大毁灭性,“为把人格主义教育的着力点从泯灭个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应设计出‘合理的教育’模式,使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7](P678)接受教育的同时又能从事工作维持生活,对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来说是一举两得的解放。
三、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实践的基本经验
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发展于实践,理论检验于实践。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检验其正确与否,只有不断地扬弃才能推进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七十年来,党的每一领导集体都以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结合自己时代的历史背景,不同程度的丰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形成了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任重道远,新时代要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传承中国化历程中的有益经验,坚持在守正中创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赋予时代活力。
进入21世纪,江泽民同志代表的党领导继续坚守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于党的十六大写入党章,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无疑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彰显了党和国家矢志不渝的发展生产力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愿望和决心。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认识,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仍为第一要义的基础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路径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为人民创造更加可持续的生活环境。新的发展条件下,人民有了不同的需求,党及时回应人民需求,为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生建设,更加注重“三农”问题,生动诠释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国家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用于落实人民创业积极性和生态建设的投资逐渐增长,“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 ”[8](P2)另外,注重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加强分配格局的合理有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一)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继承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并结合新的实际实现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首先,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认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缩短人的劳动时间进而增加自由时间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展现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涵更加丰富,对物质文化的追求从量转变为质,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九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足以体现我们党为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一要求下,一系列现实举措如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随之落地生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人民所向往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如果说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那么今天这些新成效就得到了检验。毋庸置疑,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建设都取得了令人民满意的成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再次,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1](P6)新时代党对自己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对目标实现的决心和信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群众路线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新时代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前提。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全体人民的合力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人民的呼声同时代表着国家发展中需要改善的部分,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关切,才能实现全面的发展,反之,不仅人的自由个性难以发展,执政党也会失去群众基础。事实上在每一历史时期内,“全面发展”的“全面”含义都有所不同,它指向的是具体历史时期内,具体生产力水平下人的不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到新时代更高的定义人民所需求的美好生活,都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关切人民的呼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新时代人民的全面发展包含物质、精神、政治、生态等多方面。党为实现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始终不遗余力,生态建设也取得了不小成果,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官本位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官员,他们缺乏理想信念,视人民利益为无物,或者为了政绩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更有甚者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及家族谋取利益,严重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打造一支干净、忠诚、担当的干部队伍。
(三)关注人的情感解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建国7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奋斗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收入水平在逐年提升。这本是令人欣慰的图景,现实中却带来了负面影响:人的主体地位让位于“物”,整个社会趋于“物化”。追逐金钱,追逐物质成为普遍性现象,企业组织表现为获得更高的利益打着企业文化的幌子漠视国家法律,强行要求员工无偿加班,增加员工劳动强度;个人表现为人际关系物化、审美观物化,方方面面被“物”驱使。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劳动时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无限的贪欲和忌妒心是劳动异化形成的人性根源。”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P54)在“物”的统治秩序中,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在情感上都不可避免的难以得到满足,更有甚者还可能因压力过大而走上极端。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不会出现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但“物化”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残害着人的精神世界。要及时扭转这种状况,需要政府部门和个人共同做出改变:党和政府在不断改善分配状况,完善社会福利的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严厉打击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个人要增强权利意识,勇于以法律维护自身利益,除此之外,个人应注重加强精神建设,自觉抵制“物”的侵袭。这样才能使人的生活工作融为一体,实现精神的解放。
心律失常属于心血管疾病中较为重要的疾病,主要是由于窦房结出现异常,使激动传导速度减慢、传导阻滞或者异常传导,从而影响心脏波动的频率。心律失常可单独发病,也可由其他心血管疾病合并发作,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具有发病较急、死亡率高等特点,因此需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疗,挽救患者的生命。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合并快速心律失常的治疗中[5],使用盐酸胺碘酮治疗可调节患者心律,对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究中,干预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7.56%)明显高于常规组(90.24%),差异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了盐酸胺碘酮具有较高的治疗有效率,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及使用。
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需要经过漫长生产力发展时期才能实现的人的生存状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的是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持之以恒的建设与实践。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成果。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背景和新的社会矛盾,继续推进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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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蕊.胡锦涛“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2(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19)03-0002-05
[收稿日期]2019-06-05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喀什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实践举措—以南疆地区城乡建设为例”(项目编号:MY2018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于克斌(1995-),山东寿光人,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王辉(1993-),女,山东聊城人,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宽容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黄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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