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程相占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中国诗学、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批评等。近年来，他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是生态美学研究。综观他多年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不论他从事哪个领域，都贯穿着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即强烈的学科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独特的话语创造。也正是由此，程相占教授在从事生态美学研究时，才不断突出生态美学的学科特性，并且在深入阐述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程相占教授为生态美学量身打造了一系列概念，比如，生态审美、生生本体、文弊、生态智慧C和生态实在论等。在程相占教授的努力下，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其中，他的3份相关论著已被写入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环境美学”辞条。
关键词：程相占；生态美学；中国形态；治学方法
程相占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中国诗学、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批评等。要说他建树颇丰、取得成就最大的，当然还是他近来投入精力最大的生态美学。自从他从事生态美学研究以来，不但致力于从学理层面推进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更是从国际交流的视野中努力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综观程相占教授多年的学术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治学方法，即强烈的学科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独特的话语创造。
一、强烈的学科意识
严格说来，程相占教授是博士毕业之后才开始从事美学研究的。他的硕士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毕业留校时转入文艺学教研室。或许是他这一综合的学术经历，促使他在从事美学研究的时候，具有更为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2001年，无论对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还是对程相占教授个人都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教育部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成立。在中心揭牌仪式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程相占教授受邀做大会发言。他当时提交的论文是《作为形而中学的文艺美学》。文章从文艺学和美学相比较的角度，突出了文艺美学的独特性，并借鉴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它命名为形而中学，观点新颖，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扬。同时，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还着重探讨了美学的学科属性，指出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存在的误区。他认为：“如果以美学这一学科所产生并成熟于其中的德国古典美学为参照的话，20世纪中国美学在学科定位上出现过严重错位，在主导观念与基本命题上发生过严重离题。”[1]208在他看来，“美学（Aesthetic，直译应该是‘感性学’）并非要研究什么望文生义式的‘美’，它所关注的‘感性’起码有两层意义：一是针对科学理性的感性，它以非概念的体验的方式出现，展示心灵有别于逻辑思维的另一种功能；二是针对欲望的感性，它以超功利的姿态出现，展现心灵超越欲望的自由需要。”[1]209其实，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自从鲍姆加滕创立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认同鲍姆加滕的感性学，有的转向艺术哲学，而有的则回到古典美学的思路继续探讨美的哲学。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美的哲学的思路逐渐占据主导。在这里，程相占教授为什么坚持回到鲍姆加滕的定义上去呢？其实，这其中包含着他对学科定位的独特思考。2003年，他在《“非主流美学”视野中的文艺美学研究》一文中指出：“衡量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最终该学科的学术史意义：它为我们的学术史增添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质言之，它为人类生产了什么有价值的知识。”[2]106也就是说，我们在衡量一个学科的时候，不能离开学术史，只有从学术史的角度才能真正揭示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美学而言，如果仅仅是美的哲学的话，显然它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那么，鲍姆加滕为什么还要创立一门新的学科呢？显然，它与当时的哲学认识论转向密切相关，其中包含着美学研究思路从客体向主体的转变。从大的时代而言，美学学科的诞生与现代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关联，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也是程相占教授所论述的美学作为感性学的“感性”所包含的两层意义的原因。只有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才能明白鲍姆加滕把美学定位为感性学的原因，也才能明白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诞生的意义。
生19：老师，其实不一定要是直角，只要∠C1AB=∠C2BA=∠EDF就有△AED∽△BDF，只要当∠C1AB=∠C2BA=∠EDF ，D是AB中点就有△AED∽△DEF∽△BDF．
同样，生态美学的出现，对美学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只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审美范畴——生态美或环境美呢？程相占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生态美学由生态危机引发的当代美学思考，它不是作为关注生态美或环境美而存在的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受生态学的启发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2012年，在《环境美学对分析美学的承继与拓展》一文中，他在论述了瑟帕玛的环境美学与分析美学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程相占教授指出：“瑟帕玛对于鲍姆加滕的感性学之本义‘审美学’有着精深的了解。然而奇怪的是，他在自己的环境美学研究中完全放弃了‘审美哲学’而仅仅抓住‘美的哲学’——他的论著的标题‘环境之美’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内在逻辑是：美学是研究‘美’的，环境美学当然就是研究‘环境美’的，而环境又被他理解为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所以环境美学所研究的就是物理环境的美，或客观存在于物理环境之中的美。瑟帕玛对于鲍姆加滕美学观所做的断章取义的接受，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环境美学的深度与高度。”[3]由于瑟帕玛仍然秉持美的哲学的观念，环境美学也只能是研究环境美的学问，如此，在学科意义上，他的环境美学只是扩展了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学术创新，由此也限制了瑟帕玛环境美学的学术贡献。
2013年，程相占教授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文中全面阐述中外生态美学已有的四种立场，同时也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即第五种立场。这五种立场分别是：“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与二水分流；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4]122既然已经有了四种立场，特别是第四种立场已经是中国的生态美学立场，为什么他还提出第五种立场？这与他所持的美学观密切相关，他认为，如果说环境美学与艺术美学还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差异的话，那么，生态美学则应是借生态观念对美学进行重构。因此，他说：“不同于第四种立场所秉持的生态美学观，第五种立场认为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审美学’，其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这既是对‘美学’之本义‘审美学’的回归，也是对生态美学核心问题的简明界定。”[4]128关于这一点，他在2015年发表的《论生态美学的美学研究与研究对象》一文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构建生态美学的前提是确立恰当的美学观，然后从美学观的角度提炼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观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美感—艺术’的三元模式，它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背离了鲍姆加滕美学的‘审美’而退回到柏拉图意义上的‘美’。中国生态美学依据这种美学模式所创造出的‘生态美’概念，根本无法深入解释当代生态审美活动，因而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5]他认为，朱光潜在引入鲍姆加滕美学定义的时候，断章取义迎合了当时的美学讨论，造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严重错位。如今生态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超越，绝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审美范畴，而应该一种美学观的根本变革。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明确了学科定位，才能更好地展开相应的学术探讨。正是程相占教授这种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才促使他对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Child and Family Agency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是否适用于根据公法提起的父母责任事项？之所以存在此争议，是因为《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1）条明确规定，管辖规则适用于与父母责任的归属、行使、授权或终止等“民事事项”。
（二）译介西方最前沿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成果。2008年一年，他集中翻译发表了3篇西方生态美学文章，有阿诺德·伯林特的《审美生态学与城市环境》（学术月刊》第3期）、墨涅拉奥斯·特里安塔费卢的《审美与景观评估在可持续发展规划中的结合》（《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埃米莉·布雷迪的《走向真正的环境审美：化解景观审美经验中的边界和对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2012年3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创刊，程相占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程相占教授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开辟专栏定期介绍国外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最新学术进展和最新出版书目。2013年，他和柏林特共同策划“国际美学前沿译丛”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出版第一辑，有阿诺德·伯林特的《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程相占、宋艳霞译）、格林·帕森斯和艾伦·卡尔松的《功能之美》（薛富兴译）、韦尔施的《进化论视角与美学新方向》（王卓斐译）、勃朗的《走向环境美学》（尹航译）。目前，第二辑正在编辑之中。
二、广阔的国际视野
由于西学东渐，在中国包括美学在内的众多现代学科，可以说都是舶来品。因此，在从事相应学科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国际视野，更离不开对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但是，程相占教授由于其的学术经历，“须臾没有忘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9]78，使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时候，并没有走向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突出了对西方美学资源的参照与对话，突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无疑，这对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的构建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学术态度。
（一）撰写西方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发展脉络的文章。2009年发表《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文学评论》第1期）一文，向国内学界全面介绍了美国生态美学发展的情况。2012发表《环境美学对分析美学的承继与发展》，向国内学界介绍了环境美学在西方诞生的内在逻辑。2013年发表《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向国内学界全面介绍了国内外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并确立了他自己“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的第五种学术立场。2015年发表《环境美学的理论创新与美学的三重转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西方环境美学在新世纪的深化与拓展》（《学术论坛》第4期）等文章，进一步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创新以及在新世纪的最新发展趋向。
程相占教授在从事生态美学之初，就贡献了一个重要概念“生生本体”。2001年，他参加在西安召开的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是《生生之谓美》。他并没有使用惯常的生态美学这一称呼，而是试图构建一种以生生本体为基础新的美学形态——生生美学。他认为，生态美学既然是对生态危机的关注，那么，就要对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即人类的文化展开思考，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恰恰是人类自身的文化模式，而中国古代《易经》中的“生生”理念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说：“我们倡导生生本体论，将以之为基础的美学称之为‘生生美学’：它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且关注人类的‘优存’——优化人类的存在。这表明，我们最终要论证一种新的文明理念。”[15]2005年，在他为去美国访学准备的面试文章《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与当代生态美学构建》一文中，进一步突出了“生生”观念对构建生态美学的意义。他指出：“西方环境美学的关键缺陷在于，受西方现代科技意识形态的统治，丧失了终极形而上学预设，特别是在西方现代自然观中，自然只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没有内在独立价值的物质材料，其功能与价值仅仅在于能够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强权欲望。”[16]中国以“生生”为代表的文化理念，恰恰可以为西方环境美学提供形而上学的理论支持。这也是他后来进一步提出概念“生态智慧C”的最初理论动因。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中国形态的构建的推进，程相占教授提出的以“生生本体”为基础的生生美学，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2017年10月20日，曾繁仁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使“生生美学”这一名称在学界声名鹊起。在曾繁仁先生看来，“‘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17]当然，程相占教授与曾繁仁先生对生生美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妨碍程相占教授在生态美学话语创造上的学术贡献。
考虑到煤炭矿区规划分阶段实施，评价指标提出了阶段指标值，即近期(2010年)、中期(2015年)及远期(均衡期)目标值，详见表1。
（三）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2008年他邀请阿诺德·伯林特、保罗·戈比斯特和王昕晧组成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2013年，项目顺利结题，出版中英双语著作《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通过这次项目合作，程相占与团队成员不但进行多次学术交流，还和伯林特展开了一次富有意义的学术交锋。2016年，柏林特在国际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对中国生态美学特别是程相占教授的观点提出商榷。他认为，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突出强调了生态知识的参与，可以说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如出一辙，这样则会使美学重新落入柏拉图以来的认识论话语霸权，“这不是一个科学在美学中是否相关或者有用的问题，而是一个霸权问题”[12]。其实，程相占在《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中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生态审美包含四个要点，生态知识仅仅是其中第一个要点，并且生态知识是在生态伦理意识的引领之下的，并且最终要转化为情感体验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是截然不同的。面对伯林特的质疑，程相占教授发表《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给予积极回应。在文章，程相占教授总结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六种联结方式，并特别指出单就生态知识的参与而言，伯林特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使对知识与审美作为严格区分的康德，也并不是完全排斥知识的。“康德只不过是通过对比审美判断与认知判断（或曰逻辑判断）的差异来说明审美判断的特点，他丝毫没有否定审美与认识的关系。”[13]通过这次学术交锋，程相占教授一方面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另一方面深化了对生态学与美学联结方式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身—心—境”三元论生态审美模式。同时，值得惊喜的是，由于项目成果著作是中英双语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加拿大著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松把此书写入他为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环境美学”辞条。2017年，卡尔松在国际英文期刊发表《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在文中，他不但对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给予积极肯定，同时程相占教授论论述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五种立场之外，提出了第六种立场即在西方要“借鉴生态美学发展环境美学”[14]。
通过访学，程相占教授彻底突破了语言障碍，充分占有了西方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详尽资料，也从而确立了他“人生下半场”的生态美学研究思路和目标，即“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程相占教授访学回国后，所做的主要工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项。
程相占教授在治学之初，就具有初步的国际意识。作为他学术研究起点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试图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叙事诗进行研究；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文心三角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转化》，试图从现代文艺理论的角度重整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他的早期论文如《〈巴黎手稿〉与〈文心雕龙〉互动诠释》《陆机〈文赋〉与文艺学的元问题》等都包含着鲜明的中西比较的视野。2005年，他在《“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一文中，明确提出：“在自觉而充分地吸收中国轴心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有效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并能够与世界一流学者平等对话的理论学说。这种学说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之日，也就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成功之时。”[10]当然，程相占教授真正能够自信地站在国际视野的角度，自如地参照西方理论资源进行生态美学中国形态的理论构建，还是他从美国访学归来之后的事情。
在基层实验室建设中，由于工作人员监督不到位，建设中常因布局问题对实验操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基层兽医实验室布局中，部分县只是为应付考核，而没有进行科学的功能室布局。这样就会给实验室的安全带来一定的问题，使实验过程常会出现病原微生物泄露造成大面积的病菌污染。另外，在实验配置方面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或者没有安装专门的过期药品处理池，这些在细节上的疏忽都会给实验室建设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当然，程相占教授的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也反映在他所关注的其他领域的研究中。2010年，他在国际英文期刊发表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出现了三次生态批评浪潮。生态批评领域的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学批评’。但令人不满意的是，大多数生态批评研究更像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学批评’。”[6]也就是说，生态批评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批评，它的对象应该是生态文学，关注生态文学的内部或美学特征。由此，生态批评应该从生态美学那里汲取相关理论成果以弥补其理论的不足。令人非常值得敬佩的是，程相占教授对这一倡议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在了实处。2016年，他专门写了《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一个中国的视角》，在文中，他尝试着从生态智慧和生态审美的角度分析了几首中国经典诗歌，“以期能引起生态批评对生态文学和艺术审美维度更多关注”[7]。2011年，他在《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一文中对身体美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新的阐述。他指出：“完整的身体美学不是舒斯特曼坚持的‘三分法’，而应该是另外一种‘三分法’：一、身体作为审美对象；二身体作为审美主体；三、身体化的审美主体与身体化的审美活动。”[8]其实，身体美学本来就是由舒斯特曼创导的，但是程相占教授并没有完全赞同舒斯特曼的观点，而是提出了自己对身体美学学科构建的思考。
离开中汕厂，阿花很开心，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你的本事不小嘛。她怎么夸我，我都笑不出来。我说，你不是说靠实力竞争吗？咋给黄立回扣了？阿花点着我的脑袋说，笨，你太老实了，这年头做事，没回扣怎么行？
可以看出，生态美学作为国际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需要国际视野，世界同样需要中国学者的声音。只有在交流与对话中，我们才能准确定位生态美学发展的方向，也才能为生态美学的发展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独特的话语创造
程相占教授对自己的治学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学术跋涉的步伐能够尽量坚实些，尽力留下容易辨识的足迹”。这并非单纯地标新立异，而是程相占教授对自己提出的极为严苛的要求。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他要求自己对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为此，他在从事生态美学研究的时候，不但坚持了自己对美学观的独特理解，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为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的构建贡献了十足的力量。
为了突破语言障碍，熟练掌握英语，程相占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此，自2002年起，他主动承担起了文艺学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教学，在实际的教学中督促自己的英语学习，同时报了辅修班，学习英语口语。在这期间，他那河南式的英语发音曾遭到学生的嘲笑，他那近乎着迷的学英语的方式曾遭到同事说三道四，但这些他都不在乎。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他成功通过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面试，获准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他十分珍惜此次访学机会，在去美国之前做了周密的学术研究计划。在这短短的一年中，程相占教授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广泛搜集资料，彻底摸清国外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研究情况；二是广泛和国外生态美学研究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2008—2010年，他陆续发表了在哈佛访学期间与杜维明、劳伦斯·布依尔、阿诺德·伯林特、宇文所安和田晓菲等六位学者的对话（2011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哈佛访学对话录》）。另外，这次访学，对程相占教授影响很大，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待学问的敬畏、执著和认真的态度，给予他很深地触动[11]。
由于语言和地域的隔阂，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外学术交流仍然是有限的。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西方已经诞生了200多年了，我们引进过来也有100多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出版鲍姆加滕《美学》的中文全译本，我们对美学学科本身仍然存在着诸多误解。生态美学更是如此，生态美学在中国诞生之初，很多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的首创。现在看来，难免有孤陋寡闻之感。但这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1世纪初的事情。因此，2001年，程相占教授自从撰写第一篇生态美学文章《生生之谓美》开始，便决心出国访学，去国外亲自搜集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第一手资料，以期站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构建生态美学，真正推动生态美学向纵深处发展。
施工完成1～2个月后，对高速K53+200—K54+200路段进行聚丙烯纤维微表处施工质量检测，每隔200m对渗水系数、路面构造深度与摆值进行抽检，其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与之相关，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文弊”。2003年，他在《“非主流美学”视野中的文艺美学研究》一文中，试图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阐述作为“非主流美学”的文艺美学的命运和使命时，提出了八个关键词，其中第五个就是“文弊”。他提出：“‘文弊’又作‘文敝’，在中国古代颇为常用，大致上也是‘文明’的反面，如当代新儒家人物牟宗三先生，就曾用‘周文疲弊’指代‘礼坏乐崩’这一先秦子学兴起的背景。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诸如弊端、弊病、弊政、兴利除弊、弊绝风清等，使我们很容易领会文弊的含义。我将之改造为一个文化哲学概念，用意在于强调指出人类历史的阴暗、险恶乃至罪恶的一面。”[9]76后来，他把这一概念用于生态美学研究，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恰恰在于“文弊”，而“审美活动的主要功能是对于‘文弊’的超越”[18]。2015年，他在《从“文弊”概念看“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一文中，从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相区别的角度，进一步提出“文弊”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义。
为了在国际对话中发出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声音，他把“生生本体”“文弊”和其他相关理论提升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话语“生态智慧C”。2013年7月，他受邀参加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的第19届世界美学大会并做大会主题发言。程相占教授提交的文章是《交融美学、生态智慧C和生态审美》，首次提出“生态智慧C”，会后伯林特教授选取了参与本场会议的五篇论文进行编订，刊发于他主编的《当代美学》电子期刊上。“生态智慧C”包含八个英文首字母是C的关键词：“1．中国文化，我的文化背景；2．儒家思想，我把它看作是全球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化象征；3．存在的延续性，中国美学形而上和本体论的承诺；4．生生，《易经》中表达的概念：天地之大德；5．同情，它主要体现在庄子的“赏鱼之乐”哲学故事中，意味着我们理解所有生命的能力；6．程颢，宋代哲学家，他的美学思想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关于生态审美的最系统表达；7．共同体，生态学关键词，利奥波德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的生态意识的思想；8．文弊，程相占在生生美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关键词。”[19]可以看出，”生态智慧C”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程相占教授认为伯林特的交融美学理论对于生态美学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伯林特试图从亨利·柏格森的理智同情理论、里普斯的移情说、杜威的“活的生物与环境的互动”等寻求理论上的支持。受阿伦·奈斯的生态智慧T的启发，程相占教授认为可以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概念——生态智慧C，给予理论上的支持，并且“生态智慧C”所提供的不是生态学或生态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持。反过来，我们可以从“生态智慧C”的角度重构伯林特的交融美学理论，构建属于我们的生态审美交融理论。2019年，他在《与自然一起创造：生态智慧作为一种拯救地球共同体的生态理性》一文中对生态智慧做出一点补充，他说：“生态智慧C应该再增加上一点作为第9点，即交往理性，这样可以更加全面。”[20]
其实，他提出的对生态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概念应该是“生态审美”。这与他对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相关，也与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构建密切相关。生态美学在中国诞生之初，是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的，它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环境美或生态美。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深度的生态美学论文中这样写道：生态美学“以研究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21]。我国第一部《生态美学》一书中这样论述道：“生态美学的研究，是当代生态文化观念对相应的审美现象的再认识，它把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审美观，提高到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形成生态美这一特定的审美范畴。”[22]程相占教授认为生态美学其实并不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生态文明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美学观。因此，对生态美学而言，生态环境美或生态美这样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它真正的研究对象应是生态审美。这一概念在他的2013年发表的《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中首次提出，在同年发表的《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一文中得到了深入论述。他在文中指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地审美’（to appreciate ecologically），即‘生态审美’，它的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地审美’，亦即‘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23]120生态审美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它包含四个要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前提，三个步骤’。一个前提是指‘以审美交融代替动宾式的审—美’，目的是澄清主宰审美理论的主客对立这种二元论的思维误区；三个步骤具有层次推进、层层深入的关系——具有了生态意识，传统的审美就开始转向生态审美；具备了生态知识，生态审美就会深化；明确觉悟到人类审美偏好及造成的灾难，就会自觉地省察、反思、批判传统审美而达成生态审美。”[23]125随着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入，生态环境美或生态美作为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学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生态审美的关注却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程相占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
最近，程相占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生态实在论”。2019年，程相占教授在《生态美学的八种立场及其生态实在论整合》一文中，总结了国内外生态美学的八种学术立场，即：“生态学立场（1972年）、生态艺术理论立场（1983年）、现象学立场（1989年）、生态美立场（1995年）、生态存在论立场（2002年）、生生本体论立场（2002年）、实践美学立场（2004年）、生态型美学立场（2011年）。”[24]186各种立场之间，很难说，严格区分，也很难说谁比谁优。那么，能否把这众多立场整合在一起的呢？在他看来，可以为生态美学寻找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即生态实在论。他说：“本文尝试着提出一种新的实在论，即‘生态实在论’（ecological realism）。其基本含义是：由生态学科学所描述的、所揭示的自然现象都是真实的、实际存在的；其基本思路是：整个宇宙可以视为一个最大的生态系统整体，而地球生态圈则是这个生态系统整体当中的微小部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长期进化的结果，每一种生命形态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根本机制就是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之简明地概括为‘适者生存’。”[24]192在笔者看来，“生态实在论”的提出，是程相占教授生态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或者说转折。因为他所坚持的鲍姆加滕的审美观，带有主观论的痕迹，也有使生态美学有走向主观观念论之嫌，而“生态实在论”恰好可以很好地给予纠偏。
程相占教授一路走来，成果丰硕，但也步履艰辛。他是一个视学术为自己生命的学者。心无旁顾，一心向学。对于学术，他永远抱有一颗赤诚的童心，也是这颗童心，促进他保持着不断的创造力。当然，程相占教授的这种治学方式，未必会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有的可能甚至不理解。但是，反观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经历了太多的学术热点，但是能够持续下去并能取得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的热点并不多见。生态美学应该算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不能不说是包括程相占教授在内的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希望程相占教授永远保持这颗学术的童心，为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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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维山，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研究。
编辑：宋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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